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词性色彩：从中性到贬义

20世纪30年代“摩登”一词立即流行开来，频频出现在作家笔下，甚至直接成为作家议论的对象，其词义演变的轨迹是：词义变得狭窄，且逐渐获得了贬义色彩。按照《申报月刊》“新辞源”中的解释，“摩登”起初除作为“modern”的音译外，还有另外两个用法。然而，前一意义迅速扩张，使得另外两个意义湮灭无闻。上文中已经谈到，在20年代末期“摩登”一词刚出现时，有人在“现代”的意义上使用它，有人则在“时髦”的意义上使用它，可是到了30年代后一用法远远压倒了前者。这样，“摩登”之“时髦”的义项在与其他义项的竞争中占得上风，“摩登”的所指也就逐渐狭窄化并固定下来。1934年，王定九出版《上海顾问》一书，试图囊括上海的衣食住行、求学、经商、诉讼等生活的方方面面，充当由外地来沪者的生活向导，“摩登”自然成为作者大谈特谈的话题。作者指出，“‘摩登’是时髦的解释”，含有“时间性”。作者在书中多次提及“摩登”，也都限定在这个意义层面上。同年出版的《新名词辞典》对“摩登”一词的解释部分代表了社会上对该词的理解：“Modern之音译，义为‘现代的’、‘近代的’，惟普通多含有时髦之意。”。“摩登”的这种用法，时人有所记录和批判：“摩登是现在社会最流行的一语……摩登Modern在英语不过现代之意，译为现代辞明义正，何等正办。无如一般洋泾浜学者，以现代两字不摩登，遂舍现代而不言，而摩登遂大摩登矣。浅识之人以讹传讹，遂至凡属离奇古怪浪漫风流之象，均以摩登称之。市招以之为名，刊物以之为号，摩登的本义果如是乎？”可见当时“摩登”词义已经多指“离奇古怪浪漫风流之象”，偏离“modern”原义较远了。正如林语堂在1934年指出的，“原来新就是摩登，然而在外国摩登二字，又不似现代中文用法，仅于女子之烫发及高跟鞋而已”。“摩登”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人们趋之若鹜，市招、刊物等争相以“摩登”为旗号。举凡好莱坞电影、药品、布料、服装等，广告无不拉上“摩登”抬高身价。当时上海“不要说妙龄姑娘或者年轻男子无一不摩登，即使鸡皮鹤发的老婆婆，也有些心向往之呢”。

可见“摩登”的摩登化绝不只是“一般洋泾浜学者”的发明之功，根本原因在于上文提到过的都市消费文化的勃兴。“摩登”一词进入社会生活、消费文化领域是其得以流行的至关重要的一步，它的和这些领域相关的义项始能迅速占据上风。“消费”在波德里亚看来，同时是生产性的，它生产着社会差别和阶层。因此，“消费”作为“区分价值的普遍编码机制”，在社会中充当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质言之，摩登事物正是由于象征着一种高的社会地位、阶层才受到如此青睐的，反之，象征着高的社会地位、阶层的一切消费品都有可能成为摩登的事物，以至于“中国的所谓‘摩登’的太太小姐们……以为价值贵的，穷人们备不起的就是‘摩登’，人家没有的是‘摩登’”，倒正体现了摩登的本质。

无论是高的社会阶层还是资本主义的商品消费，“摩登”一旦和这些事物联系在一起，在左翼运动鼎盛的30年代自然难逃恶名。在1933年之前，“摩登”尽管已经多被用来指称时髦事物，其词性色彩尚不太明显，有时反倒带有使用者夸耀、羡慕、向往等感情色彩在内。这一时期内，商品在广告中常冠以“摩登”二字，也说明了这一点。郭建英则写出《摩登生活学讲座》这类文章来，引导青年男女们如何过上摩登的生活。田汉在回忆创作电影剧本《三个摩登女性》(1932) 的动机时说：“那时流行‘摩登女性’(Modern Girls) 这样的话，对于这个名词也有不同的理解，一般指的是那些时髦的所谓‘时代尖端’的女孩子们。走在‘时代尖端’的应该是最‘先进’的妇女了，岂不很好？但她们不是在思想上、革命行动上走在时代尖端，而只是在形体打扮上争奇斗艳，自甘于没落阶级的装饰品。我很哀怜这些头脑空虚的丽人们，也很爱惜‘摩登’这个称呼，曾和朋友们谈起青年妇女们应该具备和争取的真正‘摩登性’、‘现代性’。”作家试图赋予“摩登”以积极、正面的意义，《三个摩登女性》的主题是：“只有真正自食其力，最理智、最勇敢、最关心大众利益的，才是当代最摩登的女性！”

