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亲密消费

3.2.1 亲密开始被消费了

“亲密消费”在中文文献中是一个新概念。它说的是：人们在收费的娱乐休闲场所中租用或者购买人际亲密行为或者其支持条件。概括地说，就是把亲密当作一种商品来租购和消费。

这一定义中存在着下列关键点。

第一，亲密消费不包括任何形式的性行为，因为那已经属于性服务与性产业了。

第二，既然是消费，那么就专指必须付费的租购活动，任何公益的、社区的或者亲友间的同样活动都不包括在内。

第三，亲密消费必须是存在于人际交往之中的，任何独自的活动都不算。当然，这里所说的人际交往并不一定发生在租购者与提供服务者之间，大多数一起去营业场所付费唱歌跳舞的人们，所享受的是同去的人之间的亲密，他们所租购的其实只是营业场所提供的各种物质条件与心理氛围。

第四，亲密消费并不完全按照身体接触的程度来确定其范畴，而是按照在该项活动中双方在人际关系上的亲密程度来判断。例如唱歌、“蹦迪”往往没有任何人际的身体接触，但是参与者不仅可以从中享受到某种程度的人际关系的亲密，而且往往就是为此才去营业场所消费。

第五，亲密消费是租购者的一种主观故意行为，因此对于服务的提供者，例如按摩师、“三陪”女等，只能说他们是在从事亲密消费的工作或职业，不能算作参与了亲密消费。

在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亲密消费主要包括：歌舞（卡拉OK、跳舞）、按摩（洗脚、足疗、洗头等）、“三陪”（各种有偿的侍陪服务）。这些亲密消费活动已经遍布中国的城乡，形成一个庞大的产业，成为最近20年在中国的社会发展中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

这种亲密消费剧增的现象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第一，亲密的对象改变了。在传统生活中，亲密是“相识、相近、相知、相亲、相爱”这一人际关系发展链条中的一环，基本上不可能发生在陌生人之间。可是现在的亲密消费却颠倒过来，把亲密的对方或者所需的环境作为租购的对象，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恰恰以双方素不相识或者不结成进一步的关系为前提。

第二，亲密的产生机制改变了。在传统社会中，人际亲密只能是自然地、缓慢地、互动地、非商业化地产生与维系，基本上不可能“短、平、快”。可是目前的亲密消费却反过来追求临时的、短暂的、不继续发展的商业消费。

第三，亲密被独立了。亲密消费的要害不仅仅是把亲密作为商品来消费，而是把亲密从相对持续的人际关系中剥离出来，单独成为一种身心享受的载体。这被作家称作“玩的就是心跳”而且“过把瘾就死”。

这些改变都与最近20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息息相关。在此过程中，政府曾经试图使用法律手段来控制和管理亲密消费，只不过见效不大。

因此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在一个人际关系至上的、传统文化异常强大的社会里，在被人们戏称为“（人际）关系才是第一生产力”的普遍社会现象中，亲密何以变成这样？何以能够被消费？何以被消费得如此之普遍？这里面蕴含着对于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机制做出重大解读的可能性。可惜我国学术界对此的敏感尚嫌不足，有关的研究也暂付阙如。

为了研究亲密消费，笔者在三次调查的问卷中所提的问题是：

在过去的12个月里，您去收费的娱乐场所跳过舞吗？例如歌厅、舞厅、卡拉OK厅等等。

现在，许多地方都有异性按摩，而且是按摩全身的。在过去的12个月里，您在外面接受过这样的异性按摩吗？

现在，全国各地都有许多“三陪”服务，就是不过性生活，只是陪伴客人唱歌、跳舞、吃饭等，以此来赚钱。您接受过这样的“三陪”服务吗？（2000年未调查此问题）

亲密消费可以发生在任何性别的人之间。本节考察的是中国的完全异性恋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排斥任何同性的或者跨性别的此类活动，仅仅是因为笔者对其所知不多。

3.2.2 亲密消费，风生水起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在最近短短的10年之间，亲密消费总体上都出现了非常显著的增长，只不过在男性中的比例大于女性而已（大致趋势见图3—4、图3—5）。

具体情况如下表：

具体情况如下表：

3.2.3 种类增多，频率增高

上面的两个图，还不能说明人们究竟参加过多少种亲密消费。因此笔者把三种亲密消费汇总在一起，使用聚类分析的方法，来表明亲密消费的范围大小。请看表3—3。

从表3—3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21世纪短短的10年之内，中国人的亲密消费不但发生率剧增，而且种类数也出现了巨大的增长。

