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近现代《周礼》研究的回顾

《周礼》是一部重要的儒家经典，是三《礼》当中的一部大经，它不但是儒家所认定的“一王大法”，而且也始终是经学史上争论的焦点。孙诒让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完成的《周礼正义》，标志着传统《周礼》研究的集大成，同时也可以说是传统《周礼》研究的终结。在这之后，随着经学传统的瓦解，《周礼》研究也从经学的脉络当中走出，散落到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等相关学科当中。不仅研究先秦历史、考古需要重视《周礼》，合理地利用《周礼》当中的材料，而且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尤其是儒家思想史，同样需要重视《周礼》。为了进一步推动《周礼》研究，在思想史的研究当中更加合理、充分地利用《周礼》，对近现代以来的《周礼》研究作一系统地回顾与整理，对研究《周礼》的各种观点、方法作一反省，是很有必要的。

20世纪以来，有关《周礼》研究的论著相当多，但是在学术界影响较大，对《周礼》研究在观点、材料、方法上起过推动作用的，主要有以下几部论著：

（1）郭沫若：《周官质疑》, 1932年；

（2）钱穆：《周官著作时代考》, 1932年；

（3）杨向奎：《〈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成书年代》, 1954年；

（4）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 1979年；

（5）徐复观：《〈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 1980年；

（6）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 1991年；

（7）金春峰：《周官之成书及其反映的文化与时代新考》, 1993年。

这几部论著基本涉及了现代学术史上关于《周礼》研究的主要问题，具有典范的意义。从这几部有代表性的论著当中可见，近现代以来百余年间的《周礼》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周礼》的成书时代，这是《周礼》研究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断定《周礼》的成书年代关系到对《周礼》的整体评价与定位。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周礼》是否为周公所作，抑或为刘歆伪造？第二，《周礼》的思想史研究，即研究《周礼》当中的各种思想，如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管理思想等；研究《周礼》当中各个学派的思想，由此来断定《周礼》的学派属性。我们整理百余年来的《周礼》研究，不准备对有关《周礼》研究的所有文献作全面的梳理，而是以这七部论著为主，以这两个问题为线索，就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观点、方法，作一综合评介。

另外，有必要说明的是，关于《周礼》还有另一种研究路径，即对《周礼》的作者与成书时代等问题不加讨论，对《周礼》本身的思想内容不作研究，而是直接把《周礼》放在汉代经学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讨论，这主要是经学史的研究方法。王葆玹先生的《今古文经学新论》当中有关《周礼》的论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王先生在书中讨论了《周官》《逸礼》的对立及王莽、刘歆礼学的异同，《周礼》的传承谱系，郑玄以《周礼》为主总结古文经等问题。王葆玹先生虽然没有讨论《周礼》的成书时代等《周礼》本身的问题，但这并不妨碍对经学史上的《周礼》作深入的研究。本节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周礼》本书的研究作一整理，因此对经学史当中《周礼》研究暂不涉及。

一 利用金文资料和文献考证对《周礼》成书时代的研究

《周礼》的成书年代、真伪问题与经学史上的今古文之争交织在一起，最为复杂。历代经学家大都认为《周礼》为周公所作，这一观点经过20世纪疑古思潮的批判，现已基本被学者们所否定。宋人首先提出的《周礼》为刘歆伪造的说法，经晚清今文学家的大力提倡，至今还为一些学者所认可。但是从整体上说，现在大多数学者都否定了周公作《周礼》说和刘歆伪造说。但关于《周礼》究竟成书于何时，学术界还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有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周秦之际说、西汉说等几种观点。其中以《周礼》成书于战国时期这个说法在学术界影响最大，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但是，在学术研究中，我们不但要了解每一种观点，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清楚地认识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所利用的史料和使用的方法。在现代学术的脉络中研究《周礼》的成书时代，除了运用传统的考据方法，还需结合金文，利用金文研究的成果来判定《周礼》的成书时代。这个方面以郭沫若的《周官质疑》为代表。

