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上个世纪的学校(5)

对于我们班级同学在文学上早熟做这种完全忠于实情的描述，也许会让人错误地以为我们是一个特别的班级。完全不是这样的。当时在许多学校，也都可以观察到同样的现象，同样的狂热和同样早熟的天才。这不可能是偶然的。那是一种特别良好的氛围，这座城市特殊的艺术沃土、非政治化的时代、世纪之交的思想上和文学上的新取向扑面而来，这些因素与我们这一人生阶段注定会有的创作意愿连在一起。每个青春期的年轻人身上都有诗性或者诗性的驱动。当然，在大多数人那里，诗性就如同一阵稍纵即逝的波浪一样流过，这种热衷很少能延伸到青春期以后，因为它本身就是青春的焕然勃发。我们班级里的五名校园演员没有一个成为舞台上的真正演员，登上《潘神》和《艺术叶片》的诗人们在令人震惊的锋芒初露之后变成庸常的律师或者官员，也许他们今天在忧郁地或者嘲弄式地讥讽着自己当年的野心[23]。我是这些人当中唯一一直保留着创作激情并让它成为整个生活中的意义和核心的。但是，我是多么充满感激地去想到这些同学啊！他们曾经给了我多么大的帮助！我从这种火热尖锐的讨论当中，从这种狂野的你追我赶的劲头当中，从相互的欣赏和批评当中，早早地开始了练手和磨砺神经，领略到了精神宇宙中的辽阔和宽广，这些多么有力地促使我们超越了学校生活的单调和无聊！“你这令人心迷的艺术，在多少个灰暗的时刻……”，每当舒伯特这首不朽的歌曲响起时，我眼前就活灵活现地出现了我们缩着肩膀，坐在学校板凳上的情形，而后在放学路上，我们有着怎样放着光彩的、激动的目光，满是激情地解析着、背诵着诗歌，忘掉了空间和时间的束缚，真正“进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了。

这种对艺术狂热的忠贞执着，对审美因素的过分看重，到了近于荒谬的程度，当然这只是在牺牲了我们那个年龄的平常兴趣才得以实现。当我今天回过头来问自己，当年我们的每一天都被学校和私人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我们是怎么找到时间来读这些书的呢？这时我才发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我们的睡眠和肢体活动为代价的。虽然我每天早上应该七点起床，但是我几乎从来没有在夜里一点到两点以前放下手中的书。从那时起我就有了一个坏习惯，即便已经夜深，我也要再看上一两个小时书才睡觉。在我的记忆中，每天总是在没睡醒时起来，用最后一分钟匆匆忙忙洗漱，然后被驱赶着去学校，一路跑着吃黄油面包。毫不奇怪，我们这些小学究都是骨瘦如柴，满脸菜色，看起来好像还没有成熟的水果一样，我们的衣着也很不讲究。我们的每一分零花钱都花在看戏剧、听音乐会或者买书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太注意去讨好年轻姑娘，我们只是想到要让高级人物注意到我们。和年轻姑娘一起散步，在我们看来那是浪费时间。思想上的傲慢让我们从一开始就觉得另外那个性别在精神上价值低下，我们不要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肤浅的闲聊中。要想让现在的年轻人知道，当初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忽略所有体育运动，甚至予以蔑视，这可并不容易。不过需要提到的是，在19世纪，体育运动的浪潮还没有从英国传到欧洲大陆上。那时还没有那种当一个拳击手用拳头击碎另外一个拳击手的下巴时，成千上万的人在一起出于兴奋而大呼小叫的体育场；报纸也还不像现在这样，用整栏的篇幅以荷马一般生动传神的描述来报道一场曲棍球的比赛。摔跤比赛、田径协会、体重分级的赛事在我们那个时代还属于城郊的活动，屠宰师傅和搬货工是这些活动的观众；最多那些高层的、贵族的赛马比赛——一年也就那么几次——能吸引一些所谓的“上层社会”来到赛马场，可是我们对此却无动于衷，因为在我们看来，每一种身体活动都干脆是浪费时间。当我在十三岁时开始感染上文学——艺术的传染病以后，就不再去滑冰，将父母给我学跳舞的钱用在买书上。在十八岁时，我还不会游泳，不会跳舞，不会打网球。至今我既不会骑自行车，也不会开车，在体育活动方面，每个十岁的孩子都会胜我一筹。即便到了今天，1941年，棒球与美式足球之间、曲棍球与马球之间的区别我还是分不大清楚；每张报纸上的体育栏目，对我来说都好像是用无法理喻的符号写成的汉语一样看不懂。我对于体育上的速度纪录和技巧纪录的理解，还一直停留在那位伊朗国王的观点上：某一次有人想动员他去看赛马比赛，他用东方式的智慧说：“为嘛呢？我原本就知道，一匹马比另外一匹马跑得快。哪个更快，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与身体训练同样遭到我们蔑视的，是用游乐来打发时间。在我们眼里，唯有国际象棋还多少能获得几分垂青，因为它还需要用上些脑力。而且，甚至可以说更为荒谬的是，尽管我们都觉得自己即将成为诗人或者感觉自己是潜在的诗人，我们很少关注大自然。在我最初的二十年人生当中，我几乎没有去看过维也纳城周围的美好景色。在最美丽、最炎热的夏天，当人们纷纷离开城市时，我们甚至还觉得这座城市更有吸引力，因为在咖啡馆里我们可以更快地将多种期刊、报纸拿到手。后来，我还用好多年、好几十年才达到一种平衡，来避免这种孩子气式的贪心阅读带来的过度紧张，在一定程度上来消除不可避免的身体上的笨拙。但是，从总体上，我对这种只用眼睛和神经来度过中学时代的极端做法从未感到后悔过。它把那种追求精神世界的激情注入我的血液当中，这是我永远也不想再失去的。此后我读过的书、学到的东西，都是在那些年打下的坚实地基之上的。一个人肌肉训练上错过的机会，还可以在后来的岁月中补上，而精神上的提升，内在灵魂上的捕捉力量，只能在那些决定性的年月里成形。一个早早地学会让自己的灵魂充分扩展的人，以后才能将整个世界收入自己的灵魂当中。

