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性的心虚

众所周知，性行为的发起与持续不仅是生理功能的问题，更是性的自信心强弱的问题。为了考察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表现，笔者特别写作本节。

2.5.1 担心自己的表现：性的心虚之一

笔者在三次成年人调查中都问道：“有些人在开始过性生活之前，就害怕自己在性生活中的表现不够好，或者不能满足对方。在过去的12个月里，您自己有这种情况吗（无论跟谁）?（1．经常这样。2．有时这样。3．从来没有这样。）”

结果，在那些有性生活的男女中，笔者得到这样一个发现。

女性担心自己在性生活中的表现不好的比例，从2000年的不足1/3剧增到2010年惊人的47%（p=0.000）。或者说，到2010年的时候，在有过性生活的中国妇女中，有将近一半的人是忐忑不安地投入其中的，而且比男人中的这种情况还稍微多一点（大致趋势见图2—17）。这不但出乎普通人的想象，也超出了笔者的预计。

具体情况如下表：

在男性中，担心自己表现的人从2000年到2010年一直基本持平在45%左右。这显然是来自那种男性在床上必须“能征惯战”的传统神话所造成的焦虑，而且在21世纪仍然阴魂不散。

2.5.2 女性心虚的增加：弱者的标志，还是革命开始？

那么中国女性为什么会如此心虚呢？笔者把三次调查的数据合并起来，不包括非完全异性恋并且控制了社会因素的作用之后，得到了表2—9中的分析结果。

从表2—9中可以看出三个不同的相关趋势。

第一个趋势是：女性自己的各种性烦恼越多，也就越担心自己在性生活中的表现，或者害怕自己无法满足男方。

这表现为，对于“担心自己的表现”发挥了最显著作用的那些因素，几乎都来自女性的性烦恼：无法达到性高潮、性生活中疼痛、阴道干涩、假装性高潮、性生活中觉得耻辱、觉得性生活脏、有过不情愿的性交。有这些性烦恼的女性的担心比例达到1/2到2/3，而且发生担心的可能性比没有这些烦恼的女性增加了41%到4.1倍。

第二个趋势是：男方对女方的某些体贴反而造成女性的自卑与愧疚，增加了女性担心自己的表现的可能性。

这个趋势的最典型表现就是：男方首先爱抚女方而且很充分，这本应该是双方爱情深厚的体现，但是在讲究“知恩图报”的中国传统的影响下，女方很可能反而因此更加担心自己会在性生活中表现不好，无以回报男方。如此一来，那些一点也不首先爱抚女性的男性，反而使得女性解除了报恩的负担，担心自己表现的可能性也就降低了51%。

这种趋势还表现为：如果双方在日常生活中相互亲昵，那么反而增加了女性的担心；如果女方从不勉强男方或者男方不会性技巧，那么女性也就很少产生亏欠对方的愧疚，也就减少了女方的担心。

以上两个方面，都是同样的报恩心理在发挥作用。

第三个趋势是（统计表格从略）：中年的、住在村镇的女性，担心的可能性更大，增加31%到一倍。

这可能主要是因为前两种趋势对这样的女性所发挥的作用更大一些；也可能是由于农村的中年女性刚刚开始了解到“现代化的”性技巧，倍感冲击；还可能是这样的女性对于究竟什么才叫“表现好”的理解发生了历史的变化：正在从传统的“顺从就是表现好”走向“女人也需要性技巧”。

当然，如果从中国性文化的总体变迁的视角来看，女性越来越担心自己的表现这种情况，可以从完全对立的两个方面来解释。

一种解释是：这反映出中国女性在性生活中仍然处于“二等性别”的屈从地位。这或者表现为还不敢于坚持自己的特性，还必须服从男方的要求；或者表现为还陷于对男方的感恩之中而无法自立；或者是由于被忽视，所以自己的性烦恼还很多，而且难以解决。总之，女性仍然是性的弱者。

另外一种解释是：女性之所以会担心自己的表现，恰恰是因为她们至少已经知道了还有更高的目标，而且认为自己应该去争取。这是“成长中的烦恼”，与中国传统中那种消极、被动、冷淡的女性相比，这恰恰是女性的性革命的开始。

孰是孰非，读者当可自断。

可是，笔者要提请大家注意，两个存在着显著相关关系的现象之间是互为因果的。如果读者把笔者上述的论述反过来解读，那就更加全面了。通俗地说就是：恰恰因为中国女性还存在着“性的心虚”，所以她们遇到更为严重的性生活烦恼，性关系烦恼的可能性才显著地增加了。

2.5.3 幻想与别人做爱：性的心虚之二

笔者在三次调查中都询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有些人，在性生活的过程之中，幻想着自己是在跟另外的人过性生活。在过去的12个月里，您有过这种情况吗？（1．经常这样。2．有时这样。3．从来没有这样。）”

