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和诗歌

宋代唱和诗的深层语境与创变诗思
——以北宋两次白兔唱和诗为例

嘉祐元年（1056），滁州人在醉翁亭和丰乐亭所在的丰山抓住了一只白兔，不远千里送给时已在汴京任职的翰林学士、原滁州知州欧阳修：“网罗百计偶得之，千里持为翰林宝。”欧阳修如获至宝，异常爱惜，他邀集了当时京师的不少名流新秀如梅尧臣、苏洵、王安石、刘敞、刘攽、韩维、裴煜、王珪等人，为此兔竟举行了前后两次声势比较浩大的唱和活动。一只白兔，何以引起欧阳修等人如此巨大的兴趣？这其中又承载了当时怎样的文化语境？现存白兔唱和诗传达了白兔乃至诗人的哪些信息？参与唱和的诗人如何用诗歌歌咏一只白兔？他们如何接受有关白兔的古老文化传统，并试图突破传统文化对诗人思维的束缚而在诗歌构思或想象上有所创新？下面就这些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 参与唱和的人物及其心境

关于这只白兔的首次唱和，是在嘉祐元年欧阳修得到白兔后不久。从梅尧臣首次唱和诗三首之二《戏作常娥责》所云“我昨既赋白兔诗，笑他常娥诚自痴。正值十月十五夜，月开冰团上东篱。毕星在傍如张罗，固谓走失应无疑”看，首次唱和的具体时间当在十月十四日或十五日前不久。而另一参与者裴煜十月下旬赴任吴江县令，也可以补证这一点。

欧阳修（1007—1072）常以“座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作为他日常生活的理想境界，到京师后他更是经常以各种名义邀请宾客聚会唱和，白兔是他此次邀集各路宾客的一个理由。欧阳修对这只白兔的宠爱简直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在《白兔》诗中想象它是嫦娥身边的那个仙物，从月宫中悄然出走而降落滁山，因此对它极尽宠贵之能事：“翰林酬酢委白璧，珠箔花笼玉为食。朝随孔翠伴，暮缀鸾凤翼。主人邀客醉笼下，京洛风埃不沾席。”他赞扬被邀的客人们所赋的诗歌是“群诗名貎极豪纵”，却又指出这些客人们并不了解白兔的本意——“尔兔有意果谁识”？白兔的本意是什么？欧阳修认为是“天资洁白已为累，物性拘囚尽无益”。其实这是欧阳修自至和元年（1054）入京做官后诗文中常发的慨叹，白兔在诗中就是欧阳修自己。

很难考证出欧阳修当时所邀请“醉笼下”的客人，也很难考证当时哪些客人曾为此白兔赋诗（可能已经遗失），但现存首次唱和的八人十首白兔诗，大都与此次醉赏白兔有关——一些诗即便并非当时当地所作，也在此后不久。

作为此次唱和最年长的诗人，梅尧臣（1002—1060）于嘉祐元年夏秋之交到汴京，不久在欧阳修等人举荐之下做了国子监直讲。梅已经五十四岁却沉吟下僚，与欧阳修的身份地位差距很大，而欧对他很敬重又经常帮助他，因此他与欧过从甚密，却又很怕人讥笑他趋炎附势，所以他的心态很复杂。梅尧臣敏感地意识到他与欧各方面尤其是心境上的差距。在此次白兔唱和中他不仅写了《永叔白兔》，还在欧阳修的督促与启发下，又写了《戏作常娥责》、《重赋白兔》等三首诗，诗中对欧阳修是当今韩愈的称美，对自己年高而不愿学少年虚无想象的辩解，都让人看到他的处境与心情。

