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鸦片战争将中国闭塞、落后、腐朽的封建大门炸开以后，中国便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中华民族走上了一条寻求民族复兴的救亡图存的漫长道路。于是，从技术革命到体制改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国民革命，从新文化运动再到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相继成为中国的社会潮流。在这个路途中，一批由开明官绅和先进知识分子组成的民族精英首先冲锋陷阵，率先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角色转型，从而使衰弱的中国迈开了走向现代复兴的步伐。他们用自己的人生和命运抒写了民族国家现代化复兴的悲壮篇章，彰显了中华民族摧不垮的血肉长城和内在的伟大精神，成为我们探寻中华民族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标本。

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先进知识分子一度成为社会革命的主力，他们推动着中国革命的潮流。我们都会数出孙中山、梁启超、黄兴、秋瑾、徐锡麟、陶成章、鲁迅、陈独秀、胡适……一大批名人，他们为中国的独立与富强奔走呼号，不懈斗争，功勋卓绝。在这个阵营中，还有一个人物，我们不能忘记，也值得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这个人就是刘大白。

刘大白是哪里人呢？他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刘大白，浙江绍兴平水镇人，1880年出生，1932年去世。他自幼接受传统教育，国学根基深厚，曾荣膺拔贡，而“五四”运动之后又成了文言文的叛徒；他素怀平民情结，反抗现实社会的黑暗，在现代政治革命、社会解放和体制建构中产生过较大影响。蒋梦麟说：“刘大白先生是一位对诗学、文学、佛学、史学、行政、政治都有兴趣的人。这种人在当时是不多见的。”的确，刘大白的人生中存在着多重身份。他担任过多种社会角色，有着多方面的贡献，尤其对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政治革命、现代教育及文学和文论的贡献很大。

刘大白是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开创者。他横跨近代和现代，文言与白话的诗文俱佳，堪称文体家。他“有伟大诗句”, “有沉挚的诗情”，经历了由旧诗人到新文学的代表人物的发展历程，抒情文学、叙事文学都很有成就。他的诗歌和散文，都热切地关注着世态苍生，蕴含着深厚的思想情感，表现出强烈的主观理想，反映了复杂的心理和情绪。在他笔下，社会历史的变迁和政治风云的变幻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这是以其曲折离奇的人生经历为基础的。他的诗文创作，显示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融合的审美取向，这与他一向重视古代民间的白话文学传统和坚持与生命融合的主体诗学观念关系密切。综合起来看，刘大白的诗歌创作大致分为三个时期：一为旧体诗创作时期。他从16岁起开始做旧诗，至今留下的旧体诗有400余首，收入《白屋遗诗》的有376首。这些诗歌多是社会转型时期的启蒙新体诗，大致经历了由个体情思的孤独沉吟到主体追求的强烈呐喊，再到爱国情怀的忧愤表达三个阶段，风格上也大致由婉约转向豪放再转向沉挚。但他的作品受“诗界革命”的影响明显，往往以白话入诗，并越来越采用比较自由的歌行。这为他走向白话诗创作奠定了基础。二为白话新诗创作时期。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刘大白开始创作新诗，在其短暂的一生中留下了近千首白话诗，在“五四”白话新诗人中，数量和质量出其右者并不多见，而在中国现代新诗体的开拓和建树上可与之比肩者更是屈指可数。他不光是中国红色诗歌的开创者，而且是现代爱情诗、哲理诗、写景诗、儿童诗的开拓者，对各种新诗体的创立都有独特贡献。他的白话新诗也经历了初创期、爆发期、全面成熟期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体现在《旧梦》(后拆散增删成《丁宁》、《再造》、《秋之泪》、《卖布谣》四集连续出版) 中。初创期主要是红色诗歌，表现对光明时代、新的社会制度的向往和礼赞，但多数比较粗稚；爆发期不仅数量多，而且艺术质量较高。他以旧诗中的情意进入新诗，独创新的意境，形成了醇厚质朴但又灵动清丽的风格，显示了“五四”时代精神和早期白话诗的实绩。《邮吻》则表现出艺术上的全面成熟，无论是爱情诗、写景诗，还是红色叙事诗，都代表了刘大白新诗创作的成就和水平。三为新旧融合时期。1927年之后，刘大白既写旧体诗词，又写白话新诗，整个创作向本色回归。如果我们对刘大白诗歌创作的历程有了整体把握，就会发现他的诗歌创作从一开始就是古典与现代并存，即古典的意蕴和当时的白话，构成了他诗歌特有的品质。