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权利与快乐的兴起——性与社会性别的多元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改革开放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同步，中国人的性实践、性观念和性关系经历了一场性革命。这场性革命源于由婚姻、家庭、生殖、爱情与性共同组成的中国人的“初级生活圈”在中国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所发生的变化。

本节主要回顾近30年以来中国社会在性和社会性别方面发生的变化，并分析带来这些变化的政治、社会、文化和个人所组成的情境因素。

1.1.1 性与社会性别概念在中国的推广

性概念与实践的社会文化存在形式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并不存在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性（sexuality）的概念，甚至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性（sex）的概念也不能独立存在，而是被淹没在更大更综合的“初级生活圈”这个实体之中；就像“人”从来也不是指个体，而是一直被包含在“家”里一样。

在性的实践方面，中国人在1919年之前的社会存在形式是由一整套规矩给框定住的，人们的任何一种性实践都必须符合下述的规范：

以生殖为首要目标（性的唯生殖目的论）；

以“女为男用”为根本的性别角色规范；

以婚姻为主宰；

以夫妻恩爱贬斥浪漫情爱来调节性关系；

以反对“寻欢作乐”作为性活动的质的标准（性的精神禁欲主义）；

以男性的“劳色伤身”为性活动的量的极限；

以“许做不许说”为社会传播的禁忌；

以“防患于未然”为社会控制手段；

以排斥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任何性表现为年龄界限。

这种文化传统直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才被初步打破，但是在1949年到1979年的中国，由于现实政治的原因，它曾经死灰复燃，而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了其巅峰状态：“无性文化”。

30年前，中国的性研究就是从这样一个历史演进的基础上开始的。

性的理念与理解：从sex到sexuality

在西方社会，从20世纪初直到80年代，学术界倾向于把性基本上看作一种存在于个体身上的、普遍的、自然的、本能的冲动。它推崇实证主义的科学知识；承认男性与女性在性方面存在差异，但是这种差异被本质化了。

在中国，性这个概念是在20世纪初五四运动前后被一些学者从日本引入的，在80年代初被重新提及。这个概念来自而且对应于上述的西方“性的科学主义”，而且至今仍然在文化中占据强势地位。

当今中国的“性的科学主义”有5大特征。

生物化：把性仅仅归结为生物属性；

男女化：排斥男女之外的其他性别；

生殖化：把性置于生殖的统治之下；

行为化：主要从行为的角度看性的现象；

阴茎中心化：把阴茎插入阴道作为性的标准表现模式。

可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性的国际研究领域中，许多人文社会研究者提出了社会建构的新视角，开始强调性的社会文化意义。与此同时，西方的女性主义研究、男女同性恋研究和社会性别（gender）概念的发展，也有力地挑战了性的科学主义。有关社会性别与性之间的关系、性框架中的权势关系、性认同与表现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艾滋病时代的性研究，开始成为学术关注的重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一些学者开始日益重视性的社会文化特征，开始引进与发扬“性的建构主义思想”，开始推进“性—社会性别系统”的研究，特别是LGBT（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概念及其理念。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尚未形成一种思潮。其实在中国，民间的性相关的词汇非常丰富，只是主流社会不予承认而已。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第十届中国Sexuality研究的年度会议，把主题确定为“中国性研究的起点与使命”。其中有一个分会专门讨论“性”的概念，并且达成了这样的共识：Sexuality是人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涵盖生物学意义上的性，但是还包括性别认同与性身份、性取向、性爱倾向、情感依恋等等内容。这些内容通过幻想、欲望、信仰、态度、价值、行为、实践、角色和关系得以表达，是生物、心理、社会经济、文化、伦理和宗教或精神诸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

中国最近30年来在性研究领域中所发生的最主要的变化，既不仅仅是参加者与研究成果的增加，也不仅仅是社会影响的扩大，而是sexuality与社会建构思想的引入、强调、推广以及把它推向主流化的不断努力。

