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女性减肥：“身体”的想象与管理

3.4.1 管理来自想象

减肥与日常生活中的身体管理

“身体研究”主要还是在欧美的理论框架中展开的。回顾有关“身体”的理论，“有三个伟大的传统将‘身体’拖出了意识哲学的深渊”。其一是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其二是涂尔干、莫斯、布迪厄这一派人类学对于“社会实践的身体”的研究；其三是尼采、福柯的“历史与政治身体观”。这些不同的研究流派大多是围绕身—心、主观—客观、个体—社会等基本问题而展开研究的。

如果对欧美的“身体研究”做一个粗线条的梳理，那么至少存在四种“身体”：“个体的身体”（现象学思潮）、“社会的身体”（象征和结构主义思潮）、“政治的身体”（后结构主义和女性主义思潮），以及一种逾越了规矩也逾越了诸多二元对立的、强调日常生活的“身体”（比如冯珠娣和洛克等人的思想）。这四种“身体”至今并存于西方学界，也在不同程度上构成了本研究的问题意识产生的理论背景。

“身体研究”在近几年的中国社会科学界不再是“缺席在场”。越来越多的西方的“身体研究”理论被译介到中国，中国学术界甚至提出了“身体转向”的口号。只是，目前的“身体”文献主要偏向哲学与理论探讨，实证性研究与经验性的“身体”还非常缺乏。

本节并不打算在围绕身心之关系而展开讨论的西方语境中分析中国社会的“身体”。反之，在中国社会中，“身体”究竟是什么？西方哲学背景下的问题放到中国环境下是个什么样的问题？这些思考引导着笔者在中国的情境与语境下考察“身体”，尤其是日常生活中的活生生的“身体”。

“减肥”是一种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实践的“身体”，涉及我们对于“身体”的自我想象与管理。因此笔者由此入手。

“减肥”的文献回顾

在西方，有关“减肥”的研究非常之多，大多数是在心理学与健康研究领域，以女性身体为对象来考察身体形象、减肥以及体重指数（BMI）。同时，越来越多的文献关注青少年的肥胖问题。在中文文献中，大部分有关减肥的文章是大众健康类的通俗读物，为数不多的学术类的减肥研究则基本上都是在医学领域。从社会文化角度进行研究的尚不够多，而且基本上是局限在某个年龄段（主要是女大学生）或者某个地区。

基于减肥这种实践的“身体”的理论意义、社会与大众传媒上对于减肥的热衷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界相关研究的缺乏，笔者提出了本节的研究问题。

笔者的研究问题

本节的研究目标是要使用实证的数据分析，来检验一下中国女性的减肥情况究竟如何。具体而言，本节主要以女性的“减肥意愿”为核心，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看，女性真的比男性更加肥胖吗？男女在减肥意愿上有何差别？

第二，女性真的都是因为肥胖才要去减肥吗？与减肥意愿有关的社会阶层因素都有哪些？

第三，（在实证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减肥仅仅是一种保健养生行为吗？这种身体管理背后的社会与文化因素有哪些？

关于减肥意愿，笔者在三次调查中都是这样提问：“现在，您想减肥吗？”（1．很想减肥。2．有些想减肥。3．不想减肥。）笔者把前两个答案归结为“要减肥”。

3.4.2 减肥的性别差异：女性更瘦，却更希望减肥

从表3—15中可以清楚地看出：18到50岁的男性的体重指数都高于女性，超重者的比例也都高于女性；可是在任何一个年龄段的女性中，希望减肥的人却都比男性多，在最年轻的18到29岁组里甚至几乎是男性的两倍。

3.4.3 减肥的年龄差异：窈窕少女，减肥更狂

此外，在14到17岁的少年中，女孩子的体重指数的均值比男孩子小（19.47对19.74），超重的少女也比少男少（5.8%对9.9%）；但是居然有62.7%的少女要减肥，而少男中却只有39.1%。也就是说，更瘦一点的少女的减肥意愿是更胖一点的少男的1.6倍。

在女性整体中，少女的减肥意愿也是最强烈的，比18到29岁的女性多19个百分点，比30到39岁的多34个百分点，比40到49岁的多57个百分点，是50到61岁女性的整整两倍。

尤其是，少女整体的平均体重指数刚刚到达正常的水平，其中还有34.8%的少女过瘦，连正常标准都还没有达到。可是就在这些“豆芽菜少女”中，居然还有2/5的人（39.8%）要减肥。