苏洵（1009—1066）是这次酬唱中年龄仅次于梅、欧的长者，他于此年初秋携张方平荐书初谒并上书欧阳修，且献著述《洪范论》、《史论》七篇，受到欧阳修的器重与垂青。应该是拜谒后不久，他就应欧阳修之邀为白兔赋诗。作为一介布衣而初与名流盛会，他的《欧阳永叔白兔》有些拘谨，不像其他人那样收放自如。一首十韵的五古像是两首五韵五古凑成，两首五古意思重复而且似乎有些舛误：首五韵写飞鹰不忍杀老兔，所以老兔得以自保，后五韵又像是以白兔口吻写它自己不知自藏而被猎夫发现；前五韵已经写到被拘而锁入筠笼驯养，后五韵又从穴处开始再演练一次被猎夫发现的经过。如果不分作二首的话，此诗实在太无章法了。而这背后，我们能够读到苏洵对于拜见欧阳修这一事件的那种矛盾冲突十分尖锐的心态，尤其是“白兔不忍杀，叹息爱其老。独生遂长拘，野性始惊矫。贵人织筠笼，驯扰渐可抱。谁知山林宽，穴处颇自好。高飙动槁叶，群窜迹如扫。异质不自藏，照野明暠暠。猎夫指之笑，自匿苦不早。何当骑蟾蜍，灵杵手自捣”这些诗句，似乎不是写白兔，而是写他自己：虽有“异质”而年事已高，本当“自匿”、“穴处”，却因“不自藏”其迹，被“飞鹰”放过，却被“猎夫”发现而受到“长拘”，最终在贵人的“筠笼”中渐渐丧失“野性”而趋于“驯扰”，而结句是他渴望精神乃至行迹能够重获自由的一种表达。

三位长者之外，其他唱和者都是年轻一辈的新进诗人。

王安石（1021—1086）至和元年入京，被授群牧判官，他力辞，在欧阳修的劝说下才肯就职，此后王安石得到欧阳修的举荐与格外欣赏。嘉祐元年，他经常被欧阳修邀请参与名流及欧氏门人的聚会赋诗。但王安石从进入仕途开始，就一直希望通过个人的能力和努力而争取政治上的地位，不太愿意受到欧阳修等名流的举荐，所以他在与欧阳修的交往中力图保持距离，有一种倔强的矜持。欧阳修于嘉祐元年九月十二日已经由信都县开国伯升为乐安郡开国侯，但王安石还称他为信都公；他人的唱和题目都称欧阳修为欧阳永叔，而王安石诗题为《信都公家白兔》。王安石在诗中铺叙了月宫中白兔的自由快活生活后，写道：“去年惊堕滁山云，出入虚莽犹无群。奇毛难藏果见获，千里今以穷归君。空衢险幽不可返，食君庭除嗟亦窘。今子得为此兔谋，丰草长林且游衍。”这个白兔也简直是王安石自己的化身。他是从水晶宫中“惊堕”人间、长着“奇毛”而独特“无群”的，不幸“见获”而归于欧阳修，在欧阳修的庭除上被喂养而感到困窘。他希望欧阳修能为“此兔”考虑，将其放归大自然，让他“游衍”于“丰草长林”之间。他的诗歌技法与表现力远比苏洵高明，思绪表达也比苏洵更为明白。

韩维（1017—1098）于至和二年（1055）八月十六日，经欧阳修等人举荐，由大理评事而为史馆检讨，嘉祐元年秋当仍在任上，他可能也参与了醉酒赏兔宴会，但是他的《南阳集》卷四《赋永叔家白兔》与其他诸人咏物抒怀颇不相同：他用五古大发议论，探讨“天理”、“至理”，将兔子与豺狼比较，试图论述物之美丑大小强弱与福祸之间的关系，惭愧他自己不能像庄子那样汪洋恣肆地阐明观点。他深为白兔无害却一生忧患而不平：“是惟兽之细，田亩甘所宁。粮粒不饱腹，连群落燖烹。幸而获珍贵，愁苦终其生。”无论是野处生活还是被人赏爱，兔子的一生都是“愁苦”的。“人生天地间，万物同一理”，因此人也如兔子一样“愁苦终其生”。他不像苏洵和王安石那样认为有了自由，人生就可以幸福。他的见解深刻，但他的诗比较枯燥，不像王安石等人那样文采斐然。

