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秦汉时期中原的“群都”

蔡邕《述行赋》记录作者中原行旅感受，最后写道：“乱曰：跋渉遐路，艰以阻兮。终其永怀，窘阴雨兮。历观群都，寻前绪兮。考之旧闻，厥事举兮。登高斯赋，义有取兮。则善戒恶，岂云苟兮。翩翩独征，无俦与兮。言旋言复，我心胥兮。”这是综合空间和时间诸条件进行历史文化思考之后，发出的深沉感叹。其中所谓“历观群都，寻前绪兮”告知我们，所谓“述行”或“述征”，既记录了交通的实践，也寄托着怀古的深思。秦汉时期的中原地方曾经的政治中心“都”的集中，是可以称作“群都”的。相关现象在一些都城史、都市史论著中似乎有所忽略。中原“群都”的历史存在，体现出这一地区作为文化重心的地位。相关的探索，也有益于说明秦汉时期区域文化和区域行政的若干特征。

（一）中原“群都”的“前绪”“旧闻”

中原地方是早期部族国家最初生成的文明先进地区，后来又有夏商周三代久远的文化积累：夏都阳翟、斟寻、商丘、斟灌、原、老丘、西河等地，商都亳、隞（嚣）、相、邢（庇、耿）、奄、殷等地。文献记录的这些地点，有的已经为考古学所证实。这些都城，多数可以确定位于中原。周则在洛阳建设了空前规模的都城。于是对于中国都城史的分期，有按照地域集中的特征，将前期称为“中原期”的。对于夏商时代都城“屡迁”的说法，有学者以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导致这一现象，而考古资料证明“商周时代都城并非 ‘屡迁’”，认为当时实行着“主辅都制度”。“主辅都制度”说和“屡迁”说的区别，一说在大致同一时间使用这些都城，一说在不同时间相继使用这些都城。这样的争论，并不严重影响我们对上古中原“群都”现象的考察。

进入春秋时期，诸强国逐渐崛起，出现了外围地区强势政治实体压迫中原的新局面。这一历史变化，正如《荀子·王霸》所说：“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有学者论说，因楚、吴、越的兴起，“重心开始南移”，“中国国都的精神，也开始钟灵于南部。”

战国时期最为强盛的主要大国均处于中原外围，依然“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荀子·强国》说秦的“威强”“广大”，也使用了“地遍天下”，“威动海内，强殆中国”语。对照理解“中国”和“天下”、“海内”概念，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并不可以简单地以为“中国”与“天下”、“海内”可以完全等同。《史记》卷七四《孟子荀卿列传》载邹衍说：“儒者所谓 ‘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与“天下”的空间感觉极其悬殊。清代学者胡渭《禹贡锥指》卷一九则写道：“古之所谓 ‘中国’者，《禹贡》甸侯绥方三千里之地也。”所提出的认识，可能接近多数人的理解。

战国时期多数强国都有都城迁徙的历史。不过，列国都城的迁徙却出现了一种与前说历史现象呈反向的趋势，即向中原的靠拢。以楚国为例，楚都起初在江陵郢城（今湖北江陵），楚顷襄王迁至陈（今河南淮阳）。于是其统治中心由江滨向北移动，迁到淮滨。其地临鸿沟，已经处于方城以外。此后，楚都又迁至巨阳（今安徽阜阳北），楚考烈王又迁都至寿春（今安徽寿县）。楚都沿淮河向东移动的迹象是非常明显的。人们可以察觉，这一态势，与楚文化向北扩张，向北进取，方向是大体一致的。趋向共同的历史现象，是赵国都城从晋阳南移，魏都由安邑迁至大梁，秦都自雍城移至咸阳。燕国在蓟都之后，燕下都成为国家行政中心，也体现出往中原移动的趋向。趋向中原迁都动幅最大的，是越国自山阴迁都至琅邪。有学者指出，这一举措，与“句践灭吴后急于争霸关东的心态”有关。历史文献的相关遗存，有《吴越春秋》卷六《越王伐吴外传》:“越王既已诛忠臣，霸于关东，从琅邪起观台，周七里，以望东海。”《越绝书》卷八《外传记地传》：“句践伐吴，霸关东，从琅琊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水经注·潍水》：“琅邪，山名也，越王句践之故国也。句践并吴，欲霸中国，徙都琅邪。”