随着年龄的增长，肥胖女性的比例从5.9%增加到14.3%，再到23.8%，再到38.1%，也就是越老越胖。但是她们的减肥愿望却从52.8%降低到46.9%，再到39.9%，再到31.1%（统计表格从略）。两者成反比。也就是说，越年轻的女性越不胖，可是越想减掉那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肥”；而越老的女性越偏胖，却越不想减掉那实际存在的“肥”。

3.4.4 女性自我的丧失？

笔者并不否认那些真的身体超重的女性希望减肥的真实性，但是发现还存在着另外两种女性。一种是自己实际上属于正常体重或者偏瘦却要减肥，权且称之为“盲从减肥”。另一种女性是实际上已经超重却不希望减肥，即“抗拒减肥”。这两种情况在女性总人口中的分布见图3—9。

从图3—9中可以看出，在减肥文化的强大压力下，抗拒减肥的女性逐年显著减少，在2010年的少女中更是凤毛麟角。可是盲从减肥的女性却呈现为总体上的增加趋势。在减肥文化的强大压力下，抗拒减肥的女性逐年依次显著减少，在2010年的少女中更是凤毛麟角。可是盲从减肥的女性却呈现为总体上的增加趋势。结果，在2010年中国14到61岁的女性中有36.3%其实是虽然不胖却为社会文化所迫而要减肥。

3.4.5 盲从减肥：社会的日常强制

作为社会学论文，笔者并不否认减肥的个体原因的丰富多彩与千变万化；只是试图分析一下，哪些社会阶层的女性更加容易盲从减肥，也就是社会对于女性身体的强制规定，在哪些阶层中被执行得更加彻底。

从表3—16中可以依次看出以下几点。

第一，越年轻的女性，盲从减肥的可能性就越大。与50到61岁的女性相比，18到29岁女性盲从减肥的可能性是其大约4倍，30岁组的是其大约3倍，40岁组的是其大约两倍。其原因前文已经分析过。

第二，上学程度越高，越可能盲从减肥。与小学及以下上学程度的女性相比，一上初中，盲从减肥可能性就是其大约1.5倍，上高中是其大约2倍，上到大专及以上就是其2.5倍了。这主要是因为，目前中国的学校教育基本上仍然处于男性中心论的笼罩之下，因此与发达社会相反，学历越高不仅没有带来女性主体自觉的提高，反而使得女性愈加顺从。同时，越是受教育多就越是准备进入上层社会，因此也就越是不得不遵从主流价值观与性别审美观。

第三，居住在越大城市的女性，盲从减肥的可能性就越大，比村镇女性高出大约30%到40%。

第四，与已经“有了男人”（同居、初婚、再婚）的女性相比，未婚女性在“嫁不出去”的社会压力下，盲从减肥的可能性当然也就显著地高出30%。

第五，不工作或上学的女性均为年轻女性，时刻准备着争取“好前程”，因此盲从减肥的可能性就会比有工作的增加58.5%。

第六，收入最低的女性，盲从减肥的可能性下降16%。这不仅仅是钱少的问题，还是由于低阶层女性早已“上升”无望，所以追求上层社会审美标准的积极性就会显著地降低。

接下来，关于社会交往的情况很有意思。凡是不出门、不喜欢社交、每周社交少于一次、不是流动人口的女性，盲从减肥的可能性都较低。也就是说，她们既然没那么多地参与社会活动，也就不那么需要去顺从社会的规定。反之，更加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就成为盲从减肥可能性增加的动力之一。

第七，在健康状况的三个项目上可以看到：恰恰是那些健康情况不太好和不好的女性，盲从减肥的可能性反而下降了大约31.5%；同时，女性有没有糖尿病或者高血压，都没有影响她们的盲从减肥可能性。这就证明了：女性并不是因为保健的需要才去盲从减肥的。盲从减肥是文化病。

3.4.6 盲从减肥：社会的文化规训

从表3—17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年龄、上学年数、城乡差异这三大因素的影响相同的条件下，促使成年女性的盲从减肥可能性增加的最显著因素是：

第一，如果女性怕老，那么盲从减肥的可能性就会增加1到2倍。这是因为在社会的规定中，“人老珠黄”是女性全部价值的丧失，而青春靓丽又总是以身材苗条为标志，因此盲从减肥其实意味着挽留青春的努力。

