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盛于20世纪30代上海的摩登文学以至摩登文化现象,是个不大容易出新的研究课题。因为经过二十多年的持续研究,尤其是随着严家炎先生、吴福辉先生和李今女士相关论著的先后出版,学界对于海派文学和文化的研究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以至于紧随其后的研究者除了重复进行不断加码的“现代”追认之外,似乎只能无所事事了。而从另一方面看,随着上海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的重获繁荣并且重新与国际时尚接轨,对旧上海之老摩登的再发现和新发挥,又成了一个相当时髦的公共话题,尤其是以李欧梵先生重构上海摩登的著作之热销和王安忆重写上海摩登的小说之得奖为契机,自外而内从南到北掀起了一股经久不息的上海摩登怀旧热,而新的简单化倾向亦于焉浮现:陶醉在怀旧热中的人们,似乎只满足于把旧上海老摩登的形形色色视为无可置疑的现代而照单全收,却全然罔顾在半殖民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之等差格局下,上海滩上究竟交织着怎样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文化冲突。倘考虑及此,则诸如把“上海租界里的中国作家热烈拥抱西方文化”的摩登行为不加分析地礼赞为“中国世界主义的表现”之类论调,实在是太嫌简单且有误导天真之嫌。这种情况表明,关于摩登的海派文学和文化研究正面临着一个临界点——研究者如果仍然满足于“现代”的追认和“摩登”的礼赞,则除了一再重复的论调和一唱三叹的凭吊外,确乎是别无剩义了;但其实人们看见的也许只是海上的冰山一角,而倘能拓展视野、深入实际,在广泛的联系中重新审视“上海摩登”现象、重新反思其间的问题,则未必就没有推进研究和深化认识的余地。

说实话,对不断加码的“现代”追认和没完没了的“摩登”礼赞,我久已有点不大耐烦,对一些流行的权威观点,我也多少有点不以为然的异见,这些我在给李今女士的《海派小说论》的台湾版所写的代序中,曾经有所表达。不过,那在我不过是借题发挥、略发感想而已,仔细深入的探讨,我既无能力也无余暇去做,而正有待于更年青一代的学子来继续。

张勇正可谓恰当的人选,一则他以前的硕士学位论文做的就是关于新感觉派小说的研究,在这个课题上有一定的积累和基础,二则他好学深思、肯下功夫,自2004年秋到清华读书以来,他一直继续关注和思考着这方面的问题,阅读了大量与海派有关的旧书报刊,不断有文献上的新发现。比如,穆时英的长篇小说《中国一九三一》的一个散佚部分《上海的季节梦》,就被他发现并写出了扎实的考证分析文章;同时他也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拓展自己的知识视野,比如对正在崛起的都市文化研究和消费文化理论,他就颇为关心而又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所以对常常被人混而论之的“摩登”和“现代”之同异有足够的敏感……这一切都使我相信他有可能对这个似乎接近学术极限的研究课题作出新推进,所以当他稍后和我讨论其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时候,我便向他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应该说,张勇来清华时已非少不更事的愣头青,而显然经过了一些生活上的磨炼,所以为人沉静踏实而不随俗敷衍,为学肯下苦功而自有主见。他对这个课题也没有贸然接受,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才确认了的。这倒让我觉得对他完全可以放心,因此选题确定之后,我就完全放手让他独立去做了。

随后的两年,张勇便全力以赴从事这个课题的钻研与写作,在文献的发掘和问题的辨析上不断有可喜的进展。看到接连送来的文献资料和陆续写出的论文初稿,我的眼睛常常为之一亮。到2007年夏秋之际,他又对论文初稿进行了集中打磨和结构调整,是年冬遂提交预答辩和答辩。参加这两次答辩的专家有钱理群、吴福辉、方锡德、王中忱和格非诸先生,大家都觉得张勇的这篇论文是海派文化和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突破。评委老师们的赞赏并非偶然地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张勇在文献发掘上的可喜收获。如资深的海派文学研究专家吴福辉先生就曾感叹,以他对海派文献的熟悉程度来读张勇的论文,其中仍有大量文献和诸多现象乃是他闻所未闻的新发现。二是张勇颇富新意和思考深度的辩证分析。这突出表现在对“摩登”与反“摩登”的性质及其矛盾运动的准确把握和辩证观照。记得资深的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先生就特别激赏张勇独具眼光地发现了“革命摩登”,并从反摩登的角度对鲁迅和张天翼做出了别出心裁的分析。此外,评委老师们对张勇自觉打通文学—文化批评与政治—经济分析的研究方法也颇为赞赏,认为他努力于综合观照和辩证分析的研究理路,实有助于纠正孤立的纯文学批评和单纯的文化研究之不足。