这表明：中国的性研究虽然社会阻碍较多、起点较低，但是能够从基本理念与指导思想上迅速地从sex跃升到sexuality，从生物决定论迅速地提升到社会建构论。这才是值得中国研究者骄傲的最大成果，也是必须持之以恒的历史使命。

LGBT：被忽略的“社会性别”

20世纪80年代初期，妇女学的信息开始传到中国。1993年海外中华妇女学会第一次同中国妇女研究者合作，与天津师范大学的妇女研究中心一起举办了为期两周的“第一届中国妇女与发展研讨会”。会上明确用“社会性别”这个词来介绍gender这个新概念，引起震动。

从生理性别概念走向社会性别概念，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在当今中国，社会性别概念的逐渐普及，来源于引进了西方女性主义的研究成果，而且与中国的妇女学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无疑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是，当这个概念应用到中国的时候，带上了强烈的女性单一性别的色彩和异性恋的色彩，而gender的另外一些含义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即中国的LGBT [Lesbian（女同性恋）、Gay（男同性恋）、Bisexual（双性恋）、Transgender（跨性别者）]研究和实践。

尤其是，中国的社会性别研究往往混同于妇女研究，甚至仅仅囿于“女性所进行的研究”。结果，性认同的研究，包括男女同性恋、跨性别、易装等等，在中国主流的女性研究领域中几乎踪迹全无。只是在最近几年才有若干女性主义研究者开始关注同性恋问题，开始讨论女性主义研究和同性恋研究的关系。

此外，社会性别与性不仅仅应该是紧密相关的，而且应该是同一个系统。但是，遗憾的是，除了个别的女性主义研究者（如李银河）关注性的问题以外，中国的女性研究者还是羞于谈性，顶多谈论到性骚扰、性暴力等性社会问题。

这不仅是中国的“性—社会性别”研究的瓶颈，也是中国的人权社会发展的瓶颈。在回顾近30年来的所有成绩与进步的时候，我们绝不能忘记这一点。

1.1.2 从“无性文化”到性革命（1966—2000）

“文化大革命”中的“无性文化”

1949年以后，以移风易俗和阶级斗争为口号，性，逐渐被视为革命的政治敌人，最终出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无性文化”。它实际上是一种“反性的社会秩序”。下面择其要而言之。

革命样板戏的性解读

当时的许多人已经注意到：在8亿人民的唯一精神食粮8个革命样板戏里，所有的主人公都是无婚、无性、无爱之人，也就是所谓“光棍寡妇闹革命”。唯一结了婚的阿庆嫂，她的丈夫还被编剧给派出去“跑单帮”了。在《红灯记》里更绝，干脆来了个“咱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啊”，连家庭都给“革命”掉了。

革命样板戏其实就是“无性文化”的宣言，是精神禁欲主义的楷模。它巧妙地利用了中国民间社会的传统，因为民间戏剧一直是上流社会对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中国人进行道德教化的主要工具。到了“文革”中，通过革命样板戏，终于把反性、反爱情、反婚姻、反家庭的思想灌输给了几乎所有的中国人，真的做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服装、色彩、语言、文字的“革命化”

如果说革命样板戏还属于正面号召的话，那么“破四旧”与“灵魂深处闹革命”就是货真价实的性的戒律与规训了。

当时的中国人被外国人叫做“蓝蚂蚁”，因为除了“红卫兵”可以穿黄军装之外，其他人几乎都是蓝衣服。可是另一方面，整个中国放眼一望，到处都是“红海洋”，都是鲜红色的毛主席语录与革命标语，显示着革命的铺天盖地与不可逃遁。

人们的语言高度净化，除了“红卫兵”在革命口号里可以来点“他妈的”之外，就像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老井》里演的那样，就连农村的瞎子艺人要唱点“酸曲”（类似如今的“黄段子”），也要请示党支部书记。

文字就更有意思了。20世纪50年代的革命文学中也还有些许性描写，虽说最厉害之处也不过是“手伸进了她的裤裆”之类，但到60年代初时，有的删去了，有的不再版。这方面最典型的是1972年版的《新华字典》，连娼、妓、嫖、姦这几个字都没有了，更别说屄、屌、肏这些字了。

