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产业经济学相关理论

一 产业组织理论

（一）一般产业组织理论

1．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对象

产业组织理论，是以同一商品市场的企业关系结构为研究对象，以产业内的最佳资源分配为目标，研究产业的企业规模以及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垄断关系的应用经济理论。产业组织是同一市场上生产同一类商品的生产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结构。

产业组织理论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组成部分：（1）市场结构。即构成市场的卖者（企业）之间、买者之间以及卖者和买者集团之间等诸种关系的因素及其特征。它包括：买者和卖者的集中程度、产品差别化、新企业进入壁垒、市场需求状况、短期固定费用和可变费用的比例。通过以上研究，分析市场结构的集中程度，以求建立合理的市场结构。（2）市场行为。即企业为了在市场上赢得更大的利润和更高的市场占有率而采取的行为。企业所采取的市场行为是受市场结构的状况和特征制约的，但市场行为又反作用于市场结构，使市场结构的状况和特征发生变化。它包括三项内容：企业确定价格的政策，决定产品质量的政策，压制竞争对手的政策。（3）市场绩效和产业组织政策。市场绩效就是在一定的市场结构下，通过一定的市场行为使某一产业在价格、产量、费用、利润、产品的质量和品种以及在技术进步等方面所达到的现实状态。它涉及评价产业内的企业规模、产业利润率、产业的生产能力扩大与市场需求的适应程度、技术进步、成本节约等问题。产业组织政策是国家为实现理想的市场效果而采取的各项公共政策。

2．产业组织理论的主要学派及观点

第一，哈佛学派。最早的产业组织理论见于哈佛大学的梅森（E.Mason）教授和其弟子贝恩（J.Bain）的相关研究中。1959年，贝恩所著的《产业组织》一书的出版标志着产业组织理论的诞生。哈佛学派产业组织理论，又称为正统产业组织理论，以实证的截面分析方法推导出企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之间存在着一种单向的因果联系：市场结构决定企业行为，企业行为决定市场运行的经济绩效，所以，为了获得理想的市场绩效，最重要的是通过公共政策来调整不合理的市场结构。即产业组织理论特有的“结构—行为—绩效”（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SCP）分析范式。按照这一分析，行业集中度高的企业总是倾向于提高价格、设置障碍，以便谋取垄断利润，阻碍技术进步，造成资源的非效率配置；要想获得理想的市场绩效，最重要的是要通过公共政策来调整和改善不合理的市场结构，限制垄断力量的发展，保持市场适度竞争。

