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讨论：性制度的情感动力

2.6.1 情感动力辨析

说的是什么？

性的制度就是：一个社会中所有那些足以使个体遵从之的关于性的一切规定。它既包括整个法律体系，也包括风俗习惯，还包括那些已经被内化了的“良心”。

那么，一个社会的性制度究竟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呢？人文社会科学的几乎所有学科，每个学科之内的几乎所有学派，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当代中国人影响最大的主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发展学说、普世价值的人权学说、经济学的利益驱使学说、女性主义的男权中心学说，以及社会学里的所有学说。

在林林总总的学说的背后，其实都矗立着一个假设：人类是出于明确或者含糊的理性，才构建出社会制度的大厦。

可是，对于“全性”这样一种身心融合的现象来说，理性真有那么大的比重吗？人们在构建“性制度”之时，就没有强烈的感受、冲动和激情吗？否则，怎么会有人提出“万恶淫为首”（比杀人还要罪恶）这样违反基本理性与现实利益的制度设计呢？这，来源于笔者所命名的“情感动力”，就是推动人们去制定某种社会制度的非理性的、往往并未涉及直接利益的那些心理感受与情绪发泄的需求。性方面的种种道德义愤就是最实际的例子，而且往往强于任何其他方面的情绪，就好像激情杀人总是多于预谋杀人一样。

当然，情感动力并不排除任何其他原因的存在。笔者只不过是希望拓展视野，争取一览无余。

怎样构成的？

情感动力首先需要有一个能源。它最可能来自“良心”，就是人们误以为是自己自觉积累和主动选择的那些道德倾向。例如有的人一说到青少年的性行为，第一反应就是而且永远是“救救孩子”。

情感动力还需要有一个靶标，最佳选择就是把某些现象加以“危害化”甚至“致命化”。例如，尽管并不总是造成悲剧，但是总有人非要把“小三”（“第三者”）夸张为灭顶之灾。

情感动力需要一个合理化的假设，以便为自己获得正当性。例如“亲情自卫”，其实就是假设亲情是所有人最珍视的情感，因此直接挑动它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道德义愤。

由此，情感动力也就需要划定和加固一个“自卫圈”，就是通常所说的“道德底线”。它可以是纯粹精神的，也可以是身体的或者行为的。例如，中国目前的年轻男女在城市生活的人际交往中，都会意识到双方存在一个“性的安全距离”或者“不可触碰的部位”。

可是这仍然不够，情感动力还需要一种转变策略，以便在面临困境的时候及时地迂回进攻。这方面最典型的实例就是：在某些社会势力主导下的预防艾滋病的运动中，一旦直接宣传禁欲主义不灵了，就马上祭起“健康”或者“卫生”的战旗，而且往往得以瞒天过海。

最后，情感动力还需要具有自我激励的机制。这方面最常见的就是筑起封闭的信息循环系统，远离现实，闭目塞听，煽情压倒一切。中国人应该很熟悉这种做法，就是文革中的“洗脑”和时下的“传销培训”的那一套。

造成了什么？

情感动力绝对不会仅仅满足于亲情劝告或者街谈巷议的程度，它必然直接或者间接地、或明或暗地、或强或弱地作用于一个社会的性制度的构建。即使是在一人一票的民主社会中，即使是对于那些极度宽松的性制度而言，情感动力也仍然是其主要来源之一。

中国的性制度里有许多逻辑混乱的内容，常常令人惊叹：这怎么想得出来？关键就在于其中的大多数并不是理性思维的产物，甚至连利益的博弈都不是，仅仅是一种情绪的宣泄或者道德的呼叫。在本书下面的各个章节中，只要有可能，都会涉及与论述这方面的情况。此处仅举两个最为人所熟知的例子。

其一，禁止一切色情品，而且拒不实行成年人的分级制。这里面没有道理可讲，就是出于对“黄”的道德愤怒，哪怕由此带来了警察夜闯民宅去抓“夫妻看黄”的恶劣案例，也依然故我。

其二，反“小三”、反“二奶”本人。尽管这种活动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支持，但是已经作为社会的主流现实，成为性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尽管其主张者中也不乏讲理之人，但是主要成员却仍然出于各种激烈情绪的驱使，例如恐惧“妻离子散”、仇恨“夺人所爱”、嫉妒“以貌诱人”、鄙视“乘虚而入”、厌恶“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还有因为“白头偕老”的理想破灭而痛不欲生，等等，不一而足。

当然，情感动力也不完全是负面的。近年来中国民众中方兴未艾的同情“小姐”、宽容“同志”等潮流，也主要是来自于各种美好与善良的情感，而且随着其日益强烈，终有一天也会构建出性制度的改革。

2.6.2 恐慌中的逻辑错误

最近这些年来，社会上对于中国人的性之变出现了很大的恐慌，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恐慌的人们常常夸大事实，觉得中国已经乱套了，甚至是一塌糊涂了，因此也就夸大了性之变对于自己的威胁。