“铁姑娘”的盛行

“文革”中，为了充分发动中国妇女这个“伟大的人力资源”（《毛主席语录》）投入革命运动，实现了抹煞男女一切差异的、在低水平上的“男女同一”。一切能够表现女性特征的东西都被消除了。例如，那时候的城市女性买乳罩，都是尽量买小的，以便把自己的胸部勒紧、压扁、抹平，生怕它们凸显出来。如果男性的目光在自己胸前一扫，女性就会羞愧难当，自责不已，变本加厉地束胸。

“无性文化”却带来人口爆炸

“文革”是精神摧残，因此不仅不管真正的“床上事”与生孩子，而且源远流长的“唯生殖目的论”还在此时期内得以复兴。

最经典的例子是当时一个流传甚广的民间笑话：某男结婚之后拒绝与妻子性交，因为“那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该妻子只好向父母诉苦。父母也无奈，因为当时谁也不敢说“性交不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冥思苦想之后，岳父来找女婿说：“是的，你说得对，性交确实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但是，我们还要培养革命接班人啊。”于是，性遂成。

这种“无性文化”的结果，每个中国人后来都知道了，那就是人口爆炸。

“文革”对于个体性生活的影响

“无性文化”这个秩序当然可怕得很，因为任何个人的不轨都会被当成对全社会的破坏；但更可怕的是，谁真想破坏这个秩序也绝对办不到。毛泽东曾主张院校的裸体艺术课还要上，但这个“最高指示”却一直无人执行。江青到“文革”后期突然主张女性穿裙子并亲自设计，结果不但“和寡”而且“命短”。周恩来也一直提倡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而且从1974年3月一直讲到临终，这就连当今的西方政治领袖也不大可能做到，但是又何用之有？

那么，小人物就能“造起反”来吗？1968年某地有性病大流行，1970年北方出现青少年的性关系团伙（俗称“勾子”、“圈子”）,1972年“手抄本”的性文学已经广泛流传，笔者亲自参与过某中等城市的行动，一次就抓了数十个“小姐”与“男客”。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只是“文革”的秩序实际上是拿95%以上的“革命群众”开刀，因此它其实也管不住那“一小撮”。不过反过来也一样，那5%闹得再凶，“革命群众”照样浑然不知，只会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无论笔者怎么描述，“文革”中的性荒谬可能都是“天书”。那我们就来看看统计数字。

“文化大革命”使得男性的首次性交的平均年龄推迟了。新中国成立之初进入青春期的那一代男性，平均是在23.1岁的时候第一次性交的；可是到了“文革”初期，首次性交的平均年龄被推迟到24.4岁，推迟了1岁多，而且一直保持到“文革”后期。

“文化大革命”居然使得男性的首次自慰的平均年龄也推迟了。

人人都知道，男性的自慰是一个非常隐私的活动，别人很难发现，更难以约束。同时，它又是一个高度精神化的活动，需要性幻想来刺激与辅助。可是在“文革”中，居然把半大小子们的自慰都给管住了：新中国成立之初进入青春期的那一代男性，首次自慰的平均年龄是18.1岁；“文革”中则推迟到平均18.9岁；可是1989年之后进入青春期的男性却提前到17.2岁。

为什么要搞“无性文化”？

搞“无性变化”原因在于彼时性与革命的理念相冲突：

革命者必须“一心一意干革命”，性却老让他（她）关心别的。

革命者必须“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性却妄图在人的生活中塞进别的什么愉悦。

革命者必须永远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性却总是耗费战士们的精力。

革命者必须最听话，性却常常给人带来想象的翅膀。

革命者必须最守纪律，性却老是鼓动人去犯忌。

革命者必须立场坚定，性却使他意志薄弱。

革命者必须“把一切献给党”，性却使他保留了一块心中的“自留地”。

总而言之，革命与性行为都是人类最富于激情的活动，因此，它们两个要么联手作战，使政治革命与性革命相辅相成，要么只能分庭抗礼，斗得你死我活。

性一旦被作为政治上的敌人，性文化就会变成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体。一方面，把性贬低到最无价值、最不应该知道的地步，似乎世间根本没有性这一回事；但另一方面，又从来也没有把性真的看成小事，反而认为它最危险、最强大。于是只有一个办法：把性的一切构件，从本来最不沾边的男女社会交往，直到其实最难管束的夫妻性生活，统统改造成螺丝钉，紧紧拧在自己这架超级机器上。然后，它就会以超过初始推动力百倍千倍的惯性，一往无前地狂奔。

