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性欲望的主体建构

在21世纪的最初10年中，中国人民越来越喜欢性、重视性、寻求性，也就越来越多地从“性福”中汲取到幸福。“我爱故我在”的情况日渐普及。

2.2.1 日益增强的“性趣”意味着事业成功

在调查问卷中笔者是这样询问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也会想到性生活方面的事情。在过去的12个月里，您多长时间想到一次‘性’呢？”备选答案是从一天几次到一直没有想过的6个等级。

同时笔者还询问：“有些人对性生活不感兴趣，或者不想过性生活。在过去的12个月里，您有过这种情况吗？”备选答案是从过去12个月一直不感兴趣到一直对“性”感兴趣的4个等级。

然后，笔者把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进行聚类分析，就得到了弱、中等、强这样三个档次的“性趣指数”。其中的“性趣”强，相当于在调查之前的12个月里一直对性生活感兴趣而且至少每周都会想到性的事情；“性趣”弱则表示过去一年中有两个月以上对性不感兴趣而且半年以上才“想性”一次。“性趣”中等则是处于两者的中间状态。

笔者用“性趣指数”来考察最近10年来的变化，发现中国人的“性趣”不可逆转地增强了。这就是中国的性革命已经成功的重要证据之一，表明中国人从性的根本上日益开放。

图2—6表明了一种男强女弱的大致趋势。按照本质论的社会生物学来说这是天生的，可是按照建构主义的性别研究来看则是社会文化的历史使然。笔者当然更相信后者。

具体情况如下表：

人们常常以为越是年轻的人“性趣”也就越强。可是实际上，“性趣”强者在30到39岁的人里最多，多于18到29岁的人；到了50岁以后就急剧降低。因此，民间所说的性欲的“三十如狼，四十如虎”还是有生活根据的。请看图2—7。即使只分析那些有过性生活的人，在男性中也是同样情况；在女性中则是18岁到39岁基本持平。

人们通常没有意识到：上学程度与“性趣”强的人的比例呈现出正比的趋势。大致趋势请看图2—8。

人们也很少注意到：“性趣”的强度随着自己的社会地位的提升而增强，在低阶层的男女中，“性趣”强的人只占25.7%，在中等阶层中上升到34.9%，在高阶层中则达到42.6%。

这些都表明，对性具有强烈的兴趣，这是成熟、成才和成功的表现。

2.2.2 性欲的自信心与美好的性生活相互建构

笔者在2010年的调查问卷中问道：“有的人认为自己的性欲比别人强。您自己也是这样吗？（1．肯定比别人强。2．可能强一些。3．也许比较差。4．肯定比别人差。）”

笔者还询问道：“性欲强，您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1．完全是好事。2．是比较好的事。3．有些坏。4．完全是坏事。）”

笔者把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汇总起来，就形成了“性欲的自信心强度”。最低是-4分（认为自己的性欲肯定比别人差，而且性欲强不是好事），最高是4分（认为自己的性欲肯定比别人强，而且性欲强是好事）。统计结果中出现了以下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

男性在性欲方面的自信心是女性的5.2倍。自信心最强的不是最年轻的男女，而是30到39岁的人。他们比50到61岁的人强3.8倍。性欲自信心与上学程度是正比例的趋势。社会地位最高的男女的自信心也最高。一言以蔽之：对于自己的性欲充满自信，这是一个人充分自立与充分自我实现的表现。

性欲自信心越强，人们的性生活就越美好。自信心最强的人与最差的人相比，高频率性生活的比例提高55个百分点，日常生活中的亲昵增加19个百分点，充分爱抚增加12个百分点，生理满足增加18个百分点，心理满足增加10个百分点，自己经常有性高潮的人增加39个百分点，对方经常有性高潮的增加13个百分点，性技巧的种类多1.7种；负面因素则大大减少：勉强对方过性生活减少18个百分点，肮脏感减少23个百分点。

