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传统女性文化的传承

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传承是由男女两性共同承担的，这本是一个历史事实，但学界一直偏向于关注男性耕读传家的史实整理、文化传递及其可能的现代性转化，忽视甚至是遮蔽了女性文化传承的史实和作用，这显然不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复兴，本章以明清江淮才女文化教育为视点努力敞开另一半文化景观，以期唤醒当下民众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复兴热情。

（一）从耕读传家说到工读传家

男子耕读传家和妇女工读传家作为传统民间和官方共同构建的家庭生活模式，在传统社会不仅有着悠长的历史，而且始终得到高度的认同。两种传统的发生既平行又交叉，存在着影响和被影响的关系。据考察，早在汉代就有人把读书与耕作联系起来，如《晋书·隐逸传·朱冲》中说：“好学而贫，常以耕艺为事。”这是指为学像耕作一样勤奋不辍，以耕喻读的意思。蜀国名相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述说他早年亦耕亦读的生活情况，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话语传世。东晋陶渊明非常欣赏这样的生活，在多首诗作中表达过耕读人生的思想情怀。他说：“既耕亦已种，时还我读书”，耕读在这里具体化为“卧起弄书琴”、“带月荷锄归”的日常审美景观。

耕读传家思想在民间的广泛传播始于北宋。仁宗皇帝钦定的科举取士制度有一条考试资格认定的条款，在士农工商四大类中，准许士、农子弟参加，从事工、商者被排除出去，这当然激发了农家子弟的读书热情，使得耕读传家的生活样态从知识分子的雅好扩散为乡土民间的日常追求。元代高明的《琵琶记》中有诗叙述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情况，诗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宋代科举改革对乡土中国的影响可谓深远，且形成了耕读融合的文化传统。梁漱溟先生说过：“在中国读与耕之两事，士与农之两种人，其间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

耕读传家作为男子的理想追求对妇女理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传统女学奠基者、汉代的班昭那里，通过她自身的观察和生活体验，为妇女的生活行为制定了一系列的行为规则，命名为《女诫》。她提出妇女要在“四行”上多用心思，才能做一个知礼、守礼的良家女子。德言容功“四行”一方面是指女子向内的修身，一方面指女子向外的义务。妇德、妇言、妇容均为修身的要求，妇功则是锻炼女子纺绩事项和处理家庭事务的能力，为家庭和睦、家族的兴旺作出奉献。个人修身、操持家务、育儿事夫等日常行为均属于妇女的事功，即分内的工作，可统称为“工”。班昭还认为女子要读书学习，尤其多读女学方面的书以修炼德性，对自己作的《女诫》，就要求“诸女各写一通”。可见，传统妇女工与读的结合也有很长久的历史了。但在其后很长的时间里，对妇女的读书要求还主要限定在女学典籍上，并不怎么鼓励妇女具有多方面的才识。

有两件事情改变了女子重德不重才的读书情况。第一件是北宋科举取士改革，促使人们对家庭教育的重视，相应放宽了妇女的阅读范围。“在宋元时代，精通儒家经典的母亲能够提高儿子科考的成功率，这一点得到了广泛认同。……在儒家传统中有一股强大的潜流鼓励妇女的文化教育，以准备成为儿子的蒙师。”妇女广泛涉猎儒家典籍不仅能使其成为受到赞誉的贤妻良母，而且丰富了自己的知识空间，拥有了一份超越日常家庭工作的精神生活。第二件是晚明的个性解放思潮，促发人们对妇女诗词写作文才的重视。晚明至清代的男性文人在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下，一方面招收女弟子学习诗文，一方面著文宣扬女子要具有文才，促成妇女的阅读向诗词领域扩展。袁枚说：“俗称女子不宜为诗，陋哉言乎！”叶绍袁认为女子与男子一样也有“三不朽”的功业，“德也，才与色也，几昭昭乎鼎千古矣”。在读书写作方面，女子只要不是表现为才大于德，其文才便会被认可。因此，明清女子读书写作就会追求德才并举，以才显德。这说明：“明清女作家的创作环境较以往女作家相比，是相当宽松的。”妇女阅读领域的逐渐扩展带动了文学写作的繁荣，形成了明清时期的才女文化，达成了妇女工与读的全面融合，这即是明清妇女工读传家的传统。