第二，芝加哥学派。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经济在国际上的竞争势力趋于下降，经济中出现了“滞胀”现象，不少研究者和分析家将招致经济不景气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哈佛学派主张的强硬的反垄断政策，于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以斯蒂格勒（J.Stigler）为代表的一些芝加哥大学学者对哈佛学派的观点展开了激烈抨击，并逐渐形成了产业组织理论中的“芝加哥学派”，取得主流学派地位，1968年施蒂格勒名著《产业组织》一书的问世，标志着芝加哥学派理论上的成熟。芝加哥学派不像结构主义者那样只关心竞争的程度，而是特别注重市场结构和效率的关系，故被理论界称为效率主义者。对于市场绩效或市场行为决定市场结构的问题，芝加哥学派认为，判断集中和定价的利弊不能像结构主义的哈佛学派那样，仅看是否有利于竞争，而应该主要看是否提高了效率。具体来讲，集中度较高的市场中的大厂商一般具有较高的效率，而产生较高效率的主要原因在于大规模生产的规模经济、先进的技术和生产设备、完善的厂商内部组织和管理制度等，因此，高利润不一定是反竞争定价的结果，而完全可能是高效率的结果。对于市场行为的问题，芝加哥学派的“新产业组织理论”认为，那些不能用标准价格理论解释的非标准合约很可能可以节约交易费用、增进效率，它们本身并不一定是反竞争的。对于进入壁垒的问题，芝加哥学派的“所有权进入壁垒概念”认为，只要有产权存在，壁垒就存在，壁垒的拆除有可能损害原有厂商的正当利益，因此，主张不管是“产权壁垒”还是“人为壁垒”（政府管制作用），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保护原有厂商或者新进入厂商，而在于以是否提高了总效率为标准，作为判断给哪一方什么样的保护。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芝加哥学派提出不能以集中度的高低和规模的大小作为判断一个企业是不是垄断企业的标准，也不应该毫无区别地对大企业实行强硬的反托拉斯政策，主张根据企业绩效的好坏作为判断标准，放松对大企业的不必要管制。芝加哥学派放松管制的政策主张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同时期美国的产业组织政策，也对后来的新产业组织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新奥地利学派。新奥地利学派是20世纪70—80年代美英等国兴起的产业经济学流派之一，其代表人物是米塞斯（L.Mises）和哈耶克（F.A.Hayek）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其核心思想在于注重市场竞争的行为性、过程性，这与哈佛学派的市场结构取向、芝加哥学派的市场绩效取向截然不同，它事实上就是产业组织学中的行为学派。产业组织的新奥地利学派在理论上的成就，是建立在门格尔（Carl Menger）、庞巴维克（Eugen Bohm-Bawerk）始创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传统思想和方法之上的。新奥地利学派注重个体行为的逻辑分析，在理解市场时注重过程分析，而不是新古典主义的均衡分析，其研究目标是从个人效用和行为到价格的非线性因果传递，而不是为人熟知的新古典主义数学函数的相互决定，与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在基础理论上的区别构成了新奥学派的最主要特征。该学派极力否定作为经济分析工具的现代数学方法，主张经济现象应运用人类行为科学的方法，按“人类行为是实现其目的的合理行为”这一公理，通过语言进行阐述。新奥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是奈特式的不确定性概念，新奥学派从不完全信息出发，把竞争性的市场过程理解为分散的知识、信息的发现和利用过程，而市场不均衡就是因为存在着未被发现的信息或信息不完全而造成的决策失误所导致的利润机会的丧失。在政策上，新奥地利学派对传统的哈佛学派的反垄断政策基本持批判态度，强烈反对政府干预，认为政府的信息也是不完全的。哈佛学派建立在SCP分析框架基础上的反垄断政策着眼于形成和维护竞争的市场结构，而市场结构又由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别化、进入壁垒所决定。新奥学派认为，市场竞争源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只要确保自由的进入机会，就能形成充分的竞争压力，唯一能真正成为进入壁垒的就是政府的进入规制政策和行政垄断。因此最有效的促进竞争的政策首先应该是废除那些过时的规制政策和不必要的行政垄断，实行自由放任政策。新奥学派认为，社会福利的提高源于生产效率而非哈佛学派强调的配置效率，只要不是依赖行政干预，垄断企业实际上是生存下来的最有效率的企业，这导致新奥学派对大规模的企业组织持宽容的态度，认为市场竞争过程本来就是淘汰低效率企业的过程，反对企业分割、禁止兼并的结构主义政策主张。

第四，新制度学派。传统产业组织理论虽然在理论依据、研究方法和政策主张上不尽相同，但在市场机制问题上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没有考虑利用市场机制的成本问题，即交易费用问题。科斯（Coase）、威廉姆森（Williamson）、阿尔钦（Alchian）等人正是凭借对交易费用理论的阐述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他们的理论贡献在于引入了交易费用的概念，用以说明企业与市场的边界问题，彻底改变了其他学派只从技术角度考察企业和只从垄断竞争角度考察市场的做法。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企业的边界不单纯由技术因素决定，而是由技术、交易费用和组织费用等因素共同决定，其主要观点如下：借助资产专用性、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等概念，认为当市场交易活动产生的交易费用大于企业内部的组织费用时，企业规模应当扩大，企业之间应当实行兼并、联合；反之，企业规模应当缩小。指出企业组织也是对资源配置的一种合理、有效的方式，企业组织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共同参与对资源的配置。

（二）国防工业产业组织理论

1．国防工业基础的内涵

国防工业是整个国民经济中为保障国防建设与战争需要的特殊组成部分。由于国防工业保密性和政治性的特征，行业外对其了解较少，为此笔者有必要首先对国防工业基础的内涵做一个比较全面的阐述。

