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西方化”、“欧洲化”不是东方社会发展的道路

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的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存在着许多误解，很多学者认为，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关于东方国家发展道路的观点是“西方化”和“欧洲化”。他们说：“马克思断定象印度这样建立在农村公社基础上长期停滞的社会，必须经过西方文明的冲击，它的发展前途只能是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在19世纪中得出的对东方道路的看法，也是西方化”；马克思1853年论印度的文章中“明确地表述了使古老的亚洲社会‘欧洲化’的思想”，“在19世纪的历史条件下，亚洲摆脱闭关自守的国家建立现代工业的现实道路，只能是‘西方化’、‘欧洲化’的道路”。这些观点的主要论据是：（1）1853年马克思在一封信中提到过的“欧洲化”问题；（2）马克思当时关于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使命”的论述。

我们认为，这些说法完全没有弄清楚马克思19世纪50年代关于印度问题的思想，对马克思存在着极大的误解，更不符合50年代以后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思想，与1877年马克思写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

一 “欧洲化”不是马克思的观点

应当弄清楚1853年马克思所说的“欧洲化”究竟是谁的观点。1853年6月14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详细地谈了印度农村公社的组织和公社土地所有制后说：“英国人虽然已经使这个国家大大地爱尔兰化了，但是打破这种一成不变的原始形态毕竟是欧洲化的必要条件。只靠税吏是不能完成这项任务的。要破坏这些村社的自给自足的性质，必须消灭古老的工业。”有人就抠出这段话中的“必须消灭古老的工业”和“毕竟是欧洲化的必要条件”这两句话，把它们对接起来，认为是马克思主张必须消灭印度古老的工业，这是欧洲化的必要条件。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第一，没有弄明白这段话的主语是什么？这些话语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只要对这段话的形式和内容稍作分析就能看出，这段话表达的不是马克思的观点，而是英国人的观点。“英国人”是一系列殖民活动——使印度爱尔兰化；打破一成不变的原始形态是欧洲化的必要条件；必须消灭印度古老的工业——的主体，又是这一段话的逻辑主语。在这里，历史和逻辑是一致的。是英国人使印度爱尔兰化即殖民地化了，是英国人打破了印度的原始形态，是英国人认为这是使印度“欧洲化”即殖民地化的必要条件。因此，马克思这段话描述的是英国殖民主义的活动，表达的是英国人的观点。如果把这些看作是马克思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张印度“爱尔兰化”、“欧洲化”和消灭印度“古老的工业”，等等，那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和逻辑悖谬，是完全违背马克思思想的。

第二，应该通观全文才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在前面第三段里说他曾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这篇文章中“把英国消灭当地工业当作革命行动来描述。这会使他们很不高兴。然而，不列颠人在印度的全部统治是肮脏的，直到今天还是如此”。既然马克思认为英国人在印度的全部统治是肮脏的，他已经明确地指出了“英国消灭当地工业”这一客观事实，他会主张消灭印度古老的工业，让印度走“欧洲化”即殖民化的道路吗？

第三，既然马克思提到他在1853年6月10日写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我们就应当看看这篇文章说了些什么。马克思在摘引了英国下院委员会一大段关于印度村社的报告后说：“这些细小刻板的社会机体大部分已被破坏，并且正在完全归于消灭，这与其说是由于不列颠的收税官和不列颠的士兵粗暴干涉，还不如说是英国的蒸汽和英国的自由贸易造成的结果。”“英国的干涉则把纺工安置在郎卡郡，把织工安置在孟加拉，或是把印度纺工和印度织工一齐消灭，这就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破坏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看了这段话，就能明白马克思在4天后写给恩格斯的那封信中所说的“打破这种一成不变的原始形态”、“消灭古老的工业”这些行为究竟是谁干的，这不都是英国人干的吗？英国人认为，这些殖民化的活动才是“欧洲化的必要条件”，怎么能把这种殖民主义的活动说成是马克思的主张呢？1861年9月21日，马克思在《不列颠的棉花贸易》一文中说：“印棉的消费量正迅速增长……实际上英国现在正自食其多年来在庞大的印度帝国进行罪恶统治的后果。”1861年11月1日，马克思在《英国的危机》一文中又说：“实际上，英国现在是在受着自己长期罪恶地治理印度的报应。”马克思对英国人的殖民主义统治给予了最严厉的谴责，用了“罪恶统治”、“罪恶地治理”这种极其严峻的语言，而且说这是一种“报应”，在亚洲造成的“社会革命”，就是这种报应。这就充分地表明马克思根本不会主张印度和东方国家走这种导致“罪恶统治”、“罪恶地治理”的“欧洲化”、“西方化”即殖民化的道路，而且表明马克思是坚决反对东方国家走这种道路的。