（二）工读传家的文化内涵

高彦颐在《闺塾师》中描绘过明清江南才女文化的繁盛景况，兹不赘述。从历史考察可知，才女文化的区域在不断往北扩展，江淮以至于各个儒家文化区域都是无处不飞花。

明代对女教的重视甚于前朝，出现了大量女教典籍，然诚如仁孝许皇后所言：“近世始有女教之书盛行，大要撮《曲礼》、《内则》之言，与《周南》、《召南》诗之小序，及传记而为之者。”言下之意那些女教书并不周详，且不具有操作上的可行性，于此，她特意编撰《内训》以规范女教。之后，王相把《女诫》、《女论语》、《内训》、《女范捷录》笺注合刻为《闺阁女四书》，成为明清女性的经典必读书。

除了仁孝皇后勤勉于女教产生广泛影响之外，安徽自宋代形成的重视德行的儒家思想更兼地域之便在江淮大地广为传播，因此江淮女儿重视读书写作，以此明志达理，通过写作记述自我的女工生活和生命体验，随着代与代之间的传承，也成为女性工读传家文化传统的一个亮点。《内训》有言：“诗书所载，贤妃贞女，德懿行备，师表后世，皆可法也。夫女无姆教，则婉娩何从，不亲书史，则往行奚考。”这种有意愿的倡导，培养了大批亦工亦读的贤媛才女，绵延数百年。仅据傅瑛《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统计，共收录作者617人之多，尚有遗漏者不知几何。

以《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为例归纳才女诗性写作中的文化信息，撮其要者计有以下几种类型。

其一是德性修养。江淮才女在女学和儒学的双重熏陶下，自觉遵守传统伦理规范，以做贤妻良母、节妇烈女和孝顺儿媳为人生目标。在她们的传记材料中，我们常读到的内容即是对传主这方面德性的弘扬，如嫁与萧县张元寅的金淑娴在《同治续萧县志》中记述为“侍翁姑婉嫕孝谨”；泾县吴秀珠的传记材料说其“侍尊长尽礼，处兄弟姊妹无间言。……共女辈习女红，时复唱和。”做家务“亦井井有条”。在持家中修炼德性，追求家族的和睦，在和谐生活中求发展，是才女们通过自身的努力对家庭作出的可见的贡献。

才女的诗作对此作出了见证，兹举例如下。黟县叶氏《谢母诗》云：“女身虽甚柔，秉性刚似铁。读书虽不多，见理亦明决。女子未字人，此身洁如雪。女子既字人，名分不可亵。幸长抱衾裯，夫妇知有别。不幸中道捐，永矢守清节。……从夫赴黄泉，纲维庶不裂。”此诗描画出一个知书达礼、守身如玉、自我勉励的才女形象，亦是众多才女的素描。她们不仅自身进行道德自修，还把此原则传递给下一代，教给他们做人的道理和人生努力的方向。方仲贤（维仪）《赠长侄女》殷勤嘱咐道：“俭朴古人意，由来重四德。马后著大练，敬姜务勤织。班昭作七诫，万代闺中式。承顺在贞静，言语宜缄默。……诲尔语谆谆，听之当努力。”佘兆仪《偶咏》云：“粗识圣贤字，名书看几家。……殷勤训儿辈，耕砚是生涯。”明清才女诗歌中出现最多的便是这类与家庭生活密切相关的事亲、相夫、训子、自励的内容，沈善宝《名媛诗话》称汪嫈（雅安）的《闺训篇》可与班昭的《女诫》并传，其诗云：“男儿希圣贤，女亦贵自立。礼义与廉耻，四维毋缺一。千秋传女宗，在德不在色。德厚才自正，才华本经术。……王化起闺门，性情悉纯一。柏舟矢靡他，之死身罔恤。男忠偕女节，要各用其极。人生顺境少，处顺宜自识。家范森以严，主馈修《内则》。富贵诫骄奢，贫贱弗抑郁。”才女们认同“王化起闺门”的儒家思想，力求做道德上的模范，维持好家庭的人际关系。