这时的诗歌创作不是简单的形式上的新与旧共存，而是古典与现代融合，更显民族风格，生命意识更强。刘大白也是现代散文 (杂文) 的开创者，最初的文言散文发表在《绍兴公报》上，“五四”时期以创作白话杂文为主，之后以小品文和政论为主，先后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500余篇散文 (杂文)，还留下了近百封书信，除了结集出版的《白屋文话》、《白屋书信》、《故事的坛子》之外，大量的作品散存于各种报刊中。强烈的现实指向、犀利的笔锋、鲜明的思想和流利的表达构成了它的主要特征。他的《白屋文话》对于新文化建设和现代文学创作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不断再版；《故事的坛子》、《白屋联话》(未结集，系列连载) 在早期散文中也有重要影响。此外，刘大白还创作了小说《心钟》等不可多得的作品。刘大白对于现代文学不仅有创建之功，更有出色的成就。其诗歌和散文，都对新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可小觑。

刘大白是现代很有成就的著名学者。他毕生倾力于学术研究，对于诗学、文论、文字、训诂、音韵、史学和数学的研究都很独到。他提倡白话新诗，但同时强调和倡导诗歌的音律节奏，在白话新诗走向散文化的歧途中无疑是对诗歌艺术本质的一种坚守与指引。他的《旧诗新话》是一部风格独特的诗学著作，他钩沉了中国历代旧体白话诗创作，在一种轻灵的故事讲述中，彰显着中国民间白话诗创作的传统。自然，这是为新诗的创建服务的。《白屋说诗》内容非常广泛，涉及了诗学中的许多问题，是研究中国诗歌和创作新诗的重要参考之作。在早期白话诗人中，刘大白不仅是诗歌声律音韵的坚守者，而且堪称中国诗歌声律研究“破天荒第一人”，其《中诗外形律详说》是开创性的诗学专著。他将新旧诗的声律音韵放在一起来探讨，其规模之大，体系之严，研究之深，探讨之细，认识之独到，堪称中国诗歌声律研究的第一巨著。这些著作在为新诗开道的同时，也是对现代新诗发展的引导，在现代诗学理论中十分重要。我们透过文字的表面，可以看到他对现代新诗体的创建与完善所付出的努力。《中国文学史》开创了文学览胜的经典文学史写作模式，提出了诗体本源说，对白话文发展历程的探讨也很独到，是富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学术精品。《文字学概论》是一项很有特色的成果，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见解，尤其论文字的声韵等许多内容“都是刘氏个人极有价值的发现”，充分显示了它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地位。并且，它指出了《说文解字》的错误，这在文字学界难能可贵。《五十世纪中国历年表》对于中国历史研究和文学研究，都是极其重要的工具书。这种学术成就是卓越的，其视野之开阔，探讨之深入，都非同凡响。

刘大白一生主要从事教育工作，是晚清至民国早期著名的教育家。他先后当过中、小学老师和大学教授，任教的地方有绍兴中西学堂、山阴县学堂、端蒙华侨子弟学校、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杭州安定中学、杭州宗文中学、萧山衙前农村小学校、绍兴省立第五中学、春晖中学 (讲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浙江大学，等等。而且，他先后担任过浙江省教育会干事，绍兴省立第五中学教务主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复旦大学秘书长，上海大学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会议上海分会教育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教育厅秘书，第三中山大学秘书长，国立浙江大学秘书长(并一度代理校长职务，兼任西湖博览会教育馆筹备处主任、教育馆馆长)，教育部常任次长、政务次长，并代理部长职务数月。这种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从乡村学校到都市学校的教学生涯，从教学一线的管理者到国家最高的教育管理者的丰富经历，在近、现代教育史上屈指可数。正是这种丰富的实践经历，又使刘大白形成了独特的教育思想，形成了一笔可观的精神遗产。他一开始从事教育，就树立了唤醒民众、引导他们与时俱进，响应时代变革潮流的基本理想，不仅形成了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强化管理，严格纪律，重视师范教育，推进现代教育的先进理念，而且形成了教育与国民经济建设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思想。在教学上，一方面，大力推行教育改革，推进白话文教学，注重传播新思想新观念，用新知识引导教育学生。另一方面，他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突出素质教育，讲究科学规划教学内容。