（二）列国盟会热点与秦王巡行方向

在东周时代列国政治领袖出行的历史记录中，以秦国历代国君远行经历最为醒目。他们主要的出行方向，有面对中原的一致性。以秦昭襄王为例，远行记录有：（1）“三年，王冠，与楚王会黄棘”。（2）十七年，“王之宜阳”。（3）“二十年，王之汉中”。（4）二十年，“又之上郡、北河”。（5）二十二年，“与楚王会宛”。（6）二十二年，“与赵王会中阳”。（7）二十三年，“王与魏王会宜阳”。（8）二十三年，“与韩王会新城”。（9）“二十四年，与楚王会鄢”。（10）二十四年，与楚王“又会穰”。（11）二十五年，“与韩王会新城”。（12）二十五年，“与魏王会新明邑”。（13）二十八年，与赵惠文王“会黾池”。（14）“二十九年，王与楚王会襄陵”。（15）四十六年，“王之南郑”。（16）四十七年，“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除（3）“之汉中”，（4）“之上郡、北河”，（15）“之南郑”外，都是往中原方向。这当然与中原地方文化先进、经济富足有关。“武王谓甘茂曰：‘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这种向往，与楚人“问鼎”颇有相似处。

其中（1）（5）（6）（7）（8）（9）（10）（11）（12）（13）（14）是与楚（5次）、赵（2次）、魏（2次）、韩（2次）国君的外交会见。中原地区在这一时期成为列国盟会的中心。除了秦国参与的外交活动之外，还有魏与薛、齐与魏的会盟。而外交盟会的地点，一般应在具有良好交通条件和接待设施的都会。

在秦统一的进程中，秦王政曾经3次出巡。据《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

 

十三年，桓齮攻赵平阳，杀赵将扈辄，斩首十万。王之河南。

十九年，王翦、羌瘣尽定取赵地东阳，得赵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郸，诸尝与王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坑之。秦王还，从太原、上郡归。

二十三年，秦王复召王翦，强起之，使将击荆。取陈以南至平舆，虏荆王。秦王游至郢陈。

 

嬴政的出行，有特意移置最高指挥中心临近统一战争前线的意义。二十三年（前224）的郢陈之行，是秦王政行临距离战争前线最近地方的记录。对于嬴政亲至楚地新占领区的这次出行，云梦睡虎地秦简《编年记》中有对当时楚地战争背景的记录。简文写道：“廿三年，兴，攻荆，□□守阳□死。四月，昌文君死。”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解释说，“兴，指军兴，征发军队”。“昌文君，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曾与昌平君同时为秦臣，参预攻嫪毐。”从简文内容可知，当时战争形势尚十分险恶。秦王政在这样的情况下“游至郢陈”，表现出对楚地军情战况的特殊重视，而作为握有全权的君主和最高军事统帅，这一行为不仅有益于振奋军心、鼓舞士气，自然也可以对把握战机、控制局势产生积极的作用。

嬴政所行，至于河南、邯郸、郢陈，都是中原名都。对这些地方的重视，体现出一种清醒的政治地理意识和文化地理认识。嬴政在统一之前的这3次出巡，可以看作他成为秦始皇帝之后5次大规模出巡的先声。

秦王朝执政者对原六国文化的尊重，不仅表现为对诸种祠祀传统的继承，对不同思想体系的兼容，也表现为各地文化都会以“历观”实践为标志的看重。

（三）司马迁“适故大梁之墟”“讲业齐、鲁之都”

先秦列国故都在秦汉时期依然表现出某种文化优势。司马迁撰著《史记》的文化准备，即包括对历代名都的实地考察。

司马迁曾经以“太史公曰”的形式回顾这种特殊的考史的历程。《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封禅书》：“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河渠书》：“太史公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余从负薪塞宣房，……” 《齐太公世家》：“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魏世家》：“太史公曰：吾适故大梁之墟。”《孔子世家》：“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伯夷列传》：“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孟尝君列传》：“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燕殊。”《魏公子列传》：“太史公曰：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春申君列传》：“太史公曰：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蒙恬列传》：“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淮阴侯列传》：“太史公曰：吾如淮阴，……”《樊郦滕灌列传》：“太史公曰：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龟策列传》：“余至江南，……”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说到的“二十”之游，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说：“史公此行，据卫宏说，以为奉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也。然史公此时尚未服官，下文云于是迁始 ‘仕为郎中’，明此时尚未仕，则此行殆为宦学而非奉使矣。”王国维说，“是史公足迹殆遍宇内，所未至者，朝鲜、河西、岭南诸初郡耳。”

