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2·1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辜讲】

孔子说:“统治人民的统治者应当依赖精神情操,就像北极星一样,总是岿然不动,而其他所有的星辰均以它为中心来运转。”

2·2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辜讲】

孔子说:“《风》《雅》《颂》[1]这些诗书总共有三百首诗。其中的道德理念或许可以总结为一句话:毫无邪念。”

([1]《风》《雅》《颂》:中国儒学的五大经典之一,被当做诗歌典范,如同西方的《圣经》。)

【辜解】

真正的中国人在精神生活中,同时具有成年人的理性和儿童单纯感性两种属性,或者说中国人的精神是来自灵魂的感性和来自理智的理性的完美结合。如果你,在今天,考察在一流的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中国人的精神,也许能看到灵魂和理性的完美结合,当然这种结合让作品变得让人喜悦起来。马修·阿诺德[1]的这段话用来评述中国的第一流文学非常恰当:“不但具有能够触碰人之本性的力量,这点是伏尔泰无法做到的,还具有那令人惊讶的朴素、纯洁和理性,这点是伏尔泰作品的优势。”——这句话本来是用来评述荷马诗歌的。《诗经》可以说充分反映了中国人精神的这个特点,是一个真正中国人内心的写照,就像孔子对它的评价“思无邪”一样,真正的中国人就是儿童般的纯洁心灵和充满理性的结合。

孔子说过他“年十五而有志于学”,因此想要了解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必须先确立学习、研究它们的大志愿,反之则行不通,那就是纯粹只是为了赚钱,换碗饭吃了。加伊路斯博士,我的一个中国通朋友,曾经自嘲说:“为了学中国话,丢失了很多赚钱的机会。”中国语言和文化,与好工作、赚钱是不可调和的,就像认真研究莎士比亚或者华兹华斯,必然做穷光蛋一样。也就是说,从事这些形而上的研究,必须先有高贵的灵魂,眼睛盯在钱上的灵魂卑劣者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这类食物的价值的。也会有人怀疑,如果没有钞票,高贵灵魂者怎么生活呢?当然,问这些问题的人如果看一下谨守戒律的牧师生活,或者对一棵野生百合做思考,就不会再有这种疑惑了。

这里,我真心告诫各位热衷于中国语言和文化的西方人士:你们必须抛弃富饶的物质,一如你的骄傲自大,透过其他人的肤色,来看他们的人格价值和社会价值。四万万中国人,一样是上帝的子民,他们的存在不是为西方人的享乐,而是给西方人学习真正的社会、人生价值以提示。

【编者注】

[1]马修·阿诺德(1822—1888年):英国近代著名诗人、教育家、评论家。

2·3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辜讲】

孔子说:“如果管理一个国家,只是依赖法律,通过严刑峻罚来强化法律,达到社会安宁的目的,这样可以使百姓不再犯错,但是百姓就会对错误的行为不再有羞耻感。而如果在管理国家的过程中,依赖道德理念,通过鼓励教育及良好的行为来维持秩序,那么百姓对错误的行为就会有羞耻感,而且会将良好行为不断发扬光大。”

【辜解】

孔子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出示禁嫖赌,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也。此行政也,非行教也。然行政亦须知大体,盖嫖赌是伤风化之事耳。小民嫖赌,易于聚众滋事,扰害专访,此作奸犯科之事,得以弄法治之,故出示禁止犹可说。至出示禁止职官嫖赌,即以行政大体论,亦乖谬已极。古人刑不及大夫,盖欲养其廉耻也。夫以刑政施于小民,孔子犹惧其无耻。小民无耻,尚可以为国,至使职官士大夫而无耻,吾不知其何以能为国邪?今日职官放浪冶游,有失威重,固足以伤风化,若督抚不明大体,乃至将督部堂煌煌告示,粘贴妓馆娼寮,以为维持风化,不知其败坏风化实有千百倍于士大夫之冶游洲浪者。

【编者注】

孔子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禁止嫖赌,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做法。这是在“行政”,而不是在“行教”。在行政的过程中要从大局出发,而嫖赌是有伤风化的行为。小老百姓嫖赌容易扰乱社会秩序,必须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禁止他们嫖赌是合理的。但对于禁止官员嫖赌,从行政的大局出发,就有些荒谬。古时不用刑罚来处置违法的官员,也是为了让他们提高自觉性,有廉耻之心。所以把刑法政令施加在小民身上,孔子还害怕这样会让百姓们不知道廉耻,但国依然可以存在,如果在职官员、士大夫不知廉耻,我都不知道这样的国家还能不能存在?现在在职官员放荡作为在游玩嫖赌上,当然对风气教化损伤很大,如果各地的总督巡抚更加不识关键,反而把(禁止这些事)公文告示明晃晃地贴在妓院赌场周边,想借此维持风气教化,殊不知,这样的做法,反而比士大夫放浪形骸吃喝嫖赌所起的坏作用大上千百倍啊!

