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郭沫若是一位明确表示尊孔的并有着重要影响的历史学家。不过，他的尊孔，呈现出一种波浪式的起伏，即尊孔，批孔，再尊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起伏的现象？这是今天仍值得我们研究和讨论的问题。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低潮期，远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发表了“我们崇拜孔子”的见解，并批评国内那些反孔斗士“诬枉古人”。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同国家主义者的论争中，郭沫若甚至认为，孔子的思想学说与马克思主义有相通之处，发表了《马克斯进文庙》《讨论〈马克斯进文庙〉》等文。

流亡日本十年间，在日本宪警监视下，郭沫若潜心于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文字的研究，以及中国古史分期研究，成绩斐然。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郭沫若证实了中国同西方各国一样经历过奴隶制时代。孔子生活的春秋后期，正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转型期。郭沫若批评了孔子美化西周、坚持复古的政治倾向，批评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折中主义，说“儒家理论的系统，全体就是这样一个骗局，它是封建制度的完整的支配理论”。

但是，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郭沫若在重庆，他于《十批判书》一书中，对孔子的态度发生了逆转，重新回到了尊孔的立场上来。他检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写得“太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甚至是错误的裁断”。郭沫若通过自我批判，把古史分期奴隶制的下限，从西周推后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一直到秦统一中国之前。郭沫若以孔子支持乱党等史料为由，论证孔子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开明儒者，而不是复古倒退的保守主义者，从而为孔子翻了案。

对于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的这种“批判”，我实在不敢苟同，斗胆地做了“再批判”；至于再批判是否言之成理，则有待读者“再再批判”了。

毛泽东说：“十批不是好文章。”“十批”即《十批判书》。“十批”是不是好文章，这是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但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四人帮”主导的“批林（彪）批孔（子）”的政治运动中，郭沫若及其《十批判书》，却被作为“批孔”的对象加以讨伐。这是对郭沫若的政治迫害，也是把学术问题政治化了。

我出版过《孔子与〈论语〉》一书，现在又写了《郭沫若与孔孟之道》，试图对郭沫若的先秦儒家文化史观做一番评述。郭沫若对孟子的评论较少，而且基本持批评的态度。因此本书附加了我的《孟子论》，想对孟子思想学说的进步性与局限性进行较系统的论述，以补不足。我同样期待着读者对《孟子论》提出批评意见。

黄侯兴

201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