国防工业基础（DIB）是一个在军费经济学争论中使用广泛的概念，它起源于19世纪末，迅猛发展于20世纪后半期。学术界对其涵盖范围、构成、作用等的分析导致对国防工业基础的理解各异。由于西方学者对此研究比较成熟，这里仅对西方学者的观点加以说明。哈特利（Hartley）把国外供给商看作国防工业基础的一部分，他指出，尽管自力更生在安全性优势上被认为是具有在国内生产所有先进战争手段的能力，以及在紧急状态下和战争时期迅速增加生产的能力，但任何拥有完整的国防工业基础的国家可能都还需要进口零部件。哈特利还就国防工业基础的作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国防工业基础的作用“不仅限于提供战争手段……国防工业基础能通过溢出效应提供技术性的就业和促进技术进步……会对私人投资与就业产生基础效应……可以肯定地说，国防工业基础在政府的产业和技术政策中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美国、法国和英国）”。拉特纳和托马斯（Ratner & Thomas，1990）也强调，一个国家在所有武器领域内都维持生产能力并不经济，计划制订者应当制定能够最低限度地降低破坏军火供给因素的最优采购政策而不应当简单地排斥进口的可能性，不应当从进口或自力更生的两分法去思考问题。沃克（Walker）等人和斯科菲尔德从技术的角度集中研究了国防工业基础的构成，他们认为，军工主承包商是一个把各种子系统归并到完整的最终产品的制造商系统，存在着一个产品等级系列。甘斯勒认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必须从三个方面进行观察。一是从三个层次观察国防工业基础，即大型主承包商、子承包商和零部件供应商；二是对众多的、门类各异的重要国防工业部门进行划分，如航空航天工业、造船业、弹药工业等；三是国防工业是私有制和公有制的混合体，不同的部门采取不同的所有制形式。

总之，国防工业基础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容易界定，下面笔者从普遍意义上来理解国防工业基础，即国防工业基础是国家拥有某种程度上依靠国防开支的产业群或产业部门，依此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在国防或战争的生产手段方面自力更生，并由向国防部提供防务产品以及与国防相关装备的公司企业组成。国防工业基础理论的研究内容包括：国防工业基础的性质和范围；武器装备市场的性质；国防工业基础的结构和演变；国防工业基础的效率和经济影响；冷战后国防工业基础发生的调整和变化；国防工业基础的效益评估等。

2．国防工业产业组织理论

国防工业是指所有的军品科研生产要素和有军工资产基础的军民两用高技术产业，是提供国防产品或服务（主要是武器装备）的企业构成的一个庞大的经济部门，主要包括兵器工业、军事舰船工业、军事航空工业、军事航天工业、军事核工业和军事电子工业六大子部门。具有五大特点：一是属于消耗性经济，不能作为生活资料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二是买卖都由国家严格按计划进行，所以计划经济的痕迹较深；三是国防产品质量要求、工艺要求严格，是高技术与人才密集地；四是受国际形势的变化影响较大；五是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预算。国防工业产业组织是指整个国防工业部门内或国防工业各子部门内各企业通过各种联系构成的经济系统。

人们对国防工业产业组织理论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国防工业市场的特点。国防工业市场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买方独家垄断，即只有一个买主（政府）。在这个特殊的市场里，政府是决定供给和需求变化的主要力量，政府的决策与行为直接影响或决定着国防工业的规模、结构、市场准入与退出、价格与利润、成本与效率、所有制、技术水平等重要经济变量。

第二，建立“总承包商—分承包商—零部件和原材料供应商”的组织模式。“总承包商—分承包商—零部件和原材料供应商”的组织模式为西方主要国家普遍采取。目前，我国所采取的企业—企业集团—集团总公司的模式，不是以产品而是以资本为纽带组织起来的，并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痕迹和行政管理的色彩。新组建的十大军工集团，机关性质基本没有改变，各搞一套，协作难度大，没有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有效竞争的初衷。这一模式具有探索性和过渡性。从发展的趋势看，“总承包商—分承包商—零部件和原材料供应商”模式是一种方向性选择。建立这一新的组织模式，必须要打破目前的军民界限、所有制界限、地区界限、军工行业界限以及同一行业内军工集团之间的界限，加快推进军民一体化进程。

