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摩登主义”：日常生活的美学

近些年，关于民国时期上海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一幅生动的上海都市文化景观已经被细致地勾绘出来。对此间所产生的文学的研究也从中受益匪浅，那种把文学孤立出来的研究方式已经为人鄙弃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上海都市文化并不能仅仅被当作文学产生的现实语境，或作家所置身的文化空间，更不能仅仅以某种方式拓宽、替代原先的文学研究，而应进一步发掘这种文化空间的形成之于文学所产生的作用、意义。譬如，海派都市文学和左翼等其他都市作品产生于相同的文化空间之中，但却表现出相当不同的品质，这差异便在于作品、作家与环境发生作用的方式的不同。吴福辉先生在比较了海派小说与《子夜》、《日出》等都市题材作品后认为，“可以说，在现代的中国，再没有任何一个流派会像海派那样能从现代物质文明的层面上，能从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交替接续的意义上，来表现都市了”。都市在海派小说那里，第一次“独立地真正成为审美对象”。海派不是一般性地领会到了都市的现代美，它“放弃了旧的评价标准，引进了新的都市文化价值观念”。这里事实上还可以引出一些有待探讨的问题：上海的摩登消费娱乐场所是如何成为审美对象的？为什么恰恰是都市生活的这些内容构成了海派都市文学的“风景线”？诚然，物质文化和洋派的生活方式从来都不只体现为“物质性”的一面，而是同时被赋予了不同的价值内涵。那么，它们在海派都市文学作家那里承载了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和追求？这种价值观念是如何被构造出来的？

笔者认为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时尚生产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功能，需要从时尚生产体系、媒介技术和海派都市文学的关系等角度回答上面的这些问题。前二者不只是后者的载体、工具，事实上，时尚刊物上有时也刊载非海派的创作，像《良友》画报上并不缺少茅盾、郁达夫、老舍等人的文字。我想强调的是，时尚刊物和海派都市文学一起建立了日常生活的美学。所谓“日常生活”，借鉴自列斐伏尔，当然也保留了他在“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 和“每天生活”(daily life) 之间所作的区分：“每天生活是从来就存在着的，但充满着价值与神秘。而日常一词则表示这种每天的生活已经走向了现代性：日常作为一种规划当中的对象物，是通过一种等价交换的体制，一种市场化与广告，即市场而展现出来的。”日常生活是伴随着19世纪“竞争资本主义的出现和世界贸易的扩张”而出现的，是资本、市场对社会操控、规划的产物。时尚在这种操控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列斐伏尔说，“时尚通过拒绝日常生活的方式来控制它，因为日常生活不可能成为时髦的”。时尚杂志不是时尚的附着物，而是时尚的生产者，“在现代意义上，时尚是与时尚杂志一同诞生的”。本章即以时尚杂志为中心探讨时尚是如何使“新”、“摩登”本身变成了商品，同时又通过商品美学使其成为美学对象的；并且探讨海派文学的生产与这些时尚杂志的关系，在其背后媒介技术以及报刊媒介的特性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