2·4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辜讲】

孔子说:“十五岁时,我决心全心全意严谨治学;三十岁时,我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和判断标准;四十岁时,我已经没有任何疑问;五十岁时,我参透了信仰的真理;六十岁时,我不再胡思乱想而能理解所听到的任何事情;七十岁时,我能够在不违背任何法律及道德理念的情况下随心所欲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辜解】

孔子说:“五十知天命”——“天命”,也就是宇宙的终极神圣规则。历史上所有伟大的哲学家对它都有不同的称呼:德国人费希特[1]把它称作神圣的理念,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则称呼它为道,或者说自然之道。但是无论人采用怎样的称呼,是对于终极宇宙规则的思考,人们特别是那些具有伟大思想的哲学家们才发现了遵守宇宙规则,契合自然之道的重要性。

这些关于无条件的、必须服从的道德准则的知识,能够让那些有着伟大思想的哲学家遵循和顺应宇宙中最高的道德准则。孔子说过:“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然而在孔子生活的年代,大部分的人并不具有这种伟大的觉悟,甚至无法理解他们这些具有伟大思想的哲人,和他们对宇宙终极神圣规则所作出的追求和努力;当然也更加无法理解为什么需要遵守这宇宙间最高的道德准则了。

事实上,恰如马修·阿诺德所阐述的:“道德律,首先是一种理念存在,然后才能作为律法被严格执行,这个过程必须由圣人来完成,至于普通的人根本没有足够的思量上的力量来理解这种先进理念,更没有足够的人格上的力量来遵守道德,直到法律的产生。”因此,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赫伯特·斯宾塞[2]所讲述的哲学和道德理念,在学者那里才产生价值。

而宗教不同,它的价值体现在能够让人——那些没有足够思想力量和人格力量的普通人,严格遵守和顺从道德律上产生的行为准则,并且让这些人在遵守道德行为准则时服从产生道德感的权威,也就是所说的君子律法。孔子评价这种现象说:“人之外,别无道德。”

【编者注】

[1]费希特(1762—1814年):德国哲学家,属于唯心主义学派。提出“绝对自我”或上帝主宰着人的精神世界。相信人的内在的精神价值,看重自由,同时也是德国国家主义之父,被认为是联接康德和黑格尔之间的大哲学家。他具有的对个人自我以及民族自我的认同,对辜鸿铭产生很大的影响,在著作中多次被提到。

[2]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年):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曾把生物学上的进化理论引入到社会学,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

2·5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辜讲】

孔子的故国一位贵族(孟懿子,姓仲孙,名何忌。鲁国的大夫,三桓之一)问孔子什么事情是作为一个孝子应当做的?孔子回答:“应当做好自己应当做的事情。”

之后,当孔子的一位学生(樊迟,姓樊,名须,字子迟。颇有重农思想,曾因向孔子问“学稼”而遭到孔子的训斥)赶着马车载着孔子赶路时,孔子告诉学生说:“老天爷呀!他竟然问我一个孝子应当做什么事情?我回答他,‘应当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学生问:“那您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孔子回答,“当父母在世的时候,孝子应当根据礼节规定的习惯履行自己对父母的职责;当父母过世后,孝子应当按照礼仪规定的仪式去埋葬父母并悼念父母。”

2·6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辜讲】

上面提到的贵族(孟懿子)的儿子(孟武伯,姓仲孙,名彘)在父亲死后,来问孔子同样的问题,孔子回答:“想想当你生病时候,父母是那么心急如焚,那么你就知道应该对他们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2·7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辜讲】

孔子的一位学生(子游)也问过孔子同样的问题,孔子回答:“如今孝子的责任仅仅意味着能够赡养其父母,然而你也养着狗呀、马呀的,如果对老人没有爱心和尊重,这两者又有什么区别呢?”