此外，亲密消费的频率也是其整体状况的重要考察维度。为此笔者在2010年的调查里，询问了调查者过去12个月里的亲密消费的次数（定序数据），回答情况见表3—4。

笔者也询问了接受过“三陪”服务的累计次数（定量数据）。统计结果是：在有过者中，男性平均8.72次，女性平均2.13次；18到29岁的男女平均6.59次，30到39岁的平均6.28次，最多的是40到49岁的人，平均达到14.41次，其次是50到61岁的人，平均7.15次。

在跳舞消费和接受“三陪”这两个方面，都是40到49岁的中年人发生得最多。这可能说明，这个年龄段的人正处于“性的转折期”，其欲望从直接的性交开始转向亲密接触。

笔者没有专门询问接受异性全身按摩的频率，这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另外一个更加值得注意的现象急需研究。笔者的问题是：“有些按摩里，包括抚摸、刺激顾客的生殖器，或者给顾客手淫。在过去的12个月里，您接受过这样的按摩一共多少次？”

结果笔者发现，2010年在过去12个月里接受过异性全身按摩的男人里，有8.4%的人同时也接受了“打飞机”服务。具体情况见表3—5。

按照中国法规，“打飞机”服务早已被纳入“卖淫嫖娼”的范围，因此本节暂不作深入分析。之所以要把数据列举出来是为了说明：从接受异性全身按摩发展到接受“打飞机”服务的中国男性还不算多，因此可以证明，在男性的生活实践中，亲密消费还是相对独立的一种活动，与性服务消费还是相对严格地分开的。

3.2.4 男性的亲密消费：高阶层活跃者的娱乐

上文已经揭示出：男性的亲密消费远远多于女性，这并不奇怪。笔者所关心的是：哪些社会阶层方面的因素与个人活动的因素，与男性的亲密消费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这虽然并不能解决“为什么”的问题，却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男性的这种行为。

为了既可以分别考察又可以整体考察，笔者首先把三次调查的数据合并在一起，分析三种不同的亲密消费，然后再把三者的分析结果汇总在表3—6之中。

根据表3—6，笔者可以做出以下的分析：

其一，亲密消费的三个具体活动（跳舞消费、异性全身按摩、接受“三陪”）相互之间存在着非常显著的相关。这足以证明，笔者把它们三个进行汇总与抽象，具有坚实的生活实践的基础。

其二，按照年龄组来考察，它对于异性全身按摩和接受“三陪”都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两种活动并不是某个年龄段的男性所特有的。可是它与跳舞消费却显著相关：越年轻的男性越多。

其三，男性的不同的上学程度、不同的职业与收入、不同的居住地都显著地影响了他们的亲密消费的比例。总的来看，这三方面地位越高的男性，发生可能性也就越高，一般是最低地位的男性的1.5到2倍左右。

这表明：亲密消费在整体上主要是更高文化的、更高职业与收入的、更大城市中的男性的需求。其中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对于异性全身按摩与接受“三陪”这两个通常被认为“更厉害”的活动，男性的上学程度每高出一个等级，发生可能性也增加最少80%到最多6.3倍。也就是说，身体接触可能性更大的亲密消费，更加被更高文化的男性所需求。

其四，在“社会交往”这个分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喜欢社交这个因素发挥了显著的作用。这个信息很重要，说明目前中国男性所进行的亲密消费，尚未完全变成即时的片刻娱乐，仍然与社会交往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其五，在“非主流性关系”这个分类中，多数性关系都与亲密消费存在显著的相关。这再一次说明：虽然亲密已经被一些男性给消费化了，但是仍然没有彻底脱离双方的人际关系。反证则是：被标榜为排除一切人际关系的“一夜情”，并没有对亲密消费产生显著的影响。

总结起来笔者可以得出两个基本认识。其一，亲密消费主要是目前中国社会上层男性的需求与实践；其二，男性的亲密消费仍然处于从“关系至上”到“亲密独立”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

3.2.5 女性在亲密消费中的缺席

在笔者三次全国调查的女性样本中，总计只有1.0%接受过异性全身按摩，只有0.8%接受过“三陪”服务。这种女性的缺席究竟是因为她们没有需求，还是因为没有条件与机会？可惜由于样本量过小，笔者不应该进行任何深入的统计分析，只能留待定性研究的突破。

但是女性有过跳舞消费的比例在三次调查中总计占到12.6%，因此笔者足以进行分析而且把结果放在表3—7中。

第一，从表3—7中可以看到：女性的跳舞消费与接受异性全身按摩和接受“三陪”这两个活动不存在显著的相关。也就是说，从发生率与内部结构这两个视角来看，亲密消费这个整体的概念仅仅适用于中国男性。