其二是勤俭持家。无论在耕读文化还是在工读文化中，勤俭持家都是重要的内容。中国传统农业文明重视农耕生产，抑制商业经济，要想获得发展只有通过勤俭节约来壮大家族实力，荣登富贵而兴旺发达，形成良好的家庭生活传统。中国古代所有的女教典籍都会教导女性在持家方面要勤勉、俭朴，反对懒惰和奢侈。我们在才女的传记材料中常会发现对她们勤俭作风的颂扬，如《清诗备采》述富梦琴“以世家女为贫家妇，安命安贫，制女红以佐中馈，暇则寄情吟咏”。世人常说由奢入俭难，而知书识礼的才女大多能够在克勤克俭的家教传承中安贫乐道，悉心维持家计，通过培养下一代而图谋家族兴旺。合肥李鸿章家族中的才女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李鸿章小妹李玉娥在《光绪续修庐州府志》中被记述为：“事上相夫，曲尽妇道。……而李氏荆钗布裙，仍守寒素。……性尚勤俭，治家有法。”孙女李国香著有《饮露词》，其夫杨圻为之作序曰：“夫人事上孝，与人恭，生长侯门，而性节俭。余家清贫，衣必再补，处之若素。”由立身之道扩展为立家之道，勤俭持家被视为才女们安身立命的正途。

在她们的诗作中，很清晰地显露出才女们对勤俭持家的高度认同，并以传承优良家风而欣慰。张瑞芝《示儿》云：“奢侈非吾愿，艰难望尔知。即今传一饭，作苦费三时。堂构基休弃，膏粱习莫移。薄田惭数顷，负郭赖支持。”桐城吴氏《示子妇》云：“立身贵俭朴，喜尔亦能知。薄有田园乐，毋忘贫困时。”言为心声，表达了她们对下一代殷切的期望。勤俭历来被看作传家之宝，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从小就会灌输节俭的思想，希望子女长大后能守住家业，创造新的辉煌。在勤劳方面，才女们也并不怠惰，总是能够看到她们辛勤的面影。姚凤翙《剪缯口号》描绘她以剪彩养家的情景，之一为：“剪刀声里带春风，吹绽繁花顷刻中。八口三冬凭活计，敢夸巧手夺天工。”其三为：“爆竹声声逼短墙，纷纷红紫竞芬芳。辛勤晓夜宁辞倦，欲办厨中十日粮。”这表明她们不但认真料理家务，在日常琐事之外有时候还需要为维持生计辛苦劳作，这些工作，通常会放到做完家事后的夜晚，在灯下剪彩或做针线活。蒙城某氏《绣扇囊送夫乡试》云：“独坐窗前刺绣迟，金针一度又寻思。阿郎不爱三春景，为绣中秋桂一枝。”为夫刺绣，希冀丈夫能蟾宫折桂，光耀门楣，自然就会忘记了时间。不独江淮才女，在明清女性们的诗作中，刺绣也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意象。不少才女的诗集会以绣余为名，说明女红之事实为她们的日常生活内容。

其三是书香气质。明清女性在垂髫时普遍获得有读书学习的机会，或经过家族长辈的指导，或延师以课蒙，到及笄时通常已阅读过不少典籍。她们的阅读书目，大致有女教典籍如《女四书》、《列女传》，有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当然还有历代和本朝的诗词。对于诗词歌赋的阅读，本不是女教的内容，但明中叶的个性解放思潮以及明清出现的关于女性德与才的辩论，激发了才女对诗词的阅读兴趣，并培养了她们的文学写作才能，形成才女们优雅的书香气质。