【辜解】

孔子时代的其他道德家认为这种做法才是孝,就是儿女们必须为父母砍柴挑水,将最好的东西留给双亲。但孔子则不这么认为:“不,那不是孝。”真正的孝体现在“敬”,即做同一件事情(义务)时,体现出来的方式、态度,以及精神状态。他还进一步指出,什么最难,不是去完成这些义务,而是做这些义务时的心情才最难(色难)。

2·8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辜讲】

另外一位学生(子夏)问了同样的问题,孔子回答:“困难在于人的仪表神态,如果仅仅是需要年轻人做的事情,年轻人做了;而当有美食好酒的时候允许老年人一起享用,你认为这就是作为一个孝子的全部责任么?”

【辜解】

子夏曾问:“什么是孝?”孔子回答说:“色难(这里色是描述的意思)。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有工作要做的时候,年轻人应该主动承担,而享用美食好酒的时候,老年人先来,你认为这就是真正的孝吗?孔子认为“孝是什么”非常难描述——因为重要的并不是你对父母做了什么事情,而是在做出这些行为的时候,你抱有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这是孔子之所以伟大的地方:不在于做了什么,而在于怎么做。对一个道德家来说,只需要给出道德的行为和非道德行为的区分,而一个真正的教育家,则不仅仅注重道德和非道德行为的区分,而且更加注重行为的本质,也即行为时的心态,注重人怎么去做。

马修·阿若德在他的福音中,举过基督的一个相同的教育方法。当一个孤苦的寡妇供献给基督一个八分之一的小硬币,基督就对他的门徒告诫说,不要去看她给了什么,而是看她在给的时候的心态和背景。

和孔子同时代的道德家则认为,为父母操劳所有的工作就是孝。孔子则不认同这种观点,“不,这不是孝。”真正的孝应该体现在人的内心,体现在人们在为父母操劳时的态度。孔子认为,这恰好也是孝最难以做到的地方。把人的道德行为看做是内在的力量而不是外在的表现,这也是孔子不是一般的道德家,而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的原因。

2·9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辜讲】

提到自己最喜欢的弟子颜回[1](颜回,字子渊。孔门“十哲”之一,孔子所喜爱的最聪慧最有修养的一个学生)时,孔子道:“我曾经和他讨论了整整一天,在这一天中,他对我说的话几乎没有提出过一次反对意见,好像理解起来很迟钝。但是当我们交谈以后,审视他的生活方式和言谈举止,我觉得,他能够从同我的谈话中汲取精髓。那么,他不是一个理解迟钝的人。”

([1]颜回,就像孔子思想的传教士——圣·约翰,是一个特别纯洁勇敢而理想的角色,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因为这个学生的名字频繁出现在《论语》中,我们便不再像对待所有中文姓名那样,用“一位学生”去代替,以后的文章中会直接引用他的真实名字。)

2·10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辜讲】

孔子说:“通过观察一个人的行为,发现他的动机,了解他的嗜好,那么他还能掩饰住自己吗?他怎么会能让人看不透呢?”

2·11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辜讲】

孔子说:“如果一个人不断复习所学到的知识,并不断补充新的知识,这样的人可能会成为大家的老师。”

2·12

子曰:“君子不器。”

【辜讲】

孔子说:“聪明人不会把自己仅仅变成一台机器,只适合做一种工作。”

【辜解】

《易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者,理之全体也;器者,势之总名也。小人重势不重理,君子重理不重势。小人重势,故常以势灭理;君子重理,而能以理制势。欲以理制势,要必知所以用理。权也者,知所以用理之谓也。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所谓可与适道者,明理也。可与立者,明理之全体而有以自信也。可与权者,知所以用理也。

【编者注】

《易传》中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本质的集合;器,是现象的总称。小人重现象而不重本质,君子重本质而不重现象。小人重视现象,所以经常用现象蒙蔽本质;君子重视本质,所以通过本质来控制现象。想要通过本质控制现象,就要知道本质的规律。选择,就是知道事物的规律。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所谓的可以适道,就是明白本质;可以立,就是明白通行的本质而能自我升华;可以权,就是真正知道本质是如何规律运动的。

2·13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辜讲】

一位学生(子贡)问孔子,什么样的人才算是聪明且高尚的人。孔子回答说:“聪明且高尚的人先做后说,然后根据自己所做的事情去发表意见。”

2·14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辜讲】

孔子说:“聪明人不偏不倚,但不会保持中立,愚蠢的人会保持中立,但不能做到不偏不倚。”

2·15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辜讲】

孔子说:“学习的时候不思考只是枉费精力,思考的时候不学习只会越来越危险,陷入到迷途当中。”

2·16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辜讲】

孔子说:“埋头只钻研形而上学理论,这的确是非常有害的。”