郭沫若指出，关于《周礼》一书，两千年来“疑者自疑，信者自信”，是非终未能决。“余今于前人之所已聚讼者不再牵涉以资纷扰，仅就彝铭中所见之周代官制揭橥于次而加以考覆，则其真伪纯驳与其时代之早晚，可以瞭然矣。”由于《周礼》是以职官为纲，因此以可靠的金文中所见的西周官制为坐标，可以判定《周礼》是否为西周的政典，并且由此可以推断《周礼》的成书时代。郭著从金文中选取了卿事寮、大史寮，三左三右，作册，宰，宗伯，大祝，司卜、冢司徒，司工，司寇，司马，司射，左右戏毓荆，左右走马，左右虎臣，师氏，善夫，小辅、鼓钟，里君，有司，诸侯诸监等二十项职官，并与《周礼》做了比较，结论是：这二十项职官“乃彝铭中言周代官制之卓著者，同于《周官》者虽亦稍稍有之，然其骨干则大相违背。……如是而尤可谓《周官》必为周公致太平之迹，直可谓之迂诞而已”。据此，郭沫若否定了传统经学所认为的《周礼》出于周公的看法。20世纪上半期，学者研究《周礼》的成书时代，首先面对的就是传统经学所认为的周公作《周礼》的观点。若依据这种看法，《周礼》是周公制礼作乐时创作的典籍，因此《周礼》反映的自然是西周时期的职官与制度。学者要破除经学的迷信，首先就要通过严密的考证研究来证明《周礼》与西周时期的典章制度不相符合。郭沫若如此，其他学者（如钱穆）也是如此。

郭沫若还指出，春秋末期以来方有私人著书之事。此前的古书都是在漫长的岁月演进中逐渐积累而成的。“《周官》则有异于是。今考其编制，以天地四时配六官，官各六十职，六六三百六十，恰合于黄道周天之度数，是乃准据星历智识之钩心结构，绝非自然发生者可必。仅此已足知其书不能出于春秋以前矣。”这是从另一个角度指出，《周礼》不可能出于春秋以前。

郭沫若否定了《周礼》是西周时期的典籍，认为《周礼》成书的时代为战国后期：“《周官》一书，盖赵人荀卿子之弟子所为，袭其师‘爵名从周’之意，纂集遗闻佚志，参以己见而成一家言。其书盖为未竣之业，故书与作者均不得传于世。知此，则其书自身之矛盾，及与旧说之龃龉，均可无庸置辩。”

在郭沫若之前，也有学者据金文资料来研究周代官制和《周礼》，如杨筠如于1928年发表的《周代官名略考》（发表于《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二集第20期，1928年3月），便是“从文献及金文中搜寻材料用以证明《周礼》一书保存了部分周代官制”，但郭沫若用金文资料系统、全面研究《周礼》，是建立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对金文的深入研究基础之上的，因此郭老所取得的成就，先前学者是无法与之相比的。“《周官质疑》一文可以看作是第一篇系统地使用金文材料对《周礼》进行研究的论文。”但是，也正如金文专家所言，郭沫若的《周官质疑》用20世纪30年代金文研究的水平、标准来看，“材料是够充分的了”，可是“从今天的角度看，尚有不足之处。主要是作者在论述《周礼》一书性质时不免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否定的方面谈得比较具体，肯定的方面则谈得比较笼统”。

利用金文资料研究西周官制，并用金文资料和《周礼》进行对比考证，进而推论《周礼》的成书时代，是《周礼》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在郭沫若之后，随着金文研究的逐渐深入，这方面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其中以张亚初、刘雨于1986年出版的《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为代表。该著是利用金文资料系统研究西周官制的著作，但是，由于这个问题与《周礼》密切相关，因此在判定《周礼》的时代问题方面，提供了更加充足的论据。从官制研究的角度来看，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西周职官方面的铭文作了比较彻底的清理”，同时通过对铭文的断代研究，“比较清楚地揭示出了西周职官组织和职官地位、名称升降变化的一般情况。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进行了西周官制系统的构拟，初步揭示出西周官制的基本面貌”。从《周礼》研究的角度来看，由于该著全面清理了有关职官的西周铭文，并对资料进行断代研究，这样就以第一手资料为依据，“重新对《周礼》作了一分为二的研究”。作者认为：“完全肯定和基本否定《周礼》，是两个极端，都是不妥当的。《周礼》在主要内容上，与西周铭文所反映的西周官制，颇多一致或相近的地方。正确认识和充分利用《周礼》，是西周职官问题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同样，充分利用金文资料对《周礼》研究也是极有意义的。

作者对西周金文有关职官的铭文系统研究之后，认为金文中的职官有许多与《周礼》相合，并对西周金文官制与《周礼》官制作了对比：“《周礼》天官六十四官，与西周金文有相同或相近者十九官；地官八十官有二十六官；春官七十一官有十三官；夏官七十四官有二十七官；秋官六十七官有十一官。总计《周礼》三百五十六官有九十六官与西周金文相同或相近。这说明《周礼》中有四分之一以上的职官在西周金文中可找到根据。有如此众多的相似之处，无论如何不能说成是偶然的巧合，只能证实《周礼》一书在成书时一定是参照了西周时的职官实况。”这是从横向的方面来考察。再从《周礼》中的职官体制、乡遂制度、三等爵等问题来看，更可以明确地看出“《周礼》一书在其主要内容上是参照了西周官制的，《周礼》的作者一定是一位十分熟悉西周典章制度的宿儒”。

