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明贤引导

如前所述，刘大白出生的古越大地，既是治水英雄大禹的葬地，又是古越国的国都，历来明贤辈出，人文底蕴深厚。不仅大禹“劳思焦身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艰苦卓绝、献身于民的伟大精神传为历史佳话，而且越王勾践在战败后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卧薪尝胆、发愤图强而除雪国耻的复仇壮志更成千古美谈。这种精神，正是绍兴自古以来传承不灭的精神之炬。在越民族的血脉中，抗敌救国、除暴安良、忠奸争斗、以正祛邪、劫富济贫等美德，一直得到传承与光大。

我们从绍兴的传统戏剧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龙虎斗》描写呼延赞兴兵报仇的故事。宋太祖赵匡胤昏庸无道，忠奸不分，任朝中大臣争斗，致使武艺高强的忠臣呼延寿廷为奸相欧阳方陷害致死，呼延寿廷的儿子呼延赞为此兴兵报仇，与赵匡胤展开短兵相交的“龙虎斗”。这个故事反映了越地人民要求为国除奸、报仇雪恨的强烈愿望和刚直倔犟的反抗性格，流淌着古越文化的精血；绍兴目连戏《救母记》也表现了忠贞爱母、坚守信仰、救苦救难和矢志不移的精神追求与主体气节。这种越文化精神，对越地民众的影响是深远的。鲁迅说：“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绎，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力作治生，绰然足以自理。”并说：“身为越人，未忘斯义。”这表明，越文化精神已经灌注在越地人民的血脉中。

刘大白生于斯，长于斯，自小耳濡目染着深厚的越文化，受到越地先进文化的熏陶，传承着越文化精神。在绍兴这一片人杰地灵的土地上，古往今来的明贤精神世代相传，那种拯救苦难、坚贞爱国、坚守信念、毫不妥协、不徇私枉节的操守与品格成了一种基本的价值向度和精神范型，自然也影响着刘大白。不仅大禹的德行垂范着他，嵇康的人格感染着他，而且王思任坚贞的爱国信念也影响着他。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记得二十年前，每逢清明时节，去上我底曾祖母底坟，离坟(坟在前会稽县西裘村山上，离我家约六七里) 不远，路上一定要经过一个小池；池旁竖一石碑，上面刻着“王遂东先生殉节处”。那时我底父亲告诉我说：“王思任先生就是投在此池中殉节而死。”

 

王思任 (1572—1646)，字季重，号谑庵，又号遂东，山阴人。明朝万历四十七年 (1619) 进士，历任兴平、当涂、清浦知县，袁州推官，江西佥事。王思任在国难当前，不蝇营狗苟，以私误国，而是坚守爱国大义。1645年，南明小朝廷覆亡之际，奸臣马士英欲逃往绍兴避难，王思任作书以拒之。信中写道：

 

阁下文采风流，才情义侠，职素钦慕。当国破众疑之际，爰立今上，以定时局，以为古之郭汾阳，今之于少保也。然而一立之后，阁下气骄满腹，政本自由，兵权独握，从不讲战守之事，而只知贪黩之谋，酒色逢君，门墙固党，以致人心解体，士气不扬。叛兵至则束手无策，强敌来而先期以走，至今乘舆播迁，社稷邱墟。阁下谋国至此，即喙长三尺，亦何以自解也！

以职上计：莫若明水一盂，自刎以谢天下。则忠愤节义之士，尚尔相亮无他。若但求全首领，亦当立解枢权，授之才能清正大臣，以召英雄豪杰，呼号惕厉，犹当幸望中兴。如或逍遥湖上，潦倒烟雾，仍效贾似道之故辙，千古笑齿已经冷绝。再不然，如伯嚭渡江，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区也，职当先处胥涛，乞素车白马，以拒阁下。

上干洪怒，死不赎辜。阁下以国法处之，则当束身以候缇骑；私法处之，则当引颈以待麑。

 

这封信激扬慷慨，痛快淋漓地谴责了徇私祸国者的罪行，不仅表现了忠贞爱国的赤诚情怀，展示了强项不屈的崇高人格，而且传达了不同流合污，誓与国家共存亡的牺牲精神。那奉劝马氏的“明水一盂，自刎以谢天下”，振聋发聩，对祸国殃民者予以了悲愤的谴责。尤其是那句“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区”，真是掷地有声的千古绝唱，被广为传诵。1645年，南京陷落，鲁王监国，驻绍兴，任王思任为礼部右侍郎兼詹事，后又升任尚书。顺治三年 (1646)，清军南下，两江失守，绍兴城破，鲁王逃海上，王思任投池殉节，表现出了坚贞不屈的节操与气骨，令人景仰。

长期以来，王思任的这种主体人格、爱国举动、政治信念，已经成为越文化主要的精神表征，一直得到传承与光大，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越地人民。刘大白自小受到熏陶，为他后来在政治上的始终不渝作了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