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下三十度的空气仿佛已凝固，火车行驶在冰冷的荒原，一路破冰前行，碎落的薄冰便贴在车窗上，遮挡住乘客望出去的视线。
年近春节，车厢内挤满了归乡的旅客，没有买到座位票的，便都站在两排座位中央的过道上，由于长时间的站立，身体都开始松垮扭曲，像是一个个泄了气的玩偶，我也在这群人之中。
此时已是凌晨的光景，乘客们昏昏欲睡，站立的人们也都靠着就近的座位或打瞌睡，或是随便与身旁的人讲几句闲话，打发这漫长的旅途。我睡不着，也不想与人闲谈，便转身走到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准备吸根烟，也把混浊的空气甩在身后。
我把身体靠在车门边，这里很冷，吐出一口哈气，和烟雾没什么两样。打火机的火苗闪烁了两下，烟便燃烧了起来，猛吸一口，吐在结满霜花的玻璃上，形成一朵小小的蘑菇云。
有个乘客走了过来，手里夹着根没有点燃的烟，“兄弟，借下火。”我把打火机递给他。烟点燃后，打火机又回到了我的手中。
“回家过春节？”可能是向我借了打火机的缘故，他觉得有必要与我说上几句话。我点了点头，算是回答，也用这种淡漠的方式，打消了他可能也并不想要继续的对话。
我们两个就这样安静地吸着手中的烟，或许也在同样想着不为人知的心思。我并没有看穿他人想法的洞察力，所以，我只要清楚自己的思想就够了。
其实，我今年并不打算回家过春节的，可是在今天傍晚的时候，突然接到母亲去世的噩耗。
接到父亲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公司里忙碌手头的最后一份工作，准备加完班便可以安心地放年假，还和女朋友约好了来个短途的旅行。
由于是最后一个工作日，同事们都早早地下班了，我一个人坐在空荡的办公室里，打印着最后一页表格。夕阳从窗子透进来，被窗棂分割成一个又一个正规的方形，却又像练过瑜伽一样柔软地贴伏在办公桌上。我站在打印机前，手里拿着它刚吐出来的热乎乎的纸张，放在裤兜里的手机便震动了起来。我掏出手机看到屏幕上父亲的号码，心没来由地沉了一下。
我停顿了一秒才按下接听键，父亲在电话那头语气平淡，听不出任何波澜，“成安啊，你妈走了。”然后长长地舒了口气。我知道母亲的去世，对父亲是一种解脱，而对她自己，确切地说，应该是种逃脱，逃脱掉这个一直束缚她的世界。
母亲在年轻的时候便患有间歇性的精神失常，在不受刺激的情况下，最开始是几年发作一回，后来慢慢演变成一年发作几回，等到了晚年，状况就更加让人忧心、无奈，但更多的可能是厌烦。
母亲每次发病的时候都会在镇子里乱跑，见到人便会用力地撕扯头发喊道：“杀人了！杀人了！血，全都是血！”大人们会推她一把，让她滚到一边去，小孩子见到她便被吓得哇哇跑掉，但是也有胆大的孩子站在远处冲她扔石子。所以，每次等到父亲找到她，都会看到她满身的伤口，这里面除了石子的小伤口，还有她跑进树林里被树枝划伤或是在地上翻滚的各种皮外伤。
所以此刻，当我听见父亲如此平淡地说出母亲的死讯，我意外地竟然有些能理解他，理解他那颗因长期压抑担忧懊恼焦虑而终于全都放下的疲累的心。
挂了电话，我匆忙地赶到火车站，排队买票的时候又拨通了女朋友的电话。女朋友听到消息后慌乱得不知如何安慰我，而我却诧异于自己竟然如此地冷静，近乎于服用了镇定剂般那种身不由己的安定。
我知道这种冷静源于事件的突发性，就像所有灾难来临之时，人们都只是一味地逃命，根本顾及不到悲伤，等到生存下来时，惊吓平定后，才能空出怀抱来拥抱那席卷而来的伤悲。
火车心不在焉地驶入小镇，一个缓冲的颤抖便停歇了下来。踏上月台，就能看到火车站墙壁上鲜红的“林月镇”三个黑体字。在整个冬季的寒风侵蚀下，墙壁斑驳了几处，像是长了片片的癣。
