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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建筑的疑虑说到底可能会集中于其声称具有的价值中实际上有多少属实。对优美建筑物的尊崇似乎并非一种我们将幸福的希望寄托其上的强烈渴望，至少在跟我们解决一个科学难题或是坠入情网，聚敛财富或是发动革命这样的结果导致的感受相比之时。这个领域成就甚少，耗费资源又太多，倘若真正深切关注这么一个领域，必然会使我们对人类竟然对其这么缺乏热情感到不安甚至有些丢脸。

在其徒劳无益方面，建筑跟园艺的老一套差堪比拟：对门把手或天花板装饰线的兴趣并不比对玫瑰或熏衣草花期的关切更可笑。断定人类必然还有更伟大的事业值得奉献自我是可以谅解的。

不过，在碰到某些困扰了情感以及政治生活的更加苛酷的挫折之后，我们对美的意义，对于完美之岛的评估也许可以更加宽容一些——在其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我们一度希望能够永远拥有的理想之回响。生活也许不得不在我们能够开始恰当地欣赏其更加微妙的献礼之前，将自身的某些真正的悲剧性色彩展示给我们，不论是以挂毯还是科林斯柱式，是以板岩地砖还是一盏灯的形式呈现。相爱的年轻夫妇不太可能驻足欣赏一堵风雨侵蚀的砖墙或是通向门厅的一道倾颓的楼梯栏杆，对这类受到限制之美的漠视正是可能获致更加发自内心的、确定性的幸福这一乐观主义信念的必然结果。

也许只有当我们已经在自己的生活中烙上了无法抹去的印记，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一直人到中年都壮志未酬或痛失爱人之后，建筑才会开始给予我们某些货真价实的影响，因为当我们说到被一幢建筑“感动”时，也正是暗示一种由化身为建筑结构的高贵品质与我们明知存在这一品质的更悲哀、更广阔的现实之间的对比产生的一种苦乐参半的感情。我们因看到美而哽咽欲泣，是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它使我们体会到的这种幸福实在只是例外。

德国神学家保罗·蒂利希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尽管他父母和老师费尽了教育手段，作为一个娇生惯养、一无挂虑的年轻人，艺术却总是无法打动他。然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被征入伍，在暂离军营的休假中（他所在的营将有四分之三的人员战死），他为避暴雨进入了柏林的腓特烈大帝博物馆。在楼上一个很小的画廊里，他与波提切利的《圣母圣婴与八位歌唱的天使》不期而遇，当他的目光与童贞马利亚那睿智、柔弱、悲悯的凝视相遇时，他竟不可抑止地泣不成声。他经历了他描述为“启示录般狂喜”的一刻，他因这幅画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温柔气氛与他在战场上学到的残酷教训之间的反差而泪流满面。

众多美的事物正是在跟痛苦的对话中获得它们价值的。历经一番苦痛竟成了欣赏建筑之美的非同寻常的先决条件之一。也许在所有其他的要求之外，我们须得具备一点悲痛才能真正被建筑之美打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