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趋势

中国加入WTO，既可以从中获取较大的利益，但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很明显，加入WTO将进一步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市场化、国际化乃至全球化的进程，使中国经济逐步融入世界经济的大家庭。在这种新的形势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将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趋势。

一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地方政府经济权益的增加，特别是地方财政包干体制的实施，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增加本地财政收入，保护其幼稚的加工业不受外地产品的冲击，便采用种种行政手段，构筑名目繁多的贸易壁垒，如设立各种关卡，禁止到外地采购，限制外地产品进入本地市场，有的甚至采用财政、信贷、价格、奖罚等经济杠杆保护本地产品，对地区资源、技术、人才和商品的进出实行垄断和封锁，由此诱发了各种资源大战，加剧了地区之间的矛盾和贸易摩擦，形成了所谓的“诸侯经济”。“诸侯经济”的形成和区际摩擦封锁的加剧，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统一市场的形成，导致了全国区域经济秩序的混乱。实行分税制以后，地方保护主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遏制，但并未得到根治。

为适应加入WTO的需要，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2001年4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加入WTO后，为履行中国政府承诺的义务，中国将进一步加快经济市场化的进程，实行统一、公正、合理的经济及贸易政策，强化中央的宏观管理职能，以使《WTO协定》的规则适用于任何一级地方政府。随着经济市场化的推进，各地区之间的要素流动将不断加快，区际经济联系和交往将越来越紧密，由此将进一步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这种区域经济的一体化，不仅体现在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城市和空间结构的一体化上，而且体现在生活习惯和居民消费形态的一体化上，乃至政府调控和经济政策的相互协调上。可以预见，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京津冀地区、福建厦漳泉地区以及湖南长株潭地区的一体化进程都将会进一步加快。

二 各种生产要素将逐步向优势地区集中

中国加入WTO后，地区之间的要素流动将会进一步加快。从人口流动来看，由于中西部农业受进口农产品的冲击较大，一些农产品产量下降，由此将导致一些农民失去工作，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由农村地区转移到城镇地区，特别是沿海大中城市地区。从资金流动来看，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资本追逐利润的趋势将进一步强化。在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地区，由于投资环境和产业配套条件较好，企业竞争能力较强，其投资回报率一般较高。在资本追逐利润机制的作用下，中西部落后地区的资金向沿海发达地区流动，以及农村地区资金向大中城市流动的趋势将会进一步得到强化。虽然这种资金流动趋势可以加快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提高区域资源配置的效率，但也会加剧区域二元结构，造成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其结果是，中国一些加工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将进一步向那些条件较好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大中城市地区转移、集中。

更重要的是，加入WTO后，由于进口产品关税的逐步降低、出口配额的取消以及开放领域的扩大，进入中国国内市场的外国商品和外商投资都将会有所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市场的竞争将进一步加剧，并出现“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国际竞争与国内竞争日趋融合为一体的趋势。市场竞争的国际化和产业组织的变革，将促使中国产业布局逐步由分散走向集中，各种生产要素开始向优势地区和优势企业集聚。在家电、汽车、机械、计算机、医药等加工行业，这种向优势地区和优势企业集中的趋势将更加明显。特别是，在彩电、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等家电行业，将有可能出现垄断竞争甚至寡头垄断的局面。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反垄断尤其是反行政垄断以及企业间的价格合谋，将日益提上重要日程。此外，随着小城镇建设和户籍制度改革的加快，中国乡镇工业布局也将会出现向小城镇地区和工业小区相对集中的趋势。

三 地区间产业分工协作将进一步加强

中国加入WTO后，迫于市场竞争日趋加剧的压力，各地区为了抢占市场的制高点，增强地区综合竞争实力，将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步伐。从本质上讲，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也就是培育、发展和壮大优势产业，促进产业技术升级的过程。各地区优势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将不仅取决于建立在地区资源禀赋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大小，而且也取决于以企业竞争力为核心形成的竞争优势强弱。宏观层次的地区比较优势仅仅是地区优势产业发展的必要和前提条件，而微观层次的企业竞争优势则是决定地区优势产业发展的充分条件。因此，可以说，地区比较优势和企业竞争优势共同决定了一个地区优势产业的发展，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产业分工形成和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

在地区比较优势和企业竞争优势的综合作用下，我国地区间产业分工格局也将随之发生变化。从三大地带看，今后沿海地区将进一步向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方向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高新技术和高级（先进）加工制造业基地；而中西部地区在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上的优势将进一步强化。从城市规模看，一般性的制造业产品将逐步向大城市郊区和中小城市转移，而高新技术产业、大企业或大公司总部以及研究与开发机构将逐步向大城市尤其是地区首位城市集聚。区域间产业分工格局将由传统的部门间分工逐步向新型的部门内产品分工转变。此外，随着跨地区企业兼并重组的不断推进，大公司、大企业出于成本和市场销售等方面的考虑，将在不同地区建立不同甚至相同的分支工厂，成为多分支机构企业。在未来的发展中，这种跨行业、混合型、连锁经营的多分支机构企业，将成为中国产业发展的主体。