刘敞（1019—1068）于嘉祐元年初出使契丹回朝后本为知制诰，但闰三月却因避亲（王尧臣）嫌而出知扬州，其外任颇有些无奈。他与欧在此前就关系密切，到扬州后一直与欧保持诗词唱和。这次唱和他可能并未到汴京赏兔，但他博学多闻，其《题永叔白兔同贡甫作》在此次唱和中用典故最多，《春秋》、《诗经》、《汉书》中的典故都用到了，可见他比王安石更喜欢“以才学为诗”。他的结句是对欧阳修“天资洁白已为累，物性拘囚尽无益”的翻案或劝说：“由来文采绝世必见羁，岂能随众碌碌自放原野为。”欧阳修在京任职而颇感“拘囚”，多次自请外任，而刘敞恰好相反，他希望尽快返京，所以他认为“文采绝世”者就该与碌碌无为者有所区别，就该被朝廷羁縻而重用。

刘攽（1023—1089）皇祐元年（1049）在颍州丁父忧时，即与时守颍州的欧阳修有唱和往来。《宋史》卷三一九云：“攽字贡父，与敞同登科，仕州县二十年，始为国子监直讲。”刘攽嘉祐六年才被欧阳修举荐为国子监直讲，嘉祐元年秋他仍在辗转州县，也可能到汴京待选（嘉祐二年为庐州通判）。刘攽与其兄一样博学，但他更以滑稽戏谑著称，孔平仲《谈苑》卷二云：“刘攽贡甫性滑稽，喜嘲谑。”魏泰《东轩笔录》卷八亦云：“刘攽博学有俊才，然滑稽喜谑玩，屡以犯人。”他的《古诗咏欧阳永叔家白兔》除了也用典以显示博学之外，结句活用守株待兔的典故，露出一点“滑稽谑玩”的本性：“老翁守株更有待，勿使珍物遗今晨。”他在等着欧阳修那只白兔出逃呢。

裴煜（?—1067）字如晦，与梅尧臣交往唱和颇多。嘉祐元年秋他在京师，参与白兔唱和当在他赴任吴江县令前不久。赴任前夕，有八人分题赋诗为他饯行：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苏洵以及王安国、焦千之、姚辟、杨褒，其中前四人是白兔唱和的参与者，其他四人可能也参与白兔唱和，但作品不存。裴煜白兔诗今已不存，但从梅尧臣《戏作常娥责》所云“裴生亦有如此作，专意见责心未夷。遂云裴生少年尔，谑弄温软在酒卮”，可知他和梅尧臣一样，也不认为白兔有什么神奇之处。他与刘敞、刘攽是同年进士，梅尧臣又称其为少年，则他当与刘敞等人年辈相仿。当时参与唱和的诗人，有些作品可能也像裴煜一样失传。

第二次白兔唱和是在嘉祐二年春，当时欧阳修知贡举，梅挚（995—1059）、韩绛（1012—1088）、范镇（1008—1089）、王珪（1019—1085）四人权同知贡举，梅尧臣为小试官。六人从正月六日入礼部贡院，直到二月十六清明节前后才出院，锁院期间，六人闲暇无聊时以诗歌唱和为乐，为白兔而唱和是其中一个节目。先是梅挚想起家养的白鹤，写“忆鹤”七律，欧阳修与梅尧臣分别和诗之后，意犹未尽，尤其是欧阳修，他因梅挚忆白鹤而想到自家白兔，写《思白兔杂言戏答公仪忆鹤之作》，梅尧臣、王珪唱和以推波助澜，另外三人可能也参与唱和，但其诗今不存。此次白兔唱和现存五首诗中欧、梅各二首，王珪一首，五首诗内容前后相承，均为游戏之作，戏谑气氛比首次唱和浓厚得多。