二 马克思从来没有主张亚洲国家走“西方化”、“欧洲化”的道路

马克思尖锐地揭露了英国在亚洲要完成的“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的实质。马克思对西方殖民主义制度和殖民主义对东方各国的侵略一直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从来没有主张亚洲国家走“西方化”、“欧洲化”的道路。如果说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作用还给予过充分赞扬的话，那么，当50年代初马克思总结了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时，他就更加敏锐而清楚地看到了“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他明确地指出：“不列颠人在印度的全部统治是肮脏的，直到今天还是如此。”英国的工业、科学技术和自由贸易破坏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和经济基础。“英国人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恐怕就没有别的什么内容了。”

马克思认为，这种“破坏性的使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是全部现存的生产制度所产生的有机的结果”。也就是说，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规律和资本积累规律的必然结果。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资本的集中，而资本的集中在它的原始积累阶段必然通过对殖民地的残酷和剥削、无耻的掠夺和血腥的暴力。因此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们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没有殖民主义就没有早期的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殖民主义的历史祸害直到今天也没有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中彻底消除。国外学者威尔伯指出：“当代的不发达状态大部分是不发达的卫星国和现在发达的宗主国之间过去和当前经济等关系的历史产物。”马克思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揭露和批判，表明他是站在殖民地人民一边的，他从来没有赞扬和肯定过西方殖民主义的“进步作用”，根本没有断定“东方国家必须经过西方文明的冲击”，更没有把这种西方殖民化模式作为亚洲国家的发展道路。

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和对殖民地的残酷掠夺和剥削分不开的。19世纪60年代以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亚、非、拉各国的侵略，重点在亚洲。波斯、中国和印度成了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和争夺的重要对象。1804年以后，俄、英、法、美、奥等国强迫波斯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英国在1840—1857年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侵略中国，1843—1849年把印度变成了它的殖民地并以此为基地对缅甸、阿富汗、新加坡和中国发动殖民主义战争。中国人民刻骨铭心不能忘怀的是：1894年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匪徒对中国发动了甲午战争，中国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失败，中国人民遭受了惨绝人寰的屠杀，同时也促使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革命运动的发展。中日甲午战争发生时，马克思早已逝世，恩格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关注着中国和东方社会发展的命运，至少三次论述了中日甲午战争，确确实实是极为珍贵的警世箴言。

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近代的停滞落后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内部原因，即东方社会自身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作用和制约；二是外部原因，即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和统治。东方是世界文明的摇篮。古代东方各国都有过自己的灿烂文化和经济繁荣，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各国野蛮的殖民主义侵略与掠夺，东方社会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发展道路，即使发展缓慢，也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状态，但绝对不会是殖民地状态。

马克思、恩格斯对殖民主义制度和殖民主义对东方各国的侵略，一直持严厉的批判态度。马克思认为，殖民主义统治阻碍了东方社会的发展。他指出，不列颠人在印度的统治完全忽略了公共工程部门，导致农业的衰落。不列颠的蒸汽、科学和自由贸易在印度斯坦全境把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彻底摧毁了。这些细小刻板的社会机体大部分已被破坏，并且正在完全归于消灭。英国工业的毁灭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是令人吃惊的。

马克思深刻地论述了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破坏了东方社会的经济基础。他说：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不知要深重多少倍”。在这里马克思所指的还不是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式专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欧洲式的专制，这两种专制结合起来要更为可怕，而是指这种侵略所产生的深刻的社会变化。内战、外侮、政变、被征服、闹饥荒，所有这一切天灾人祸尽管十分复杂、猛烈和带有毁灭性，也只不过触动了印度社会的表面。而英国的工业、科学技术和自由贸易“则破坏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破坏了它们的经济基础”，从而造成了一场最大的“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印度失掉了它的旧世界，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和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印度所遭受的就是这么一种性质的灾难，这无疑比任何其他社会的表层灾变要深重得多。

