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一 选题背景

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军事工业大致经历了四个重要发展阶段——诞生后的成长阶段、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快速发展阶段、冷战时期的扩张阶段和冷战后的转型阶段。目前,我们仍处于转型阶段。经过200多年的发展,世界军事工业分布于近百个国家和地区,覆盖了兵器、舰船、核、航天、航空和军事电子等六个主要行业,形成了庞大的规模。据统计,仅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典、以色列、印度和中国10个主要国家直接参与军事工业的从业人员就超过700万人,参与国防科研的机构超过1000家,军工企业超过1.5万家。2001年,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瑞典、日本、以色列、印度10个主要国家军事工业产值达3000亿美元,约为这10个国家GDP总和的1.42%任海平:《世界军事工业的现状与发展趋势》,2004年8月10日(http//:www.defence.org.cn)。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各国的国防工业面临着空前的挑战:一方面,在信息技术革命和新军事变革浪潮的推动下,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的研制和生产费用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国防采办费用锐减。两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此外,由于和平和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各国军品订货逐渐减少,大国军备竞赛在很大程度上已让位于以经济竞争力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面对新的战略环境,发达国家为了在保持军事优势的同时促进经济发展,纷纷调整国防工业发展战略,在缩减军费开支的情况下,寻求新的发展模式。鼓励发展军民融合高技术产业,实现军民互动协调发展就成为新时期的重要战略选择。可以说,这是在保持军工关键技术及核心能力的前提下,实现军事资源转移的最佳途径实现军事资源转移到民用部门有两个途径。一是直接转轨,即努力利用现有的国防基础设施及人力使其从生产军事装备转向生产民用产品和提供民用服务;二是资源的重新配置,即接受对国防工业基础的关闭,将这些资源重新配置到经济中的其他民用厂商、工业和地区。直接转轨一旦成功,可以利用现有的有价值的人力和实物资本,避免由于工厂的关闭和减员而造成成本、动乱和“损失”。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军工企业的直接转轨不是没有成本的,也不是瞬间能完成的。重新装备军工企业,重新培训经理、科技人员和工人都是需要成本的。国防文化转化为企业文化的调整周期一般需要长达五年之久,此外,寻找和进入新的民用市场也是需要成本的,更为关键的是,它需要寻找到承担了转轨和进入成本后仍能获取利润的民用市场。另外,从军事工业联合体向民用部门重新配置资源涉及调整的成本及需要花费的时间,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力和物力资源的转移性,以及是否能较好较快地对经济做出调整和变化。。发展军民融合高技术产业,既可以满足国家未来的安全需求又可以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都将面临维护国家主权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双重战略任务。为此,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国防科技工业,要坚持军民融合、寓军于民,继续调整改造和优化结构,健全军民互动合作的协调机制,提高产品的研发和制造水平,增强平战转换能力。”根据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国防科工委提出了《国防科技工业“十一五”发展和改革意见》,其中明确指出:“军民融合高技术产业发展能力大幅度提高,‘十一五’末军民融合产品占民品产值的比重显著提高,实现规模化发展;经济总量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提高30点以上;投资效益进一步提高。”这是国防科技工业在“十一五”期间的奋斗目标之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应当进一步推动国防军工生产与市场经济的紧密结合,促进军民之间的双向流动和转移。发展军民融合高技术产业,就是为了有效解决国家新体系中的军民分离格局,努力实现国防和民用工业技术创新模式的转换,使国防科技在更深的层次上与国民经济发展相一致。不断改善军用和民用两种工业基础间的转移度,从而扩大和增强国防科技工业基础,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未来军事需求,这不仅关乎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关乎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全局。

根据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和《国防科技工业“十一五”规划纲要》精神,以及胡锦涛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提出的总体战略,陕西省国防科技工业“十一五”改革和发展,要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以确保完成高新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和推动军民融合高技术产业发展为重点,着力加快体制机制改革,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着力推进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全面实施转型升级,切实把陕西省国防科技工业转入科学发展轨道,促进其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国防现代化和建设西部经济强省做出更大贡献。胡锦涛总书记在陕西考察专题报道中还指出:“坚持军民融合、寓军于民,促进军民良性互动,大力发展军民融合高技术产业,是摆在陕西军工面前的一项紧迫而繁重的任务。”

