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儒家文化传承中的历史反思与展望

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看,儒学无疑是其中最大和最重要的学问之一。自古以来,关注它的人,可谓数不胜数;研究它的人,历朝历代都不乏名家巨擘,著述论作亦可谓汗牛充栋。儒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精神奋斗史,就是一部无数仁人志士力图振兴华夏文明的不断创业史。儒学不仅代表了我们民族的文化,也代表了我们民族的精神,在某种意义上儒学已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存在的象征性符号。

由是观之,研究儒学、发展儒学、繁荣儒学,推动儒学的全面复兴,应是从事儒学研究的当代人的神圣使命。而研究儒学两千多年的发展史,总结其中的经验与教训,梳理儒学前进变化中的脉络与流派之间的关系,发扬和继承儒学思想中的优良传统,使之适应并服务于现代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则是我们今天研究儒学的首要目的。做好这方面的事情,不但可以提升国民的道德文明素质,还可以提升国家文化的软实力,这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推动中华民族繁荣复兴的基础性工作。因此,为了儒学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就当今儒学研究的问题和现状而言,最主要的是把推进这一工作的起点,聚焦于总结历代儒学研究的经验与方法上来。

从儒学的发展史来看,自西汉以降,因儒学的独尊而带来了儒学研究的空前兴盛,到了东汉时期,儒学研究的形式与样态已非常丰富。汉代称儒学及其著述为经,尤其注重儒家五经的研究和阐发。同时汉代国家还设立了五经博士,五经博士各守师法,其传承脉络与派系都非常清晰。汉儒通过传(包括内传和外传)、说、故(诂)、训、记、注、笺、解、章句等,进行儒家经典的研究和解读,这些方法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的儒学研究。

西汉时代儒学研究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即官方和民间都投入了巨大的力量,而且一开始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开放的体系。从西汉初期到武帝独尊儒术之际,基本上是民间力量主导了儒学的研究和传承发展,汉儒刘歆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指出:“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惟有《易》卜,未有它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汉)班固:《汉书》卷36《楚元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1968—1969页。刘歆此文说明,秦亡之后,儒家典籍散佚严重,西汉早期的儒学传承,主要依赖民间力量的守护与保存。武帝独尊儒术政策确立后,朝廷才积极关注儒家经典的搜集与整理,为了使其能有效地服务于国家治理,曾动用官方的强大力量,整理与校对儒家群经。之后,有关儒家的五经博士制度,才逐渐得以建立完备。应该说这一时期,民间力量是儒学得以延续和发展的主干力量,朝廷于其中只起了组织、推动和完善的作用。

到了宣帝时代,皇帝开始干预和主导儒学的研究,其标志性事件是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石渠阁会议的召开。此次会议,宣帝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统一儒家学说,规范其体系,以加强西汉王朝的思想统治。宣帝下诏拟定,以当时著名儒相萧望之为首,还有宗室著名学者刘向,名臣韦玄成、薛广德,经学大师施雠、梁丘临,以及林尊、周堪、张山拊等儒生,在长安未央宫北的石渠阁讲论“五经”异同。由宣帝亲自评判核准,决定取舍。最终石渠讲论的奏疏经过汇集整理,辑成《石渠议奏》一书。此次事件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开启了最高统治者干预和主导思想学术研究的先河。

到了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大举干预儒学的学术活动,并用荒诞附会的谶纬神学,强行压制正统儒学。其后,汉章帝于建初四年下诏:“《五经》章句繁多,议欲减省。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倏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 “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3《肃宗孝章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8页。章帝亲临现场,裁定对错,决定取舍。这样一连数月,问题才得以解决,这就是白虎观奏议。钦定的奏议,赋予光武以来儒家经典与谶纬迷信的神学地位,使之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宗教。

正是由于东汉统治者刻意将儒学的研究与发展,强行统一于官方的绝对控制之下,白虎观会议之后,儒学进一步谶纬神学化,反而使真正的儒学研究和民间学术力量,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可以说东汉中后期国家的中衰与儒学的颓败,几乎是同时开始的,原因是统治者切断了本属于儒学最广泛的生命基础,即儒学的民间力量这一真正的活水源头,同时也就失去了民间力量的不断供养和支持,从而终止了儒学发展与继续繁荣的生机。

汉代儒学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证明,民间和官方共同推动的儒学复兴,在西汉的国家文化复兴与建设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从武帝独尊儒术到宣帝举行石渠阁会议之间,学术是相对自由包容的,这不仅使儒学发展获得各方面的支持,又因民间力量的积极广泛参与,才使西汉国家的儒学复兴计划得以实现。更为重要的是,民间广大而深厚的儒学研究基础,是构成西汉国家儒学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汉代儒学生命活力与繁荣发展的基础。西汉时期五经博士制度的建立,基本采取了包容不同学术流派的开明做法。譬如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罢传记博士,又为《易》和《礼》增置博士,与文、景时所立的《书》、《诗》、《春秋》合为五经博士。宣帝时置博士十二类:《易》为施、孟、梁丘,《书》为欧阳、大小夏侯,《诗》为齐、鲁、韩,《礼》为后氏,《春秋》为公羊、谷梁两家,而公羊为严、颜二氏。到了西汉末期,五经博士由原来的十二家增至十四家。可以说西汉官办的儒学方阵,从整体上来看,基本上全部是由来自于民间的私家经学流派构成的,或者说,西汉时代官方设置的五经博士皆是由民间私学转化而来。

东汉统治者以谶纬神学来主导儒学的发展,隔绝了正宗儒学和民间儒学的直接作用,也隔绝了私学和官学的相互支撑与交流,破坏了儒学本该深深植根于民间的生命基础,也破坏了官学和私学相生互济的重要生态环境与文化传统,而使儒学的生命之根日趋枯萎,也使儒学失去了能够支撑东汉帝国的生命活力。由于没有了真儒学的保驾护航,东汉帝国逐渐产生了政治上的迷乱,国家目标的丢失,更使帝国走向了思想影响力与精神凝聚力双重消退的严重危机之中。这在某种程度上,必然引发整个帝国的溃散与崩解,同时也使以经学为特征的汉代儒学走向了变异颓败与全面堕落。

从中国的儒学发展史来看,无论是孔子创立的原始儒学,抑或是崛起于汉代的儒家经学,还是两宋时代的程朱理学、张载关学,明代的阳明心学,都无一例外地来自民间私学,而且它们最终都走进了象征最高权力的庙堂之上,为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赢得了崇高的荣誉和深远的影响。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华民族所拥有的绝大多数创造性文化与艺术成就,都来自民间和个人的缔造,而并非来自朝廷的官学。即使是唐宋以降从事儒家思想传承的书院制度,亦保持了办学的相对独立性和浓重的民间私学色彩。其实这正是人类文明发展兴盛的普遍规律,同时也是各种不同文化繁荣昌盛的共同原则,对此我们应予以足够的敬畏和充分的尊重。因为只有如此,民族文化与国家软实力的全面繁荣复兴,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才能得以最终实现。

就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而言,国家政权在民族文化的建设发展问题上,应充分尊重民间力量的参与和作用。同时,要以国家的力量,建立起一个以鼓励、保护、珍视并包容民间文化自由发展的制度体系,建立起一个能够平等对待人类文化创造、发现与推广的评价体系,这既是现代人类文明及其文化发展的基本诉求,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核心文化走向强盛辉煌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