资产阶级一直为殖民主义歌功颂德，为它辩护，把它说成是东方人民的“救世主”。直到今天，还有人要重新评价殖民主义，要肯定它客观上的“进步作用”，而且把这说成是马克思的观点。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马克思的思想。

历史证明，西方殖民主义给东方社会带来的不是什么“繁荣和进步”，而是衰落和倒退；不是什么“文明的传播”，而是文明的毁灭。恩格斯曾经说道：“我研究得越深，我就越清楚：英国的入侵，使爱尔兰的发展丧失了一切可能性并使它倒退了几个世纪，而且恰恰是从十二世纪开始的。当然，还不应忘记，丹麦人持续三个世纪的入侵和掠夺，已经使这个国家民穷财尽。”英国对它的第一个殖民地——爱尔兰的殖民统治导致历史的大倒退，它的东方殖民地难道会有另一种历史命运吗？

马克思对殖民主义的揭露和批判，表明他是站在殖民地人民一边的，他从来没有赞扬和肯定过殖民主义。通过50年代初期对东方社会历史的研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历史作用有了更深的认识，如果说他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还赞扬过资本主义在它登上历史舞台的一百年内造成了“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的生产力，那么到50年代初期马克思对它在东方殖民地的统治就是另外一种评价了，更多的是揭露它的虚伪性、野蛮性和反动性。其实，早在1847年，马克思就认识到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联系，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因而提出“必须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伟大任务，在他看来，“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这些思想和认识对于他思考东方社会革命的前途是有重要影响的。

马克思深刻地论述了英国在印度要完成的“建设性的使命”的实质，是要使印度成为爱尔兰式的殖民地，而不是“西方式的社会”。马克思认为，英国工业愈是依靠印度市场，英国厂主就愈是感到他们摧毁了印度本国的工业以后“必须在印度造成新的生产力”。英国的工业资本家发现，使印度成为一个生产国对他们有很大的好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供给印度水利设备和内地交通工具。他们之所以愿意在印度修筑铁路，“完全是为了要降低他们的工厂所需要的棉花和其他原料的价格”。非常清楚，英国资产阶级在印度的所谓“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其目的是为了资本的积累、资本的增殖和资本的超额利润；是要把印度变成它的原料基地和商品市场，成为爱尔兰式的殖民地，而决不是要把它建设成为“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告诉我们：英国殖民主义的野蛮侵略和掠夺，使印度的农业遭受了严重破坏，手工业破产，纺织工业的中心达卡迅速衰落，人口从15万人减少到三四万人，19世纪前半期印度约有150万人死于饥饿。正如马克思所说，印度人民所遭到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英国资产阶级难道“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穷困与屈辱就达到过什么进步吗？”英国确实把印度变成了它“东方的爱尔兰”，“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印度社会的意思”，“印度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个历史事实就是对英国的所谓“建设性的使命”和“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的最好的注解，也是对认为马克思主张亚洲社会“西方化”、“欧洲化”观点的有力的否定。

直到2011年，还有人对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的观点提出批评。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说：“马克思自己在反殖民主义政治问题上态度很不明朗。”“他评论说印度自身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历史，英国人的征服却无意中给了南亚次大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马克思对殖民主义持肯定态度……他认为这种压迫虽然肮脏可耻，却能够将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因素带给‘未开化’的地区。而这些地区不仅能够从中获得好处，还能够为实现社会主义做好铺垫。”“马克思从殖民主义中发现了一些‘进步倾向’。”这些说法完全不符合马克思的观点，而且是与马克思的观点直接对立的。在我们了解马克思在殖民主义问题上的全部观点以后就会知道，马克思反殖民主义的政治态度是十分明朗的，他对殖民主义一直持否定态度，从来没有肯定过什么殖民主义的“进步倾向”。伊格尔顿的说法表明他没有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这些说法是错误的。