在管理上，他强调教育普及，强调规范化和制度化，重视师资建设，重视改善教学条件，重视学校精神的培植。尤其是，他反对教育管理者从自己的专业嗜好出发制定教育政策，提倡教育决策要抛开管理者自己的专业背景，一切服从社会发展的需要。应该说，刘大白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发生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为推进中国教育事业的现代化提供了理论基础。至今，他的许多教育思想，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刘大白是一个民主革命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满清王朝的腐败与没落，封建专制统治者的残暴与腐朽，外国列强的肆意入侵与宰割，不仅造成了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而且使底层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从而激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刘大白有很强的爱国主义精神，素怀民本意识和民众情结，不仅自称“寻常百姓”，而且将其住所冠名为“白屋”，对底层民众有深刻的理解和深切的同情。他早年接受了佛家勇猛精进、敢于牺牲、普度众生、慈悲行善的精神，后来又受了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所有这些，不仅使他感应着革命的潮流，并转换为一种强大的主体动力，更使他走向了革命道路。1905年，刘大白加入了光复会，积极支持推翻封建清王朝的民主革命。不久接受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编辑《绍兴公报》，大力开展革命宣传活动。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又力主讨袁，积极宣传和支持“二次革命”，因而被迫流亡海外。在海外，他时刻关注国内的革命情势，并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袁世凯死后，他回国担任浙江省议会秘书长，又为推行民主政治而努力；他讽刺和批判段祺瑞反动军阀政府的劣迹，并致力推进浙江的民主共和制度。“五四”时期，他积极倡导新文化，提倡民主自由，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积极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他关注底层生存状况，反对阶级压迫和剥削，揭露和批判社会罪恶；他呼唤社会平等，提倡妇女解放，主张社会革命。1921年，他参与组织和领导萧山衙前农民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农民运动，虽然失败了，但为后来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提供了经验，尤其是他参与起草农民协会的章程和宣言，为后来的农民运动提供了基本的组织纲领。他对革命组织有着独到而深刻的认识，后来又组织革命团体“悟社”，成立“任社”，出版革命刊物《责任》，积极宣传社会政治革命。因此，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杭州支部、中国共产党杭州党小组能够先后在他的寓所皮市巷3号成立，他成为“助产师”。1924年，刘大白在国共合作期间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加入国民党。但他的思想与国民党右派戴季陶的思想是相反的。他信仰孙中山包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提倡国共合作，反对国共两党闹矛盾、生冲突。他反对帝国主义的入侵，反对列强欺凌中国人民。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时，他联络华侨共同反对；“五卅”惨案爆发后，他积极加入反抗怒潮中，并由此展开了对民族生存和社会革命问题的深入思考。围绕着社会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他发表了一系列的见解，具有重要的思想理论价值，对于革命事业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例如，他提出的坚定革命信念、与时俱进、彻底革命的思想，以及他对于组织的团结与保密、领导素质 (包容力) 等问题的探讨，都是很及时的理论指导；而对于妇女解放的论述非常切合中国社会的实际，他的主张至今被广泛实践着；对于青年组织的论述，至今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应该说，刘大白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刘大白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他站在反对封建文化的前沿，为新文化的建设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从初到绍兴教书开始，他阅读了先进报刊，接受了先进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便开始反对封建文化。