田汉的努力注定只能付诸东流，这实际上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摩登”等同于“现代”则很可能被后者取代，所以它必定只能以不同于“现代”的意涵而存在。有意思的是，田汉本人随后也在“时髦”的意义使用这个词了，他在谈到谷崎润一郎笔下的女性时说，“封建的良妻贤母 (如朝子)，资产阶级的摩登女郎 (如干子)，都没有什么好，都是恶。我们要求的是另外一种‘善’的女性。”如果说左翼作家在争夺“摩登”词义时以失败而告终，那么“摩登”的“恶名”则与左翼作家的批判分不开。左翼作家中如茅盾、张天翼等人都对“摩登”大加挞伐，这使“摩登”迅速获得了主要的负面意涵，例如茅盾宣称当时追求“颓废享乐”的“摩登男女”只求“肉体的官能的刺激”，正在“走上了没落，走上了毁灭”。30年代国民党政府推行的新生活运动和此起彼伏的爱国浪潮、国货运动更是推波助澜。显然，“摩登”与本时期国民党推行的新生活运动是有抵触的。比如新生活运动的主要文献之一《新生活须知》中，关于“新生活中之衣”有如下的要求：“莫趋时髦”、“选料国货”、“体勿赤裸”等。这样的要求与洋派、时髦和大胆的“摩登”式样格格不入。此外，新生活运动中，最高当局曾经“通令禁止妇女烫发”，而“烫头发是摩登中万万不可缺少的要素”，也表明了这一点。这种冲突在1934年3月杭州发生的“摩登破坏团”事件中以戏剧性的方式表现出来：其成员打着提倡国货的旗号，在游艺场所用镪水、剪刀等破坏摩登女性的衣服。事件一发生，经报纸报道立即引发了不小的波动，一时间“摩登”几乎面临人人喊打的困境。

应该说，在“摩登”词义固定的过程中，批判性、否定性的力量格外重要，这样，“摩登”和“现代”的词义分疏就越来越明显。虽然早在1930年，一些鼓吹民族主义文艺的御用文人即以“摩登的文艺家”诋毁左翼文艺工作者，但毕竟不太普遍。大概在1933年之后，“摩登”的名声急遽下降——与国民党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的时间 (1934年) 基本一致，这绝不是巧合，这时候以“摩登”骂人因而也分外多了层政治意味。“摩登”成为骂人的专用“术语”: “对于时髦小姐，可以骂她 ‘摩登’”；宣扬民族主义文艺、与左翼文学运动针锋相对的刊物《矛盾》因而也把“摩登”的帽子扣到了“唯物辩证法”的头上；到了1935年，《杂文》与《文饭小品》打笔仗时，双方互相以“摩登”攻击对方，《文饭小品》说对方的汉字拉丁化、简笔字等主张“摩登”, 《杂文》则回应说，“只有一方面穿着一九三五年式的西装，另一方面叫青年去读《庄子》与《文选》才是特种的‘摩登’”，分明是指推荐青年读《庄子》与《文选》的施蛰存。

“摩登”此时依然经常性地被用来形容年轻、时髦的女性，但明显残留着男性关于“摩登伽女”的记忆。“摩登伽女”是佛典里“摩登伽族的淫女”，因见阿难而起淫心，请母亲诵神咒蛊惑阿难，正要行乐时为佛所救，也即前引《申报月刊》中所指的“身毒 (印度——笔者注) 魔妇”。“摩登伽女”无疑激发了男性作家们对当时衣着时髦、具有性的诱惑力的女性的“恶”的想象。甚至在30年代，偶尔还能见到以“摩登伽女”作为“摩登女郎”替代词使用的情形，如《摩登官僚》一文就很有典型性：“摩登官僚……一见摩登伽女，立即拜倒裙下，于是左拥右抱，出入富丽洋房，驰骋十里洋场，开口讲礼义廉耻，闭口讲国货应该提倡”，大有物以类聚的意思。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像新感觉派这样的都市洋派作家，此时笔下也对“摩登”增添了些许的讽刺。曾经为青年“开设”《摩登生活学讲座》的郭建英，这时也把“现代美”与“摩登”区分开来，“现代美绝不是只在外观上加以摩登的修饰，就会简单产生的东西。它须由女子内心美和外部美综合的结晶”。此外，“摩登”在小报中也是声誉不好，如果小报能够部分地反映市民阶层的价值观念的话，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代表市民阶层对于“摩登”的态度。广告的转向提供了了解这种转变的一个很好的侧面，例如，杭州的典当行业不失时机地挂出“不收摩登衣服以赞助新生活运动”的招牌。此举虽有一定的迷惑性，仔细一想却很荒谬，因为靠典当度日的有几人能有摩登衣服，而衣着摩登者又有几人需要靠典当度日呢？所以这一举措不过是拿“新生活运动”的噱头哗众取宠罢了，可“摩登”一朝失势由此却也可见一斑。此时，尽管“摩登”有时被用来指涉或形容的事物较为宽泛，不单限于物质消费方面，但在具有负面意涵这一层面上却又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