第二，笔者所列举的所有五类社会因素（年龄、上学程度、职业与收入等级、城乡差异与城市大小、婚姻状况）都与女性的跳舞消费显著地相关。总的来看，更高阶层的女性与最低阶层相比，跳舞消费的发生可能性增加最少90%到最多2.5倍。这表明，是否有过跳舞消费是女性内部的社会阶层的一种划分标准与标志。

第三，女性在社会交往方面的五个变量，都与跳舞消费显著地相关。这表明，女性的亲密消费更多地具有通过消费来实现社交的性质。

第四，女性的亲密消费，与任何一种非主流的性关系都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换言之，女性所消费的其实就是亲密本身，基本上并不朝向“性”发展而去。

3.2.6 亲密何以被消费？

亲密为什么能够被消费

笔者分析发现，当事人在日常生活中需求社交，不仅与亲密消费，而且与各式各样的非主流性关系的发生，都出现了显著的相关关系。

对于这种生活现实，目前主要有两种理论解释。其一是需求产生供给的经济学理论，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其二是消费化理论，认为由于万物皆可消费，亲密自然也不例外。可是这两种理论都显得过于宏大与笼统。

亲密是一种人际关系中的生存体验。在传统上，它被认为只能从非商业的人际关系中，而且运用非商业的手段来获取与维系。所谓“金钱买不来爱情”说的就是这一特质。那么，亲密消费的当事人究竟是如何克服“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尴尬，从商业化的租购行为中去获得亲密的享受呢？

北京一带自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在男性中流传一个描绘“三陪”服务的顺口溜：“‘小姐’摸摸先生的手，先生的心儿在颤抖；先生摸摸‘小姐’的手，二百块钱她拿走；回家摸摸老婆的手，就像左手摸右手。”这里面，没有性，也没有多少人际关系，却有一种亲密，而且只能用钱来换取。笔者在对于“男客”的定性访谈中屡屡听到他们的主述：“不一定都是做（性交），陪陪、聊聊也不错，花点钱也值得。”这就点出了“被三陪”的性质与意义。

笔者认为，亲密消费的兴起，标志着而且成就于中国民间日常生活文化的三大转折，而且主要表现在男性当中。

第一，亲密消费的本质是刻意追求身心的快乐，为此不惜破坏或者抛弃传统社会对于亲密所设定的种种前提与规则，也不惜为此而使用被传统文化所鄙视的租购手段。这种对于身心快乐的发扬，直接解构了从孔子到“文革”的那种以精神的“高尚”来压制肉体的“粗俗”的社会管理制度，成为中国整体文化中快乐主义日益兴起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

第二，传统上，亲密消费与性具有相当密切的联系。但是在最近20年来的生活实践中，中国人却日益把亲密从性的范畴中剥离出来，赋予亲密越来越多的合理合法的色彩与隐义，从而躲避了目前中国严格的禁娼制度。恰恰因此，它们才可能层出不穷而且欣欣向荣。这就是民间文化在与官方主流文化的持续博弈中，日渐采取攻势的重要方面之一。

第三，亲密消费的兴起与发达，离不开社会管制力量的步步“退让”。本书无意去探讨其中的种种机制，只希望指出：曾几何时，三种亲密消费活动都曾经“被非法”过。如果没有让步或者说宽容意识正在日甚一日地弥漫，亲密消费怎么可能“蒸蒸日上”呢？

消费主义：祸兮？福兮？

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最近中国学术界也开始有年轻的研究者在批判消费主义对于性的损害。从学术多样化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好事，但是运用这个理论的前提必须讨论清楚。

第一，在事实判断的层面上，所谓的消费主义究竟覆盖了中国总人口的多大比例呢？即使仅仅看那些身家过亿、购买了全世界大约一半奢侈品的中国富人阶层，他们那是消费还是“炫富”？是享用还是“挣面子”？是自用还是用于贿赂？更何况中国整体上长期陷于消费不足的经济泥坑之中，还有相当比例的人口每日人均消费不足1美元。在这样的情境之中，把消费主义作为社会主流来批判，岂不是无的放矢？

第二，从价值判断的角度来看，在全世界的历史上，消费都建立于自由的市场经济之中，都意味着人与人的平等和个人行为的独立。因此“消费至上”的思想自从一出现，就不断地侵蚀封建等级制度，不断地消解专制权力，不断地质疑“性的精神禁欲主义”，最终推动了20世纪发达国家的性革命。可是，目前的中国达到这样的发展阶段了吗？现在批判消费主义，是否为时过早？