三 马克思为东方国家指出了一条非西方化、非欧洲化的发展道路

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客观规律的实质和东方社会基本矛盾的特殊性、特殊矛盾及其本质，为东方国家指出了一条非西方化、非欧洲化的发展道路。只有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规律的理论出发，才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关于英国在印度要完成的“双重使命”的思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因此，“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这是英国资产阶级“一定要做的事情”。生产力的发展又受到生产关系的影响和制约，“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实质上就是生产关系性质问题即所有制关系问题。马克思深入分析了东方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特殊性质和特殊形式，论述了一条东方国家通过“根本的革命”和“伟大的社会革命”（而不是什么“必须经过西方文明的冲击”）摆脱殖民主义统治，改变社会生产关系，支配现代生产力及其成果以实现社会现代化的道路。他认为，“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印度人民就不可能完成民族独立和复兴的使命；而在英国统治阶级还没有被本国工业无产阶级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还没有摆脱英国殖民主义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作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马克思论述的是一条反映东方社会特殊的历史条件、特殊的社会结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特殊性的非西化、非欧化和非殖民化的道路。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思想在19世纪50年代已经萌芽。这就证明关于亚洲社会“西方化”、“欧洲化”的观点从来不是马克思的思想。

马克思关于印度社会变革和发展道路的论述是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理论的起点。马克思是通过对中国社会、印度社会和俄国社会的研究逐渐形成和完善这一非西方社会现代化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的。我们比较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印度和俄国的论述，就能使我们认识到马克思这一思想的内在联系、前后一贯及其逻辑和历史的形成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中国和印度社会的发展道路有许多相同之处。

第一，中国和印度都有大体相同的社会经济结构即亚细亚生产方式，都在近代遭受到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都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出现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社会变革运动。

第二，中印两国人民都展开了轰轰的革命斗争，中国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1851—1864），印度有民族大起义（1857—1859），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是“人民战争”和“根本的革命”。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都强烈谴责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的野蛮侵略和掠夺，都反对中国和印度走“西方化”和“欧洲化”的道路，主张亚洲经济落后的国家走一条非西方、非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第四，他们都对中国和印度的革命前途和发展前景充满期待，认为中国的前途必定是“社会主义”，印度将会迈向“伟大的社会革命”。

第五，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提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他们在1853年论印度时为什么没有提“印度的社会主义”呢？这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印两国社会历史和经济状况的深刻了解和洞察所决定的。中国和印度同为经济落后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有很多相同之处，也有许多民族的、社会的、经济的和历史的不同特点，这就决定了它们在社会发展道路上的特殊性。印度是一个长期受英国统治的殖民地，是一个典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国家，在印度社会的基因中，五大因素极其复杂地纠缠和融合在一起——种姓制度、宗教教派、殖民主义、专制主义、资本主义——使得印度的社会革命比其他国家面临着更为艰巨的任务。印度社会的发展道路决定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特殊性质和特殊形式。印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极为慎重，不提“印度的社会主义”而与中国区别开来。不过“伟大的社会革命”即内在地包含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因素和方向。时间和历史会告诉未来，印度的未来只有等待印度人民的历史选择。

马克思、恩格斯在中国和印度问题上所形成的非西方国家现代化非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研究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第一，5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印度农村公社的研究，形成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马克思在50年代和60年代通过写作《经济学手稿》（1857—1858）和《资本论》（1867），研究“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70年代在“人类学笔记”中对农村公社制度的研究，形成和完善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这些观点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俄国农村公社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应用和发展，集中体现在1881年马克思写给查苏利奇的信和三份草稿中，马克思明确地阐述了俄国不要走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而要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重要观点。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反对亚洲社会“西方化”和“欧洲化”的观点在马克思1877年写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马克思明确地认为，《资本论》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起源只限于西欧各国，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并不注定都要走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马克思反对俄国“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马克思这封信是对东方社会“西方化”和“欧洲化”观点的明确否定。

第三，马克思把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批判的观点应用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研究，明确表示俄国人民应当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避免“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

第四，他们一致认为，无论在中国、印度还是在俄国，要推动社会向更高形态发展，都必须有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社会革命。

第五，旧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革命进程中必须得到改造，这样，农村公社才能得到新生，旧的生产方式才能转变成为新的生产方式。

这些重要思想我们将在下面几章中做详细的论述。

四 资产阶级背叛了欧洲1848年革命

以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为起点，奥地利、普鲁士、意大利、波兰、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等地相继发生了规模巨大的革命运动。这就是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及其领袖马克思、恩格斯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参加了这次革命运动。声势浩大的1848年革命最终失败了。马克思、恩格斯及时地总结了1848年革命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1848年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马克思对资产阶级革命的作用及其局限性有了具体的和理论上的更深层次的认识，这种认识无疑对他思考东方社会问题有重大影响。