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去，暗淡的日光勾勒出一个模糊的轮廓，像是帝国没落之前的垂帘听政。没有风，可能它还在来的路上，每呼吸一次，干冷的空气都会在鼻腔内凝固，泛出刺扎的生疼感。
出检票口的时候，票不知丢到了哪里，我有些尴尬地站在出站口，身后有人不满地嘀咕。检票员冲我笑了笑，又觉得笑得不合时宜，那笑容瞬间消失在脸颊，演变成一副不悲不喜的平静面孔，“过去吧，你家里都等着你呢。”
我的家庭在镇子里小有名气，我深知这“小有名气”里面没有任何褒义，但至少，大多数的人都认识我，当然也包括面前的检票员。我点头表示谢意，然后用力往上提了提背包，走出了车站。
我的家离火车站并不远，隔着两条街，儿时的清晨，火车进站时的鸣笛声是我准时的闹钟，听到火车扯着喉咙地呼喊，我便会不情愿地睁开双眼，盯着窗帘未合严的缝隙，没有阳光照进来，偶尔是一抹淡蓝，偶尔是浅灰色的天际。
转过一栋二层高的楼房，离老远我便看到家里的大门上挂着两大串长长的黄纸钱，它们昭示着这个家庭的悲剧来临，也暗示着这个家庭的悲剧到此结束。我突然就放慢了脚步，有些不情愿，确切地说有些不敢朝着那扇门走去，我很想掉头跑掉，那样就可以假装一切都没发生过，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样子。
我知道我在害怕什么，我害怕自己看到母亲的遗体而掉不下来眼泪，我害怕因掉不下来眼泪而被邻里乡亲咒骂，我害怕接下来那漫长的葬礼，我害怕这样冗长的压抑……这些，仿佛都比悲伤更重要，怪不得悲伤不肯光顾我。
但是，我还是向前迈出了脚步，迈出了漫长的奔丧旅途的最后一步。
面对死亡，送别死亡。
家里那扇破败的木门敞开着，欢迎着我的同时也欢迎着乡亲邻里，院子里搭好了木棚，母亲的遗体被安放在木棚中央两张桌子上面搭着门板的尸台上，头部上方摆着贡品，脚下是火盆，姐姐披麻戴孝地跪在圆形的垫子上烧纸钱，一群乡亲邻里站在一旁闲聊的闲聊，嗑瓜子的嗑瓜子，谁都没有注意到我已经站在了大门前。
姐姐三岁的女儿率先看到了我，手里拿着吃食从屋子里跑出来，“舅舅，舅舅。”姐姐回过头来，站起身把我拉到母亲的遗体前，“给妈磕个头吧。”
我盯着母亲发白的面容，有一瞬间认为那是天气寒冷的原因，我用手轻轻触碰了一下母亲僵硬的身体，眼睛盯着头盖骨上一块触目惊心的凹陷，身体突然猛烈地颤抖起来，接着模糊的眼前看到了年轻时的母亲，带着我去松林里采蘑菇，归来时采下路旁一朵不知名的野花别在耳朵上，幸福的笑声洋洋洒洒了一路。然而，她却在镇子口把花拿了下来，回过头小心地对我说：“不拿下来，他们又该说我神经病了……”
我还是哭了，眼泪像是雨季屋檐下的水滴，连成遮蔽的雨帘，砸在地面上，粉身碎骨。等到这一季的悲伤席卷而去，我缓缓地跪下来，冲母亲磕了三个响头，在头部接触到冰硬的地面时，我松了一口气。耳畔传来姐姐的抽噎，还有那些邻里的缄默，这缄默是对我最好的回应。
姐姐把我搀扶起来，其实根本用不着搀扶，我没有那么虚弱，也不会因为大哭而身体虚脱，或许她也只是做做样子罢了，母亲去世，姐弟应该表现出相怜相惜的感觉，毕竟还有那么多人看着，不可能展露出原有的冷漠。
我突然觉得，这不过是一场戏剧，我们都是演员，演给别人看，也演给自己看。
父亲的出现，让这场戏剧达到了高潮，他是刚从街东的棺材店定做棺木回来，他看到我后，抛下身后扛着棺木的伙计们，冲过来一把把我搂住，呜咽地哭起来，喉咙里卡着痰。我有些错愕又夹杂着厌恶却装作很心疼的样子，拍了拍他的后背，从他的怀抱里挣脱出来。
一转身，便看到对门年过半百身材却仍旧丰腴的王阿姨，她表情沉重地走过来对父亲说道：“孩子赶了一夜的路，让他回屋歇会儿吧！”父亲抹了抹眼角，又点了点头，却在王阿姨的搀扶下率先进了屋子。