从根本上来说，在迄今为止的中国，性文化的发展变化，既不是生物力量在推动，也不是思想观念与道德取向在起作用，而是两种力量在形塑之：一个是统治阶级从道德楷模化来获得政治合法性，另外一个就是性与革命相互“争夺激情”。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性革命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性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可以被称为经历了一场性革命。判断性革命主要依据两个标志：一是这种变化是渐进的还是突然的急剧的变化；二是这种变化是发生在少数先锋人物还是普通的大众中。

性革命的最直接对象就是“文革”时期的性文化。笔者从5个方面来加以总结：

性哲学的革命，如性的“唯生殖目的论”的破产、避孕与流产的合法化以及对同性恋等“性变态”的重新审视；

性表现的革命，即1985年以来各种性的书籍与文章的涌现以及与性有关的新词的出现、性用品店的普及、色情品的剧增等等；

性行为的革命，包括性生活中爱抚行为的增加、性行为方式的多样化以及人们对性生活满意程度的增加；

性关系的革命，包括婚前性行为的增加以及多伴侣性行为的代际增加；

女性的性革命，包括行为、表现（着装、身体形象）、观念与性自主方面的变化。

性革命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历经20余年；到21世纪之初，它似乎已经成功了。

1.1.3 21世纪中国进入“性化时代”

性化时代（sexualizedera）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性行为和性实践的新变化

首先，总人口中性行为和性关系仍在迅速变化。多伴侣的性行为一直在剧增。

其次，尽管在很多指标上，男性以及高社会阶层仍然是性革命中的领先者，但是女性的、低社会阶层的性的变化程度也在加大。

女性的性革命开始了

其一，女性不再仅仅是生儿育女的工具。

其二，女性不再是“无性人”了，更不是单方面“为男所用”的性对象了。

其三，女性的性自主正在增强。

其四，女性在性表现和身体表达方面也开始了革命。这最典型地反映在女性的装束上。曾经有一位女青年对笔者说：“超短裙、三点式嘛，不是我们（女人）敢不敢穿的问题，而是你们（男人）敢不敢看的问题！”

性的公开化

第一，性现象的更加公开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电视广告上，卫生巾广告再也不遮遮掩掩，而是公然在黄金时段播出。此外，隆胸手术、提臀手术、治疗各种性障碍与性病的广告，可以在电视台的黄金时间反复播出，而且越是小地方的电视台，使用的画面与广告词就越直露。这样的广告还几乎贴遍了街头巷尾与公共交通工具。

第二，给更多的事物或现象赋予性的含义。这种情况已被广为接受。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女性乳房的文化意义，从过去的哺乳器官变成了现在的性器官。

第三，更加突出性别差异中的性的方面。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性感”这个词：从最开始的类似于骂人的“风骚”，到后来变成了恭维话；从最开始的类似于有“女人味”，到现在的有“性的吸引力”。

第四，性的词汇日益增加。在这方面，新的话语已经足以建构话语迷宫：都市年轻人中，不仅仅是新的性的话语犹如雨后春笋，而且这些话语已经开始支配人的行为。

第五，性开始成为一种社会表达方式。在一些大都市的娱乐场所中，有些女青年敢于当众裸露自己的双乳，更多的女青年则是以“薄露透”的衣着坦然行走于闹市。在网上，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自我曝光，从日记到照片到视频。她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性作为工具，来表达自己的某些意识形态。

