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亚历山大·斯莫伦斯基(4)

年轻的俄罗斯银行家们一心想着大赚一笔，同时也在埋葬着苏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金融操控被视为一派贪婪，从而受到社会主义者的鄙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首推生产和实业，货币只是一种手段，它服务于完成计划和满足指标这样的宏大目标。然而，斯莫伦斯基的所作所为与计划没有半点关系。这本身就是金融，可在包括工厂经理、政府官员和克格勃特工的老一代苏联人看来，此举不仅陌生，而且极其怪异。这些人没有继承到新世界的资本主义，因为他们未能踏出关键的第一步。快人一步的斯莫伦斯基带领着他的伙伴们，在货币交易所当着老顽固们的面跳着舞擦身而过。

苏联解体之前的最后两年间，货币贸易就理论而言依然受到严格管制。斯莫伦斯基的货币投机行为必须快速而无痕。截至1990年年初，国家银行只向商业银行发放过两份有限硬通货交易业务证书，而各大银行仅将业务量的极小部分上报当局。[19]

1990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乔尔·赫尔曼（Joel Hellman）正在对一篇关于苏联新兴银行家的论文开展研究，他拜访了斯莫伦斯基。赫尔曼发现，多位银行家和国家银行的官员都承认，非法硬通货交易发展的繁荣程度，已经远远不受当局的控制。一度掌握全部货币和信贷的国家银行，正在新的环境下日渐丢失阵地。赫尔曼说，国家银行不时发出威胁，要对不守规矩的银行加以处罚——其中斯莫伦斯基领到的罚单为一千四百万美元——或者冻结账户。但商业银行家们显得满不在乎。斯莫伦斯基告诉赫尔曼：“我们银行总是先行后闻。当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时，官方批文往往在事成之后才送到手里。我们根本不可能先拿批文再做事情。”[20]

赫尔曼回忆，第一次见到斯莫伦斯基时，新装修的西式银行办公楼摆着豪华沙发，这令他大吃一惊。斯莫伦斯基的几位副总全都穿着阿玛尼西装。斯莫伦斯基后来告诉我，那是他的有意安排，不过年轻副总们的西装永远不用自掏腰包。前往欧洲时，斯莫伦斯基惯常要买回两套西装、两件衬衫和两条领带，并在回到莫斯科后分发给年轻副总们，以让他们看上去生意兴隆，并有西方风范。

斯莫伦斯基的资本规模很小，而且业务保密。他不会发表周期性金融报告，就算要发布，他也不大可能实话实说。斯莫伦斯基的早期财富包括一份“手稿”，他说那是他自己关于银行业的写作成果，价值两亿卢布。斯莫伦斯基说，他只不过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写了出来，而手稿的天价也由他自行确定。“其中记录了我所创造的制度，”他说，“以及制度如何运行。”

真是快手！这就是及时资本。

斯莫伦斯基还和其他初创银行一道，广泛开展相互持股业务。他的银行持有其他银行的股份，而其他银行也持有他的银行的股份，一如斯莫伦斯基对其手稿的处理方式，每个人都极大地推高了市值。那就是一场纸上游戏，是蓬勃发展的年轻商业银行家们，在这个充满虚构和假象的世界里使用的众多手段之一。

赫尔曼在1990年造访斯莫伦斯基时，他发现这位银行家早在办公桌上摆好了美国大型互助基金如美林证券和富达基金的宣传单。[21]斯莫伦斯基正想办法把资金转往海外。在当时，那可以说是俄罗斯资本外逃风潮初现端倪。一开始进展缓慢，但后来随着技能日增，俄罗斯新兴银行家逐渐与国际金融体系建立起联系，并找到了把资金转往境外地区的周全之策。此举的目的，在于规避将资金保存在混乱和动荡国家所产生的风险，同时避开税收，或让资金远离合伙人、工人或不法之徒。仍旧算是个局外人的斯莫伦斯基认为，对于国内时常暗藏的针对有钱人的威胁而言，此举是一种合理反应。“限制无处不在，到了现在，我已经记不清了，”当我问他把钱转到美林证券的过程是否非常困难时，斯莫伦斯基如此回答，“或者说，实际上没有任何限制。无政府状态嘛。”在其发表的1992年年度报告中，斯莫伦斯基吹嘘说，首都银行位列俄罗斯二十大银行榜上，即将获得全世界银行间金融电信学会的SWIFT认证，且在海外拥有三十四家代理银行。