司马迁行旅经历中，“吾适故大梁之墟”，“吾过大梁之墟”，“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都是“历观”故都的行旅实践。其中所谓“讲业齐、鲁之都”，对于“吾适齐”、“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之“齐”“鲁”也明确有“都”的定位。至于“吾尝过薛”及对“彭城”等地的考察，也可以理解为意义相近的访古行历。

（四）秦汉中州“群都”

有学者说：“都城是每个朝代的政治中心。”其实，应当注意到中国古史有若干政权分立的时期。如果仅仅以统一王朝的政治模式理解历史，会形成空白和缺失。而秦统一以前如两周历史文化灿烂的局面，如果只以周王朝的“政治中心”来理解社会文明的基点、枢纽和重心，也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

秦始皇实现统一之后，以郡县制为行政基础的“大一统”政体奠基。中央集权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就是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坏城郭”。碣石刻石：“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咸服。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群臣诵烈，请刻此石，垂著仪矩。”所谓“堕坏城郭”，张守节《正义》解释说：“堕，毁也。坏，坼也。言始皇毁坼关东诸侯旧城郭也。”作为创造“天下咸抚”之重要条件的措施，似未可排除决策者在“土域”、“地势”、“险阻”诸层面之上，另有文化象征方面之考虑的可能。一如《艺文类聚》卷六引《地理志》曰“秦望气者云东南有天子气，使赭衣徒凿云阳县北冈，改名曲阿，又曰天门”故事。这种“堕坏”，很可能只是象征性的破坏。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战国名都遗址，“关东诸侯旧城郭”如燕下都、赵王城、郑韩故城等依然保持着惊人的高伟。先秦旧都，在一定意义上仍保留有秦始皇以为“无道”、“暴逆”的政治影响的遗存。

大一统王朝首都之外的次要的行政中心和文化中心，也称作“都”。例如西汉甘泉宫所在“云阳都”。班固《两都赋》并称“东都”、“西都”。张衡《南都赋》称刘秀出身地南阳为“南都”。《通志》卷四一《都邑略》“两汉都”条：“光武又以南阳为别都，谓之 ‘南都’。”其实，王莽时代已经有“五都”之称。“南都”的说法，正始于王莽。《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甾、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除成都外，其他四都都可以说位于中原或者邻近中原。汉魏之际又有变化。《初学记》卷八引《魏略》曰：“以长安、谯、许昌、邺、洛阳为五都。”则其中四都均在中原。

汉王朝曾经的行政中心和其他非正统王朝的局部或者短暂的政治中心，其实也具有“都”的地位。例如陈胜“张楚”政权的指挥中心陈，西楚霸王项羽的都城彭城。刘邦称帝之氾水之阳，也曾经有政治重心的地位。又如刘邦尚未确定定都关中时，曾经在洛阳暂居。封功臣的重要政治举措就在这里进行。两汉之际更始帝所都宛城、洛阳等。

洛阳既为中原的中心，又称“天下之中”。刘邦曾经在这里建立行政中心，王莽有东都洛阳规划，更始帝定都洛阳，直至刘秀建国成功，东京帝业再现了中原文化的辉煌。东汉晚期移民南下导致了江南的开发，开创了六朝繁华的基础，为全国文化重心向东南的转移准备了条件。人口、技术和文化的南流，大都是以中原为出发点的。

（五）蔡邕《述行赋》“历观群都”