由于《周礼》中的职官有相当一部分可以从金文中找到依据，因此研究西周官制问题，《周礼》就有很大的史料价值。另一方面，就《周礼》研究来看，从该书的研究可以推断，《周礼》虽不是西周官制的实录，但保存了相当多的西周官制，因此《周礼》一书肯定不是虚构，而且成书距离西周不远。这是《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一书运用金文资料研究西周官制，对《周礼》研究的主要贡献。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周礼》有四分之一以上的职官可以在西周金文中找到依据。作者没有明确说《周礼》究竟成于何时，只是从具体的数字推论距离西周不远。这个结论是有针对性的，即过去对《周礼》否定的太多，因此作者特别强调《周礼》与西周铭文所反映的西周官制“颇多一致或相近的地方”。

刘起釪先生曾撰《两周战国职官考》（1947），后又写《〈周礼〉真伪之争及其书写成的真实依据》一文，也利用了金文资料，认为“《周礼》一书所有官职资料，都不出春秋时期承自西周的周、鲁、卫、郑四国官制范围”, “所以《周官》一书，最初作为官职之汇编，至迟必成于春秋前期。它录集自西周后期以来逐渐完整的姬周系统之六官官制资料，再加以条理系统以成书”。刘起釪先生也指出，《周礼》书中后来又增益了一些战国及汉代的资料，但它的主体内容取自前有所承的春秋时代的周官。刘起釪先生还引《西周金文官制研究》的主要观点以证实《周礼》至迟成于春秋时期。

由上可见，在郭沫若之后，随着金文研究的深入，对郭老的具体观点虽有一些修正，但郭老所开启的运用金文官制资料研究《周礼》成书时代的方法，却是前后一致的。这也显示出金文官制研究在《周礼》研究中的重要性。就在郭沫若运用金文资料对《周礼》的年代做出新的论证的同一年，钱穆发表《周官制作时代考》。钱先生使用的依然是传统的、纯粹的文献考证方法，从祀典、刑法、田制等几个方面对《周礼》产生的时代作了详细的考证。何休曾指出《周官》“为六国阴谋之书”，钱穆指出，“与其谓《周官》乃周公所著，或刘歆伪造，均不如何氏之说遥为近情”。具体来说，“《周官》书出战国晚世，当在道家思想转成阴阳学派之后；而或者尚在吕不韦宾客著书之前”。

钱穆的《周官制作时代考》及《刘向歆父子年谱》是以历史学、文献考据学的方法来研究《周礼》的著作时代，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周礼》的真伪与成书时代问题在传统学术史上属于经学的范围，钱穆主张，研究经学应该打通经史，而主史学的立场。“经学上之问题，同时即为史学上之问题，自春秋以下，历战国，经秦迄汉，全据历史记载，就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这个立场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他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就是以历史实证的方法，批判了今文学家所谓的刘歆伪造诸经的观点。《周官著作时代考》继之以详细的考证，批驳了《周礼》为周公所作，或为刘歆伪造的观点，认为《周礼》成书于战国时期。钱穆通过文献考证得出的结论，与郭沫若通过金文研究得出的结论，几乎完全相同。而且他们所使用的方法，即运用金文资料和文献考证，也是20世纪以来《周礼》研究的主要方法。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两篇文章是具有典范意义的。

郭沫若和钱穆的这两篇文章发表以后，基本上否定了《周礼》出于周公或刘歆的传统观点。尽管学术界还有不同的看法，但《周礼》成书于战国时代已为学术界普遍接受。

二 《周礼》的思想史研究与成书时代的判断

新史学兴起以来，研究《周礼》的成书时代，还有一种新的方法，就是通过分析《周礼》书中的思想内容，找出《周礼》书中反映的思想流派和主体思想，然后把它放入由思想史研究所建立起来的序列当中，由此便可以推断《周礼》的成书时代。