第二，恐慌的人们往往把对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不满，转移到或者集中到性的方面，把性作为宣泄口。

第三，大众传媒总是倾向于炒作各种与性相关的热点，总是倾向于按照传统道德来导向。尤其是互联网所提供的空前广阔的言论空间，使得人们获知了大量极端情况与特殊见解。这就至少在一部分人中，放大了性的恐慌。

但是恐慌的最深刻的原因，还是来自人们在推理中不知不觉地出现了逻辑的错误，例如很多人之所以反对非主流的、边缘的或处于少数地位的性关系与性行为，是因为这样的理由：如果人人都这样做，那么世界岂不是要崩溃了？

这种“无限制的推理”，违背了“假设不能作为推理的前提”这个逻辑学的基本原理。

中国古代有这样一个寓言：张三拿着一个鸡蛋走在街上，李四把鸡蛋撞掉了。张三要求李四赔他一百两银子，理由是：这个鸡蛋可以孵出鸡，鸡又可以下蛋，蛋又可以孵出鸡。如此循环往复，要你一百两银子真的不算多。

在日常生活中，人人都知道这非常荒谬，却很少知道，张三的错误在于：他的这个鸡蛋可以孵出鸡，这仅仅是一种假设，还没有成为现实，因此他后面的一切推理就都是错误的、不能成立的。换言之，每一步推理都必须建立在事实已经发生的基础之上，而不能仅仅根据“如果”来推导出结论。

可是在中国，只要涉及性，尤其是那些非主流的性，不知道有多少人都在说：“如果人人都这样做，那么就会如何如何。”其中的谬误就在于：“人人都这样做”本身就仅仅是一个假设，实际上绝对不会出现，这才是事实，才是推理的前提条件。因此“就会如何如何”这个结论，根本就是臆造。

笔者早在80年代就这样调查过：你认为“黄”会毒害人吗？几乎所有的人都回答：会。可是再问：那么会毒害你吗？这些人又几乎都回答：不会。这就说明，人们其实知道并不存在“人人都这样做”这个事实，只不过在推理的时候，在议论别人与社会现象的时候，给忘记了。

这就是对于性的社会恐慌得以大行其道的运行机制。它已经不是道德判定的问题，而是思维水平的问题。笔者愿意这样警醒人们：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曾经说过：日本人的精神年龄只有12岁。那么，用“如果”来推理的人又该是几岁呢？

2.6.3 宽容还是冷漠？

为了对抗情感动力，人类社会在历史上曾经绞尽脑汁，甚至可以说，一切社会科学都是来源于而且被推动于这种对抗所需要的理性。可惜，理性屡战屡败。否则当今世界上就应该是：虽然有人会发动战争，却没有人愿意去参加战争了。反过来说就是：一切以情感动力来对抗情感动力的做法，都只能给双方以及一切相关者带来灾难。

也许是中国人民在“文革”中的惨痛遭遇被潜移默化地传承下来了，也许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很少能够进行理性选择，所以在最近十年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冷漠而不是宽容来对抗任何一种情感动力的挑逗。

这个问题困扰笔者已久：现在这种从统计数字上看起来很美的年轻人对于各种非主流性行为与多元性别的更加开放的态度，究竟是一种宽容，还是一种冷漠？

笔者认为，所谓的宽容应该是：我知道你与我不同，我也并不打算学你，甚至我认为你是错的；但是我不歧视你，也就是不把你划为异类，不搞区别对待。所谓冷漠则是：你跟我没关系，我根本就不打算了解你，更不可能关注你，所以谈不到歧视不歧视的问题，你仅仅是根本就不存在而已。

笔者强烈地感觉到，现在至少在一部分年轻人中间，冷漠远远多于宽容。

这种感觉有文化变迁上的根据。自从80年代以来，中国人在私人领域与私人空间中，不可逆转地获得了几何式增长的自由。这是笔者多年来一直论述的“性革命”的根基。但是反过来看，这也给人们带来了无从选择的迷茫、陌生人社会中的孤独以及逃避自由的冲动。笔者多次听到年轻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现在还不如包办婚姻呢。被人包办，我还可以有一个对象；自由恋爱了，我却连一个都没有了。

这应该是中国人走在历史进程中所出现的无解的烦恼，怀旧无用，超前也无途。这引发了广泛的冷漠，但是却绝不应该归咎于所谓“一盘散沙”的文化传统，而是长期禁绝社会构建的恶果。独生子女比例的剧增更加恶化了这一情况，“唯分数论”的教育体制雪上加霜，再算上人口空前的流动，中国想不如此都难。

冷漠也绝不是所谓“个人主义的产物”，因为恰恰在那些被妖魔化为“人人自私自利”的发达国家里，公共精神远远强于别的地方。反而是这种社会状况容易产生如此普遍和如此深刻的冷漠，那就是故步自封的制度所带来的“社会溃败”。

这种可能愈演愈烈的冷漠，其实给那些负面的情感动力扫清了道路，成为近年来在性方面出现“回归传统”思潮的必要条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