王珪的诗歌一向被讥嘲为“至宝丹”，但他《和永叔思白兔戏答公仪忆鹤杂言》却没有多少富贵华丽之语，倒是很朴实甚至生拙地记述了当时唱和情况：“两翁相顾悦有思，便索粉笺挥笔写。有客月底吟影动，猝继新章亦奇雅。大都吟苦不无牵，遂约东家看娅姹。醉翁良愤诋高怀，却挥醉墨几欲骂。我闻此语初未平，随手欲和思殊寡。”“两翁”是指欧阳修与梅挚，他二人因各自思念白兔、白鹤而挥毫写诗，“有客”是指梅尧臣，他是“诗老”，诗思敏捷，所写“奇雅”，而其他几位即王珪自己与韩绛、范镇，他们苦吟不出诗歌，深感痛苦，于是相约到东家看“娅姹”开心。梅尧臣《和永叔内翰思白兔答忆鹤杂言》也有“我虽老矣无物惑，欲去东家看舞姝”之语，可以证明王珪所言不假。但几位唱和人的这种做法，与欧阳修《思白兔杂言戏答公仪忆鹤之作》所言“纤腰绿鬓既非老者事”完全是唱反调，所以令欧阳修气愤不已，欧阳修《戏答圣俞》中的“须防舞姝见客笑，白发苍颜君自照”，的确是近乎谩骂的诗句。梅尧臣在受到欧阳修这番讥嘲之后，写《和永叔内翰戏答》，倔强而又朴拙地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从他舞姝笑我老，笑终是喜不是恶。固胜兔子固胜鹤，四蹄扑握长啄啄。”梅尧臣认真表明他就是爱女色胜于爱动物，他宁可“便归膏面染髭须”以扮少年，也绝不认为白兔、白鹤胜于“舞姝”。这与他首次唱和时就不认为白兔有什么过人之处的观点前后呼应。几个年高位重的人竟然因为白兔唱和而动肝火，真是太有趣了。两次唱和相隔大约四个月，地点、人物以及写作的氛围都有所不同。欧阳修对首次白兔唱和总的评价是“群诗名貎极豪纵”，从现存十首诗的构思与想象看，的确“豪纵”。以前也有人为白兔写诗文，但是数量很少，欧阳修选择这个唱和对象并让唱和者用古体歌咏，其实是有意激励诗人们开拓诗域、勇于创新，加上老一辈与年轻一辈诗人共同唱和，所以首次唱和有强烈的竞技气息。而第二次唱和除王珪外，以老一辈诗人居多，老友之间的唱和竞技性明显减弱，而游戏性增强。另外，首次唱和的诗人们在咏物时都注重咏怀，因此他们笔下的白兔形象鲜明，文化意味强烈，而且有浓厚的个人情绪色彩。而第二次唱和则因加入白鹤、舞姝以及唱和者的行为，思路与主题都有所变化，白兔的形象性以及个人精神寄托性都有所减弱，突出的是诗人个人的审美情趣与爱好以及对唱和过程的描述。从两次唱和中，我们还有下面更多的发现。

二 白兔唱和的文化意蕴与深层语境

文人养动物，在宋代非常兴盛，几乎可以称之为文人养宠物热，用梅尧臣的话来说就是“物惑”。当时文人喜欢饲养珍稀名贵或者是优雅可爱的禽兽，如宋初李昉养鹤、鹭、白鹇、鹦鹉、孔雀，称之为“五客”，并为其赋诗画图，林逋“隐居杭州孤山，常畜两鹤，纵之则飞入云霄，盘旋久之，复入笼中”，留有梅妻鹤子之佳话，都是宋初文人豢养宠物的著名范例。到了欧阳修所处的仁宗、英宗时期，文人豢养动物已是常见现象，梅挚养了白鹤、白鹇，欧阳修也养了白鹤、白鹇、白鹦鹉等。文人宠物似乎以禽类为主，欧阳修的白兔则属于兽类，这可能是欧阳修邀人为白兔唱和的一个原因。文人饲养宠物与普通人不同的是，在饲养赏玩之余，还常常为这些动物写诗表示赞赏，将对动物的赏玩之情上升到诗歌创作、文化欣赏的高度。

