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I．术语与概念

“天文”一词，今人常视为“天文学”的同义语，以之对译西文astronomy一词，即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但在古代，“天文”并无此义。古籍中较早出现“天文”一词者为《易经》。《易·彖·贲》云：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又《易·系辞上》云：

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

“天文”与“人文”“地理”对举，其意皆指“天象”，即各种天体交错运行而在天空所呈现之景象。这种景象又可称为“文”。《说文》九上：“文，错画也。”“天文”一词正用此义。兹再举稍后文献中更为明确的典型用例二则以佐证说明之。《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

十一月，有星孛于张，东南行，五日不见。莽数召问太史令宗宣，诸术数家皆缪对，言天文安善，群贼且灭。莽差以自安。

张宿出现彗星，本是凶危不祥的天象，但诸术数家不向王莽如实报告，而诡称天象“安善”以安其心。又《晋书》卷十三天文志下引《蜀记》云：

明帝问黄权曰：天下鼎立，何地为正？对曰：当验天文。往者荧惑守心而文帝崩，吴、蜀无事，此其征也。

也以“天文”指天象，火星停留在心宿是具体事例。

“天文”既用以指天象，又引申出第二义，用以指仰观天象以占知人事吉凶之学问。《易·系辞上》屡言“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皆已隐含此意。而最明确的一段论述如下：

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河图洛书是天生神物，“天垂象，见吉凶”是天地变化，“圣人”则之效之，乃能明乎治世之理。这又可引班固之语以说明之，《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天文二十一家”，后云：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

班固在艺文志中所论各门学术之性质，在古代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有极大的代表性。其论“天文”之性质，正代表了此后两千年中国社会中的传统看法。

“天文”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其含义及性质既是如此，可知正是今人所说的“星占学”，对译的西文应该是astrology。历代官史中诸《天文志》，皆为典型的星占学文献，而其取名如此，正与班固的用法相同。这类文献中最早的一种见于《史记》，名“天官书”，尤见“天文”一词由天象引申为星占学的脉络——天官者，天上之星官，即天象也，亦即天文。后人常以“天文星占”并称，正是因此之故，而并不像一些现代学者以己意所逆的那样，将“天文”与“星占”析为二物。

科学意义上的天文学与星占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是古代世界的普遍现象。著名天文学史家A．贝利（Berry）认为：

对星占学的信仰，无疑曾是对真正的天文学研究的一个强有力的刺激。

贝利强调了星占学对天文学的促进作用，但对于两者孰先孰后的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M．克莱因（Kline）则倾向于认为星占学的历史更为古老：

占星术在科学史的意义在于其促进了天文学的研究，这不仅在希腊而且在印度、阿拉伯和中世纪的欧洲都是如此。占星术培育了天文正如炼金术之培育化学一样。

历史上炼金术之为现代化学的前身，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克莱因将星占学与天文学的关系与此类比，意味着将星占学作为天文学的前身或母体。事实上，几乎在所有的古老文明中，比如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玛雅等，人们都可以看到一个相同的现象：天文学研究产生于星占学活动之中。唯一的例外是古希腊。许多西方学者都强调指出：古希腊的星占学是较晚时候从巴比伦等地输入的。比如著名科学家W.C．丹皮尔（Dampier）说：

柏拉图（Plato）已经听说过占星术，但是，占星术的实际知识，是在公元前280年左右由柏罗沙斯（Berosus）带到希腊的。

B．罗素（Russell）在著名的《西方哲学史》中也采纳了同样的说法。这就是说，希腊天文学不像其他古代文明那样产生于星占活动之中，而是在星占学传入之前就已产生并相当发达了。这一例外是意味深长的，因为今天通行全世界的现代天文学体系，其源头正是古希腊天文学。当然，星占学一旦传入希腊后，它也很快在欧洲文明中扎下了根，长期繁盛不衰。

在希腊以外的古代文明中，天文学研究产生于星占学活动之中，那么在这些古代文明中，天文学研究后来是否从母体中独立出来？或者说，在这些古代文明中，是否曾存在过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这是颇难回答的问题。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所确认的判据。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在古代中国并不存在。比如16世纪末进入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很深理解和很强适应能力的耶稣会士利玛窦（Mathew Ricci）认为：

他们把注意力全部集中于我们的科学家称之为占星学的那种天文学方面；他们相信我们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取决于星象。

后来的一些评论更加刺耳，M．达朗贝尔（Delambre）曾说：“中国历史虽长，但天文学简直没有在中国发生过。”A．塞迪洛（Sédillot）甚至说：

他们是迷信或占星术实践的奴隶，一直没有从其中解放出来……中国人并不用对自然现象兴致勃勃的好奇心去考察那星辰密布的天穹，以便彻底了解它的规律和原因，而是把他们那令人敬佩的特殊毅力全部用在对天文学毫无价值的胡言乱语方面，这是一种野蛮习俗的悲惨后果。

这种充满文化优越感的、盛气凌人的评论，当然是不足取的。但是，天文学究竟是否曾经从古代中国星占学母体中独立出来，这个问题实际上直至今日仍未解决。

本书并不打算解答这个问题。事实上，要解答这个问题，如今很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是通过以下各章的讨论，我们或许可以顺便对这个问题加深一些理解。读者最终或许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

基于以上所述的各种情况，本书将论述对象称为“古代中国天学”。之所以不使用“天文学”一词，是为了避免造成概念的混淆。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上面所说的问题尚未解决，但更重要的是，由本书以下各章的讨论将可清楚地看到，古代中国天学无论就性质还是就功能而论，都与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迥然不同。如果想当然地使用“天文学”一词，就很可能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本书所讨论的对象是现代天文学的一个早期形态或初级阶段，而这并不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