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上个世纪的学校(2)

对年轻人这种心理上的（或者说，这是完全违背年轻人心理的）压力，只会带来两种效果：要么让他们麻木不仁，要么起到刺激和激发的作用。我们可以从心理分析治疗的档案中看到，这种荒谬的教育方法造成了多少人有“自卑情结”。偏巧是在那些从奥地利旧式学校里走出来的男人发现了“自卑情结”的存在，也许这并非纯属巧合。在我本人这里，正因为有这种压力我才很早就带着宣言式的激情来主张自由，其激烈程度也是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此外，对一切权威的痛恨，对所有“高高在上”的言语的反对，也陪伴了我的一生。有很多年，拒斥一切先知性和教条性内容就像一种本能一样，我已经忘记它来自何处。有一次，我的一场演讲被安排到大学里的一个报告厅内举行，我发现，自己是从讲台上向下对人们讲话，下面坐在长凳上的听众就如同当年我们那些中学生一样，乖乖地听着，没有言谈，没有反问。突然之间，我感到浑身不自在。我当时马上就想到，在我的整个学校生涯中，这种非团队式的、威权性的、教条性的自上而下的说教，让我遭受了怎样的痛苦。一种恐惧感猛地向我涌来：我在这个高高的讲台上对下面的人发表的演说，可能会如同当年我们的老师对我们的演说一样，完全没有个人化的效果。正是由于这种阻碍，这也成了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演讲。

直到十四五岁时，我们对学校忍耐得还相当不错。我们打趣老师，带着冷漠的好奇而学习每一课的内容。但是，再往后学校就让我们觉得越来越没有意思，越来越是负担。在悄无声息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出现了：我们这些在十岁进入文理中学的男孩子，只用了整个八年学制中的四年就超过了学校教学的知识水准。我们直觉地感到，在这个文理中学中已经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可以学习了，在某些我们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里，我们所知道的已经比那些可怜的老师还多，而这些老师在大学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出于自己的兴趣去翻开过一本书。另外一种对比也能日渐一日地让人感觉到：我们原本也只是心不在焉地坐在凳子上，如今在这里听不到任何新东西，或者让我们觉得值得了解的东西，而学校外面则是一座充满了无数启发的城市，一座有剧院、博物馆、书店、大学、音乐的城市，一座每天能带给人惊喜的城市。所以，我们身上那些被压制下去的求知欲，那些在精神上、艺术上、享受上的好奇，既然在学校里找不到任何营养，那么就充满激情地去面对学校以外发生的一切。一开始我们只有两三个人发现了自己对艺术、文学和音乐的兴趣，后来是十几个人，到了最后几乎是全体同学。

年轻人的兴奋是一种感染现象一样。在一个班级里，它像麻疹和猩红热一样从一个人传染到另外的人，那些新手还带着一种孩子气的、虚荣的争强好胜，想要尽快在知识上超过别人，因此大家也在互相促进。这种激情会走到哪个方向上，多多少少是偶然所致。如果一个班级里有一个集邮者，那他很快就能让十几个人和他一样对集邮着迷；如果有三个人对女舞蹈演员喋喋不休，那么其余的人也会每天站在歌剧院舞台口前面。一个比我们低三个年级的班级，全班都对足球如醉如痴；比我们年级高的一个班，对社会主义和托尔斯泰感兴趣。我所在的年级偏巧是一群对艺术痴迷的同学，这对我的整个人生道路也许是决定性的。

按说这种对戏剧、文学和艺术的痴迷在维也纳是极其理所当然的。维也纳的报纸给所有的文化活动都留出特定的版面，不管走到哪里，都能听到周围大人们在谈论歌剧院或者城堡剧院的演出，所有的纸具店都挂出名演员们的画像。在当时，体育还算是一个粗俗野蛮的事，一位文理高中生会羞于热衷于此的，而有着大众理想的电影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呢。喜欢戏剧和文学，也不用担心在家里遭到抵制，因为这算是“没有罪恶的”激情，与打牌和交往女孩正好相反。毕竟，我的父亲以及其他生活在维也纳的父亲们，年轻时也曾经同样着迷于戏剧，在观看理查德·瓦格纳指挥的《罗恩格林》歌剧演出时的兴奋，一如我们观看理查德·施特劳斯和格哈特·豪普特曼（Gerhard Hauptmann）的首演。每场首演我们这些中学生都争先恐后地去看，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一个人不能第二天早上在学校里报告每一个细节，那么在那些幸运地看到首场演出的同学面前，他得有多么难为情！假如我们的老师对我们稍微上心一点儿的话，肯定早就已经发现，在每个大型首演的当天下午会有三分之二的同学神秘地生病了——为了能够得到一张站票，下午三点我们就得去排队。他们要是再严格地注意些的话，肯定也会发现，在包着拉丁语语法书的书皮下，我们藏着里尔克的诗歌；他们也会发现，在数学作业本里我们从借来的书中抄下了美丽的诗歌。每天我们都发明出一些新的技术，将乏味的课堂用于我们的阅读。当老师在老生常谈做着关于席勒《论质朴的诗和感伤的诗》的报告时，我们在桌子底下偷偷地看尼采和斯特林堡，他们的名字是这些迂夫子还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我们像发了高烧一样，热切地要到对艺术和科学领域中发生的一些有所知晓、有所了解；下午我们拥挤在大学生当中，去听大学里的演讲；我们去看艺术展览；我们去解剖学教室看尸检。我们伸着好奇的鼻子东闻西嗅。我们悄悄地溜进爱乐乐团的排练室，我们穿梭在古董店，我们每天都查看书店里摆放出来的图书，以便马上知道从昨天起又有哪些新书出版。最主要的是，我们读书，读一切到手的书。我们去每一个公共图书馆里找来新书，把自己能弄到的书借给别人。但是，获得一切新知识最好的教育场所，却是在咖啡馆。