我突然受够了这种假惺惺，我承认自己不是很好的演员，至少没有你们演得那么逼真，那么投入，那么忘我。我又看了母亲的遗体一眼，觉得母亲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真实的人。
连死都死得那么真实。
我知道自己不应该用“死”这个字来形容母亲，我应该用“去世”“走了”等等听上去委婉一些的词语，但是我始终觉得，死就是死了，换上一百种说法她还是死了，不会因为你换了一种说法，这种生命的消逝就变得有意义起来，就变得不那么残酷冰冷，就变得悦耳且欢歌雀舞，就变得不让人听到时心里突然落空了一下。
我也知道用“死”这个字显得那么地不尊重，但尊重终究是做给别人看的，活着的时候都不曾给予的尊重，死了再给予还有什么意义。
父亲说，母亲是昨天下午发疯后，从房子上掉下来头部磕碰到了突起的石头上才身亡的。他一边讲述一边懊恼地拍着自己的头，“我当时实在太困了，才躺在屋里睡着了，我睡着之前她还是好好的，没想到醒来就……”父亲被哽咽拦住了话语，姐姐给他倒了杯水，王阿姨却接了过去，转递给父亲。
由于母亲这种死法属于横死，按照镇子里的习俗，需要在院子里停尸三天三夜，除了夜晚的守灵，每日早晚亲人还要去镇子东面的小庙里点灯，以求灵魂安息，镇子里把这种习俗称为“上庙”。
黄昏到来的时候，我穿上刚刚做好的白色孝服，由于我是长子，也是唯一的儿子，我除了身着孝服外，腰上还系着孝布，头顶戴着一顶高高的孝帽，与文革时期的批斗高帽近乎一样，这一身行头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是格外恐怖的。
“上庙”的路由镇里一位精瘦的老头带领，镇子里的人都尊称他为孙老爷子，这老头据说通灵，所以从年轻时起就干起了这么个行当，几十年来安度了无数亡灵。他手提灯笼弓背走在前方，老头的表情肃穆，沿途没有一句话。我走在他的身后，看着他有些颤抖的步伐，感受到迟暮的悲凉。
父亲走在我的身后，然后是姐姐领着她的女儿，还有有些痴呆的姐夫。再后面便是不穿孝服只系孝带的远房亲戚。这一群人浩浩荡荡地走在镇子正中央的路上，引来沿街的人家站在门前观看，这也是我童年经常做的事情，在别人家办丧事“上庙”去时，我便会和胆大的小伙伴们随着这群人走，看着那群孝子贤孙严肃的表情，也有在后面小声聊天的妇女，好奇又有些胆怯地跟随至庙门口，然后在天黑之前迅速跑回家里，有时夜晚还会做上几个噩梦。
不过，今天我变成了被围观的主角，我尽量目视前方不去看沿街的人们，但是有几次眼角的余光还是瞄到了几个妇女站在自家门前，在寒风中不嫌冷地指指点点。我知道她们并没有恶意，话语里也没有嘲笑的成分在里面，但我就是觉着不舒服，感觉自己是在被围观，是在被用放大镜观察。这种感觉与童年时，母亲发疯后，被我找回家的路上的感觉，一模一样。
在庙里点亮了灯笼，烧了几叠纸钱，姐姐负责几声没有眼泪的痛哭，那种痛哭近乎于号叫，然后一群人便无须再排队，稀稀拉拉地往回走。我走在人群的最后面，摘下了头顶的高帽，盯着远方天际没落的红云，宛如一场沉默的战役。
夜幕没心没肺地降临，亲戚们吃饱喝足后将要睡下，精力好的便一边叠着金元宝一边看着电视。今晚我负责守灵，姐姐给我送来了一件棉大衣，我接过来披上，“再准备一件吧，小铁今晚要来陪着我，好几年没见了，聊聊天。”“小铁他们医院放假了？”姐姐问道。我点了点头，“都快过年了，都放假了。”姐姐应了一声折回屋子，不一会儿，拿了两盒烟一瓶白酒外加一件棉大衣出来，“晚上天冷，喝酒驱寒。”我接过来放在了母亲遗体旁边的一张小桌子上，“没事，冷了我就给妈烧纸。”我用脚碰了碰里面盛满灰烬的火盆。
“对了，姐夫的病怎么样了？”我转移了话题。“还那样呗，脑袋越来越不好使了，现在吃饭都要人喂。”姐姐叹了口气说道。
“那医院怎么说？”我点燃了一支烟，用力吸了一口。
“说是要动手术。”姐姐平静地说道，接着又有些轻松地补充，“脑子里长了瘤子，也只能动手术。”