“大家抱着钱来，我们却不知道如何保护这些钱，”斯莫伦斯基说，“我们在俄罗斯为这些钱四处寻找投资手段，但根本找不到。”他们只好把钱转到国外去。

在所有新兴商业银行中，斯莫伦斯基的银行最为封闭和隐秘，他本人不断引起多疑的克格勃和后来被改组为俄罗斯中央银行的国家银行注意。当局不仅对这位年轻的银行家充满怀疑，而且一直对首都银行内部发生的一切充满好奇，但固执的斯莫伦斯基既不告诉他们实情，也不让他们对自己的银行进行检查。多年来，安全部门试图证明，有犯罪分子隐匿于斯莫伦斯基的客户中，但斯莫伦斯基从未遭到过逮捕。诚然，斯莫伦斯基的银行是90年代初各种非正当收入的天堂。该银行在1996年发放的几笔重要贷款显示，贷款对象半数为贸易公司或石油天然气公司，均为冒险性行业，其生存依赖于速度、隐秘和对国界与当局的极度藐视。[22]其同行一致认为，斯莫伦斯基的首都银行在创办之初，就与臭名昭著的帮派和黑钱有过往来。1998年，一位颇有名声的银行家告诉我：“善于改变是他的主要特点。斯莫伦斯基不再是十年前的斯莫伦斯基。他现在经营的银行干净而开放。十年前肯定不是这样。他肯定干过坏事——我们都干过。但我敢说，现在没有哪个坏蛋有胆量敢接近斯莫伦斯基，跟他说说话都不行。”[23]

斯莫伦斯基为一桩案子耗费过数年时间。1992年是苏联解体后的第一年，银行系统很不完善，十分粗放。中央银行连续收到从俄联邦南部达吉斯坦（Dagestan）和车臣传真过来的数份电汇单，即“通告”（avisos）。通告要求中央银行立即向莫斯科的几个商业银行账户汇入数百万美元。当时的中央银行仍在使用漏洞百出的电传打字机，于是大笔大笔的钱哗哗流出，其中有约三千万美元被汇入首都银行。中央银行后来查明这些通告系伪造。中央银行一直在设法追回款项，比如没收斯莫伦斯基的银行存在中央银行的储蓄准备金。也发起过针对斯莫伦斯基的犯罪调查。整个事件有诸多疑问无法解释，首先是中央银行何以仅凭一纸传真就汇出这么多钱。

斯莫伦斯基告诉我，他觉得这个案子是新兴资本家和老顽固之间的一次交锋，尽管这更像是一次例行的反腐败反盗窃之争。斯莫伦斯基坚持认为，针对他的犯罪调查属于误会，因而在1999年以不提出起诉而结案。“费了我不少精力。”他回忆说。然而，案件结束之后，一份时常从安全部门获取消息来源的俄罗斯报纸《绝密报》（Sovershenno Sekretno）发表文章，详述案件细节，并断言斯莫伦斯基和另一个人通过伪造凭证获利三千二百万美元，且将其中二千五百万美元藏匿于由斯莫伦斯基妻子拥有的一家奥地利公司。该报后来称，斯莫伦斯基的银行承认“误”借了四百万美元，并予以归还。[24]

斯莫伦斯基的职业生涯充满了与国家的艰难争斗。国家银行行长维克托·格拉先科（Viktor Gerashchenko）是他的克星。斯莫伦斯基责怪格拉先科用“1928年版的指示”“摧毁商业银行”，如“限定货币发行”。斯莫伦斯基怒斥说，国家银行的另一位官员发过指令：“我授权许可发放工资。”斯莫伦斯基反问说：“我的客户难道没有权利处置他们自己的金钱吗？”贝克告诉我：“政府对斯莫伦斯基及其银行的讨厌程度远超对其他人和其他银行的讨厌程度。他不曾向克格勃低头，不曾向官员们低头，也不曾向民兵组织低头。格拉先科不喜欢这位独立而任性的银行家。”