白兔是一种小巧可爱、活泼灵动的动物，其毛色晶莹洁白，所谓“莹若寒玉无磷缁”（刘敞）、“莹然月魄照霜雪”（刘攽）、“宫中老兔非日浴，天使洁白宜婵娟”（王安石）。白兔眼睛殷红灵活，所谓“红眼顾眄珠璘缁”（刘攽）、“走弄朝日光，赩然丹两睛”（韩维）。白兔行动灵活可爱，所谓“初不惊人有时拱”（刘敞），即便在月宫，白兔也是“扬须弭足桂树间，桂花如霜乱后前。赤鸦相望窥不得，空凝两瞳射日月。东西跳梁自长久，天毕横施亦何有”（王安石）的。唱和的诗人们将白兔的这些可爱之处写得栩栩如生，尤其是王安石的描写最为生动。形体与行为可爱的动物易令人赏爱，这可能是大家乐于为白兔唱和的又一原因。但这些原因都未免太显而易见了。据梅尧臣《永叔白兔》所描写的“霜毛半茸、目睛殷红”以及其他诗人的描写看，欧阳修的白兔只不过是一只普通的白色兔子，按梅尧臣所说，是一只“凡卑”的兔子，并没有什么特别，但就这么一只白兔，何以能引起欧阳修以及众多诗人如此巨大的兴致？诗人们是否过于小题大做了？白兔唱和是否还有超越我们现代人所了解的其他文化内涵或更为深层的语境？我们试图在唱和“群诗”中找到一些答案。

梅尧臣、裴煜之所以“拟玉兔为凡卑”，是因为他们认为“百兽皆有偶然白”，由此而论，白兔之白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刘攽不这么认为，他说：“飞若白鹭众不足珍，走若白马近而易驯。古来希世绝远始为宝，白玉之白无缁磷。乃知白兔与玉比，道与之貎天与神。”物以稀为贵，白鹭、白马常见而不足珍，而白兔与白玉一样在当时是稀世珍宝，当然珍贵。刘敞与刘攽观点一致，而且他以历史记载为据来阐发这个观点：“梁王兔园三百里，不闻有与雪霜比。今公畜此安取之，莹若寒玉无磷缁。春秋书瑞不常有，历年旷世曾一偶。”可知白兔不仅是宋代少有，就是宋以前白兔也很少见，汉代梁孝王三百里的兔园都没有听说有白兔，其他时代也只是偶然一见。刘敞博学洽闻，所言极为可信，由此可知白兔在宋代及其以前确实因为稀有而显得弥足珍贵。虽然我国很早就有大量的兔子，而且《诗经》就有《兔罝》篇说明兔子常见，但那时的兔子基本是褐色或者是灰色的，白兔很少见，《抱朴子》有“兔寿千岁，满五百岁则色白”之说，“五百岁”才变白的白兔岂是一般人常见的？这无疑是欧阳修以及诸公为白兔唱和的一个重要原因。

刘敞诗中所言“春秋书瑞不常有”，还透露了一个历史文化现象：古人长久以来以白兔为祥瑞之物。《瑞应图》云“王者恩加耆老，则白兔见”，说明王者有恩泽白兔才会出现；《梁书》卷三十《裴子野传》云：“遭父忧，去职，居丧尽礼，每之墓所，哭泣处草为之枯，有白兔驯扰其侧。”说明极孝感天才会出现白兔。白兔是长寿之征，祥瑞之兆，只有在人类行为感动天地时，天地才会将其作为表彰人类的一种奖赏偶然一现，因此不少史书都郑重其事地记录这些祥瑞，《竹书纪年》卷下有“元年，晋献公朝王，如成周，周阳，白兔舞于市”的记载，可能就是刘敞所云的“春秋书瑞”之一。此后正史对白兔的记载不绝如缕。《宋书》卷二九就从“汉光武建武十三年九月，南越献白兔”起，历记此后白兔出现的精确时日地域，一直记载到宋孝武“大明六年六月乙丑，白兔见青冀，二州刺史刘道隆以献”。《魏书》卷一一二也有类似体例的记载。南北朝的史书如此郑重地为“白兔”记录，可见这一时期人们对白兔的重视。欧阳修等人编写的《新唐书》、《新五代史》也记录过白兔事迹，却没有如《宋书》、《魏书》那样集中的记录。但《宋史》卷六六《五行志》则有集中记载：“天圣九年五月宿州获白兔。六月庐州获白兔。明道二年六月唐州获白兔。皇祐三年十二月泰州获白兔。……熙宁元年九月抚州获白兔。十二月岚州获白鹿。四年九月庐州获白兔……”