他批判封建陋习，批判故乡的腐臭风气，反对封建迷信。在“五四”时期，刘大白成为浙江新文化运动的骁将，被称为浙江一师“四大金刚”之一，“五四”时期“浙江四杰”之一。“五四”退潮后，刘大白还是站在传播新文化的前沿，自觉抵制封建守旧派的反攻，批判新文化阵营中出现的不良现象。而他对新文化的传播，尤其集中反映在他对新报刊的创办上。辛亥革命时期，刘大白就编辑《绍兴公报》,1911年成为公报的主笔；1916年后又受聘于《杭州报》; 1919年起，又先后主编《浙江省青年团月刊》，编辑《教育潮》，主编《责任》、《午钟》和《黎明》，成为出色的报刊编辑。他对于国民的劣根性和偶像崇拜心理的深思，对于国人组织能力缺乏的探讨，对于民俗文化的论述，等等，至今还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刘大白的一生坚守着正直不谀、敢于牺牲、普世泛爱、公而忘私、不断追求、与时俱进的精神，不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和健康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在中国革命史、教育史和思想史上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学术界历来对他关注不够。刘大白为何会被大家忽略呢？原因自然很多，然而主要的恐怕还是因为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我们只要从他的科举拔贡、光复会会员、民主革命者、报馆主笔、政治流亡者、无政府主义者、新文化骁将、早期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国民党党员、教育部次长，以及寻常百姓、教授、诗人、散文家、文学史家、文艺理论家等一系列头衔，就能感受到他既奇异瑰丽而又十分复杂的一生。他一向厌恶举业，但又是晚清最后一届拔贡；他国学根基深厚，工于古典诗文，却又是白话诗文的急先锋，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和不懈追求者；他接受了佛学的影响，但又没有接受那种因果报应、生命轮回的思想，而是接受了普度众生的泛爱思想；他是光复会员，坚决反对封建专制，被迫流亡海外，但当初的革命行动又不如浙江“四烈士”那么激进；他崇拜孙中山，信仰三民主义，但他又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他是“悟社”和“任社”的组织者，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农民运动的组织领导者，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浙江支部和中国共产党杭州党支部的“助产师”，但他又加入了国民党；他的思想与戴季陶等国民党右派是相反的，但他却进入了国民党右派组织的政府中从政；他一向不喜欢做官，反对体制，却官运亨通，走进了体制内，从浙江省议会秘书长做到了民国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并代理部务两个月；他从政，却不唯上是瞻，更不迷恋官场，而“志在学术”；他是一个腐败政府的高官，却“居恒廉隅自节”，素怀平民情结，最后归隐民间，过着清贫的生活，以至“卒之日，贫无以殓”，更无力供养自己的子女读书，“世谓民国官吏如先生者，真足以垂范后来”;他是一个浪漫的人，感情丰富，却又是个冷静理智的人；他追求真爱，但婚姻却非常不幸……如此等等呈现了刘大白人生的多面性和错杂感。自然，在以往简单粗暴的政治定位与排队的学术境遇中，这种状况不仅会使人们对他难以理解和把握，更容易使人对他产生误会和偏见。

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在激流涌动的社会转型时期，凡是有贡献的历史人物，其人生都不是简单的。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简单的人物，都不可能也没有为人类做出过突出的贡献。刘大白做出了这样的贡献，显然与这种复杂的人生状态有关。然而，我们尤其要注意的是，正是这种复杂性，使刘大白这个历史人物显得蕴含深厚而富有研究的价值。一方面，它赋予了刘大白的个体生命以丰富的密码，充分显示了他在古老中国走向现代中国的历程中的心路轨迹和鲜明个性，值得我们去深入解读。尤其是他在社会转型的动荡岁月中，却能处变不乱，始终坚持一个知识分子的操持和理想信念，由此创造出不可磨灭的精神财富，更值得我们去深入挖掘；另一方面，这又超越了个体本位，蕴含着社会转型期丰富的社会信息。