【辜解】

孔子告诫他的学生们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己。”这里所说的“异端”,指的是类似于老庄哲学的学说。当然,对卡恩多·海因格尔、塔戈尔、拉茨萨尔等人所秉承的异端邪说如果不加以攻击,对完整的人格的保持,是有害的;而对老庄哲学这样的异端,如果把它当成药剂来使用还是健康有用的,当然如果你把药剂当成饭来食用另当别论了。

现代欧洲社会并不是很健康,所以还是需要类似于拉茨萨尔这样的思想来作为社会的药剂,当然对一个健康的社会或者说一个国民人格健全的国家来说,是不必要的。我们东亚各国——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是健康的,所以不需要这类作为药剂的思想。孔子曾经批评只关注礼乐表现形式的错误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听闻日本国打算在上海投资修建一座博物馆,并计划在博物馆中陈列骨质古董,很遗憾,我不认为那是真正的艺术品,从本性上来说,日本国与其把资金投入博物馆的建筑上,还不如帮助一下那些生活贫穷的妇女。

2·17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辜讲】

孔子对一位学生(仲由,字子路。孔门“十哲”之一,以政事见称。性格爽直率真,有勇力才艺,敢于批评孔子。孔子对其评价颇高)说:“难道还需要让我来教你什么是理解么!明白自己明白了什么,明白自己不明白什么,这就是理解。”

2·18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辜讲】

一个弟子(子张,姓颛,名孙师,字子张。孔子死后,他曾独立招收弟子,宣扬儒家学说)为了升官而努力读书,孔子道:“学习一切东西,读各类书籍,对于有疑问的地方,暂时不要加以评论;同他人说话的时候,应当谨慎——这样便不会轻易遭到他人攻击。走进市井观察人间百态,但是不要把自己卷入麻烦之中。然后,注意自己的行为,以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责。在交谈的时候,轻易不给别人发难的机会,在自己的行为上也不会轻易出现自责的情况,这样即使自己不愿意升迁,那也是不可能的事了。”

2·19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辜讲】

孔子的祖国在位的国君(鲁哀公,姓姬,名将,鲁国第二十六任君主)问孔子,怎么样做才能确保臣民服从自己的统治?孔子回答说:“坚持正义的举措而放弃不公正的举措,那么臣民才会服从统治。但是如果坚持不公正的举措而放弃正义的举措,那么臣民就不会服从统治。”

2·20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辜讲】

在孔子的祖国,政府中做部长的一位贵族(季康子,姓姬,名肥。鲁哀公时鲁国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问孔子,怎么做才能让百姓产生的对领导尊重、对国家忠诚的情感,才能使百姓在国家的良性发展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孔子回答:“认真地对待百姓,那么百姓就会尊敬你;让百姓们看到,你是那么尊敬自己的父母,效忠自己的国君,对比自己职位低的人体贴入微,那么百姓就会忠诚于你。提拔那些勇于做事的人,并教育那些没有文化的人,那么百姓就会为国家献出自己的力量。”

【辜解】

中国社会如果想实现健康、正常的运转,必须首先依靠民众或劳工阶层的勤劳力量去生产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以保证整个社会物质的充裕和人民生活的康乐;其次,还必须依靠中国儒生的知识能力去教化民众,管理并正确使用他们身上所具备的勤劳力量,并适当地供应知识成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必须依靠贵族的高贵品格来指导民众,将他们的勤劳力量引导到一个高尚目的之上。

正如孔子教导的忠诚的绝对神圣责任保证了国家的种族不朽一样,儒教里祖先崇拜仪式保证了家庭的种族不朽。事实上,中国的祖先崇拜仪式与其说建立在来生的信念上,不如说建立在种族不朽的信念上。中国人,当他死了以后,让他感到安慰的不是他相信会有来生,而是相信他的孩子、孙子、曾孙及所有他的亲人,都会记得他、想起他、爱他,直到永远。通过这种方式,在他的想象里,死对中国人来说,就像一个漫长的旅行,就算没有希望,至少也有再次相会的极大“可能”。这样,通过祖先崇拜仪式,以及忠诚的神圣责任,正如别的国家的宗教对来生的信念所给予人类大众的一样,儒教在中国人活着的时候给了他们同样的生存的永恒感,在他们死时给了他们同样的安慰感。正是这个原因,中国人把祖先崇拜仪式看成和对皇帝的忠诚的神圣责任的原则同样重要。