杨向奎先生《〈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成书年代》一文就是用这种新的方法来研究《周礼》的较早的，也是较典型的一篇文章。该文从整体上研究了《周礼》书中的思想内容，然后由此判定《周礼》的成书时代。对于《周礼》的内容分析，杨向奎研究了《周礼》中的社会经济制度、政治与法律制度、学术思想（如历法、宗教、阴阳五行思想等），尽管还不够全面，但《周礼》中的主要内容都已涉及到了。根据《周礼》书中所反映的这些思想内容，杨先生判定《周礼》“是战国中叶前后的作品，可能出于齐国”。这是因为：第一，就《周礼》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制度来看，具有领主封建社会的特点，这还是封建社会的初期，有原始社会制度的残余，有奴隶制度的残余，但以封建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为主。这时主要生产者是农民，领主给农民分配土地，但地主阶级已经产生，要求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因素有了萌芽。这是春秋中叶以后才发生的现象，在《周礼》中得到了反映。第二，《周礼》中有些法令、习惯是战国时期风行的。第三，《周礼》中有两种历法通行，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特色。另外，在宗教崇拜上，《周礼》有矛盾，既有昊天上帝的祭祀，又有五帝的祭祀，这说明封建国家内部族的复杂，不能以一族神作为全国的上帝。在五行说的系统上，《周礼》近于管子学说而时代稍前。这一切说明《周礼》不是战国晚期的作品。

杨向奎先生运用的这种以《周礼》书中思想的整体性、时代性着眼来考察《周礼》的成书时代，从方法上开辟了《周礼》研究的新的角度，启发了后来学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一书运用的也是这种以思想断时代的方法。彭著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周礼》当中的阴阳五行思想、治民思想、治官思想、理财思想和《周礼》所设计的国家政权模式，认为《周礼》主体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多元一体”。所谓“多元”，是指它的思想构成具有复合性，即治民思想具有鲜明的儒家色彩，治官、理财思想具有强烈的法家气息，而设官分职、祭神祀祖的种种安排之中又弥漫着阴阳五行学说。《周礼》的主体思想是由儒、法、阴阳五行三家复合而成的。所谓“一体”，是指《周礼》中的儒、法、阴阳五行思想并非彼此独立、各成系统的三部分，而是彼此以交融、凝结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周礼》书中的儒、法、阴阳五行思想之间有主有从，互为补充。《周礼》六官的外在形式象征阴阳五行，由此确定了全书的总格局，构筑起一个宏大而完备的理论框架。但是，《周礼》书中阴阳五行思想的作用也仅仅止于此，它不是贯穿全书的主线，而只是国家政权的一种外在装潢。全书的主干思想是儒家思想，它是万民的纲纪。天子居天地四方之中，君临天下，上起六卿，下至一般百姓，都要接受儒家的思想。法家思想在《周礼》中表现为一整套严密的法治机制，主要运用于驭官和理财的过程中，但它始终是从属于礼治教化的手段，是儒家的补充。

彭著从整体上把握《周礼》的主体思想和时代特征，然后由此推断它的成书时代。彭林认为，《周礼》不可能成书于西周、春秋时期，因为《周礼》书中的阴阳五行、儒、法思想都已经表现得相当成熟，不是初始阶段上的阴阳五行、儒家和法家思想了。另一方面，《周礼》也不能成书于战国时期。因为从总的思想特征来看，《周礼》与战国时代的思想主流不相符合。战国时代的思想潮流是由百家争鸣逐渐走向思想融合和统一，思想特征表现为兼收并蓄、杂采众家，如《管子》《吕氏春秋》，而《周礼》主体思想的显著特征是“合”，阴阳五行、儒、法思想在《周礼》中相互结合，浑然一体，几乎看不出糅合的痕迹，其整体性、条理性和成熟性，远远高于《管子》和《吕氏春秋》，因此，《周礼》的成书年代必然晚于战国。

彭林认为，《周礼》成书于汉初。这是因为，经过了战国时期的思想融合和秦的焚书坑儒，汉初的思想学术表现为兼收并蓄，融百家为一炉的时代特色。儒法结合，儒家与阴阳五行结合，是这个时代思想发展的必然。汉初学者都以系统总结先秦思想文化为己任，努力为大一统的王朝提供治国方案。《周礼》的主体思想符合这样的时代思潮，因此《周礼》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产生的。另一方面，《周礼》中没有道家思想，也少有谶纬、灾异之说，由此可以推断《周礼》成书年代的下限，即道家思想尚未成为主流之前，也就是说，《周礼》成书年代的下限不得晚于文景之世。

从思想发展的线索来证明《周礼》的成书时代，还有一个典型的研究案例，就是徐复观《〈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尽管他们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但是在研究方法上，徐著与杨向奎、彭林还是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在具体的结论上，徐先生在宋人提出的刘歆伪造说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了《周官》是“王莽草创于前，刘歆整理于后”的看法，认为“《周官》乃王莽、刘歆们用官制以表达他们政治理想之书”。对此观点，徐先生从思想线索和文献线索两个方面作了考证。