人是社会的人，作为社会的个体，总是承载着特定历史时期和境域的基本信息，反映着特定历史时期共同境遇的群体面貌。刘大白如此复杂矛盾的状态，自然在显示他个人的生命特征的同时，又能反映出社会的基本特征。在中国社会由近代走向现代的历史转型过程中，刘大白的人生轨迹，他的思想发展脉络和文学创作历程，他的文学成就和学术贡献，他在现代中国文学史、文化史和教育史上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状和“五四”先驱们人生的基本境况，而且也成为“五四”一代人生命轨迹的镜照，从梁启超到蔡元培，从胡适到鲁迅，从陈独秀到李大钊，从周作人到刘半农，或从改良到革命，或从激进到妥协，或从反体制到走向体制内，或从真革命到假革命……在他的对照下都显出了本色和真相。因此，刘大白不仅仅是个案，也具有普遍性，对他展开探讨，能够揭示出那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共性，为解读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之路提供借鉴。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研究刘大白呢？我们认为，研究刘大白必须树立综合研究的基本观念。因为，面对刘大白这样一个蕴含丰富的复杂对象，任何单一的局部研究都捉襟见肘。一是研究刘大白不能只研究文学家的刘大白，还必须研究作为学者的刘大白，作为教育家的刘大白，作为革命者的刘大白和作为新文化先驱的刘大白，刘大白的多重角色都是互相映衬的，应该树立整体视野；二是研究文学家的刘大白，既不能只研究作为白话诗人的刘大白，也不能局限于某一阶段，不仅应该与其旧体诗、散文(杂文) 和文学理论联系起来研究，而且必须对其创作发展历程予以整体审视，尤其不能就文学而谈文学，脱离社会和人生实际；研究学者的刘大白也不能只研究他的诗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还应该研究他在史学、佛学等其他学科中的成就；研究教育家的刘大白也不能只研究他的从教经历，还应研究他的教育管理工作和社会理想，尤其要突出他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思想；研究革命者的刘大白也不能只研究他的革命生涯，还应研究他的革命思想；研究新文化先驱者的刘大白也不能只研究他的文化活动，还应该研究他的文化取向与文化精神；三是研究刘大白的白话诗，也不能仅限于他初创期的底层叙事和红色抒情诗，还应该研究他的爆发期和成熟期的写景诗、咏物诗、爱情诗和议论抒情诗，尤其要突出一种现代精神。一句话，研究刘大白必须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整体研究。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理解和认识刘大白，对他做出比较客观的评价，并从刘大白的生命轨迹中透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发生轨迹；才能透过他的创作，把握中国文学由古典走向现代的发展轨迹。

然而，刘大白是不幸的。他勇往直前、人道泛爱和甘于牺牲的一生，“可惜未曾为人所歌颂”和“珍重”; “他的诗没有胡适式的浅薄，没有新月派的空虚，没有模仿法国象征派者的怪狂，没有普罗作家的空喊口号”，而“有他自己的情调”，但学界“一般人不注意”他。这种不幸，不仅体现在学术界对他一向的冷漠上，还体现在研究中的单一与表层上，尤其是对他的误读上。至今，刘大白研究仍为局部的，对他的认识很有限，他的整体面貌至今还模糊不清。本书试图改变单一的研究模式，展开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对其一生予以比较全面、准确的把握，作出比较客观、正确的评价，以纠正以往的错误、局限与偏失，使广大读者对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生状况、卓越成就与诸多贡献有一种整体认识，从而填补学术空白，为刘大白研究提供比较全面而正确的史料和信息，为学术界认识和研究近代知识分子走向现代的人生历程提供一种参照和指导，为现实人生提供镜照与启示。

那么，作为由旧而新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刘大白为什么能够由一个古典诗词的创作者转变成一个具有较高创作成就的现代作家？为什么能够从传统的藩篱中冲破出来而成为中国新文化的先驱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先导者？他是怎样从一个经受严厉的封建传统教育的晚清士子向先进的现代知识分子迈进的？后来为什么又从反体制的革命阵营走向了政治体制之内？为什么走进了官场又要逃离出来？为什么不管命运如何浮沉、身份如何变化，却始终不放弃文学、不放弃学术？为什么对现代白话诗文、对现代诗学理论始终倾心不已？他在中国革命史、现代文学史、文化史和教育史上做出了哪些贡献？……林林总总的疑问，我们试图努力作出比较准确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