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孔子教导的、我称为中国的国家信仰的整个体系,其实只有两个东西,对皇帝的忠诚和对父母的孝顺——用中文说,就是忠孝。具体地说,忠实的三个条款,中文称为三纲,儒教或者中国国家信仰的三个主要责任,按照重要程度分别是——第一,对皇帝效忠的绝对责任;第二,孝顺和祖先崇拜;第三,婚姻的神圣不可侵犯和妻子对丈夫的绝对顺从。三个条款中最后两个已经在我所谓的家庭信仰,或者前孔子时代中国的旧约信仰里出现;而第一个条款——对皇帝效忠的绝对责任——是孔子首先教导的,是他凭此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国家信仰或者新约信仰。儒教里忠实的第一条款——对皇帝效忠的绝对责任——取代了所有宗教里面的忠实的第一条款——对上帝的信仰。

由于儒教有信仰宗教中的上帝的替代物,儒教,正如我说明的那样,可以替代宗教。

2·21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辜讲】

有人问孔子:“您为什么不出仕做官、参与国家政府的管理呢?”孔子回答:“《尚书》里是如何阐述孝子的义务的?‘对父母尽职尽责,对兄弟团结友爱,在家庭管理中减轻自己的责任。’而这些也是政府的责任呀。那么为了减轻政府责任,为什么非要出仕做官,参与政府管理呢?”

2·22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

【辜讲】

孔子说:“我不知道人如果没有信誉,如何与之相处?大马车没有挽具如何拉车?小马车没有马具如何行进?”

2·23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1]”

【辜讲】

孔子的一个弟子(颛孙师,字子张,孔门弟子之一)问:“我们是否可以知道十代以后的社会文明状态。”孔子道:“殷朝继承了夏朝的文明,殷朝在夏朝的基础上做了哪些修改,我们很清楚。现在的周朝也继承了殷朝的文明,它做了哪些改变,我们也很清楚。或许还有其他的朝代来代替周,但是如果朝代真的更替,百代之后的社会文明也是可以预知的。”

([1]夏朝〈公元前2205—前1818年〉对于孔子时代的人来说,相当于如希腊时代对于当代的欧洲人。同样,殷朝〈公元前1766—前1154年〉对当代欧洲人来说,相当于罗马时代。)

【辜解】

华夏民族是一个和希伯来[1]民族一样具有强烈的情感天性的民族。在孔子生活的周王朝时代里,周王室都和希腊人一样天性理智。周公就是周王室的领导人物,他类似于旧约时代的摩西,创立了周礼。如果做一个比较,孔子出身于希伯来,具有强烈的情感天性,接受过最好的理智教育,同时一直按照希腊哲人的要求修身养性。事实上,这些伟大之处和德国的诗人歌德一样。总有一天,人们会认识到歌德身上的完美人性,也总有一天会意识到孔子身上同样具有的完美人性。孔子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体现了中国文明的成就。和伟大的康德一样,良好教育和自我修养下的孔子并不是一个宗教的创立者。反而在孔子生活的年代里,除了他最亲密的朋友和学生,他的伟大并不被外界所认同。

【编者注】

[1]希伯来,来自于英文Hebrew,原意是渡过。希伯来民族是公元前18世纪到公元前16世纪生活在埃及、阿拉伯地区的一支游牧民族,自称为以色列,后裔是犹太人,希伯来文化是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史学界一般会把希伯来和古华夏相提并论,认为它们拥有相同的凝聚力和文化魅力。

2·24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辜讲】

孔子说:“如果没有真正的情感或敬意而去拜神,是盲目崇拜;知道什么是正确但却没有按照自己的判断去做事,表明缺乏勇气。”

(从文学的角度,即“奴性”。懦弱是老实人的悲惨命运。——泰戈尔)

【辜解】

孔子认为:“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谄”的表面意思就是谄媚。如果动机不纯而且不遵守正确的规则来进行宗教活动,履行宗教义务,就是孔子所认为的盲目崇拜,也就是一种谄媚。现在的中国人谈论到一些佛教徒的做法时,就称他们为“媚佛”,也即对佛盲目的信仰。而大部分的西方基督徒则是真正的信徒,因为他们热爱基督,把基督教看成最神圣的东西,真正的信徒是为了基督而信仰基督教,就像真正的艺术家是为了艺术而从事艺术事业一样。当然,基督教中一样有盲目崇拜的信徒,他们之所以信仰基督,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可以进入新天新地,上天堂。这种做法,动机就是不纯洁的,当然也属于“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