二 研究意义

研究陕西军民融合高技术产业发展模式,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理论意义

“军民融合、寓军于民”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战略思想,也是新时期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本书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军民融合,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建设思想,也为军民融合产业化、集群化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与此同时,对陕西军民融合高技术产业发展模式的理论研究也进一步丰富了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为区域产业发展提供新的分析思路。

(二)现实意义

陕西省作为我国的军工大省,国防科技工业历经50多年的建设,积累了雄厚的基础。截至2005年全省拥有军工企事业单位143个(含核地质),职工人数占全国军工总人数的13.27%,资产占全国军工总资产的8.35%,军工企业占全国军工企业总数的8.59%,科研院所占全国军工科研院所的12.5%《关于发展军工优势促进陕西经济发展的调研报告》,2005年7月。。在5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已形成了跨越航天、航空、电子、兵器、船舶、核工业等六大行业和众多学科,厂、所、院校相配套的国防科研、试验、生产体系。陕西国防科技工业已成为陕西省科技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促进全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研究和探讨陕西国防工业军民融合高技术产业发展,对促进陕西军工经济和地方经济互动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一,发展军民融合高技术产业是有效整合、高效利用全省高科技资源的必然选择。

首先,军民融合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推进社会高科技资源的有效整合,在军与民的发展上达到“双赢”。陕西应抓住国家加大国防建设投入和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着眼于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生产力水平,通过军民融合高技术产业化,以便在有限资源、有限机会的竞争中获取先机。其次,从综合国力考虑,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必须重视加强国防实力,使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特别强调:“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因此,陕西在高科技的发展方面应确立一种新理念,注重使高技术成果实现产业化后产出的商品具有军、民两用的属性。让一种高科技资源在经济和国防建设上同时开花结果,达到一种资源产生两种效益的“双赢”。最后,从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趋势看,军民技术日趋融合,高新技术两用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许多技术和产品,往往经过商用化的实践考验后才被军方选用,军民技术成果的双向转移,资源的整合和互通、互补、互动作用明显增强。总之,通过军民融合,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克服资源重复配置现象,缓解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互争夺有限资源的矛盾;通过军民融合,可以提高军品和民品的生产效率,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

第二,发展军民融合高技术产业是陕西新的经济增长点。

走军民融合的道路,发挥民用单位优势资源是新时期国防建设的重大举措。统筹利用军工系统和民用单位的资源,建立军民融合、互动发展的新体制是国防建设乃至整个国家科技体制的重大调整,是把陕西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有机统一起来的关键性措施。大力发展军民融合高技术产业,是摆在陕西省军工面前的一项紧迫而繁重的任务。陕西省《“十一五”国防科技工业发展专项规划》中明确指出,“陕西要大力推进核燃料循环和应用技术产业、民用飞机相关产业、民用航天相关产业、民用船舶相关产业、民用爆破器材及特种化工产品、光电信息相关产业、新材料汽车摩托车及零部件、制冷设备产业、机械装备及产品十类具有军工特色主导产业、优势产业及产品的发展”,形成对全省经济发展具有带动和辐射作用的高技术产业集群,努力使军民融合高技术产业成为陕西高技术研发的平台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三,发展军民融合高技术产业是适应世界新军事变革,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跨越式”发展的需要。

随着军队作战向效能化、高技术化方向发展,作战样式和手段不断更新,作战消耗日益增大。发展军民融合高技术产业将能有效降低军事装备采购与研制费用,有助于建设国防快速反应机制,促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取向合一,军用与民用装备日趋通用化,战争对民用装备技术保障人员依赖性更强。国防建设对国家经济更加依赖。只有在平时经济建设中兼顾国防需求,完善军民融合计划,加强战略物资储备,使国防与经济协调发展,才能走出一条投入较少、效益较高的国防建设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