性的消费化

性的消费化指的并不是性产业或者性服务，而是说：以前，爱情是万能的，可以不花一分钱；而现在，要获得爱情，只花一分钱是万万不能的。在一个消费社会中，性不仅仅成为了消费的对象，而且足以产生消费的需求与现实的市场。且不谈满大街标上性健康、“性福”字眼的药品广告、性用品店等，就算是“一夜情”，表面上看来谁也不给对方钱，但是总要有一个睡觉的地方吧？这就需要“开房间”，需要消费。

当然在中国，这些还主要是发生在大城市里，但是在商家、传媒霸权与时尚主导的共同促进下，性的消费化发展得迅猛异常，已经令人难以逃脱。这至少表现在如下这些方面。

满足“身体想象”：为了获得所谓的性感、骨感、风度、气质，相当多的年轻人不得不超额地消费，从塑身、美容到包装、装酷等等，不一而足。虽然许多人都把这些活动解释为“求美”，但是如果没有性的诉求与色彩，大概这些消费就不会如此发达。

制造浪漫情景：现在谈恋爱，到酒吧或者咖啡厅坐一坐并不为过，一起来些娱乐活动也并不为过，因为那里的环境与气氛比较适于培养感情，可是这就要花钱，就要消费。

弘扬激情崇拜：21世纪的中国，最突出的就是独生子女的青春期文化在社会上日益彰显；可是在商业力量的推动下，激情崇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费化了。例如原来年轻人自发的“街头之舞”日渐消失，变成了迪厅里的收费表演。这就是消费化了。

性的符号化

性的消费化当然与中国传媒对于性的放大与聚焦分不开。

对于传媒来说，任何与性可能有关的内容，当然会成为最佳卖点。对于读者来说，在关心社会毫无意义的环境中，眼球也只能在性上面聚焦。二者相加，性在21世纪的中国就不可避免地被放大了，许多时候则被扭曲了。

现在，人们走在任何一个中国大城市的街头，以各种形式加以性化的广告简直就是铺天盖地，让人目不暇接，没处躲没处藏。只要你不闭目塞听，性的信息就会死死地包围住你。

性已经变成了一种符号，在不同的情境之中可以作为不同事物的象征，从青春、激情、爱直到地位、财富、权势。随之，掌握性的符号的程度也就成为是否时尚的重要判定标准之一。

可是，说来悲哀，我们中国人对于性，究竟理解多少呢？您可以到中国各大网站上去看看，关于所谓性知识、性教育、性健康、“性福”的网站不计其数，但是其内容几乎都与社会无关，与文化无关，甚至与社会性别无关。这样的“禁区变闹市”，对中国人关于性的认知水平总归是失之偏颇，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正面的作用。

对性的管制：公共权力的“作秀化”

在21世纪的中国，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对于性的态度已经出现了变化，可以把它总结为“四个坚持，两个放弃”：坚持精神文明建设，坚持教育青少年，坚持“扫黄”（针对各种情色品），坚持禁娼。在打击对象方面，放弃了对于普通人的各种一般的非婚性行为（主要是婚前性行为、婚外恋、一夜情等等）的追究与打击；在打击方式方面，放弃了执法必严，开始走向“民不举，官不究”。

不过，即使在“四个坚持”里面，日常生活中人们所能观察到的，也已经高度“作秀化”了，就是一定要大讲特讲，不厌其烦，标语口号满天飞。但是，是不是真的去做呢？有什么实际效果？这些问题已经没有多少人关心了。因此，虽然中国《刑法》里还有“聚众淫乱罪”，但是真的去抓的情况已经很少发生了。

这是21世纪中国的性的一切变化的基础之一。也就是说，虽然笔者一直强调各种社会力量对于“性革命”和“性化”的推动，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性革命”和“性化”仍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政府推动的产物。所以，基于这一事实，中国的“性革命”从某种意义上看，也可以说尚未真正成为现实。