图2—18说明，从2000年到2010年，男性在性生活中幻想别人的情况非常显著地增加了，而女性的这种情况却仅仅是在2006年剧增了，到2010年却基本持平。

具体情况如下表：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笔者对三次被调查者中的夫妻分别进行了如下的分析。对男性的分析见表2—10。

表2—10清楚地表明，对于丈夫发挥最显著作用的因素可以归结为四类。

第一类是增加可能性的因素（表中的第1行）。如果夫妻曾经打过架，那么丈夫在夫妻性生活中幻想别人的可能性就增加了53%。

第二类是夫妻性生活中的7个因素（表中的第2到8行）。它们都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既可能是这些方面的情况不好增加了丈夫幻想别人的可能性，也可能是由于幻想别人而增加了性生活不良状况的可能性。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丈夫的性交频率从最低到最高，幻想别人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60%。反过来看则是：幻想别人最多的丈夫，夫妻性交的频率也就显著地增加了。这可能与人们通常的认识相反。这可能是因为丈夫的这种幻想表明他的性的想象能力更为强大；也可能是因为这种幻想对他的心理刺激更为强烈；还可能是因为只有把妻子幻想为别人，这些丈夫才能高频率地过性生活。

第三类是夫妻双方有婚外恋的可能性（表中的第9到11行）。这三个因素使丈夫幻想别人的可能性增加了36%到45%。

第四类是减少幻想别人可能性的4个因素（表中的第12到15行），减少的幅度达到27%到52%。这四个因素其实都是夫妻爱情的专一程度的表现，其中的“不喝酒”与“从不社交”其实就意味着减少了发生婚外恋的可能性。

以上分析中最重要的发现是否定了丈夫世界中的一个神话。许多丈夫都在宣扬：“幻想与别人性交”这件事情其实并不表明丈夫真的“花心”，而是自我心理刺激的手段之一，不但无可厚非，甚至必不可少。但是笔者的分析结果却表明丈夫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反而呈现为“情有所移，心有所动”或者“心有所动，情有所移”。以上笔者对于第三类和第四类因素的分析就可以充分地证明之。

妻子的情况可以分为三类（见表2—11）。

注：6030位有性生活的妻子；单位=283；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是否流动人口、城乡差异、职业与收入等级、调查差异。

第一类是夫妻是否有过婚外性行为。如果妻子自己有过，那么她幻想别人的可能性就会增加2.2倍之多。如果丈夫有过婚外性，那么妻子幻想别人的可能性也会增加77%。

第二类因素是夫妻性生活中的6个方面，但是与丈夫的情况大相径庭。丈夫在意的是性交的次数多了或者少了（表2—10中的第6行与第7行），而妻子注意的却是性交时间的长短。如果妻子觉得时间太短，那么她幻想别人的可能性就会增加50%。此外，妻子如果觉得性生活本身就脏，其幻想别人的可能性也会增加45%，而丈夫却没有这种情况。

影响妻子的第三类因素是那些减少幻想别人的可能性的情况，这些也是丈夫所没有的。如果妻子觉得自己的生活非常愉快或者比较愉快，那么她幻想别人的可能性就会减少37%。

如果可以从总体上比较丈夫与妻子的差异，那么丈夫的“幻想别人”更多地倾向于一种真正的凭空幻想，而妻子则更加可能是现实的映照。

2.5.4 假装性高潮：性的心虚之三

笔者在三次问卷中都提问道：“有些人为了使对方满意，就假装自己达到了性高潮。在过去的12个月里，您这样做过吗？”

表2—12首先表明，有销多于1/3的中国妻子曾经假装过自己达到了性高潮，而且三次调查的结果没有显著的差异。这就是说，妻子在性生活中讨好丈夫的情况，在整个中国日益性化的大背景中并没有得到显著的改善。

可是大概最令人惊讶的是，居然有1/4上下的中国丈夫也报告说，自己曾经假装过达到性高潮，而且也是三次调查没有显著的差异。这实际上就基本排除了抽样误差与被调查者撒谎的可能性。

那么，丈夫如何假装性高潮？

在笔者2000年的调查结果公布之后，就有一位女学者问道：“男人怎么可能假装自己达到性高潮呢？”看来她是把性高潮等同于射精了。但是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因此笔者在2010年的问卷中追加了一个这样的提问：“作为一个男人，您是怎么假装自己达到性高潮的？可以选择多个答案，您认为哪几个是，就选择哪几个。”结果，总共有524个假装过的丈夫回答了这个提问。备选答案与回答情况如下（不加权，由于是多选题，因此各项相加大于100%）：