《宋史》为何如此重视白兔？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太宗至道元年（995）的记载可知一些信息：“乙巳，知通利军钱昭序表献部内赤乌、白兔各一。云：‘乌禀阳精，兔昭阴瑞。报火返蕃昌之兆，示金方驯服之征。念兹希世之珍，罕有同时而见，望宣付史馆。’从之。上谓侍臣曰：乌色正如渥丹，信火返之符矣。”白兔被钱昭序视为“昭阴瑞”、“示金方驯服之征”等，都源于秦汉以来传统文化的一贯认识。白兔在月宫中居住，是阴精所集，韩维《赋永叔家白兔》有“太阴来照之，精魄孕厥灵”之说，刘敞《题永叔白兔同贡甫作》有“宁知彼非太阴魄”之句，欧阳修在《答圣俞白鹦鹉杂言》也有此说：“日阳昼出月夜明，世言兔子望月生。谓此莹然而白者，譬夫水之为雪而为冰，皆得一阴凝结之纯精。”可知这种观念，在宋人心目中早已是根深蒂固。

白兔又是如何成为“示金方驯服之征”？这虽然是钱昭序的附会，但钱昭序确实有切实依据。根据五行对应观念，古人认为西方对应之色是白色，西方是金对应的方位，白兔等白色祥瑞动物常被认为是金精所诞，是西方也就是金方的象征性动物，而且兔子又是柔弱驯服的象征，所以钱昭序用以代指当时西方的党项族（后来的西夏），所谓金方驯服的征兆。这个说法有充分的五行根据，所以宋太宗以及侍臣、史馆中大臣都接受了这个说法，此后的宋人也都对此深信不疑。因此在宋代俘获白兔，就如同俘获“驯服”的“金方”。元人所修《宋史》是在宋人观念和记录的基础上润色的，所以才会有如此集中的记录。嘉祐元年滁州人献给欧阳修的白兔，并没有载入史册，这是因为史书中记载的白兔都是各地献给皇帝的，民间的互送不计其中。本应送给皇帝的“驯服之征”却送给了欧阳修，难怪欧阳修和不少唱和者都觉得白兔弥足珍贵。唱和诗没有涉猎这一方面内容，可能是有意回避。

白兔在当时具有稀有、长寿、祥瑞、月精等等积淀了千百年的文化内涵，又被赋予了特定的历史象喻，而这些构筑了诗人们唱和的深层语境。宋代文人在金石古玩、文玩清供、饮食文化等生活情趣之外，更懂得对植物动物等事物的欣赏与品味，他们过着注重细节的精致生活，保持着文人士大夫的优雅情趣，把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提高到特别注重文化内涵的层次，这是华夏文化历千年之演进而能够造极于宋世的重要原因。

三 诗思的传统文化束缚与超越

欧阳修之所以首倡以白兔为歌咏对象，是因为这个诗题没有被唐代及其以前诗人大量写过，因此诗人发挥有足够创造力的空间。但是关于白兔的习性、传说以及事迹在文献典籍中有大量记录，譬如白兔在月宫捣药的传说先秦就已经流行，此外，以兔子为祥瑞之物以及肃肃兔罝、狡兔三窟、守株待兔等典故成语也源远流长。又如以兔毫为笔在中国也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尤其是韩愈《毛颖传》以游戏之笔为毛笔立传，更使中山兔毛声名远播。因此，即便是欧阳修之前没有歌咏白兔的诗歌遗产，但是也有足够的传统文化积淀可供诗人们借鉴参考。而文化传统可以成为歌咏白兔命意构思的基石，同时也可以成为对诗人创造力的一种束缚。