从思想线索方面来看，徐复观指出，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史中，用官制表达政治理想，是政治思想史发展出的一种特殊形式。但这种思想出现较晚，在《诗经》《尚书》《左传》《国语》以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当中还没有出现。“以官制表现政治理想，是战国中期前后才逐渐发展出来的”。这种思想形式从《荀子》的《王制》、《管子》的《立政》等篇开始，在汉代还在继续发展，如贾谊《新书》《淮南子》《春秋繁露》以及《礼记》，但是从这些材料来看，“官制的数字、名称及与天道配合的方式，可以说是参差错杂，虽有发展的线索可寻，但无划一之规模可准。这正是此种思想线索，在摸索中前进的应有现象。此种摸索的结果，便是《周官》的出现。《周官》可以说是集这一方面思想的大成，规模既甚宏，条理亦较密”。文中有三节对这一线索作了详细的梳理。

从文献线索的考察来看，徐复观首先指出，《汉书·河间献王传》中所说的《周官》和《史记·封禅书》中所引的《周官》，其实指的都是已经亡佚的《尚书》中的《周官》篇，和今本《周官》不是一本书。其次，《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礼家首《礼》古经五十六篇，其次为《记》百三十一篇，《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曲台后仓》九篇，《中庸说》二篇，《明堂阴阳说》五篇，又其次为《周官经》六篇，《周官传》四篇。既然称《周官》为“经”，则不应著录于《礼》古经的传记之后。由此可以推见，这是在改名《周礼》之前所补录。最后，根据王莽“发得《周礼》”一语，从文献上考证了《周礼》与王莽的关系。

王莽、刘歆伪造《周礼》，虽然他们托之于周公，但还是在许多不经意处露了马脚，反映出了时代的特色。如“《周官》在文字结构中所反映出的时代背景”一节，徐先生特别指出，在《周官》的夏官大司马的分职上，典型地体现出歆莽时代的特征。西汉自霍光专政以后，大司马便成为实质的宰相，而宰相则徒有虚名。王莽以大司马秉政，因此王莽、刘歆便巧妙地在《周礼》中把拥有最高权力的王架空，使王成为虚位，而完全由大司马控制。《周礼》中王与大司马的关系，反映的就是现实的政治关系。又如“《周官》在思想构成中所反映出的时代背景”一节，徐先生指出，西汉中后期以后，社会现实是土地兼并，贫富悬殊，人民逃避虐政。王莽、刘歆在政治上特别强调“均”的观念（这在《周礼》书中有明显的体现），想以此来解决由贫富悬殊所引起的社会政治问题。在他们设计的《周官》的国家模式中，他们更将管仲内政寄军令的方法加以扩大，使政治、社会成为一个严密的便于彻底控制的组织体，想由此根本解决由流亡所引起的各种问题。这也是社会现实在《周礼》当中的反映。

《周礼》的主要思想（徐复观称之为“思想性格”），是由形成《周礼》一书的三大支柱而体现出来的。所谓三大支柱，就是组织体（即《周礼》所设计的严密的社会组织结构）、赋役制度和刑法制度。“由这三大支柱合而为一所表现的思想性格，乃是法家思想的性格。但王莽、刘歆们生于儒学甚行的时代，又以儒家的远祖周公为号召，其中当然有由儒家思想而来的设施，但仅处于次要的地位，甚至是一种缘饰的性格。形成三大支柱背景的，一是管仲，一是法家思想，另一是桑弘羊的财经政策。”认为《周礼》的主体思想是法家，前人就已经指出。如钱穆先生认为，《周礼》“似属晋人作品，远承李悝、吴起、商鞅，参以孟子”。杨向奎先生也认为：“《周礼》虽然近于杂家的作品，然而也有它的中心思想，是一部重视刑罚而有儒家气息的书，因此有人以为出于荀子学派，这虽然有待证明，它出于齐国有儒家气息的法家是可以肯定的。”“《周礼》的作者实在是和儒家接近的法家”。但徐复观先生走得更远，他基本否定了《周礼》中的儒家因素，明确肯定《周礼》的法家属性。