要想理解这一点，人们就得知道，维也纳的咖啡馆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设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可以与之相比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民主性的会所，任何人只要买上一杯廉价的咖啡就可以加入其中，这笔小小的入场费让每位客人都可以好几个小时坐下，讨论、写作、打牌、处理邮件，尤其是可以享用诸多的报纸和杂志。一个比较好的维也纳咖啡馆，会有城里的全部报纸，而且不光是维也纳的报纸，还有整个德意志帝国的报纸，法国的、英国的、意大利的、美国的报纸，此外还有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学和艺术评论期刊，如《法国水星评论》（Mercure de France）、《新观察》（Neue Rundschau）、《创作室》（Studio）、《伯灵顿杂志》（Burlington Magazine）。我们马上知道这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知道每一本新出版的书，知道每一场随便在哪里的演出，我们比较不同报纸上的评论。奥地利人能够在维也纳的咖啡馆里大量地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同时能在好友圈子里讨论这些事情，在形成奥地利人的思想活力和国际视野方面，也许没有什么能比咖啡馆的贡献更大。我们每天坐在那里几个小时，没有什么能逃过我们的注意力，因为我们的兴趣是集体性的，我们追寻艺术活动动态用的就不是两只眼睛，而是二十只、四十只眼睛。一个人错过的事情，另外一个人会帮他注意到；况且，因为我们带着差不多像运动场上的争强好胜之心，幼稚而调皮地想要在新知识以及对最新情况的了解上超越别人。实际上，我们一直嫉妒羡慕能带来出其不意效果的做派。比如，在讨论到当时尚被排拒的尼采时，我们当中的一个人会突然带着一种做作的、高人一筹的模样说：“不过，关于自我主义的理念，克尔凯郭尔还是在他之上。”这句话马上就会让我们感到不安。谁是这位克尔凯郭尔，这个某某某都已经知道，而我们对他还一无所知的人？第二天我们就会冲向图书馆，翻遍关于这个不为人知的丹麦学者的各种书籍。如果一个陌生的名字已经为别人所知，而我们自己还不曾知道，那是会让人感到无地自容的。恰好是那些最新的、最近的、最先锋的、最不同寻常的名字，那些还没有人提到，尤其是在我们尊崇的报纸上那些正式文学批评中还没有出现的名字，去发现它们，早于别人去注意到它们，正是我们的激情所在（我个人在这方面的激情还延续了很多年）。我们就是要去了解那些尚未被普遍认可的事情，那些难以领悟的、异想天开的、新生的和极端的事物会挑起我们的特殊爱慕。因此，在我们集体性的、过于饥不择食的好奇面前，没有什么是隐而不现的、边缘的。比如，斯蒂芬·格奥尔格（Stefan Georg）和里尔克，在我们上文理中学时，他们的书总共也不过印刷了两三百本，其中最多有三四本到了维也纳，没有哪个书店主人会把他们的书收在自己的库房里，没有哪个正式的文学批评者会提到里尔克的名字。但是，我们这一群人出于意志的奇迹，能够背诵他的每一首诗歌，每一个诗行。我们这些还没有长出胡子、没有发育成熟的小伙子，这些白天还得老老实实坐在中学板凳上的年轻人，的确是一位年轻诗人梦寐以求的理想读者群：好奇、有鉴赏理解能力、能倾心投入，因为我们激发狂热的能力真是无边无际。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在课堂上、在上学放学的路上、在咖啡馆里、在剧院里、在散步中，只是在讨论图书、绘画、音乐和哲学；哪个演员或者导演越来越有公众影响了，谁出版了一本书或者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都是我们苍穹中的一颗明星。当我后来读到巴尔扎克在描写他的青少年时代的一个句子“我总以为名人就像上帝一样，他们不像平常人那样说话、走路、吃饭”时，曾经大为震惊，因为我们当时也带着这样的感觉。在大街上看到马勒是一桩重大事件，人们要在第二天一早讲给同学们听，就像是个人的某种伟大胜利一样。当我还是小男孩时，有一次被介绍给勃拉姆斯，而且他还友好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因为这个受宠若惊的经历而神魂颠倒了好几天。当时十二岁的我并未确切地知道勃拉姆斯有怎样的贡献，但是光是他的名声，他那创造者的灵光神采就有着令人震撼的力量。当霍普特曼的剧作即将在城堡剧院首演之时，我们全班在彩排之前的好几个星期就开始心神不安。我们悄悄地靠近演员和跑龙套的角色，为的是能最早——早于别人！——知道剧情和演员阵容；我们让城堡剧院的理发师给我们理发（我并不怵于写出当年的荒唐事），只是为了获得一些关于沃尔特或者索嫩塔尔的消息。在比我们低一个年级的同学中，有一位在我们这里特别受欢迎、被看重，只因为他是歌剧院灯光师的外甥。通过他的关系，我们偶尔会在排练时被悄悄地带到舞台上。我们在登上这个舞台时所感受到的诚惶诚恐，与但丁在升入天国乐园中所经历的战栗，有过之而无不及。艺术家们的声望所具有的散射光芒的力量，哪怕经过了七层折射，还是足以令我们感受到敬畏。一位贫穷的老太太，就因为是舒伯特的孙侄女，在我们眼里就如同一位神性的存在一般；甚至我们也会在大街上对约瑟夫·凯恩茨的仆人久久凝视，就因为他能有这份幸运，能离这位最受人喜爱、最天才的演员那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