总而言之，中国人对于自己的性欲强度的自信心，来源于日益美好的日常生活，也会推动自己的性生活更加美好。

2.2.3 性压抑来自被强化的性期望

在2010年的调查问卷中笔者还问道：“在最近的12个月里，在‘性’方面，您有过觉得压抑、焦急、不痛快的情况吗？”备选答案和统计结果见表2—1。

首先，令人惊讶的是，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男女或多或少地觉得自己有性压抑，而且是发生在21世纪，发生在许多人认为“性已经乱套了”的这个时代。可惜笔者在2000年和2006年的调查里没有询问这个问题，因此无法判断在最近十年里性压抑是不是越来越多。

其次，男性的性压抑多而女性少，这并不仅仅是来源于生理差异，更是来自男性的性期望远远高于女性。因此可以推测：男性的性压抑更主要地反映着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女性的性压抑更少，其实是表明她们的期望不高。

男女的差异还表现在年龄上（见图2—9）。男性是18到29岁的人里面觉得性压抑的人最多，而女性则是30到39岁最多，很可能是因为孩子跟她们住在一起，客观上抑制了她们的性生活。

这提醒人们，虽然那些30到39岁的在婚（含同居）者的性生活理论上是有规律的，可是恰恰在他们中间，感到性压抑的人最多。这也许是由于中国人的婚内性生活的质量尚且有待提高，也可能是由于婚内性生活提高了人们的期望，还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人们对于“性压抑”有着不同的理解。

性压抑主要由于身心两方面的健康欠佳。这表现为以下几点（均为显著差异）。

在生理健康很好的男女中的人有性压抑只有31.5%，而不太好的人里却高达57.1%。

从心理健康来看，“怕老”是造成性压抑的主要原因。在不怕老的男女中，只有32.5%的人感到过性压抑；在有些怕老的男女里为38.6%；在比较怕老的人里为44.9%；而在非常怕老的男女中则高达48.8%。

这其实是提醒中国的男女，保持年轻的心态，顺应生命的过程，才能有效地减少性压抑。

2.2.4 主流社会已经认同了性的价值

“性趣”、性欲、性压抑这三种情况都是性价值观的具体表现。为了更加全面地考察，笔者在2010年的调查问卷中问道：“总的来说，您认为，性很重要吗？（1．很重要。2．比较重要。3．不太重要。4．非常不重要。）”

中国人认为性比较重要和非常重要的人已经占到约3/4（75.4%）；在男性中高达82.9%，在女性中也有68.5%。同时，上学程度越高的人和社会阶层越高的人，也就越认为性是重要的（大致趋势见图2—10、图2—11）。这说明：中国社会的主流已经充分认同了性的宝贵价值，或者说，性已经堂堂正正地跨入社会的主流。

对于个人生活来说，越是认为性是重要的，自己也就越“性福”（双因素分析，均为显著差异）。那些认为性很重要或者比较重要的男女，经常日常亲昵的人增加19个百分点，每周有两次以上性生活的增加29个百分点，性生活之前充分爱抚对方的增加9个百分点，自己生理满足的增加16个百分点，使用过的性技巧种类则增加1.8种；负面的效果减少了：勉强对方过性生活的减少11个百分点，有羞耻感的减少12个百分点，有肮脏感的减少23个百分点。

最显著的是：认为性重要的人的性高潮更多。男性每次或者经常有性高潮的增加26个百分点，女性则增加2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人是自己的思想的产物。如果时至今日仍然不能接受性的宝贵，那么受损失的首先就是自己。

这表明：21世纪中国人对于“全性”的欲望与渴求在增加。这可以被认为是中国人经历了“文革”的“无性文化”之后，性的全面复苏与复位的重要表现之一。笔者作为“文革”的过来人，感触尤深。

2.2.5 “性福”促进幸福

在三次成年人的调查问卷中都包括了关于人们在最近3个月以来的情绪是否良好的4个问题：“晚上睡觉好不好？是不是曾经感到情绪低落、心里发闷、垂头丧气？曾经无缘无故地感到疲劳吗？比以前更容易生气吗？（1．经常这样。2．有时这样。3．从来没有。）”