我们青春岁月真正的经历是，艺术领域正有新的东西在酝酿，一种超出让我们的父母和周围环境满意程度的，更加充满了激情、更成问题、更有尝试性质的新东西。我们因为生活中的这一片段而陷入狂热的兴奋当中，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美学领域内的转变不过是许多更为深远的变化中的余响和先兆而已，这些转变将撼动我们父辈的那个世界、那个太平的世界，并最终将其毁灭。在我们这个古老的、昏昏欲睡的奥地利，有一种引人注目的转变开始悄悄萌生。那些大众，那些几十年来任由被统治而保持沉默和乖顺的自由市民阶层，突然开始变得不那么安分守己了，他们开始组织起来，要求他们的权利。就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政治带着尖锐而狂暴的疾风打破了舒适生活的风平浪静。新世纪想要一个新秩序，一个新时代。

在奥地利，这些大型群众运动中首当其冲的是社会主义运动。到那时为止，被我们错误命名的“普遍”选举权只是给了那些有钱人，那些能够证明自己缴过某个额度税款的有产者。被这些有产者选举出来的律师和土地所有者却真诚地笃信，自己在议会里是“人民”的发言人和代表。他们为自己是受过教育甚至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感到骄傲；他们讲究尊严、体面、谈吐优雅，因而议会的讨论往往像一个高级会所的晚间讨论会。这些市民阶级的民主主义者带着自由主义的信念，真诚地认为宽容和理性一定会带来一个进步的世界；通过微小的让渡和逐渐改善，是提高所有臣民生活福祉的最好方式。但是他们完全忘记了，他们代表的是那些为数五万或者十万，生活在大城市里境况良好的人，而不是生活在整个国家里的那些五十万或者一百万的人口。这时，机器已经大量使用，从前分散在各处的劳动力集中在工业产业周围。在著名人物维克多·阿德勒（Vicotor Adler）博士的领导下，一个社会主义党在奥地利成立了，其宗旨在于实现无产者提出的要求：真正普遍的，对每个人都平等的选举权。这些要求刚一实行或者说被迫实行，人们就立刻意识到：自由主义的那个阶层是多么单薄，尽管它是宝贵的。相安共处与自由主义一起从公共政治生活中消失，现在不同利益开始硬碰硬，战斗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