结语

其一，性化至少在城市里已经成为社会的时尚，至少是很少受到反对。这就像性革命一样，并不是因为直接参加它的人数多，而是因为反对它的人数少，它才得以成功的。

其二，如果仅仅看表面现象，上述的一切在西方现代社会中也同样存在。区别是：中国人没有多少其他的选择。

1.1.4 性变迁的社会文化推动力

性革命的爆发不是天降祸福，更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文革”把性依附于政治，所以政治一变，性也必变。因此1976年到1985年间，中国性文化出现了一个恢复与过渡时期，也就是性革命的准备期。

单位制度的瓦解+某些传统观念的消失=社会管理放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个人一直属于形形色色的单位完全所有。这是保甲制度的延伸，是政府权力的触角，足以管住个人的任何私事与隐秘空间，所以“性越轨者”寡。但是1985年之后，一切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单位也就不再有那份雄心和闲心去管男女之事，除非闹出乱子来。再到后来，大量的私营单位出现了，它们不仅没有义务去执行道德管理的戒律，而且生怕这会损害自己的经济利益。结果，在当今中国，性的行政制约空前地弱化了。

“文革”太彻底了，不但扫光了“西化”，也扫光了传统，却没有创造出任何新东西。“文革”一完，不仅整整一代青年根本无法知道自己应该学习什么样的性观念与性道德，而且社会和父母也根本没什么可教的。结果，社会上层只好说：性真的只是区区小事；下层人则只好说：性，真的可以无师自通。尤其“文革”中的一代人做父母之后，他们自己的性观念就处在矛盾之中或者真空之中，结果，最自然而然的家庭性教育，在这个时空里反而成了最没人能弄明白的事情。这就逼出了1985年后的社会化性教育。这其实等于承认：性，也没有信仰了。

人口的横纵向流动+居住方式变化=“陌生人社会”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不仅流出本村本土本市本国，而且流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大杂院和单位家属区，流进“老死不相往来”的塔楼，流进“门一关就自由”的单元房，流进越来越多的公共娱乐场所，现在则更是流进“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一条狗”的互联网。

于是，一个“陌生人社会”至少已然在中国城市里形成，它不仅开始彻底消解“道德楷模”的作用，而且把以往的几乎一切道德管束手段（诸如“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都给消解了。至少在城市居民和外来者当中，中国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自主自立地独处过。

在客观上，这给个人权利意识的增长提供了发展空间，而且给个人独立自主的性活动提供了客观机会。

互联网+手机=私密与广泛的人际交往模式

21世纪以来，中国的互联网和手机的用户数高速增长，以往被家庭、亲友、组织和社会严密监视的人际交往与人际关系，至少在其发起阶段，越来越不再依赖现实时空中的相遇，因而日益走向自主与开放。个人意愿得到了更多更安全的实现机会。

私人空间的独立与扩大+对外开放=个性再次张扬

21世纪以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最大的变化就是私人空间的独立与扩大。我们不用再“汇报思想”了，不再动辄被“查户口”了，男女一起住旅店不再需要出示结婚证了，甚至可以不经领导批准就结婚或者离婚了。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以及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各式各样的文化开始加速涌进中国，至少在一部分人中越来越成为时髦，甚至有些变成了“香蕉人”（黄种人的皮肤、白种人的内心）。

这样，中国人的个性在五四之后再一次得以极大地发扬，成为性革命的基础之一。

年轻化+“文化反哺”=青春崇拜

1985年以来，“文革”中由于放松计划生育而人数剧增的那一代人进入青春期，使得总人口中青少年的比例空前地扩大。再加上这一“青少年爆炸”恰恰与改革开放同步，他们的自主的文化形态从此充分地表现出来，社会管理者已经无法再压制下去。

不仅如此，青少年们还开始在文化上“反哺”成年人的社会，形成了四种“再教育”：对中老年人的、对社会管理者的、对农村社会的、对男权社会的“再教育”。

这一切就形成了最近30年来的青春崇拜：“性是年轻的。”结果，性革命不出现都不行。

体制改革+国际推动=性的新理念和多元化的出现

中国的性革命基于本土的社会变化。但是，这些变化的基础是政府在“文革”之后开始了缓慢的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逐渐撤出了民间生活。

