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东西方文化的优长与不足

漆：刚才听成先生讲述个人经历，讲到您之所以会去西方求学，不光是小时候受到民族文化熏陶的情感所致，也希望通过学习西方来促使我们民族自强复兴，和别的民族能平等相处。同时，我觉得您也具有对民族文化真挚的认同。成先生提出了“有效历史”的概念，我觉得这也是从文化上对中国统一的期待，同样根植于民族文化的传统。对此，成先生讲的很有启发。

另外，我觉得成先生刚才提到我们要学习西方好的方面，也要了解其局限，这体现了成先生的一种理性自觉。有鉴于此，我想请成先生谈谈对20世纪这一百年的判断。成先生的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主要是在20世纪，20世纪发生了很多事情，可以说是一个大碰撞、大冲突、大矛盾的时期。我们站在21世纪的今天来看，正好需要解决20世纪所发生的碰撞、冲突和矛盾，找到成先生所提出的整合与融合之路，从而实现世界各民族的和谐相处。我觉得成先生提出的发扬中国哲学的优点、倡导和谐辩证法的主张有着很重大的意义。20世纪给人类带来了两次世界大战，而整个西方文化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使得它自身的文明和哲学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分化和变革。我们要追赶西方，要使我们的民族现代化，这一过程中我们中华民族需要有更多创造性选择。随着西方观念的变化与调整，我们自己不但要学习西方，在此基础上还要有所创新。在20世纪这样一个大转折的时代，人类的思想观念，特别是哲学观念发生了很多变化。对此，您是怎么看的？特别是您认为在您求学前后西方的思想有着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对我们中国哲学重建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启示？

成：对这个问题我要分两个层次来讲，一个是从我个人的反思来说，一个是从中国20世纪战后的现代化的发展经验来说。我个人的经验是基于我对于中国文化价值何在的思考。虽然我们都对中国文化有一种感情，但是我们怎么能够达到对它的价值的合理说明，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近代以来，中国产生了西化派，他们的基本立场就是彻底否定中国文化的价值。他们也不一定说对中国文化没有感情，很多西化派的人士可能也在过中国人的生活，但是他们在文化层面则主张扬弃中国文化，他们从根本上看不起中国文化。很多信基督教的中国人可能还是过中国人的生活，但是他们认为中国没有宗教信仰，中国社会缺乏宗教的高度，没有一个值得去信仰的宗教，所以要去信仰一个外来的宗教。因此，我在这里要追问中国文化的根本价值是什么？这是我的一个执着追求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也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文化之所长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它的长处是能够走向现代。在现代社会中，宗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个世界，甚至于改变人类社会，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的各种文明的进步。这一点我们不能否定，但是它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也是我在考虑的问题。

我有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中国文化的根本价值值得今天去发展。与此相对应的就是说西方文化有它的长处，我们应该了解它成功的原因，但是我们更应该警觉到它的成功背后所蕴含的一些根本问题，这些问题在现代社会中尤其是20世纪下半期已经暴露了出来。通过逐步的了解，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有其不可替代的长处，然而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它没有发挥这个长处或者说丧失了它的长处，所以就落入一个破败的、衰落的状态。但这个衰落状态并不是不可以拯救的，而寻找拯救与发展之道是我们今天应当承担的任务。如何去掌握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这可能需要我们认识到东西方文化既有相对立之处，又有相互理解、相互补充的可能。我的基本认识是说中国文化可以借助西方文化的长处来充实自己，但是在这个充实的过程中中国文化又能反作用于西方文化，从而改变西方文化的一些弱点。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均能受益，不仅中国文化能够得益于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也得益于中国文化。我们不希望只是西方文化一枝独秀，这样对人类发展是不利的，这是我需要特别说明的。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有一种纠正的作用，这对西方文化也是好的。人类要走向一个更好的境界，只有东西方文化之间相互学习、相互补充、相互借鉴才能达到。

进一步说，如何达到东西方文化高度的融合？我这里有一个看法，就是可能中国还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中国对自身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均有所了解。相对于西方，中国人是弱势的，因而在近代以来中国有机会去认真地了解西方。由于受了西方的伤害，因此中国能够更好地去掌握自己的民族精神并大力发扬，以此来改造西方文化。这一过程也能够提醒西方，给他们一种新的认识。西方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比中国人更高的文化意识或者世界意识。现有的世界意识有两种，一种是西方式的，另一种是中国式的。中国的世界意识是一种文明的意识，是一种包容、感化、启发的世界意识，这两种世界意识显然是不一样的。西方是全用外力压制在人身上，认为“我就是对的”；中国则是让人感受到我的长处，希望别人能自己改变，这需要更多更深的工夫。从教育的立场来看，一个好的老师是要非常细心、非常耐心甚至要付出很多来改善一个顽童。而西方就是强势的，你不听我就打击你。当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说明中国文化的根源和本质上具有这样的精神。