四 城乡和区域收入分配状况将继续恶化

中国加入WTO后，各地区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将会加大，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必然会带来劳动力在部门间、地区间和城乡间更大规模的流动，使摩擦性失业率上升，由此将影响到居民收入分配状况。从城乡收入分配来看，由于加入WTO后中国农业面临着较大冲击，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寻找出路，如果这些农业剩余劳动力长期不能顺利地转移出去，那么，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将会进一步恶化，城乡收入差距将趋于扩大，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解决中国日益突出的“三农”问题，关键是要消除城乡壁垒和人为的政策歧视，加快农村向非农产业和城镇地区转移的步伐。从地区收入分配来看，中国加入WTO在短期内将有可能恶化地区收入分配状况，加剧地区收入差距特别是东西差距扩大的趋势。然而，从长远发展来看，随着国家对东部特殊优惠政策的相继取消，以及财政对西部大开发支持力度的加大，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步伐将会加快，东西收入差距将逐步趋于缩小。

在短期内，加入WTO之所以会恶化地区收入分配状况，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1）沿海地区由于现有发展基础较好，投资环境较为完善，产业竞争力和应对WTO的能力较强，因而在加入WTO之后，能够分享和获取比中西部地区更多的经济利益。（2）中国在加入WTO后，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进程将会加快。在经济全球化的驱动下，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将逐步向那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地区集聚，由此将加剧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3）目前中国具有相对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如纺织、服装、丝绸、家电、建材和部分矿产品，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是主要的受益部门；而那些长期受政府保护或者竞争力较弱的产业，如农业、石化、汽车、医药、电信、金融保险等，将面临较大的冲击。由于上述主要的受益部门大多集中在沿海地区，为目前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产业的集聚地，因此，加入WTO对沿海地区的产业发展将更为有利，而对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则会产生较为不利的影响。

五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将逐步“北上西进”

改革开放以来，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推进，特别是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出现了“北上西进”的趋势，即由东南沿海地区逐步向北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转移扩散。中国加入WTO以后，这种趋势将会进一步加快。其原因：一是加入WTO之后，按照国民待遇原则，原来国家对东部地区外资企业实行的一些“超国民待遇”将会取消，而西部却可以享受国家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二是随着商业服务领域对外开放的扩大，外国在中国设立银行分支机构、各种中间机构，以及从事批发、零售和电信服务的地域限制将逐步取消，由此扩大了跨国公司在中西部地区投资的空间；三是随着产业集聚的增加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东部发达地区的土地价格和劳动力工资将逐步上升，生产成本趋于提高。

然而，应该看到，跨国公司投资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扩散只能是渐进式的，而不可能像某些人所希望的那样采取“大跨越式”的地域推进战略。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尽管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比重会有所提高，但沿海地区仍将是跨国公司投资区位选择的主导地区。一方面，中国加入WTO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跨国公司一般倾向于在海外寻找一个最有利的生产活动地点，并把其纳入企业的全球产业链体系之中。在这种全球产业链体系中，跨国公司选择在中国沿海地区投资建厂，不仅有利于加强与公司总部和海外相关企业之间的联系，而且有利于各种原料、设备和产品等的进出口。另一方面，在交通基础设施、政府效率、商业文化氛围以及产业配套条件等方面，目前中西部地区仍与沿海地区具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西部地区改革开放至少比沿海地区落后10—15年。中西部地区尽管劳动力资源丰富，但效率工资水平即每实现单位产出的工资水平却要高于沿海地区。西部地区工业发展的平均税负也比沿海地区高一些。

六 一些大城市将逐步发展成为管理控制中心

所谓管理控制中心，一般是指那些跨国公司或全国性大公司总部及地区性总部相对集中的城市。由于高层行政管理、财政、法律、广告以及研究与开发等职能主要集中在公司总部，因此，一些大公司大都把公司总部或地区性总部设在大城市特别是首位城市地区。例如，在1967年美国500家最大的公司中，有137家总部设在纽约，270家设在纽约、芝加哥、匹兹堡、克利夫兰、底特律、圣路易斯、圣保罗、洛杉矶、费城、旧金山十大城市。在1995年美国进入世界500强的153家大公司中，有22家总部设在纽约，有50家总部设在纽约、亚特兰大、旧金山、芝加哥、华盛顿、休斯敦和圣路易斯七大城市。在1995年日本进入世界500强的141家大公司中，有93家总部设在东京，32家设在大阪。在1971年英国500家最大的公司中，有295家总部设在伦敦；在1995年进入世界500强的32家大公司中，有25家总部设在伦敦。法国42家最大的企业有27家总部设在巴黎。在1992年澳大利亚最大的100家公司中，有52家公司总部设在悉尼。目前，中国香港特区和新加坡汇集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已分别达850家和400余家。

随着中国加入WTO，世界一些著名跨国公司纷纷看好中国，在华建立生产、销售、服务、研发基地，有的甚至设立了地区性总部。目前，在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近400家在华投资。其中，进入上海的有300多家，有100多家在上海建立了跨国研发中心，有60多家在上海设立了地区或中国总部；进入北京的有近200家，有19家在北京设立了地区总部。截止到2001年年底，已有9600多家外国公司在北京设立了代表处。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今后我国一些交通方便、信息和金融服务业发达的中心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青岛、大连、武汉等，也将会逐步发展成为主要的管理控制中心以及大公司、大银行总部的所在地。其中，上海和北京近中期有可能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管理控制中心，远期则有可能发展成为区域性的国际管理控制中心。据预测，到2005年，上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有望增加到200余家。为创建中国的国际管理控制中心，今后国家应在政策上鼓励国内大公司、大企业将总部迁往主要中心城市，鼓励上海、北京更多吸引跨国公司的营业性和地区性总部，各中心城市地方政府也应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