“哦。”我看着手上的烟头忽明忽暗，用这一声听不出语气的音节结束了与姐姐的谈话。姐姐又站了一会儿，转身进了屋子。我仰起头，看着漫天的星斗，散播着细碎的光斑，毫无章法，凌乱不堪。
“成安！”我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接着便听见了小铁哈哈的笑声。我走过去和他来了个结实的拥抱，“靠！几年不见，怎么一点变化都没有啊！”小铁原本声音洪亮，现在听得出来是故意压低了声音，显得沉闷了一点。
“哪能和你比啊，一转眼变外科医生了。”恭维是好友多年不见最常见也最好用的开场白。
“行了，别在这儿客套了，你妈都去世了还有心情玩虚的。”小铁还是那么实在，说话不经大脑，经常出口伤人。
我呵呵干笑了两声，两个人便进了灵棚。小铁跪下给母亲磕了个头，我有些感动得想落泪。
小铁是我童年时最好的玩伴，那时其他的同学都不敢去我家里玩，或是他们的父母不准许他们去我家里玩，在他们父母的意念里，一直认为我的母亲每天都会发疯，一不小心就会伤害到自己的孩子。
只有小铁是个例外，他一点都不惧怕我的母亲，就算是在我的母亲发疯的时候，他也总是很勇敢地帮助我把母亲找回来，或是陪我安静地站在一旁，看着父亲用拇指粗的绳子把母亲捆绑在院子里的木杆上之后恶狠狠地点燃一根烟，走出院子。
这一幕应该是童年中记忆最深的画面之一，这也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做陪伴，所以当几年不见有些官方的开场白后，我与小铁在母亲的尸体旁很快便能热络地聊起来。说得最多的当然还是这几年的经历与世界观价值观的改变，然后感叹几声时光荏苒，物是人非的老生常谈，气氛舒服而融洽，即使偶尔的沉默也不会觉得尴尬。
夜深了，风止了，我搓了搓有些冻僵的双手，拿来一堆纸钱蹲在了火盆前，燃烧的纸钱带来轻薄的温暖，小铁走到母亲的头部上方，在贡台上点了一炷香，然后顺手拿了一个糕点吃起来，看来他是饿了。他就站在那里盯着母亲的尸体，身体遮住了头顶灯泡大部分的光线，片刻，叹了口气又蹲回我的身边，和我一起烧纸钱，嘴角还有残留的糕点粉末。
“对不起，这么晚了，真的没有什么吃的了。”我有些愧疚地说道。
“和我还客气什么，我这不是抢了你妈的吃的吗？”小铁打趣地说道，然后把手伸到火苗的旁边取暖，火光打磨着我们的脸颊，一阵又一阵的温热。
在天微亮的时候，小铁跺了跺有些冻僵的双脚，挠了挠头发走出了院子，他说今天要去市里帮母亲买些年货，或许还会在市里的大姑家住上一夜，晚上就不过来陪我了。其实今晚是姐姐守灵，但我并没有说出口，只是点头称好，“你忙你的去吧。”
接下来的一天是葬礼最重要的日子，宴请宾朋，院子里甚至是隔壁邻居的院子里，对面王阿姨家的院子里，从一大早便人潮涌动，在中午达到了巅峰。
我睡了一个上午，在中午的时候被姐姐叫醒，说是父亲要我跟着去敬酒。我没有来得及洗一把脸，便跟着父亲游走于酒席之间，频频向各位赏脸到来的宾朋敬酒。几杯酒下肚，我便有些晕眩，心却突然轻松了起来，那种压抑的麻木也跟随着宾客们的嬉笑怒骂烟消云散。
没错，他们确实是在嬉笑怒骂，因为死的是谁和他们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喜事也好丧事也罢，他们到来的无二目的便是喝酒，既然已经慷慨解囊地随了礼，自然要尽量吃喝回来。
“哎！我说老陆，别老拉丧着一张脸啊！这对你来说是好事啊！”东街的李鳏夫喝下一杯父亲敬的酒后嚷嚷道，惹来满屋子人的哄堂大笑。
“是啊！是啊！什么时候喝你的喜酒啊！”刘寡妇也跟着起哄。父亲没好气地道：“行了，喝你们的酒，吃你们的菜，别咸吃萝卜淡操心。”然后拉着我转移到另一个屋子。我心情毫无波澜地跟着父亲，像行尸走肉一般，我知道他们开玩笑的对象是我的父亲与对门的王阿姨，我甚至比他们还要早知道父亲与王阿姨的勾当，但是，这真的激不起我一丁点的愤怒，或者也可以说，时间的河流早就把我的愤怒洗刷走了。