余英时先生在为金春峰的《周官之成书及其反映的文化与时代新考》一书所写的序中，对徐复观先生的这部著作有所评论。余先生尽管对徐先生表示“敬意”，但还是认为徐先生对一些文献的解释是“横生波澜”,“求深反惑，极尽曲解之能事”。这个评判是恰当的。徐著有一个既定的观念在前，然后根据这个观念去判断文献。徐复观认为，先秦的孔孟儒家具有民本思想，有民主政治思想的萌芽，但是秦汉以后，法家的专制思想混入儒家。《周礼》对国家政权模式的设计，是明显的法家思想，这样的思想和著作不应出现在先秦。徐著也研究了《周礼》的主要社会制度和思想内容，如《周礼》中的土田制度与生产观念，《周礼》中的赋役制度，《周礼》中的商业与商税，《周礼》中的刑罚制度，《周礼》中的教化思想等，但这些研究都是为了更加突出《周礼》的法家性质。如《周礼》当中的教化（教育）思想，我们一般理解为儒家思想的反映，但徐复观却认为，《周礼》强调的重点是赋役刑罚、“以吏为师”，教化在《周礼》的设计当中并没有实际的作用，只是一种缘饰点缀而已。

徐复观对《周礼》的研究，与他对中国思想史的整体看法以及他个人的特殊经历有关，如他所说，“‘时代经验’必然在古典研究中发生伟大地启发作用”。他的观点基本回到了传统的看法，与现代学者的看法很不相同。但是，他的这个看法，在其整体思想当中，在现代学术史上，还是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以思想的时代性断定《周礼》的成书时代，虽然在《周礼》的整体研究上，在《周礼》的思想史、文献学研究方面，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但是，如果过度从主观方面来考虑《周礼》的思想性以及它与社会政治的对应关系，背离了史料的基本限制，并且以一些先入为主的预设为前提，那么在研究方法上就会本末倒置，所得结论则会距离事实太遥远。从这个意义上说，徐复观先生的《周礼》研究，可以作为我们反省《周礼》研究的一个有益的视角。

三 《周礼》的时代背景与成书时代的研究

近代以来，《周礼》的研究逐渐从经学的脉络中剥离了出来，主要还原为一种史学的研究。与此相对应的是，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史学界居于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任何历史事件、思想观念、文献著作，都要从社会历史背景中去寻找根本的原因，要结合社会历史作深入的研究，而不能只是就事论事。就《周礼》研究来说，研究者不但要重视《周礼》成书时代的研究，而且更要重视其成书的时代背景，把《周礼》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来考察其成书年代，也就是《周礼》所反映的时代特征，这比单纯研究《周礼》的时代问题要更进一步，也更深入。顾颉刚先生于1979年发表的《“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一文，就是这种研究方法的体现。

顾颉刚先生早年曾受今文学的影响，认为《周礼》系刘歆伪造。但是到了晚年，顾先生改变了前说，著《“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一文，不但肯定了“周公制礼这件事”，而且还认为《周礼》出于战国后期，与刘歆和王莽无涉。

顾颉刚对于《周礼》的看法，受到清人杨椿的影响。杨椿曾著《周礼考》，认为：“是书非周公作也。疑其先出于文种、李悝、吴起、申不害之徒，务在富国强兵，以攻伐、聚敛为贤；而其人类皆坚强猛鸷，有果毅不群之才，故能谋之而必行，行之而必成，而其书亦遂得传于世。遭秦之火，散亡遗佚，间有存者。后人网罗摭拾，汇为此书……其残篇断简，亦或意为增损，故复重缺裂，自相矛盾，且以周、秦后事附入者在在有之。”顾先生说：“我们读了这几句话，真象获得了打开千年铁门的一把钥匙：知道这原是一部战国时代的法家著作，在散亡之余，为汉代的儒家所获得，加以补苴增损，勉强凑足了五官；然而由于儒、法两家思想的不同，竟成了一个‘四不像’的动物标本！这就是我写这篇文字的结论。”顾先生的这篇文章的贡献其实并不在于考订《周礼》出于战国后期的法家，而在于从宏观的历史背景说明“《周官》一书的出现”。文章从战国时代的统一希望及其实现帝制的准备工作开始，分析了孟子的周代“王政”说、荀子的“法后王”说及其论设官分职的大纲，并比较了《管子》书中的六官说和组织人民的思想与《周官》之间的关系。在秦统一以前，设计统一天下的制度早已准备了一百多年。如魏国有《周食田法》，可能是魏人对于班禄的预定计划而托之于周；《尚书》中的《禹贡》篇可能是秦人对于统一后预定的贡赋计划而托之于禹的。《周官》一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出现的，它和《管子》相似，是齐人关于组织人民、充实府库，以求达到统一寰宇的目的而设计的一套制度。《周官》出于齐国或别国的法家而托之于周，与周公和儒家没有关系。

顾颉刚先生把《周礼》放在先秦时期宏观的历史背景之下来讨论，不但探讨了它产生的时代，更主要的是说明了《周礼》一书的出现所体现的时代性。顾先生的文章虽然较为简略，但他开启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却是非常有启发性的。金春峰著的《周官之成书及其反映的文化与时代新考》一书，就是在这样研究思路之下的一部专著，并且在一些具体的论断方面有所推进。