中原名都作为重要的文化营养源，战国以来滋育过苏秦、张仪、韩非、李斯等诸多历史名人。至于吕不韦这样的人物，则首先是通过游历中原“群都”的经济实践取得文化经验的。司马迁在《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中说：“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谓出身阳翟（今河南禹州）。而《战国策·秦策五》：“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又说出身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其实，无论阳翟或者濮阳，战国时期均是工商发达、经济富足的地方。有的学者以为阳翟可能是原籍，濮阳可能是后来居地。此说固然多猜测意味，但是并取二说，又言及与陶的关系，依然有可取之处。对于战国时期陶的经济地位，史念海早有论著发表。对于陶以外的经济都会，史念海依然举出洛阳：“黄河以南，荥阳以西的经济都会要数到洛阳。洛阳本为东周的都城，由于周室衰微，强国称霸，洛阳已失去其政治都会的意义。但洛阳并未因此萧条下去。”史念海在这篇论文中多次说到吕不韦。在论述太行山以东的商业交通时，他指出：“吕不韦就是在赵国经营商业的人物。邯郸及与其相距不十分过远的中山及郑国，皆以倡伎众多闻于时，倡伎众多是当时都市繁荣的一种现象。”史念海还写道，“洛阳附近的阳翟”，其经济地位也有“相当的重要性”。阳翟“其俗多商贾”，《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所谓“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也”被引为例证。对于吕不韦出身一为濮阳一为阳翟的异说，史念海也提示人们注意，“濮阳、阳翟皆当时的大都会”。

司马迁则通过对于中原“群都”的实地考察完善了自己的史学资质。据蔡邕《述行赋》，他所谓“历观群都”的行旅体验，也以“存古”之心，坚定了人生原则。“历观群都，寻前绪兮。考之旧闻，厥事举兮。登高斯赋，义有取兮。则善戒恶，岂云苟兮。”蔡邕写道：“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时梁冀新诛，而徐璜、左悺等五侯擅贵于其处又起显明苑于城西。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白马令李云以直言死，鸿胪陈君以救云抵罪。璜以余能鼓琴，自朝廷勅陈留郡守，遣余到偃师。病不前，得归。心愤此事，遂托所过述而成赋。”

关于“所过”“历观群都”，赋文可见：“余有行于京洛兮，遘淫雨之经时。涂迍邅其蹇连兮，潦污滞而为灾。乘马蹯而不进兮，心郁悒而愤思。聊弘虑以存古兮，宣幽情而属词。久余宿于大梁兮，诮无忌之称神。哀晋鄙之无辜兮，忿朱亥之簒军。历中牟之旧城兮，憎佛肸之不臣。问宁越之裔胄兮，藐髣髴而无闻。经圃田而瞰北境兮，晤卫康之封疆。迄管邑而增感叹兮，愠叔氏之启商。过汉祖之所隘兮，吊纪信于荥阳。降虎牢之曲阴兮，路丘墟以盘萦。勤诸侯之远戍兮，侈申子之美城。”“行游目以南望兮，览太室之威灵。顾太河于北垠兮，瞰洛汭之始并。追刘定之攸仪兮，美伯禹之所营。悼太康之失位兮，愍五子之歌声。”“哀衰周之多故兮，眺濒隈而增感。忿子带之淫逸兮，唁襄王于坛坎。悲宠嬖之为梗兮，心恻怆而怀。懆操舫舟而泝湍流兮，浮清波以横厉。想宓妃之灵光兮，神幽隐以潜翳。实熊耳之泉液兮，揔伊瀍与涧濑。通渠源于京城兮，引职贡乎荒裔。操吴榜其万艘兮，充王府而纳最。济西溪而容与兮，息巩都而后逝。愍简公之失师兮，疾子朝之为害。玄云黯以凝结兮，集零雨之溱溱。路阻败而无轨兮，涂泞溺而难遵。率陵阿以登降兮，赴偃师而释勤。壮田横之奉首兮，义二士之侠坟。”“命仆夫其就驾兮，吾将往乎京邑。皇家赫而天居兮，万方徂而并集。贵宠扇以弥炽兮，佥守利而不戢。前车覆而未远兮，后乘驱而竞入。……”一路“存古” “属词”，满怀“愤思”。所言“群都”，除目的地“京洛”、“京城”、“京邑”外，比较明确的有：大梁，中牟，管邑，荥阳，巩都，偃师等。不很明确的如“卫康之封疆”，“申子之美城”。所谓“路丘墟以盘萦”的“丘墟”，有可能也是古城。

体会和理解一个知识分子面对黑暗政治“心郁悒”、“心恻怆”，以及“哀”、“忿”，“憎”、“愠”，“悲”、“悼”，“愍”、“疾”，乃至更为积极的“壮”、“义”的心态，自然是有意义的事，然而由于讨论主题的限定，我们更为注意的是这样一种文化地理现象，即直到东汉末年，中原地方曾经放射过历史光亮的前代“群都”，依然在社会的历史记忆中保留着相当深刻的文化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