第三，建立“哑铃型”的国防工业结构。军工企业的能力建设，要重点抓两头。一头是新武器的开发设计，包括试验、模拟装置；另一头是系统集成、总装和检测。原材料、零部件以及中间加工制造，在做好保密工作的前提下，应尽量面向市场，面向社会，通过择优安排。

第四，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建立现代军工企业制度。军工企业要适应新军事变革的要求，做大做强，就必须走市场化道路。而走市场化道路，首先就要积极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实行军品科研生产投资主体多元化，需要改变军品科研生产只能由国有资本承担的传统观念；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打破军民界限、行业界限和所有制界限，放宽国防工业领域的市场准入，对不同投资主体进入、退出、保密等做出法律和政策规范，允许并引导有条件的投资主体投资军品科研与生产。产权清晰、治理结构科学、军民兼容度高是现代军工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现代军工企业可采取国有独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等不同企业组织模式。根据企业对国家安全的重要程度，国有资本可以对企业绝对控股、相对控股、参股和不参股。

第五，建立军民一体的国防工业体制。摆脱军民分割的国防科技工业的根本途径就是建立军民一体化的国防工业体制。推动军民一体化，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实现研究开发军民一体化，大力开发军民两用技术。其次，打破军地界限、所有制界限和地区界限，以产业相关为基础，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促使军工企业与民用企业进行交互式的合并或兼并。最后，国防采购要尽可能依赖民品市场，尤其是军民通用品和准通用品；军品采购程序要尽可能符合商业惯例；军品规范与标准要尽可能民品化。

总的来说，尽管我国学者就国防工业产业组织问题的研究较晚，但研究已触及了国防工业产业组织的主要方面，如进入退出障碍、集中度、企业规模、分工与合作、兼并与合并等；在研究方法上，已开始探索运用现代产业组织经济学分析范式，并注意运用数理分析等先进的分析方法；研究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向应用性和实用化方向发展。尽管如此，我国关于产业组织的许多问题还有待突破，如在国防工业产业组织研究中，现代经济学分析范式运用得不多；对国防工业这个庞大的系统组织研究的内在关系揭示不够，系统性不强。

二 产业结构理论

（一）产业结构理论的研究对象

产业结构理论是以研究产业之间的各种不同比例关系为对象，寻找最优经济增长途径为目的的一门应用经济理论。它运用动态的比较方法，研究一国或者国与国之间的产业结构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找出产业结构发展变化的一般趋势，为规划未来的产业结构提供有效的理论依据。合理的产业结构是社会按再生产要求的投入产出比例构建起来的各产业生产能力配置的构成方式，是一种能使国民经济体系达到潜在产出量的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产业的分类理论。即根据多种同性质的标准来划分产业的类别，以便研究同质产业集合之间关系的机构。（2）产业结构理论有静态理论和动态理论之分。静态产业结构理论着眼于一国（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结构现状的研究，通过比较发现该区域产业结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处的阶段；而动态产业结构理论则着眼于一国（或地区）在一个历史时期内结构演变过程的研究，从而探讨历史阶段性跃进的规律。（3）产业结构理论有狭义理论和广义理论之分，体现了研究产业结构时的侧重范围。狭义产业结构理论是以研究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结构的演变规律为侧重点；而广义产业结构理论则是以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侧重点。（4）产业结构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以及经济增长理论有密切联系。

（二）产业结构理论的主要学派及观点

1．三次产业划分理论

三次产业分类法首先是由费雪（Fisher）提出的，1940年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C.克拉克（Colin Clark）继承了费雪的观点，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中运用三次产业分类法研究了经济发展同产业结构的变化之间的规律，这种分类法称为“克拉克三分类法”。所谓三次产业分类法，就是把全部经济活动划分为第一次产业、第二次产业和第三次产业。产品直接取自自然界的部门称为第一次产业；对初级产品进行再加工的部门称为第二次产业；为生产和消费提供各种服务的部门称为第三次产业。一般地说，第一次产业包括农业（指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渔业和狩猎业等；第二次产业包括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等工业部门；第三次产业包括煤气、电力、供水、金融及保险业、运输业、服务业、公务、其他公益事业和各项事业。