金春峰先生的这部著作在研究方法上“是考证与思想分析相结合，用考证来确定《周官》成书的时代及其文化内涵的背景，用分析来系统说明《周官》各种制度的性质与全书的思想倾向。考证是基础，分析立足于考证之上”。金著将《周礼》中所记的各种制度，如授田制、军制、分封制、乡遂制、度量衡、货币制以及社会行政组织、商业、教育、祭祀、法律、风俗等，放在战国时代的宏观背景之下来考察，发现它们与秦的历史环境与文化背景是相符合的。因此，金春峰的观点是：《周礼》是战国末年入秦的学者所作。作者不但使用了相关的文献资料，而且还大量运用了出土的秦简作印证，这使作者的结论更加可靠。

既然认为《周礼》出于秦，那么就有必要对《周礼》与《吕氏春秋》作一比较。金春峰先生认为，《周官》的主导思想是儒法兼综，企图以儒家思想调和与修正法家的现实制度。《吕氏春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秦统一以后，政治思想应以儒家为主。《周官》亦是如此，故其官职设置和制度设计的蓝图及指导思想，亦是为新的统一王朝服务的。因为反映相同的时代与社会背景，故《周官》与《吕氏春秋》类似，有系统的阴阳五行思想，有齐文化，如《管子》等的影响，并反映战国末期特别是秦的许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与风习，同时也继承了周文化的许多典礼、制度与风习。

金春峰先生认为《周礼》出于秦，具有儒法兼综的思想特征，由此便会对战国时期秦的思想文化传统（主要是儒学）以及战国后期儒学发展的新动向，有新的认识。过去研究秦之所以统一六国，多强调秦的武力与法家影响；研究战国儒学，多重视孟、荀的理论，而忽视了儒学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金春峰先生关于《周礼》的研究，显示出《周礼》在战国思想史上的意义，对思考以上问题有所启发。

四 几点简单的看法

从近现代以来百余年的《周礼》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学者的观点还各有不同，但在有些方面还是一致的，这些一致性反映出《周礼》研究中的一些普遍问题。

第一，完全从史学的角度去看待《周礼》，把《周礼》还原为史料。研究《周礼》，主要是利用它的史料价值。杨向奎先生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假使《周礼》真出于周公而是西周政典的话，也只有史料上的价值，作为我们研究西周历史的一种材料。假使它不是一部西周的作品，出于后人的伪托，我们当它是一部假古董，分析它、批判它，看它还有没有一些史料上的价值。”这是现代学者（尤其是历史学家）对待《周礼》的基本态度。研究《周礼》的成书年代，也是为了把《周礼》更加客观地放在那个时代当中，作为反映那个时代的史料来使用。

第二，研究《周礼》的真伪或成书年代，多运用统计的方法。由于《周礼》本身的特殊形式，所以研究官制的学者多将《周礼》与西周或春秋时期的官制作比较。张亚初、刘雨通过对西周金文官制的研究，认为“《周礼》三百五十六官有九十六官与西周金文相同或相近”，这种相似“只能证实《周礼》一书在成书时一定是参照了西周时的官职实况”。国外学者布罗曼（Sven Broman）把《周礼》所列官职之名与先秦未经儒家篡改诸书作了详细比较，发现百分之三十八的职官之名皆相符合。《周礼》官名统计大部以低级者居多，而周代其他文献中往往仅言及较多高级官名。若以大夫以上职官比较，则相符率高至百分之八十。这些统计数字说明，《周礼》保存了相当多的西周制度。由此可以推断，《周礼》成书当在距离西周不远的春秋时期。张亚初、刘雨的书虽未明言，但这个意思也是很明显的。刘起釪则以张亚初、刘雨的统计数字为论据，明确支持了他所认为的《周礼》成书于春秋时期的看法。

另有学者将西周官制、春秋时期的官制和《周礼》所记载的职官系统进行比较，认为《周礼》的官制更接近于春秋官制，由此可以判断《周礼》的成书年代不会早于春秋末期，或当在战国早期。作者列表统计：

根据这些数字，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总之，从春秋职官、西周职官与《周礼》相同或相近的数字比较上看，只能认定《周礼》一书的作者所参照的主要是春秋时期的职官体系，他是一位更了解春秋典章制度的‘宿儒’。”