再或者，在成人之后，我已经越来越能够接受这种背叛，在不能肯定自己百分之百不会背叛他人之前，你就没有资格跳出来指责他人的不忠。
这其中，亦是包括任何人。
母亲出殡的那天，父亲请来了一个地方鼓乐班子。说是鼓乐班子其实也并没有鼓，只是在红白喜事时站在角落为人们吹拉些欢快或悲哀的乐曲，乐器也都是由二胡、三弦、唢呐等民间乐器组成，都不是专业的乐手，只是赋闲时节的草台班子，赚些烟酒与零用钱。
在孙老爷子指挥安排完最后的祭拜后，母亲的遗体被抬放置棺木内。虽是寒冬，但母亲平躺了三日的尸台上的被褥，仍旧像是浸透了一大片水渍。老人们指着这些水渍惋惜道：“这么多尸油，身体还是很好的……”
母亲遗体被放进棺木后，孙老爷子把我拉到一旁，向我交代过一会儿摔火盆的事宜。我用心记着不住地点头，而那边棺木的盖子却出了问题，任凭几个中年男人使劲捶打，原本吻合的棺木却怎么也盖不上盖子。
父亲有些慌张地把孙老爷子叫过去，老人围着棺木转了三圈，从怀里掏出几张符，点燃了一张后在母亲的头顶绕了几圈，嘴里不停地嘟囔一些听不懂的咒语，然后大吼一声，“合棺！”几个男人重新把棺木盖子放上去，竟然灵验地就盖上了，没有丝毫的缝隙。孙老爷子叹了口气，又把手里的几道符分别贴在棺木与院门的上方，高喊一声：“起棺！”我急忙跪下，将火盆举过头顶，猛地，毅然决然地，狠狠地砸碎在面前，火盆里残留的纸灰轻浮地落在我的身上。随着火盆碎裂的声音，耳畔忽然响起以姐姐为首的一群女眷呼天抢地的哭声，那哭声像是一把锤子砸向我的心脏，带来的不是尖锐的刺痛，而是那种厚实的沉重堵在胸口，憋闷得透不过气来，所以，所有的气体只能转换成液体，缓缓滑过脸颊，打湿衣襟。
鼓乐声起，唢呐嘹亮又悲婉的声音凌驾于哭声之上，八个抬棺的人缓缓地穿过挡住他们去路的女眷，毫不留情地把棺木抬放至门前的卡车上。鼓乐班的人也爬上了后车厢，我与姐姐坐到了驾驶室。按照风俗父亲是不能送别的，他站在院门前冲着我挥了挥手，悲痛的表情与所有丧偶的丈夫别无两样，只是他比别人激进了很多步，在旧爱还没被送走之前，新欢已经站在身旁了。
司机启动了车子，我冲父亲点了点头，然后车子缓慢地有些眷恋地驶出小巷，义无反顾地奔向火葬场。一路乐声未停，纸钱撒了一路，我想，母亲的葬礼应该算是圆满的，所有的环节都未因她生前卑微的地位而忽略，她在这个镇子里被笑话了一生，收场应该被尊重一次。
我知道，母亲是个知足的人，所以一次就够了。
从火葬场回来的路上，我透过驾驶室的车窗，回头又看了一眼火葬场那标志性的大烟囱，顶部不断有黑烟升起，也因这些灵魂的熏染，顶部的红砖已经逐渐变成黑色。我想，这些逝去的灵魂可能本身就是黑色的，或许他们临盆的最初是白色的，然后被这个世界一分一秒地渲染，直至黑色替代了所有的白，生命也就抵达尽头。接着一把炙热的火，把所有的黑色驱赶走，让它们顺着高耸的烟囱飘散到空中，继续寻找可以浸入的白色魂魄，反复循环，把世界变成一个可笑的循环过程。
但生命并不能循环，当它的黑色全都被驱除后，又变回洁白的本初，比如母亲，她现在就静静地躺在姐姐的怀里，等待明年春季的到来，安葬在树阴下，安葬在花丛中，安葬在每一个日升日落都能明确体验得到、不再留白的时光中。
我转过头看着姐姐的右侧脸，那触目惊心的刀疤犹如一个明确的标签，上面标注着一个美丽的意外，上面标注着一辈子都不会得到幸福，那是年少时的我对姐姐无情的诅咒。
姐姐发现我在盯着她看，转过头冲我微微一笑，“现在你看到了吧？你的诅咒灵验了，你他妈的怎么不去死啊！”
我知道，一切的戏剧已经结束了，我们该收回所有的伪装，卸下全部的道具，真刀真枪的生活从现在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