漆：这可能是成先生提出的本体诠释学最基本的问题考虑。

成：对。我还要说一点，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文化掌握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化与发展的机制，那就是一种活着的、统和的、无私的和谐精神。这一点体现在最早的政治组织上面，即所谓的禅让政治。这当然是一种理想，但这个理想事实上在中国历史的生态里面并不是不可以想象，所以对古代的继承或者回应也不只是一种空穴来风。“五四”以后的顾颉刚要把中国整个历史否定掉，这样如何来说明我们自身？当年太史公司马迁写《史记》，他离远古时代还不太远。他从三代开始写，写了后来我们在竹简中看到夏代的一些帝王名字，还包括所谓从尧舜禹汤传承下来的政治道统，这不是凭空虚造出来的。可能在战国时代有很多人在虚构，但是这种虚构作为一个寓言和作为实际的记录还是不一样。古代有三皇五帝，对于五帝的记述，《史记》跟《庄子》里的故事寓言还不一样。庄子写的是他自己想象的东西，《楚辞》写的也都是一些想象中的神话人物，但太史公写的东西不能完全看成是空穴来风。从考证的观点去检查历史，考证是有用的，但考证的目的要从物质文明中推出精神文明是什么，而不能因物质文明去否定精神文明。这也是今天为什么历史学还需要历史哲学的原因，也正是今天的文化还需要文化诠释的道理。

我说这些是要说明什么呢？就是说，中国在原初的文化精神里面具有那种我在本体诠释学中解释的人对天地万物的理解，掌握到了一个变化的根本精神，那种从动态的鲜活生命中产生再生的力量。所谓“和实生物”，是通过激活差异而形成的最大包容和融合。所以中国早期文化与文明的发展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而是一个非常辩证的过程，它实现人的精神的整体性发展，是经过多种转折或融合的过程。

以中国的民族来说，中国的民族到今天还是一个以融合为主的状态。而当初的埃及，后来的古希腊或者在中亚、西亚、两河流域，那种多种游牧民族间的斗争不是通过融合，而是完全以征服的方式来实现。也就是说，通过不断冲突，最后找出一个最大的强者来统领这些斗争的民族，甚至消灭对方来实现自己的存在。这可能是一种最原始的状态，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犹太人要逃离自己的家园。西方人在《圣经》里面说，他们相信自己的上帝，带领他们要找到一个美好的土地，这个土地即使有别的民族占领，也要把他消灭掉。所以犹太人当初以自己为中心，然后对弱的民族进行侵占，侵占的结果就是要消灭对方。这跟中国所说的华夏族群的融合过程是不同的。我们应当承认，这可能受生态环境的影响。中东地区的环境可能自古以来较为恶劣，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在中国历史的早期，它的土地上的资源也是丰富的，使得人们即便不参与这种暴力的融合，甚至退隐成为隐者，也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

中国式的融合的另一种情况就是大家彼此结合，形成一种联合体。传说中的炎帝和黄帝就构成了一种联合体，后来针对蚩尤进行了战争，最后也是形成联合体。这种“协和万邦”的方式，所体现的就是早期的融合精神，这是中国这个族群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这种融合需要什么呢？需要彼此间的忍让和包容，这个“让”很重要，通过忍让和包容发展为“和而不同”，把不同的部落看成一个大家庭，其中体现的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精神，进而产生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观念。所以我认为儒家的精神其实很早就根植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中，并随着文化体现出来。由于具备这种精神，中国这个民族在以后发展过程中就具有了一种特点，即它能更好地进行融合，消除自己的偏见或腐败，这就使它能更好地生存下去。

这也就产生了所谓的“革新精神”，即“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所谓融合精神事实上和革新精神一样，就是要放弃原属于自己的带有偏见的价值观，而是由大家共同去找寻一个价值观，从而对整个融合的族群产生一种共鸣和共识。如果某个族群所倡导的价值观不是以共识为基础，而是以自己的私心作为基础，那么它就会遭受到各种的抗力，就会发生革新的需要，这一点是很值得注意的。融合包含什么呢？是族群间的相互容忍和包容。