2．结构演变趋势理论

结构演变趋势理论代表人物主要有威廉·配第（Willian Petty）、克拉克、库兹涅茨、霍夫曼和里昂惕夫等。威廉·配第在其《政治算术》中提出：“工业的收益比农业多得多，而商业的收益又比工业多得多。”这是西方经济理论中最早、最朴素的产业结构论述。在威廉·配第之后，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论述了产业部门、产业发展及资本投入应遵循农工批零商业的顺序。1940年克拉克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中建立了完整、系统的结构演变理论框架。克拉克收集和整理了劳动力在第一次产业、第二次产业、第三次产业之间移动的时间序列的统计资料，发现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次产业向第二次产业移动；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次产业移动。美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库兹涅茨在《现代经济增长》和《各国经济增长的数量方面》等著述中认为：（1）农业部门（第一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随着年代延续，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像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一样），处于不断下降之中。（2）工业部门（第二次产业）的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大体看来是上升的，但劳动力的相对比重却是大体不变或略有上升。（3）服务部门（第三次产业）的劳动力相对比重，几乎都是上升的，但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却大体不变或略有上升。“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依据20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制造业中消费资料工业与生产资料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随工业化的进程所发生变化，建立了霍夫曼比例说，即消费资料工业的净产值与生产资料工业的净产值的比值。按照霍夫曼比例，一国工业化的进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霍夫曼比例=5（±1），霍夫曼比例=2.5（±1），霍夫曼比例=1（±1），霍夫曼比例＜1。一国工业化的进程越高，霍夫曼比便越低。”

3．结构调整理论

结构调整理论中影响较大的是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转变理论、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等。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转变理论认为，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接近零；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工资水平有农业收入中的储蓄倾向。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资源的稀缺性，全面投资和发展一切部门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把有限的资源有选择地投入某些行业，以使有限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赫氏认为有两种不平衡增长途径：一是“短缺的发展”；二是“过剩的发展”。罗斯托的主导部门理论根据技术标准把经济成长阶段划分为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起飞、成熟高额群众消费、追求生活质量这五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演进都是以主导产业部门更替为特征的，经济成长的各个阶段都存在相应的起主导作用的产业部门，主导部门通过回顾、前瞻、旁侧三种影响带动其他部门发展，主导部门序列不可任意变更，任何国家都要经历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筱原三代平的两基准理论是指收入弹性基准和生产率上升基准。收入弹性基准要求把积累投向收入弹性大的行业或部门；生产率上升基准要求把积累投向生产率上升最快的行业或部门。

三 产业布局理论

（一）产业布局理论的研究对象

产业布局是指产业在一国或一地区范围内的空间分布和组合的经济现象。产业布局理论主要是研究产业的空间分布规律，为合理布局提供规划方案和政策等，是一项涉及多层次、多目标、多部门、多因素影响，具有全局性和长远性的经济战略部署，是经济学和地理学等学科的发展融合。产业布局在静态上看是指形成产业的各部门、各要素、各链环在空间上的分布态势和地域上的组合。在动态上，产业布局则表现为各种资源、各生产要素甚至各产业和各企业为选择最佳区位而形成的在空间地域上的流动、转移或重新组合的配置与再配置过程。

（二）产业布局理论的主要学派及观点

1．产业布局的区位理论

西方古典区位论的基本特征：（1）研究宗旨是为各个企业或部门寻找最优生产区位，其实质是在寻找一种比较优势以保证企业利润的极大化。（2）区位研究是以完全竞争市场机制下的价格理论为基础的，属于古典微观经济学范畴。（3）虽然没有明确的区域产业协调发展思想，但有隐含的意思。

产业布局的区位理论主要由V.杜能奠基，经过A.韦伯及后人较为系统的研究，在19世纪末初步建立。主要有：

第一，V.杜能的农业区位论。杜能在其名著《孤立国》一书中提出，距离以城市为代表的消费市场的远近对农作物的布局有重大影响，由内到外他将假设的孤立国划分成六个同心农业圈层，杜能的《孤立国》可以说是区位论的奠基之作。

第二，A.韦伯的工业区位论。韦伯继承了杜能的思想，他在分析影响工业布局的区位因素时，提出了区位因素、区位优势和最优区位等概念，杜能和韦伯提出了三个一般性区位因子，即运输费用、劳动费用和聚集力。