首次唱和的诗人们，大多由白兔联想到传说中月宫的玉兔，因此玉兔逃离月宫成为这次诗人们构思和发挥想象的起点。欧阳修《白兔》开篇即云：“天冥冥，云蒙蒙，白兔捣药常娥宫。玉阙金锁夜不闭，窜入滁山千万重。”捣药的白兔在冥冥蒙蒙的夜间，悄然离开了嫦娥所在的琼楼玉宇，“窜入”人间的滁山。在庆历八年砚屏诗唱和中最缺少想象力、最煞风景的梅尧臣，此次首和《永叔白兔》云“可笑常娥不了事，却走玉兔来人间。……月中辛勤莫捣药，桂傍杵臼今应闲。我欲拔毛为白笔，研朱写诗破公颜”，也是顺着月宫的传说写到了嫦娥和桂树以及捣药的杵臼，但是结句的“拔毛为白笔”却在戏言中显露真实与本性，又一次因落到实处而大煞风景。欧阳修显然对其过于落实的说法不太欣赏——“翰林主人亦不爱尔说”。因此，梅尧臣接着作了一首出人意料的诗歌《戏作常娥责》:“我昨既赋白兔诗，笑他常娥诚自痴。正值十月十五夜，月开冰团上东篱。毕星在傍如张罗，固谓走失应无疑。不意常娥早觉怒，使令乌鹊绕树枝。啅噪言语谁可辨，徘徊赴寝褰寒帷。又将清光射我腹，但觉轸粟生枯皮。乃梦女子下天来，五色云拥端容仪，雕琼刻肪肌骨秀，声音柔响扬双眉：‘以理责我我为听，何拟玉兔为凡卑。'‘百兽皆有偶然白，神灵触冒由所推。裴生亦有如此作，专意见责心未夷。’遂云‘裴生少年尔，谑弄温软在酒卮。尔身屈强一片铁，安得妄许成怪奇。翰林主人亦不爱尔说，尔犹自惜知不知。’叩头再谢沋已去，起看月向西南垂。”诗中描绘嫦娥先遣乌鹊啅噪、清光射腹，然后她自己仪态万方地在五色云中翩然降临，接着与梅尧臣对话，细节周到，声气活现，整个过程栩栩如生，显示出梅尧臣非凡的想象力，让人们看到梅尧臣诗歌创作的另一面。然而梅尧臣即便在想象中也是理性的，他在与嫦娥的对话中传达的信息是：他并非没有想象力，只是他觉得他自己年事已高，性格又倔强认真，不能随便“妄许”以至于“成怪奇”：一只“凡卑”的白兔怎么可能是月宫中的玉兔？梅尧臣依然是老实巴交的，他追求平实的诗歌观念与欧阳修追求新奇的诗歌观念有了分歧，而且逐步明显。然而虽有分歧，但这次欧阳修的不欣赏，对梅尧臣开发想象力起到一个推动作用。王安石《信都公家白兔》开篇一大段，基本是欧阳修、梅尧臣月宫嫦娥之说的翻版，他只是将白兔在月宫中的环境和活动写得更为生动一些而已。苏洵《欧阳永叔白兔》虽从飞鹰搏击平原开始，但结语所云“何当骑蟾蜍，灵杵手自捣”，也将落脚点放在月宫传说中。

首次唱和至少有这五首白兔诗（加上裴煜的佚诗当为六首），没有离开月宫中嫦娥玉兔这个古老的传说。虽然这些诗都在传说基础上展开极为丰富的想象，已经够“豪纵”了，但是欧阳修显然不满意这样构思重复、缺少更多创意的唱和，他在给梅尧臣的一封信中说：“前承惠《白兔》诗，偶寻不见，欲别求一本。兼为诸君所作，皆以嫦娥月宫为说，颇愿吾兄以他意别作一篇，庶几高出群类。然非老笔不可。”欧阳修非常明确地对“诸君”局限于“月宫嫦娥”而不能别出心裁表示不满，希望梅尧臣这样的“诗老”能够打破成规、再出人意料一些。