1848年欧洲各国革命运动的失败，有一个普遍的、共同的和根本的原因，那就是资产阶级的出卖、背叛和向王权投降。马克思以极其强烈的革命义愤谴责了资产阶级由其阶级本性所决定的无耻行径。他在1848年11月写的文章中说，德国资产阶级是寡廉鲜耻的，它以奴婢的身份出现，为了不让人民胜利而自己甘愿受人摆布，“并为自己暴君的利益而实行反革命”，“历史上没有比德国资产阶级更可耻更下贱的角色了”。“1848年的德国资产阶级毫无良心地出卖这些农民，出卖自己的天然的同盟者。”资产阶级处处都和反动的封建势力暗中妥协，然而它又把革命运动的正式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并采取了种种不彻底的措施，其结果就自然“使得革命运动流产”。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可怜的、胆怯的和狭隘的利己主义使得普鲁士资产阶级瞎了眼睛，以致它“竟抛开了自己必要的同盟者——农民”，并把农民这个同盟者“变成了封建反革命手中的武器”，“为了王权而牺牲人民”。

十七八世纪资产阶级曾经是生气勃勃的革命阶级，进行过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为什么1848年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失败而告终呢？马克思以普鲁士三月革命为例，从历史条件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上做了深入具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他在1848年12月撰写的《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一文中说，不应该把普鲁士的三月革命与1648年英国革命和1789年法国革命混为一谈。在1648年和1789年的革命中，资产阶级都是实际领导运动的阶级，无产阶级还不成熟，还没有形成自己单独的利益并组成为独立发展的阶级，不过是为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它们是欧洲范围内的革命，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资产阶级在这两次革命中获得了胜利。而普鲁士的三月革命却完全不是这样，它决不是欧洲的革命，不过是欧洲革命在一个落后国家里的微弱的回声。它不仅没有超越自己的世纪，反而比自己的世纪落后了半个世纪以上。德国资产阶级发展得如此萎靡、畏缩、缓慢，“以致它同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对峙的时候，它本身已经是同无产阶级以及城市居民中所有那些在利益和思想上跟无产阶级相近的阶层相对峙的了”。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代表整个现代社会反对代表旧社会的君主制和贵族的阶级，它降低到了一个等级的水平，“既脱离国王又远离人民，对国王和人民双方都采取敌视态度，但是对于每一方的态度都犹豫不决，因为它总是在自己的前面或后面看见这两个敌人；它一开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而与旧社会的戴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协，因为它本身已是属于旧社会的了。”

马克思对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立场的分析是极其深刻和精彩的。从德国资产阶级在普鲁士三月革命中的表现，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它面对“两个敌人”时所表现出来的两面性、妥协性、投机性和对王权的屈从及对人民的敌视。德国资产阶级在这种典型政治环境中形成的典型性格即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具有普遍性。马克思对德国资产阶级阶级性入木三分的深刻揭露，对于我们认识东方社会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及其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通过对1848年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对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作用和历史地位有了新的认识。他明确地把资产阶级革命划分为两个时期，即十七八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和19世纪中期以后的资产阶级革命。在这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中，资产阶级所起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在十七八世纪，无产阶级还没有完全成熟，还没有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它联合工人和农民与封建专制制度做了坚决的斗争，取得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重大胜利。到19世纪中期，社会经济条件有了新的变化，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成熟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已经走上了世界历史舞台。“两个全新的阶级——工业无产阶级和自由农民进入了普鲁士的历史。”1831年11月、1834年4月法国里昂工人的两次武装起义，3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在宪章主义旗帜下向资产阶级政权发起进攻的、长达10年之久的宪章运动，1844年6月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1848年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革命锋芒不仅指向封建专制制度，而且指向了资产阶级，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上升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已经开始了反对资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正是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的变化，使得资产阶级必然背叛农民、出卖革命、与封建王权妥协而“实行反革命”。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革命的认识和评价有了新的变化。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19世纪中期新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已经逐渐消失，它已经从反封建专制制度革命的领导者变成了叛卖者。与这个结论相联系的是，马克思认为，从此以后“在德国不可能发生纯粹资产阶级的革命，也不可能建立君主立宪式的资产阶级政权，可能发生的不是封建专制的反革命，就是社会共和的革命”。这就是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德国和与德国类似的其他国家不可能再发生1648年和1789年英、法那种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了，可能发生的或者是反革命，或者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联合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新型的社会革命。