蒋廷锡《名伦汇编闺媛典》记载桐城盛氏“幼习姆训，长通经史，……所著有《杏花阁词》，多事亲、相夫、训子、勖妇之言。诵者感焉。”当涂邹赛贞著有《士斋诗集》，费宏为之作序，称其诗作“举女德妇功之懿，而发之于华笺彩翰之间”。诗作传达温柔敦厚之旨，才与德相辅相成，体现了文学书写的德育功能和著者的道德风姿。宣城梅琢成妻刘运福“喜读《小学》、《内则》诸书，见古贤媛辄效慕恐后，闲工吟咏，有林下风致。”“吴中十子”中的江珠，“生秉淑质，长益贞纯。谙习内则之仪，隐括傅姆之训。定省寝门，夙娴四德；出就家塾，日诵千言。邃于七经，兼通三史。……乃不栉之通儒，扫眉之畸士也。”徐树敏、钱岳撰《重香词》，收录歙县张伯岩妻丁白的《征名媛诗启》，描绘有才女们的书香生活，“冰心玉骨，既解柔嘉，蕙心兰性，更多敏慧。春花秋月，坐息处，一架书琴；锦瑟牙签，悄吟时，半龛灯火。炉烟绕篆，花荫独上纱窗；玉露研珠，燕子刚来绣户。”这深闺中的诗情画意、妙语轻音，显示出“香闺学士”优雅的书香气质。

才女们通过诗性写作实现对世俗生活的精神性超越，在工与读的诗性结合中体悟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方仲贤有一句诗概括得很好，“绮槛读书临皓月，幽窗刺绣对芳兰。”这不仅陶冶了才女的精神气质，也使日常生活处处散发出怡人的书香。不同于传统男性对外部世界的执着经营，才女们认同家庭生活，家庭的物理空间尽管有限，但是她们能够在有限的物理空间内开拓出无限的精神空间，做到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互补，让日常生活散发出诗性的光辉。桐城方静《忆旧柬诸姐妹》追述少女时代的生活情景：“……碧纱窗拥书千卷，沉水烟笼被一床。春到楼头人共绣，诗联花底句生香。闲来笑语双亲侧，谁解桃夭惹恨长。”在男耕女织的时代，针黹是体现女性个人、家庭和社会价值的重要方式。要说这是一项辛劳、枯燥的工作，但是才女们能够融性情于手中的针线，诗化了穿针引线的针黹活动，生成极具艺术性的生活图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和创造诗性，便于抵制外界的声色欲望，望江龙循《适意》一诗表达她的素志：“此心久与世情疏，容膝茅斋只自知。适意几杯棋后酒，消愁半部案头书。晓山入画春无际，夜雨敲诗兴有余。似此幽闲贫亦好，笑他名利总成虚。”把这看作才女们的共同心声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香闺学士”的婚姻生活也因诗书作为凝和剂显得更加和谐，诗云“郎摊诗卷侬挑绣，针线都添翰墨香”，即是对传统“红袖添香”、夫唱妇随最形象的诠释。才女的书香气质使婚姻生活具有了高尚的品位，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之《清娱阁合刻诗序》记述歙县鲍之蕙与夫君张铉韵事时说：“一则江夏黄童，天资超绝；一则宋家若宪，质性灵明。……女兮窈窕，士也婆娑。或吐石含金，共作双声之奏；或勾心斗角，争为一字之师。拈毫则双管云飞。联句而并头花发。既切磋于枕上，遂偕老于诗中。”这种书香情缘即使放到今天也是难能可贵的。

（三）工读文化的现代传承

时光流转到今天，却不无遗憾地发现，才女们辛勤培育数百年的工读文化传统已经离我们很远了。当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家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是修复文化传统的大好时机，当勉力为之，为工读文化的传承尽一份心力。