第三，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规模的扩大，韦伯以后的研究者发现，最小生产成本并不能完全确定企业的最优区位，成本最低也不完全意味着利润最大化，市场因素对产品价格影响越来越大，为此，克里斯塔勒提出了中心地理论。此后，廖什又考察了市场规模和市场需求结构对产业区位的影响，区位分析也由生产扩展到市场，并且从单个厂商扩展到整个产业。

2．产业布局的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包括绝对比较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绝对比较优势理论由亚当·斯密提出，他认为，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有其绝对有利的、适宜于某种特定产品的生产条件，若每一国家均按其“绝对有利的条件”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彼此进行交换，这将使各国的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得到有效利用，对各国都有利。

绝对优势理论不能解释实践中的有关分工问题，因此大卫·李嘉图在继承和发展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相对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任何国家都有其相对有利的生产条件，若干个国家都把劳动用于最有利于生产和出口相对有利商品，进口相对不利的商品，将使各国资源都得到有效利用，使贸易双方获得比较利益。

20世纪30年代初，伯尔蒂尔·俄林进一步提出了生产要素比率理论，他认为在同种商品不同区域的生产函数不变的情况下，比较优势的产生原因：一是各区域生产要素禀赋比率不同；二是不同的商品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搭配比例。

3．平衡与非平衡论争

在关于宏观生产力布局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方面，理论界长期流行着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是平衡发展论，强调缩小地区差别，主张国家投资布局应以落后地区为重点，在资源分配上主张地区平均主义。在西方，主张各产业应齐头并进的首推罗森斯坦·罗丹，他在1943年第一次提出“大推进”理论，指出在东欧和东南欧需要“大推进”（即同时对许多项目大量投资）来实现经济增长。实践证明，“大推进”理论只有在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中才有其正确性。而当今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交融，地区经济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实现“大推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另一种是缪尔达尔和赫希曼提出的不平衡发展论，该理论承认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存在性，反对在资源配置上对各产业、各地区采取平均主义做法，主张遵循并自觉利用不平衡发展规律，实行有区别、有重点、有选择的不平衡发展战略。

此外，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斯在《区域不平衡和国家发展过程：一个描述过程》一文中指出：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区域间增长差距呈倒“U”形变化。1985年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发表《发展极概念在经济活动一般理论中的新地位》一文，对“增长极”理论进行了论述。

上述三种理论和以均衡理论为中心的新古典区域增长理论基本上代表了区域经济理论和产业布局的研究状况，每一种理论都有不完善之处，不能完全地解释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问题。

4．公平与效率论争

效率首先是一个经济学范畴，是指资源的有效使用与有效配置。由于经济资源的稀缺性，使用配置资源得当，有限的资源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反之，则只能发挥较小的作用，甚至可能产生负作用。

效率增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投入产出角度看，投入一定，产出较多，或产出一定，投入较少，意味着效率增长；反之，则意味着效率下降。二是从配置的角度看，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等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利用，既无闲置，也没有浪费，资源效用完全释放，表明配置效率提高。实际上，这两个方面效率增长内涵并不一致，甚至可能相互抵触。

其次，效率概念还涉及价值判断问题，有两方面的含义：（1）从有效使用角度看，若投入者自行决策的投入导致的产出不为社会所接受，那么即便是高产出也不是有效的，否定这种名义上的“高效”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市场供需矛盾表现出来；二是通过最终激烈的社会矛盾来解决。（2）从有效配置角度看，在不同地域投入某一资源产出不同，社会对这些不同的产出需求程度也不相同，即某种资源投入的结果会因不同的地域配置而产生不同的效率，追求最高的资源宏观配置效率是产业结构地区协调的目标。

公平不是纯经济学概念，它包含价值判断。公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收入分配、生产资料占有和地域空间。产业结构区际协调发展应该实现公平条件约束下的国家整体实力增强或总体效率的最高，以及实现区域产业协调均衡发展，即空间公平。但是有效率的区域配置并不能完全带来空间的均衡协调，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在利益驱动下通常会造成资源的不均衡分布，从而造成区域的不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