马克思对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局限性及其经验教训的总结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马克思思考和观察东方社会革命性质和发展前途的重要出发点。

五 马克思期待东方社会进行“根本的革命”和“伟大的社会革命”

马克思对西方殖民主义在亚洲的侵略行径和暴行极为愤慨，给予了义正词严的谴责，他深切地同情人民群众所遭受的苦难，满怀信心地期待着包括印度在内的广大东方国家进行一场“根本的革命”和“伟大的社会革命”，使自己的国家复兴起来。

马克思清楚地看到印度社会中极为深刻的两类矛盾：一类是印度的民族独立与英国殖民统治之间的矛盾；另一类是印度广大人民群众与极少数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英国的殖民主义在亚洲式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欧洲式的专制，并且把这两种专制结合起来给印度人民带来了极为深重的灾难。印度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政治统一。同时还应当使印度人民摆脱农村公社中存在的种姓划分、奴隶制度和前资本主义形式的剥削。显然，印度所要进行的根本的革命和伟大的社会革命，是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民族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对于印度社会革命的性质，马克思是清楚的。

英国在印度建立工厂，修筑铁路，发展工商业，确实在为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创造物质基础。但这只是一种客观的结果，英国资产阶级并不希望殖民地真正发展资本主义，成为资产阶级共和国。通过对1848年欧洲革命经验的总结，马克思认识到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这种认识使他得出结论，英国资产阶级决不能领导印度消灭现存所有制关系的社会革命。印度和东方社会革命的前途，不会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和旧式的西欧资本主义社会，而应该是一种新形式的社会革命。在当时的印度和东方社会，经济条件和阶级斗争的发展还没有导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出现，马克思还没有找到东方社会革命的主体力量，他期待于广大人民群众。

印度的土地所有制十分复杂。18世纪末，英国政府在印度逐步实行柴明达尔制度，把印度教徒中的封建领主、土地税的包税主变成私有土地的地主，作为英国殖民统治的支柱。19世纪初实行莱特瓦尔制度，莱特（农民）成为国有土地的持有者，又是他们所租佃的土地的所有者，必须缴纳高额的地税。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般的剥削和掠夺，赋税高得难以置信，滥施刑罚，封建领地被剥夺，独立地区被兼并，传统风俗被破坏，终于导致1857—1859年的全民族起义，给予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以极为沉重的打击。恩格斯把当时中国风起云涌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称为“人民战争”，马克思则把这次运动的民族解放起义评价为“革命大海”。他们对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殖民主义侵略的正义斗争给予深切的同情和支持，从中国和印度人民的解放斗争中，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农民群众中所蕴藏着的巨大的革命力量，看到了东方社会革命的前景。

马克思认为，英国资产阶级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客观上为新世界创造了物质基础和物质条件，带来某种社会进步。但是人民群众能否获得政治自由和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这里，马克思提出了生产力的社会形式即生产关系问题，也就是改变生产关系即社会革命的问题。马克思接着指出：“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的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要从世界范围内解决西方革命和东方革命的关系问题，即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与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工农联盟问题。马克思认为，1848年巴黎6月起义和1870年9月巴黎公社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工人没有得到农民的支持。1856年4月马克思指出：“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在构思东方社会革命的前景时，思考的是东方民族解放运动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联系和相互支持的问题，东方社会革命的道路问题。东方革命和西方革命只有相互支持才能取得胜利。印度人民只有摆脱英国殖民主义的统治，只有取得社会革命的胜利，才能享受社会进步的成果。

印度人民所进行的“根本的革命”和“伟大的社会革命”，决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在西方无产阶级支持下，以民族民主革命为内容的、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型的、民主主义革命或人民革命。