中国的性革命也不是封闭的，而是与全球化和国际项目的引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除了20世纪80年代西方科学主义的引入促发了中国的性学热之外，最近几年国际上的性教育、防治艾滋病项目、性与生殖健康项目在中国大力开展，又引入了西方的社会理论思潮与一系列新的概念（比如权利、社会性别、生殖健康等等），加快了中国性革命的步伐。在这些项目的推动下，中国的性研究和性的社会工作实践开始逐渐地走向多元化。

1.1.5 政策推动力

1980年前后，两个表面看来与性无关的政策法规首先给中国人性观念的巨变打开了大门，也为性革命做好了准备。它们就是1980年颁布的新《婚姻法》和70年代末开始提倡和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

新的《婚姻法》

在1980年的《婚姻法》中，离婚的必要条件被修改为：双方感情确已破裂，经调解无效。《婚姻法》把个人之间的爱情和感情作为婚姻的目标与衡量标准，使得离婚开始可以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之一，也就瓦解了婚姻的神圣和不可分离。

计划生育国策

它给中国人的性文化带来了几个意想不到的客观结果：

第一，性的“唯生殖目的论”被打破了，人们之所以过性生活，不再仅仅是为了生儿育女，甚至不允许仅仅为了生儿育女。而“性的快乐主义”日渐得以合理化。

第二，在计划生育国策之下，避孕与人工流产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往往是强迫的。结果，偷情更安全了，私生子女几乎不可能出现了，惩罚非婚性行为的主要利刃也就“折戟沉沙”了。

第三，由于计划生育国策，女性不仅少怀孕、少生育，而且消除了对于怀孕的恐惧与顾虑，再加上青春期在提前，于是中国这一代女性将有可能把空前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性生活。女性潜在的性欲望和性能力也必将被解放，进而出现女性的性革命。

更重要的是，许多具体的性行为，例如接吻、自慰（手淫）、性爱抚、口交、肛交等等，传统上被认为是“反常”和“伤身”的而受到歧视，就是因为它们与怀孕无关，违背了性的“唯生殖目的论”。现在，它们日益获得合理性。

重返传统和“洁身自好”：性化时代的抵制声音

性革命并不代表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和每个人都在朝着性开放的方向变革，只是革命和开放的声音占据了主流，而人们通常称之为“保守”的声音不容易得到话语权。尤其是在性革命之初，传媒的实际管理者们都很年轻，思想都比较开放，因而保守的言论基本上不会被发表，但是并不是不存在。只是到了最近几年，那些号召抵制“性自由”与“性解放”，主张重返传统、洁身自好、禁欲、自律、处女崇拜、反对离婚的声音才重新响起。

这种情况也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性革命的目标不复存在；中国进入了比较平和的多元的性化时代；互联网同时也给保守的人们提供了说话的机会；西方基督教基要主义入侵，艾滋病给其主张套上了灿烂的道德光环。

总之，中国的性革命并不是一面倒，而是自1985年之来，以“精神文明”为口号的社会力量、以“性科学”为旗帜的知识阶层的自由主义力量、以“人性论”为理由的民间自发力量，一直处于三足鼎立的局面。

1.1.6 初级生活圈的变革：最直接的来源

最近几年，中国的性革命是中外研究者的一个热点话题。很多欧美学者把中国的性革命跟西方的作比较。中国的性革命究竟是跟着西方亦步亦趋，是独辟蹊径，还是仅仅具有特色而已？这是目前的一个争论焦点。

笔者认为，中国的性革命当然撇不开西方的影响，但是，其根源还是基于中国社会的变化，直接地表现为中国社会初级生活圈发生的变革，主要是性、生殖、婚姻、爱情这四大因素之间的关系的变化（见图1—1）。

这可以具体表述为：以性与生殖的相对分离为基础，以婚姻承认性的价值为起点，以爱情高于婚姻为旗帜，以性爱挣脱情爱为助力。中国人的“初级生活圈”里各种活动之间的关系，在一个恰当的政治社会文化历史时期内，不等量地却几乎同时地发生了变化并且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了催生性革命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