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研究古史与质疑孔孟

一 “我是中国人”

在郭沫若公开表示反对蒋介石以后，1927年5月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函国民政府，提出开除郭沫若的国民党党籍，并通电严缉归案惩办。国民政府于1927年5月10日行文至各军兵种军部和各省政府，发布捉拿郭沫若的通缉令。

因此，郭沫若于同年10月下旬由广东神泉绕道香港来到上海，但不能久留。在中共党组织安排下，郭沫若准备带家眷去苏联。当时苏联同国民政府的关系已经很紧张，苏联领事馆人员将全部撤回国去，他想乘这趟海轮随行。在行期未定之前（即这年年末），郭沫若突然患斑疹伤寒，延误了船期。后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改去日本。

据郭沫若1928年2月10日的日记记载：“豪（即周恩来——引者）和民治（即李一氓——引者）来，同吃中饭。仿吾亦来，约了初梨等来谈话……决延期乘十八号的‘坎拿大皇后’。”

2月24日，郭沫若带家眷乘船离开上海去日本。他说他是“顶着一个三万元的赏格的脑袋到日本去亡命”的。他在《跨着东海》一文中写道：

 

我真个是孤孤单单地离开了我很不情愿离开的祖国。祖国并不是不需要我，然而我却不能不离开了。在开船的时候，我望着沉默的祖国，潸潸地流下了眼泪。

 

2月27日，郭沫若抵神户，后来全家定居在日本千叶县市川市须和田一个乡镇的陋巷里。当时正是日本的思想统治开始走向极端反动的时候，曾经盛极一时的左翼文艺运动、马克思主义研究，以及日本共产党组织，都遭到摧残和迫害。作为曾经被日本政府视为“左派的要人”的郭沫若，来这里避居，也难于幸免。

郭沫若一直受到日本刑士（便衣警察）、宪兵的严密监视，行动极不自由。穿着长筒马靴的宪兵常常破门而入：

 

“怎么样？”——他咆哮着。“我是奉命看管你的。”

“岂有此理！你管不着我！”——我也咆哮起来了：“你犯了你们的国法！

“哼，你是支那人，我们的国法不是为‘枪果老’（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恶称）设的。你有胆量就回你的支那去，我却有胆量就在你支那境内也要横行，你把我怎么样？”

我的脑袋子快要炸裂了。他确实是在中国境内也可以横行的人，而我自己呢，连祖国都不能见容，我能把他怎么样呢？

 

面对这种侮辱，郭沫若既不屈服，也不蛮干。他懂得保存自己，保护自己。海外亡命十年，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支撑着他。他常常这样鞭策和勉励自己：“无论在怎样环境中，你得拿出勇气和耐心来，更坚毅地生活下去。你虽然离开了祖国，离开了工作岗位，你不应该专门为全躯保妻之计，便隐没下去的。”日本长筒马靴在他头上的践踏，使他牢牢地记住：“我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