六 关于历史报应的规律

1857年9月4日，马克思在《印度起义》一文中提出历史报应的规律这一重要思想。他说：“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按照历史上报应的规律，制造报应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本身。”马克思的这个重要思想长期以来不为人知且不被理解，几乎没有人论述和研究。在谈印度进行“根本的革命”和“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时候，思考和研究马克思所提出来的历史报应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在文章的开头就谈到印度起义的西帕依在印度的暴力行为，认为这些行为的确是惊心动魄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而且认为“不论西帕依的行为多么不好，它只不过是英国自己在建立其东方帝国时期以及在其长期统治的最近几十年当中在印度所作所为的集中反映”。马克思在做出关于历史报应规律的论断时，在这段文字的后面写下了两段话：“为了说明这种统治的特点，只需说刑罚是英国财政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够了”；“我们只要熟悉一下英国第一次对中国进行的战争，也就是熟悉一下昨天发生的事件就够了”。马克思还指出，印度政府“应该对所发生的灾难以及使这次灾难达到如此巨大的规模负责”；“看到这样的事实，公正而严肃的人们也许会问：人民企图赶走竟敢对自己的臣民这样滥用职权的外国征服者，难道不对吗？如果英国人能够冷酷无情地干出这种事情，那末就算起义的印度人在起义和斗争的狂怒中犯下了硬说是他们犯下的那些罪行和暴虐，又有什么奇怪呢？”

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是强烈地谴责反动统治阶级对人民群众的残酷迫害和镇压的，是强烈支持人民群众对反动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并且认为“制造报应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本身”。这就深刻地揭示了这种历史报应的性质、根源和因果关系。马克思把这种历史上的报应称之为“规律”，也就是说它是建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矛盾运动的基础上的，因而是一种经常出现和必然出现的社会现象。上面我们还谈到1861年9月马克思曾经指出英国正在自食其多年来在印度进行“罪恶统治的恶果”，正受着自己长期“罪恶地治理印度的报应”。

为了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的这一重要思想，我们来看看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述，是十分必要的。恩格斯在1874—1875年写的《流亡者文献》一文中说过这么一段十分重要的话：“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压迫者不能获得解放，被压迫者最终要反对压迫者。——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和历史的价值观。

恩格斯在他去世前两年，1893年2月和10月曾两次在与俄国革命家尼·弗·丹尼尔逊（《资本论》俄文版的译者）的通信中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而不幸的是，我们人类却如此愚蠢，如果不是在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逼迫之下，怎么也不能鼓起勇气去实现真正的进步。”在1893年10月17日的一封信中又写道：“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恩格斯还指出：“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恩格斯揭示了历史辩证法的真理：历史的灾难和历史的进步、历史上的“善”与“恶”是对立统一的，又是互相转化的，历史的进步往往要以历史的灾难为代价，历史的灾难又往往能转化为历史的进步。——这是历史的辩证法和历史的价值观的统一。

“历史报应的规律”是历史辩证法和历史价值观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我们应该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重要思想去认识和观察社会历史。201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也是抗日战争77周年。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国在日本野蛮残暴的侵略中遭到史无前例的惨败；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经过长达8年之久的浴血奋战，终于在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取得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正义终于战胜邪恶。发动侵华战争、1941年12月发动珍珠港事件的日本法西斯，在二战中遭到灭顶之灾，1945年还遭到美国的东京大轰炸和两颗原子弹的报复，在中国东北的百万日本关东军被苏联红军全部歼灭。这就是历史报应的规律最生动的例证。

1909年10月，疯狂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罪魁祸首，四次出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在中国哈尔滨被朝鲜革命者安重根枪杀毙命，罪有应得，这就是历史的报应！

作为历史辩证法和历史价值观统一的表现形式的“历史报应的规律”，不是谶言，不是魔咒，不是迷信，不是宿命，而是一条客观的历史规律，中国人用很朴素的语言——“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多行不义必自毙”——给予人们双重的启迪：无论是一个人或一个国家，不要居心不良，不要欺侮和侵略别的国家，不要搞霸权主义和扩军备战，一切穷兵黩武、侵犯别国的帝国，无不遭到历史的报应，被人民的正义力量砸得粉身碎骨、灰飞烟灭。历史上的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希特勒帝国和大日本帝国的覆灭，就昭示了“历史报应的规律”的真理。有人还要当世界霸主和世界警察，还要领导世界一百年，请记住马克思所揭示的这条历史报应的规律！这条历史规律也告诉人们：人民正义的事业、历史的进步尽管往往以历史的灾难为代价，但是历史的灾难往往能转化为历史的进步，人民正义的事业历尽艰辛终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