在权力结构中，处于上位的为君。君的使命是主道，君是一个领导者，他的目标就是使大家能够更好地生活，因而他必须大公无私，才能实现一个大同的社会。但这个大公无私是一个理想，尤其从历史文献特别是出土文献中去看的话就知道当时为什么有禅让。禅让发生在中国历史的远古时期，从禹建立夏，这时的中国历史已经很可信了。在太史公记述里还有一些关于三皇五帝的说法，从黄帝到尧舜禹，进而到汤武革命，这本身就是一种对共同价值的认识，如对何为君道的认识。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把这种君道作为一个价值目标来推行，这也是推动儒家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漆：成先生，您刚才讲的对我们如何理解中国历史包括本民族的智慧有很大帮助。从《周易》的角度说，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句话可以说既有变革精神，又有包容精神，正是乾和坤的阴阳和谐关系。成先生，我把您刚才所讲的内容做一个概括，就是您从中国古人的生存经验与历史经验中体悟出了中国文化的一些特点，即它是一种整体的、和谐的、融合式的文化，它表现于天下为公的理念之中。您能否对此做进一步的说明。

成：我的意思就是说，通过革新，当初我们体验到了天人的关系：一方面我们从自然环境中去学习生存之道，另一方面我们又用学习得来的生存之道去观察这个宇宙，这样就形成“天人合一”的基本态度。对于宇宙，我们认为有一个力量在创造这个世界，我们叫“天地”。这个“天”我们说成是乾的力量，就是乾道，它是一种创新的力量。但创新出来的东西要相互包容，以使创新的东西能够发育长成，这个就是“地”即坤的力量。大地承受万物，天是创造万物，而中间维护创造的活力就是靠革新，这两者有很深的关联。在融合过程当中不同的主体往往会产生一些偏激的主张，会陷入基于不同利益的考虑中，使差异性变成独断，达不到“和而不同”，甚至会倾向以取消“和”的力量来实现不同的自我，这里表现的是自我独占性。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道德经》的精神就是坤的精神。它一方面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讲了天地之道的革新；另一方面强调道不能作为绝对的主宰，要“生而不有，长而不宰”。在我看来，这种精神都是从一种原始的对天地的生命认识中产生的，这就是后来本体学的一种认识。

在中国哲学中本来就存在着这些本体学的东西，后来在历史的发展中的确有所丧失，但基本的元气没有丧失掉，所以历朝历代都有革新的运动，因为在革新当中才能创新。比如夏代皇帝安于享乐，把自己领导权威丧失殆尽，也丧失了国家政权。到了殷代，盘庚西迁也代表一种革新精神。《尚书》里面体现的基本都是革新的精神，它强调第一是人不要违背天命，要不断革新；第二要顺从民命，革新的目的就是要使更多人发挥作用，能整合这个群体，使黎民百姓能变化气质，能在革新过程中享受美好的生活。

萧疌父先生说中国有自己的启蒙时代，中国的启蒙时代就是在明清之际。有位学者还写了一本《中国启蒙思想史》。因为明代的覆亡给当时中国的儒者以极大的冲击，可以说是“千年未有之大变”。无论是王夫之或者顾炎武，他们作为明代的遗民，对这个大变感受特别深刻。这个启蒙时代所凸显的正是中国原始的创新精神，也只有在这种精神当中才启发人们思考民族的命运和前途。“为往圣继绝学”是什么意思？那个绝学就是一种创新或革新的力量，而且要从现实生活中检讨为什么失败，为什么会承受了这个结果。从当初明代的遗老中我们可以看到明代历史的各种忧患意识，所以才有黄宗羲写的《明夷待访录》，才有顾亭林写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才有王夫之写的《永历实录》，他们都是在重新检讨中国原始的精神，寻找变革之路。清代的变革失败了，辛亥革命也没有完成历史的任务，到了马列主义的革命取得重大的成功，这个成功甚至带动了这50多年经济发展的成功。但这里面内在的精神是什么？现在到了非要说出不可的时候。现在面临的危机是什么？是中国再发展的危机，是怎么持续发展的危机，同时也面临着世界文化的挑战。

西方文化也遇到了一种亘古未有的挑战，这是它们自身的挑战，源自于它们过分发展所导致的危机。从两次世界大战至今，西方本身也感受到说不出来的负担和问题，西方也有危机感，2008年的金融危机集中地呈现出西方文化内在的一种裂缝。中国内在的力量现在要找寻一个再发展的契机，要建立对自身的良好理解。同时，我们也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西方的危机，那么我们也要对它有所帮助。更进一步说，我们应该对人类的历史，对世界负有责任。中国哲学发展需要面对内外这两种情况。我刚才讲从我个人的反思和内省，可以说基本上看到了西方的问题出在何处，中国文化的内涵与精神又可以通过怎样的手段来辅助或校正西方的文化，让它能够有新的觉醒，同时也能帮中国人找寻新的定位。这样的话，我在这方面的思考，也与中国在新的崛起或发展过程的需求当中有一个交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