第二，认为自己的女人味已经很足或比较足的女性，反而更加可能盲从减肥，其可能性是自认很没有女人味的女性的1.67倍。这基本上是因为“瘦身”是女人味的主要判定标准之一。

第三，如果女性的异性朋友超过3个，那么盲从减肥的可能性就会增加40.7%，是异性朋友少于4个的女性的1.4倍。也就是说，异性朋友越多，我行我素的可能性越小，对自己身体形象的要求越高。这就是社会通过男性对女性的规训。

3.4.7 减肥：改变了身体，还是驯化了心灵？

减肥：体现着社会因素的个体身体

首先，在社会性别这个问题上，女性无疑比男性表现出了更加强烈的盲从减肥的意愿。通俗地说就是：在当今的中国，男性往往不大在乎自己肥不肥；而女性却倾向于希望减掉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肥”。

其次，大部分女性并不是因为身体真的肥胖而想去减肥。医学上所标定的“超重”与女性主观上所认定的身体的胖与瘦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背离。这非常可能是因为，减肥不是保健，也不是养生，而是为了符合主流与时尚而对身体进行的塑造与管理。

在控制了年龄的影响之后，能促使女性的减肥意愿显著增加的社会因素主要有：上学程度高、收入等级高、居住在大城市、有工作、未婚、社会交往多、怕老、认为自己有女人味、异性朋友多。这就是社会控制的充分证明。

减肥意愿虽然不等于实际生活中的减肥实践，但是表达的是女性在主观层面上对于自己身体的看法，或者说对于自己身体的想象。因此可以说，上述的统计结果已经实证地说明：

第一，减肥是一个社会与文化现象，而不是单纯的生理与医学现象。女性的减肥意愿，虽然是以个体的身体为载体，但是体现出强烈的社会控制的色彩，在某种程度上，表达的是一种“社会的身体”。

第二，减肥，较之于以健康为中心的“感受式身体”，体现的更多的是中国成年女性对于以身材为中心的“呈现式身体”的关注。

减肥：呈现式的身体表达及自我管理背后的社会标定

笔者在以往的经验式研究中曾经提出，现代都市年轻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着三种身体：以身材为中心的“外在呈现式身体”、以健康为中心的“内在感受式身体”、以气质与气色为中心的“精神体现式身体”。如果以重要性来论的话，“呈现式身体”最为重要，“感受式身体”次之，“精神体现式身体”的分量最小。本节所验证的女性的情况，尤其是大都市年轻女性的盲从减肥，与笔者以往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

减肥，作为一种呈现式的身体想象与实践，突出地再现了各种社会目光（以男性审美观为主）的在场。或者说，虽然笔者并不否认女性个体对于身体的自主表达，但是，减肥所体现出的社会规定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社会对于女性的身体设置了强制的规定，体重指数（苗条程度）就是社会所标定的“女性美”。如果女性不符合这个规定，轻则恋爱婚姻困难，重则连一个好工作都找不到。因此越是年轻的女性就越是不得不按照社会的要求（而不是自己的感受），拼命向这个规定靠拢。结果，“肥”也就在年轻女性的仇视之中被转化为女性的污名，减肥则成了社会规训女性的重要手段之一。反之，50到61岁的女性已经完成了社会强加给她的人生使命——相夫教子，也因此获得了某种家庭内的老资格，这样她们才可能更加不理睬社会对于年轻女性身体的管理，“胖着并幸福着”。

其次，所谓的“女人味”是社会规定的女性价值的第二判断标准。因此那些已经“达标”的女性为了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更不能因为“肥”而因小失大，所以才会更加倾向于盲从减肥。反之，那些已经认定自己的女人味不足的女性，更加可能“破罐子破摔”，也就更少地盲从减肥。在这种社会建构之中，男性文化和传媒时尚的作用时时处处可见。

现代中国女性的减肥热也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中国人的“身体观”。黄俊杰在评介若干作品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国身体观研究的三个新视野：作为思维方法的身体、作为精神修养呈现的身体以及作为权力展现场所的身体。在21世纪中国女性的日常生活中，一种实体的、物质的身体日渐凸显。虽然微观意义上的权力的色彩依然可见，但是以思维方式、“气”、精神修养为中心的身体则有所隐退。这个特点至少在都市的年轻女性中开始呈现出来；而西方语境中的“身—心”讨论在这里更是渺然。这种身体转向的背后因素更为复杂，笔者虽然在以往的研究中有过分析，但是需要借助历史视角在更为多元的文化时空中作出进一步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