作为陪伴着张勇走过三年多读博历程的老师,我对他的如期完成论文、顺利通过答辩自然非常欣慰。倘容我撇开师生的关系,纯以一个学术同行的立场来评论,则张勇的这本论文作为海派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一个新阶段之标志,是可以断言的。从第二章“摩登”考辨,第三章“摩登主义”:日常生活的美学,到第五章“摩登主义”与文化消费,第六章“摩登主义”文学中的现代体验及想象,作者发掘出了大量的摩登文学以至生活现象,并深究“摩登”背后到底存在着何种力量、它们之间构成了怎样的关系、进行着怎样的博弈……从而不仅使海派文学和文化之“摩登主义”特性第一次获得了确凿无疑的证实,而且对其复杂性给予了深入透彻的揭示。这显然超越了学界已有的认识水平,而显著地推进了海派文学和文化的研究。读者只要翻看一下这些章节,就不难体会其内容的丰富和分析的深入,而无须我来一一介绍了。作为同行,我自己特别受启发的乃是张勇的一个洞见:不同取向的现代文学,哪怕是相互对抗的文学流派,仍然会共享一些重要的现代文学价值观念,而真正重要的分歧则恰在于那相似之下的不同。比如,张勇就指出,“真实”其实并不是主张写实主义的左翼文学所独尊的观念,它同时也是“海派文学最常调用的资源和创作的合法性基础”。我此前对革命的左翼和摩登的海派一直是只见其异而未见其同,所以初闻张勇此论,我当真吃了一惊,可仔细一想,事实确实如此。更难能可贵的是,张勇在洞见到这个共同点之后,更进一步地仔细辩证分析了其间的似而不同,并推而广之,以为似而不同的“真实”观,“的确构成了30年代文学的一个核心问题,许多问题背后都隐藏着关于真实性的认知,双方的分歧也常常能在对‘真实’的不同理解中找到答案”,同时他还强调对“真实”的分解也不到认识为止,而最终必然落实为人性伦理、社会关怀和文化实践上的分道扬镳。同样的,在分析摩登与现代之间的暧昧关系时,张勇既敏锐地指出“摩登的合法性基础——一元的线性历史进化观,某种程度上正植根于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之中”,而又强调“从相似的一元论及艺术线性发展观立场出发,新感觉派作家和左翼作家得出的结论竟颇为不同”。这些都是发人之所未发、道人之所未道的洞见。我得承认,张勇的洞见有力地纠正我这个做老师的一些简单化评判。“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我于韩子此言欣有同感,并且觉得,张勇对问题的这样一些看法和他看问题的这样一种思想方法,特别值得向学界同行推荐。

当然,一个年轻学者首次处理这样复杂的问题,自不免理有未周、尚待补充之处。比如,张勇在结尾一章断言,“1937年,曾经热闹一时的‘摩登主义’文学走向了衰落”。这从一个段落来说,诚然是事实,若从更大的视野来看,也就不尽然了。徐訏、无名氏的“摩登传奇”在抗战大后方的流行,张爱玲的“反传奇的传奇”在沦陷了的上海之走红,即使不能说是“摩登主义”文学之中兴,也足证其绵延不绝的生命力和华丽转身的灵活性。同时,张勇又以施蛰存在抗战期间四处播迁因而搁笔不作为例,来说明“‘摩登主义’文学对1927-1937这十年间的上海的深刻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确是事实,但需要进一步追问的问题是,摩登的上海又依赖着什么?对此,张勇其实是有所见的,他的具体论述已触及了老上海作为一个半殖民地都市对西洋的深刻依赖关系,对生活于其中的海派文人盲目崇拜西方时尚、竞相攀附摩登的心态,张勇也很清楚。或许是出于谨慎吧,张勇虽然触及了事实,却对摩登主义之“现代性”的半殖民地根源未敢一语道破。再如,张勇已敏锐地注意到海派文人的摩登性幻想书写中,其实浸淫着传统士人对“摩登伽女”的迷与惧,惜乎未能推而广之。其实,摩登的海派文学与文化也有其本土的源头——纵情声色、风流自赏的江南才子文艺传统。

诸如此类的缺憾还有一些,其原因除了年轻作者的经验不足和文献有缺外,还因为时间的限制。张勇是带职出来读博的,给定的三年时间实在太短,所以后来又延长了半年,但仍然不足,而在这有限的时间里,他还得兼顾工作和家事。为此他付出了怎样的辛苦、承担了多大的压力,我是比较清楚的。记得就在张勇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最紧张的时候,他的妻子正独自在遥远的西安忍受着妊娠反应之苦,他自然既感担忧而又苦感分身乏术。这让我很不忍心,以致我不得不把他“赶”回去西安一趟。所以论文的一些题中应有之义,虽然原在他的写作计划之中,后来却不得不割弃或暂缺,而多少有点匆忙地收束了。待到答辩通过后,张勇真是归心似箭。在生活和工作上,张勇是个很有责任感的人。由于觉得几年的读博亏欠了妻子、父母以至于原单位不少,所以返回西安的近两年来,张勇把大部分心力都花在了报答积欠的亲情和补偿拖欠的工作上了,论文的修订出版不免迟滞了一点。对此,我不仅能够理解而且甚为欣赏。事实上,几乎每个研究生毕业离校的时候,我都要对他们说生活第一、学术第二,所以听张勇来电话说他回去一直忙于工作、忙于安家和搬家等,尤其是看到他传来孩子健康可爱的照片,我委实是高兴而且放心。因为这就是生活呀,人总得生活在现实生活中,即使是一个学者,人生首要的事情也未必就是论著的出版和学术的名利,何须匆忙慌张呢。

自然,张勇并没有为了生活而忘掉学术。最近,他终于完成了论文的修订、可以交付出版了。这虽说是晚了一点,但我重读一遍仍觉新鲜,其学术原创性迄今还是未可替代的;而张勇在修订中显然也融入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新思考,那或者正预示着他今后致力的方向吧。张勇还年轻,正所谓来日方长,其为人又耐得寂寞、为学亦肯从容从事,然则假以时日,取得超越既往的成就,是可以预期的。

阅读既竟,随手略书回忆和感想如上,权算是序吧。

解志熙

2009年10月16日于清华园之聊寄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