第三，从发展判断的视角来看，消费主义以及它背后的商业主义，其实足以在今后几十年的中国，为“全性”做出许许多多其他人（包括笔者自己）无能为力的善事。最典型的就是：青少年是如何得知避孕套（安全套）知识的呢？最主要的并不是学校的性教育或者预防艾滋病的教育，也不是家长或传媒的宣讲，而是每个超市里都堂而皇之地摆放着的、看得见摸得着的避孕套的实物。再例如，几乎所有的大网站都是营利性质的，人们可以从中获得很多与“全性”有关的信息。尤其是，商业力量把这些活动搞得铺天盖地、无孔不入，这不但是“性的革命者”难以企及的，就连意识形态的规训也望尘莫及。那么，这有什么不好呢？

当然，笔者也充分注意到，对于那些已经有足够的资格来奉行消费主义的中国人来说，它确实是一种新的社会控制的手段，会从另一个方面压制人们精神生活的自由发展。只不过笔者在两害取其轻的策略考虑下，暂不多谈。

3.2.7 按摩风行中国的性文化意义

按摩属于“身体产业”，就是靠满足消费者对于身体的想象与欲求来赚钱。

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按摩日渐风行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最开始是“洗头”，然后是“洗脚”,90年代之后叫做“足疗”。与此同时发展的是异性全身按摩，全然没有性色彩的叫做“保健按摩”或者“中医按摩”，那些包括“打飞机”（女为男手淫）的则往往叫做“推油”，那些包括口交（“口活”、“口爆”）的则有许多隐蔽晦涩的、往往是地方性的称呼，其服务内容也大相径庭。有些按摩实际上包括插入式性交而按摩仅仅是其前奏，但是往往用“全套服务”或者“一条龙服务”这一类的隐语来表达。时至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结束，中国的形形色色的非医疗异性按摩已经蔚为大观，堪称全球首屈一指。

这是中国特有的真问题，也是中国学者尚未注意到的本土宝藏。它至少蕴含着三个方面的巨大意义。

第一个方面，异性全身按摩极大地扩展了中国人对于“性”的概念。这也可以分两个方面来看。

其一，在外延上，中国人历来相信“生殖器中心论”与“唯插入论”，似乎只有阴茎插入阴道才是性。可是在异性全身按摩中，感受可以来自生殖器以外的全身任何部位，而且可以仅仅来自异性的温柔与亲密，而不是异性的性器官，也不是直接的性刺激。这就促使中国人逐渐开始明白1974年国际上发表的对于“性系统”的新认知：性的载体和感受器官不仅仅是生殖器，而是全部皮肤，尤其是皮肤与黏膜的结合处。结果，中国人的“性”也开始“身体化”（全身化）了，不再是“器官式”（局部式）的。

其二，由于外延的扩大，中国人的“性”的内涵也就不得不扩大了。中国人（尤其是男性）此前总是把性高潮视为性的唯一感受。现在，异性全身按摩所带来的舒服与亲密也被纳入了性的感受与性的内涵，否则人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短短的十几年间，收费不菲的按摩业居然能够如雨后春笋般遍布中国城乡？

总之，中国人的“性”出现了全新的定义与意义。这才是中国人的看不见的真正的性革命。

第二个方面，中国的各式各样的按摩，基本上都打着“中医”、“治疗”或者“保健”的旗号，但是也基本上并不包含推拿与正骨这两个传统内容。最典型的就是“足疗”。无论它多么牵强附会于经络学说，但是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它只不过是获得身体“舒服”（爽）的新奇手段之一。

这就是“中西结合”，表明一切新的快乐与享受都不得不植根于最古老的传统，才可能争取到最广阔的大众认同与现实市场。进一步说，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还无法更迅速地接受赤裸裸的性的快乐主义，只得用“舒筋活血”的传统思想武器来遮遮掩掩。

第三个方面，中国政府从1993年就开始严禁异性按摩，而且不论是否全身的，都禁止。但是十几年下来，这个禁规早已被人们抛于脑后，知之者甚少，甚至大多数人都不相信曾经有过这一法规。这不仅从政治与法律的层面上，反映出社会管理者与生活实践者之间博弈的历史进程，而且雄辩地证明了：中国的性革命其实是中国人自己的选择，是逐步走向快乐主义的康庄大道，只不过理性色彩不那么浓厚而已。

以上的论述实在是挂一漏万。笔者近年来日益深刻地体验到，一心一意地研究“异性全身按摩风靡全国”这样的中国格外突出的社会现象，才是中国性社会学学者的安身立命之本，才具有使中国性社会学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唯一可能性。可惜笔者只能把这个任务托付给后来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