在苏联后期和新俄罗斯的头几年间，斯莫伦斯基拥有非同寻常的自主权。他跟政府对着干，赶走来自央行的审计员，拒绝回答有关其银行的任何问题，但终究毫发无伤。他得以逃脱处罚的原因何在？答案尚不明朗。正如我们将在后文所见，功成名就的商界大佬往往拥有神秘而高水平的安保措施，细节永不为人所知。斯莫伦斯基就算拥有类似安保措施，他仍然感到很不踏实。斯莫伦斯基的军中旧友克拉斯尼扬斯基后来就职于首都银行，他回忆说自己和斯莫伦斯基在车上曾经进行过相当坦诚的交流。斯莫伦斯基眼看就要成为新俄罗斯的银行家领头人。但那天在车上，他和克拉斯尼扬斯基谈到了这件事。“爱德克，”他用的是充满感情色彩的昵称，“我们不应该受这些东西的诱惑。任何时候，哪怕是在充满自由的俄罗斯，他们照样能像掐臭虫那样掐死你。”

斯莫伦斯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992年，他的银行盈利24亿卢布，收入是61亿卢布。对一个趁着黑夜印刷《圣经》起家的精瘦年轻人，对一个受命开办首批合作社的建筑老板，对一个修造度假屋以填补短缺经济缺口的人来说，这个结局不算差。

注释：

[1]歌词作者为亚历山大·加里奇（Alexander Galich）。

[2]作者于1997年10月10日和1999年8月30日采访亚历山大·斯莫伦斯基。

[3]作者于1999年9月2日和2000年3月17日采访爱德华·克拉斯尼扬斯基。

[4]这样的薪水在当时非常微薄。苏联卢布不能兑换成其他货币。卢布与美元的比价很难确定，因为消费品极度短缺，所以有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门道弄到商品。在苏联后期，卢布与美元的黑市兑换价约为5比1，至1990年，比价升至20到30比1。苏联垮台后，卢布可与美元进行兑换。Anders Åslund， Gorbachev's Struggle for Economic Refor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84.

[5]作者于2000年2月27日和5月27日采访亚历克斯·戈德法布。

[6]“基于运行数据的首都储蓄银行报告”（Report， based on operational data， in regards to Stolichny Savings Bank），日期不明，俄文。1997年，我从斯莫伦斯基的银行竞争对手所属的组织获得这份针对他的十二页执法卷宗。该卷宗多处涉及斯莫伦斯基的个人信息，其中就有1981年遭到逮捕的记录。我从其他途径也经由斯莫伦斯基本人对此进行了证实。不过，有部分内容未经证实，似乎是警察的推测，我对此忽略不引。斯莫伦斯基声称，他曾向建筑队报道，但并未服满刑期。

[7]Timothy J. Colton， Moscow： Governing the Socialist Metropoli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elknap Press， 1995)， p.494.

[8]Mikhail Gorbachev， Memoirs (New York： Doubleday， 1995)．戈尔巴乔夫回忆说：“我们觉得自己能够挽救一切，能够用老办法将自己从这个漏洞中拉出来，再做重大改革。这也许是浪费时间的错误之举，但那就是我们当时的想法。” (p.218)

[9]Åslund， Gorbachev's Struggle， p.161.

[10]Åslund， Gorbachev's Struggle， pp.167－181； Dimenico Mario Nuti， "The New Soviet Cooperatives： Advances and Limitations"（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Florence， Italy， July 1988）.

[11]作者于1999年3月18日采访维克托·洛沙克。

[12]作者于1999年8月23日采访叶连娜·巴图林娜。

[13]作者于1999年3月11日采访亚历山大·帕宁。

[14]Joel S. Hellman， "Breaking the Bank： Bureaucrats and the Creation of Markets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Ph. 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1993）.

[15]作者于1997年10月3日采访亚历山大·贝克。

[16]Hellman， "Breaking the Bank，" p.150.

[17]Ron Chernow， The Death of the Banker (New York： Vintage， 1997). Chernow's major work on Morgan is The House of Morgan： An American Banking Dynasty and the Rise of Modern Finance (New York： Touchstone， 1990).

[18]Hellman， "Breaking the Bank，" p.166.

[19]Hellman， "Breaking the Bank，" p.162.

[20]Hellman， "Breaking the Bank，" p.163.

[21]作者于1998年6月4日采访乔尔·赫尔曼。

[22]"Offering Circular，" SBS-Agro， ＄250 million notes， July 18， 1987.

[23]作者于1998年10月3日采访匿名人士。

[24]Sergei Pluzhnikov， Sergei Sokolov， "Operation SBS，" Sovershenno Sekretno 6（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