序言

四川省社科院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杨先农

邓小平同志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并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他从工人、县委书记到党的总书记、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实践，使他具有丰富的管理思想和实践经验，既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理论，也有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管理理论；既有关于经济的管理理论，也有关于文化、社会、企业的管理理论，其中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国特色管理哲学思想，是邓小平理论重要的组成部分。

邓小平中国特色管理哲学思想，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反映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邓小平中国特色管理哲学思想的精髓，是这一思想理论得以成立并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和理论基础。邓小平纠正了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中“左”的错误，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作为出发点和根本点，贯穿到了整个邓小平中国特色管理哲学思想的始终和各个方面。一种思想之所以能够形成理论并能够指导实践，不仅是因为这个思想理论有一个需要着力研究和解决的中心问题，以及围绕此问题而展开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关键是要有一个统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贯穿于其中，而贯穿其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这个思想理论的精髓。正是凭借着特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深化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总结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的经验与教训，思想闪光才会逐渐系统化而凝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邓小平强调和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并深刻地阐明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辩证关系，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中国社会主义，邓小平强调要“走自己的路”，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在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此同时，党对于中国国情的基本判断和定位也比以前更准确、更深刻了，认识到离开社会发展阶段搞社会主义建设只能是空想和盲动。在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党的十三大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阐述，科学地指出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要从这个实际出发，并进而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路线。这样，有着正确的思想路线，有着在此路线指导下形成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中国特色的管理实践也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各个方面的中国特色管理实践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丰富经验。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政治、科学、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课题，形成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及其组成部分邓小平中国特色管理哲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是一条贯串邓小平中国特色管理哲学的红线，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不可能创立邓小平理论，也不可能有邓小平中国特色管理哲学。

邓小平中国特色管理哲学思想，继承和弘扬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管理思想智慧。邓小平强调指出，中国搞社会主义，要有中国的特色，邓小平中国特色管理哲学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明，积淀了厚重而丰富的管理思想，无论是管理目标、管理方法、管理手段、管理途径等对形成中国特色的管理哲学思想具有深远的影响。脱离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不可能枝繁叶茂、保持强大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管理哲学，必然要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加以吸纳、继承和发展，从而被赋予鲜明的中国特性、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邓小平提出的“建设小康社会”的管理目标，就是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社会管理思想的光辉范例。在邓小平之前，关于“小康”的管理思想曾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小康”最早见于《诗经·大雅》篇“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是说人民劳累困苦，希望过安逸的生活。《礼记·礼运》篇中孔子把上古时代的黄帝、尧、舜所管理的以“天下为公”的社会称为“大同”，是最为理想的社会。他认为，后来“大道既隐”，出现了私有制度和“家天下”，战争也由此而起。但因为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在管理实践中都很重视“礼”，以礼作为管理伦理的核心，协调个人、群体和社会三者的利益链；以礼来制订管理标准，以决定是非、成就信用、惩罚过失、倡导仁爱、讲究谦让，使社会能达到政治清明、人民生活安逸的管理目标。孔子把“六君子”所治理的社会状态“天下为家”称之为“小康”。小康社会思想在海内外华人文化和日本等东亚各国文化人中有较大的传播，邓小平关于小康社会管理目标的论述，是继承和发扬传统思想而赋予其全新意义的一个典范。邓小平所说的小康社会是现实的管理目标，是指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温饱有余、但还不富裕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借用了小康社会这一融入到民族心理的词汇，来说明中国特色管理的“宏伟目标”，需要“雄心壮志”和经过巨大努力才能实现，当我们达成这个管理目标的时候，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和能够“接近发达国家”。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层次，与中国现代管理有着深刻的联系，中国特色管理哲学要在治国理政上发挥突出的作用，就必须彰显出立足于本民族的思维及行动模式的特点。邓小平以中华民族的文化风格，来表述管理哲学的中国话语，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管理思想理论，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民族性，给我们树立了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辉典范。