运用统计的方法，将《周礼》中的职官与西周、春秋时期的官制作比较，这样得出的结论，在说明《周礼》保存了较多的西周官制或春秋官制这个方面，是比较充足的，但是由此论证《周礼》的成书时代，还是有些不充分。沈长云、李晶也指出，要确切研究、断定《周礼》的成书时代，这样的比较“是不能完全说明问题的，还应当在更深入的层面上，从整个职官体制及其发展的脉络上将这两个时期的职官系统与《周礼》进行比较，通过这样的比较，问题才会趋于更加明朗”。

运用统计的方法将《周礼》的职官与西周、春秋时期的职官作比较，当然有很大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但是这种方法一般都是将《周礼》的职官系统拆开，对各个职官逐一作统计比较，这样就破坏了《周礼》的整体性。彭林在他的著作中对此方法也有反省。彭著曾引用朱子和明人陈仁锡的看法。朱子说：“《周礼》一书，也是做得缜密，真个盛水不漏！”陈仁锡说：“夫《周礼》一书，圣人用意深远精密，其设一官分一职，即如府、史、胥、徒之贱，酒、醴、盐、酱之微，好用、匪颁之末，分步联属，靡不各有意义。”（《周礼五官考·古周礼阙冬官辨》）这里所谓的“缜密”, “用意深远精密”，都说明《周礼》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正是抓住了《周礼》的本质。彭林也指出：“《周礼》职官体系决不是可以任意割裂或添加的松散组合。”

这里关系到对《周礼》要有整体的认识，认识《周礼》的本质。《周礼》一书不是许多职官的随意累加，而是设计完整的一套国家政权体系或模式，它是一个整体。部分地研究考证《周礼》当中某一职官是历史上实有的，还是虚构的；是西周的，还是春秋的，只对那个职官本身有意义，而对《周礼》整体来说，则并没有太多的意义。因此，今后的《周礼》研究，应多注重从整体着眼，充分认识《周礼》的整体性。由此对《周礼》的成书时代以及它的思想史意义，也会有新的认识。

与此问题相关的是，《周礼》是否作于一时、成于一人？一种普遍的看法是，《周礼》“不成于一人，也不作于一时”。对于先秦大多数古籍来说，这个看法是适用的。但是《周礼》是一部性质特殊的著作，它是通过三百多个职官设计组合而成的一个国家政权模式。这样一个完整的模式恐怕不是多人历时多年能够逐渐累加完成的。著名经济史家胡寄窗先生在为李普国著的《〈周礼〉的经济制度与经济思想》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指出，《周礼》“系统地记载了一个封建大王国的中央各部门和每一部门的各级行政机构的周密编制体系。不论这些记载系来自直接、间接知识，或系来自主观虚构，仅凭这一点而言，即足以断定《周礼》不可能是若干人非一时之作”。“《周礼》的主要轮廓应以成于一人之手才较合理，他人只能作一些无关大体的小的增补改订。”彭林也认为，“《周礼》不成于一人一时”之说不可信。他认为：“《周礼》有缜密的结构、主体思想多元而一体，它只能出于一人之手。”当然，由于史料的限制，学者们目前还不可能对这个问题再作深入的探讨。但是，这个问题本身值得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尤其对《周礼》作思想史的研究，研究《周礼》的主体思想，这个问题是应该顾及到的。

第三，笔者认为，尽管研究者关于《周礼》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认识到每一种观点后面所蕴含的思想史、学术史意义，要比简单地判定每一种观点的是非对错，更有意义。宋人首先提出《周礼》系刘歆伪造，这是由于他们反对王安石据《周礼》变法，因此把《周礼》说成是伪书。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力主此说，并非由于这个假说的学术论据更多，而是有着近代特殊的政治、学术背景。梁启超说，康有为的“诸所主张，是否悉当，且勿论，要之此说一出，而所生影响有二：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动摇；第二，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康有为认为包括《周礼》在内的古文经皆是刘歆伪造的，虽然在学理上牵强附会，但在当时的思想、学术界确实有很大的震动。徐复观《〈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一书又回到了传统的观点，并对传统的观点做了一点修正，认为《周礼》系“王莽草创于前，刘歆整理于后”，这也是由于徐复观对儒家的独特看法而形成的论点。在徐复观看来，《周礼》所设计的是一个国家的乌托邦，有严刑峻法，这是法家的思想，而儒家思想（尤其是先秦儒家）当中不应有这样的内容，因此它是出于后人的伪造而混入儒家著作当中。

《周礼》在儒家经典当中比较特殊的一点是，它有着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总是和历史上的社会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因此有必要注重《周礼》研究史的研究。历代学者关于《周礼》的注释，对《周礼》的看法，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作者的学术思想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历代的《周礼》研究，不但是《周礼》研究的深化，而且对于政治史、思想史研究，也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