（1）发出声音，22.1%

（2）加大动作，34.4%

（3）假装射精，7.4%

（4）故作疲劳，8.6%

（5）终止动作，11.1%

（6）告诉对方完事了，9.5%

（7）另外的方法，2.7%

（8）以上都不是，2.7%

（9）我说不清，25.6%

回答情况表明，发出声音与加大动作是最主要的假装的办法。

至于那1/4的“说不清”的丈夫，笔者无法给出很好的解释，只能推测他们至少是试图假装性高潮，可是也没有什么惯用的或者有效的方式，因此才会连自己也说不清楚。

回到“怎么会有这么多丈夫假装性高潮”这个问题，笔者只能做出最初步的推测。

其一，由于“大男子主义”或者“男尊女卑”的传统，丈夫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达到性高潮就是没有“镇住”妻子，或者是自己很没有面子。

其二，由于近年来中国夫妻日益平等，丈夫可能觉得假装性高潮可以回报或者补偿妻子。

其三，经典的性学有意无意地传播了一种不符合实际生活的“性知识”：男人应该（甚至必须）每次都达到性高潮。丈夫自己或者妻子认同了这一说法，结果迫使一些丈夫不得不假装自己“社会地合格”。

除此之外，可能还有许多解释，只不过需要后继者更多地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来揭示。笔者的这一发现的主要意义是打破了“男人在性生活中有霸权”这个刻板印象，揭示出男人脆弱或者无奈的一个侧面。

从“论方法”的角度来看，笔者得到的这一数据充分揭示了问卷调查固有的缺陷，就是不可能用来发现任何未知的情况；但是也提供了发展的可能，就是应该运用主体建构的视角来设计问卷。

2.5.5 壮阳与滋补：中国性文化的“伟哥”

在“恐阴主义”传统的笼罩之下，中国人对于广义的性的滋补品的迷信与崇拜源远流长，经久不衰，至今犹存，男性尤甚。

笔者在三次全国调查中都是这样询问的：“现在，许多食物、营养品、补品、药品（以下通称滋补品）都可以‘壮阳（补阳）’或者‘滋阴（补阴）’。在最近的12个月里，您吃过其中的任何一种吗？”

在2000年的调查里，男性中9.2%的人吃过滋补品，女性是5.4%；在2006年男性为12.0%，女性是7.5%；到2010年，男性中是11.8%，女性是7.0%。无论男女，三次调查之间的差异均未达到显著水平。也就是说，最近10年以来，男性吃过的比例保持在11%左右，女性则基本上是7%左右。

尤其令人惊讶的是，2010年在14到17岁的少年中，居然也有9.7%的少男与10.5%的少女吃过滋补品；而且吃过的少女不但比少男多，还超过了成年女性。当然，少年们吃的滋补品很可能与性无关，很可能是家长强制的，很可能不是为了强身健体而是为了应付考试，但是这恰恰说明少男少女的社会压力并不少于成年人。

那么都是什么样的人在吃滋补品呢？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从略）可以看到，在三次调查的成年男性中，自己的性烦恼每增加一种，吃滋补品的可能性就增加41倍之多，这构成了最为显著的影响因素。这表明，当今的中国男性在遇到性烦恼的时候，仍然具有比较强烈的“中药情结”或者信奉“滋补万能论”。

影响力其次的因素有：从来不外出过夜的男性，吃滋补品的可能性增加9倍；居住在县城或者县级市的男性吃滋补品的可能性增加8倍；整体健康状况不那么好的男性则增加6.5倍。也就是说，这样的男性才更加可能在遇到性烦恼的时候去求助于老祖宗传下来的理念与方法。

2.5.6 不是“肾虚”而是心虚

性方面的“心虚”是一个古老而又新兴的社会现实，而且居然涵盖了大约一半的中国男女；滋补品则是一个古老而又新兴的文化产业（由文化生产出来的产业），已然造就了一个无比庞大的市场。这两者都来自中国独特的“阴阳和合”的传统文化，又都生产着21世纪具有中国特色的性方面的“焦虑文化”。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很少能够见到这样的奇观。

这种情况密切地联系于21世纪以来中国出现的“养生热”，而后者更是一个古老而又新兴的世界观。它是彻头彻尾的现世主义，既不关心自己从何而来，也不考虑去往何处，“好死不如赖活着”，根本不管生命有什么意义。可是这种文化又是新兴的，是“P民主义”生活方式的体现。当然，不管笔者喜欢不喜欢，它也是当代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

在这样的文化发展背景下，中国相关研究的视角与概念如果要从性（sex）走向“全性”（sexuality），一方面必然是长路漫漫、险象环生，另一方面则是急如星火、时不我待。笔者之所以把这些现象列入调查内容，就是试图把它们纳入目前西方学者相对贫乏的“全性”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以期回报国际学术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