邓小平中国特色管理哲学思想，注意借鉴国际上先进的管理理论和实践经验。邓小平深刻地指出，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邓小平主张并反复强调应实行对外开放，而且把实行对外开放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时代潮流的这一变化，使发展成为首要任务。如果我们仍然闭关自守、思想僵化，就会错失机遇，贻误发展，中华民族就有被时代潮流淘汰的危险。邓小平正是从时代主题变化的实际出发，认真思考了中国的战略选择问题，果断地提出调整战略，“抓住时机，发展自己”。邓小平在著名的“南方谈话”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不行，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他认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加强，对外开放成为各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共同经验。邓小平认为，我们不仅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而且还应该通过对外开放，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一切有用的东西；应该通过有计划地实施对外开放，使我国彻底从过去那种封闭状态中解脱出来。他认为，不仅要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也要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放。不仅经济上开放，而且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都要开放，要实行全方位的开放。这是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新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形势下的新发展。邓小平以大开放促大发展的魄力，提出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邓小平把中国的发展放到世界的大背景上去考察，指出要敢于大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先进技术、先进经验和管理手段，在国际竞争中去比较、补充和发展自己。邓小平以其思维的开放性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看到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它创造了比人类社会以往任何时期都要丰富和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人类宝贵的文明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这些宝贵财富，既是人类历史发展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华民族自信心的表现。由于邓小平非常注意吸取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极大地推动我国企业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外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掀起了中国企业管理创新的高潮。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在引进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的过程中，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模式被引入我国的企业中。一时间，许多企业都风起云涌地搞起了企业文化，在全国掀起了企业文化的热潮。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革命、知识经济时代进程的加快，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竞争环境的变化，传统的组织模式和管理理念已越来越不适应这种环境，其突出表现就是许多在历史上曾名噪一时的大公司纷纷退出历史舞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对以当时风靡世界的企业文化管理“四重奏”为代表的西方企业文化理论，进行了积极主动的探索和引进。当时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东、南部沿海地区和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国际交往过程中首先接触并引进了这种先进的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随后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兴起了“企业文化热”。其主要表现形式为，积极探索与尝试在企业中建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培育社会主义企业核心价值观，树立企业精神，维护企业品牌，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化的企业文化管理活动等等。从此，企业文化建设大潮在我国一浪高过一浪，新的企业文化管理模式创新层出不穷，形成了“百花齐放”的中国企业文化管理的格局，优秀的企业文化对企业发展所发挥的巨大推动力，为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者和员工所认同，企业文化管理越来越受到各方面重视，由此又促进了企业文化建设不断地向纵深发展，在当代中国企业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而所有诸如此类成绩的取得，都是与邓小平中国特色管理哲学思想的先导性指引分不开的。

邓小平中国特色管理哲学思想，积极探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路。邓小平中国特色管理哲学思想在初创时期，就提出过目标责任制、反对官僚主义、本本主义、坚持群众路线、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改革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提出权力下放、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守纪律、讲规矩等重要主张。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更加注重对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邓小平对传统社会主义存在的体制性管理弊端认识得非常准确，他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邓小平认为这是中国管理层面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如何拔掉这个总病根，邓小平把民主与法治纳入了中国特色管理哲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深刻总结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民主法制建设中的经验和教训，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改革开放的宣言书中，第一次明确指出了制度的决定性作用：“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由于有历史传承原因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的限制，我们长期主要依靠政策而非法律实现对国家的管理，中央和上级部门负责制定政策，各级干部负责贯彻。但政策的非一致性和“人治”管理方式的多变性，致使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常常受到不良影响，缺乏足够的管理法规，良好的管理秩序和管理预期。邓小平认为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他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与法治的本质、民主与法治的关系、民主与法治的功能与价值、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主法治建设等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邓小平主张要通过深化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正确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逐步做到“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在邓小平中国特色管理哲学思想中，已经开启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路。

邓小平中国特色管理哲学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当代价值。过去对邓小平中国特色管理哲学思想，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是邓小平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国内鲜见这方面的专著。《邓小平中国特色管理哲学思想研究》一书，对邓小平中国特色管理哲学思想的定义、主要特征、理论基础、精髓、核心、主题、目标、战略、价值标准、党建理论中的管理哲学、对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运用等重要内容，进行了全方位的系统研究，从邓小平理论中，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管理理论中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梳理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管理和中国共产党的管理提供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探讨了邓小平中国特色管理哲学思想的时代性、民族性、开放性、创新性；提炼出邓小平管理思想的哲学思考功能，为我们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的管理战略智慧，提供了一部具有开拓性的科研成果。希望这方面的理论成果更加丰富、厚重、深刻，这对于适应当前现代化管理实践中管理哲学化趋势，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