梅尧臣果然跳出嫦娥月宫之说，另写一篇《重赋白兔》:“毛氏颖出中山中，衣白兔褐求文公。文公尝为颖作传，使颖名字传无穷。遍走五岳都不逢，乃至琅琊闻醉翁。醉翁传是昌黎之后身，文章节行一以同。滁人喜其就笼绁，遂与提携来自东。见公于巨鳌之峰，正草命令辞如虹。笔秃愿脱颖以从，赤身谢德归蒿蓬。”这次“重赋”的确是一番新面貌：《毛颖传》中的白兔找到了韩愈的后身欧阳修，自愿将其白毛奉献给他为笔草诏。一个十分巧妙新颖而且圆满的联想，且在不经意中赞扬了欧阳修，果然是“老笔”！但仔细考察，却发现整首诗歌构思又落入其《永叔白兔》结句“拔毛为白笔”的窠臼，而且这个窠臼显然是囿于另一类文化传统——兔毛作笔的束缚。不知欧阳修读后作何感想。

事实上，刘敞、刘攽兄弟以及韩维的三首唱和诗，倒是没有重复月宫传说以及拔毛为笔这两个为时人熟知的传统文化典故，但是他们又被其他的士人熟知的传统文化所束缚，围绕着白兔为祥瑞、弱小之物，他们寻找了更多的传统文化知识、典故、概念来支撑自己的观点，来构思联想。与月宫传说相比，这几首诗歌更落入传统文化的圈套，更缺少个人诗性思维创造性的想象。难道就没有哪个诗人能够挣脱传统文化的束缚，而进行完全彻底的创新吗？诗歌因此就要陷落在传统文化深厚的积淀中，而无法超越吗？

欧阳修在首次唱和中，有了挣脱传统文化束缚、追求超越的比较清醒的意识。第二次唱和时，欧阳修自己显然找到了一个超越传统文化束缚的突破口，他不仅引进白鹤（后来还增加了白鹇、白鹦鹉）、舞姝、京师少年作为参照，而且还引进另一艺术门类——绘画中的白兔、白鹤作为陪衬，使得白兔诗（咏物诗）的命意、思路、想象得以拓展。尽管同类比较也还是诗歌创作的思维常规，但是欧阳修的追求超越意识却是难能可贵的。其他诗人并没有在欧阳修的倡导下有所响应，他们“大都吟苦不无牵”，欧阳修试图超越的理想注定无法实现。

事实上，诗人的思维乃至想象，受传统文化影响越深，受到的束缚也就越大，越容易形成一些定式、局限，而诗人常常有超越思维定式与极限的向往。这种超越首先是对文化传统束缚的超越。欧阳修中晚年在诗歌创作理论和实践中，越来越清醒且努力不懈地追求对思维定式与局限的超越：庆历八年（1048）欧阳修首倡的砚屏诗唱和，是他追求这种超越的一个标志，皇祐二年（1050），欧阳修在颍州聚星堂聚会唱和赋《雪》时提出“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鹅鹤银等事，皆请勿用”，表面上是要抛开诗歌语言中的陈词滥调，追求语言上的超越常规，实际上是在努力追求超越思维定式与局限，正如诗中所言“脱遗前言笑尘杂，搜索万象窥冥漠”——前句是创作时的基本要求，后句是希望达到的目的。嘉祐元年、二年的白兔诗唱和，是欧阳修超越或突破思维定式与局限的更加明确的表达。欧阳修的这种追求差不多是对“笔补造化天无功”的实践，但这种人类思维的自我超越，无论对哪个人而言无疑都太困难了，所以欧阳修偶然会有“文章损精神，何用觑天巧”这样无力的叹息、无奈的放弃。然而欧阳修在理论上超越思维定式、突破思维局限的期望，在创作上的身体力行，无疑是宋调初创阶段最有创新意义的追求——尽管宋调并没有沿着这个方向发展。

两次白兔唱和，在诗歌史上声名昭著，以至于后人写到白兔，都会想到两次唱和的典故。叶适《水心集》卷八《和王宗卿白兔诗》云“瑞登韩笔名尤重，喜动欧吟事转神”，就将欧阳修等人的唱和与韩愈的《毛颖传》联系到一起，作为典故吟咏。直到南宋晚期，江湖诗派诗人林希逸还饶有兴致地《戏效梅宛陵赋欧公白兔》，将两次唱和的风雅与意义延伸到了晚宋。

（原载《四川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