确实，在紧张忙碌的现代生活中，在为生存而努力，创造越来越好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个人、家庭的精神性追求有被物质抽空的危险。当人的生活世界中充满了各种物质性的东西，精神性的内容就会受挤压，被排挤，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也会随之而迷失。在伦理和个人素质因社会发展的变化而调整的时期，失衡、失序的问题便显得很突出。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各种生活如果没有一个共同认可的基本原则就会变得混乱不堪，影响家庭和社会的和谐。以个人修养和家庭生活为切入点，女性工读文化的传承有以下几点意义。

第一，有利于增强现代女性的书香气质和个人品位。我们可以从才女的工读文化中离析出女性修养的两个要点，即德性修养和自我超越。在明清时期的才德之辩中，表达最得体的还是女性自己的言语，《女范捷录》说：“男子有德便是才，斯言犹可，女子无才便是德，此语殊非。夫德以正才，才以成德；故女子之有德者，固不必有才，而有才者必贵乎有德。”德才相济显示了女性修身的一体两面。但传统女德今天来看并非都是美德，需要有选择地汲取，祛除糟粕。把端庄、清洁的外在诉求与仁义、善感的内在诉求结合起来，编织进崇尚独立的价值观念中，完善现代女性的人格修养。同时，因为阅读是改变自我最好的方式，通过阅读实现知识的增长、精神世界的丰富，易于超越被金钱所左右的利益性人生，探索有更多人文意义的生命世界。

第二，有利于创造幸福、愉快的婚姻生活。由上述德性修养和自我超越可以看出，才女们在经营好家庭事务的同时，追求两情相悦、举案齐眉的婚姻生活，对这种婚姻的忠诚不能看成是封建节烈的糟粕，应值得我们赞同。很多传记材料显示才女在婚后能够与丈夫共同创造幸福、愉快的生活，互相促进，在知识和文化的交流中加深夫妻之间的感情。这说明才女的婚姻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能够相互平衡，以精神的交流来超越现实物质的贫困与富有。新世纪以来，两性之间的感情和婚姻受到社会转型与经济利益的冲击显露出诸多的问题，稳定的感情关系和婚姻关系转瞬间就会破碎，究其根源，在与才女婚姻对照时发现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过于注重生活中的物质利益，一是缺少真正的理解和交流，难以达成一致的生活目标。只有相敬才能相悦，这个道理现在仍然适用。

第三，有利于培养孝敬和勤俭的观念，做到“家和万事兴”。传统女学典籍教导出嫁的女儿要“事舅姑如父母”，就是把对方的父母和自己的父母同等看待，传记材料也把孝行作为才女的一项重要品行来讲述。只有孝敬亲长才能使家庭和睦，并且上行下效，在教导子女时也才能塑造下一代良好的家庭观念。勤俭持家是工读传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勤劳、节俭也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女论语》说：“营家之女，惟勤惟俭。勤则家起，懒则家倾。俭则家富，奢则家贫。”在传统社会，家人和睦、勤劳俭朴被看作家族兴旺的根本条件，舍此无他。在商业发达的今天，由于生活的安逸和物质的丰富，推动了奢侈之风的蔓延，滋生出很多物质性的家庭问题，影响了家庭的和睦与可持续建设。因此，维持勤俭的作风就显得很必要。不仅如此，作为人的基本操守，还能够给社会提供正能量，推动社会健康地发展。因为：“不勤不俭的社会，道德问题丛生，容易令歪理当道；不勤，只想快速致富，无所不用其极；不俭，形成崇尚虚荣，对利益一无厌足。勤，可以焕发生活动力，不单只工作谋利，而是对健康、生活情趣，都抱持一种积极求进的态度；俭，能减少人对物质的过度依赖和强求，杜绝浪费，更有助于减轻对环境的肆意破坏。人类的浪费资源，戕害自然，其始都是由于不俭所引致。勤和俭，实在值得全人类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