此外笔者还询问了一个综合的问题：“总的来说，最近12个月以来，您觉得自己生活得愉快吗？（1．非常愉快。2．比较愉快。3．不太愉快。4．很不愉快。）”

根据Logistic回归分析（从略），如果能够经常获得性高潮，那么与从来没有性高潮的人相比，睡觉很好的可能性会增加9%，情绪低落、无故疲劳和容易生气的可能性就会减少5%到12%，生活愉快的可能性则会增加12%。

如果能够在性生活中经常得到生理上的满足，那么睡觉不好、情绪低落、无故疲劳和容易生气的可能性都减少11%到13%个，生活愉快则增加18%。

如果性生活中心理上经常满意，那么睡觉不好的可能性就减少10%，情绪低落减少17%，无故疲劳减少12%，容易生气减少14%，生活愉快则增加23%。

反之，性生活中的负面情况则会减少人们的幸福感。如果性生活中有耻辱感或者肮脏感，那么情绪低落、无故疲劳和容易生气的可能性就会增加13%到16%，生活愉快则会减少6%到9%。如果在性生活中勉强对方做一些行为，那么情绪低落和无故疲劳的可能性都增加15%，容易生气增加17%，生活愉快则减少7%。

总的看来，对于人们的情绪好坏来说，性生活中的心理因素所发挥的作用，要大于生理因素的作用，甚至大于性高潮的作用。这也就是“性”这个中国象形文字所表达的意思——由心而生。

当然，统计学的相关分析都不能直接作为因果关系，因此上述分析也同样可以理解为：日常生活中的情绪好坏，也对性生活的质量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可是中国人已经熟知这个常识，笔者无须赘言。

反过来看，美好的性生活会给人们带来美好的情绪，这一点在中国的大众传媒中宣传得非常不足，因此笔者愿意用调查结果来证明一下。

2.2.6 性欲望的内部结构

在人类的性研究发展史上，早在20世纪初期，西方以赫希菲尔德、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学者就已经开创过一个性心理学的黄金时代。他们以研究性欲为中心，涉猎了至今为止几乎所有的性心理现象。

时至20世纪末叶，新兴的“全性”研究重新提出了“欲望”（desire）的概念。它已经不仅仅是经典定义中激素驱动的，行为化的，直接引发性反应、性行为与性高潮的那种生理冲动，而是更加宽泛地指称人类对于“全性”的渴求，包括对于爱、亲密、心灵享受与人格完善等等传统上被归入心理学或文化范畴的那些需求。它是主体在一定的情境中和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建构出来的。

笔者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建构出自己的研究设计与调查问卷的。此处，作为学术研究，笔者希望更进一步地探讨一下“性趣”的内部结构，也就是要分析出，在上述的各个因素中，对于性欲望的整体状况而言，究竟哪些因素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为此，笔者首先分别把2010年调查中的男性和女性的性欲望进行聚类，纳入的变量是本节前面分析的那6个：“想性”的频率、对性感兴趣的程度、性欲强度的自我评价等级、认同性欲强是好事的程度、性压抑的程度、认同性很重要的程度。然后把这个综合的性欲望程度作为自变量，分别考察上述6个因素赋值后的均值，就可以得出结论。（见表2—2）

第一，无论男女，性压抑的程度与认同性欲强是好事这两个因素，对于性欲望的整体状况仅仅发挥了很小的作用。也就是说，无论被调查者感受到的性压抑是强还是弱，都不能说明他（她）的性欲望的强度。

第二，在女性中，在性欲望的最重要的前两个因素上，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差距要大于男性之间的差距。也就是说，性欲望这个总体指标，更加适合于来考察与解释女性的情况。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在男性中，构成性欲望强度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想性”的频率、认同性很重要、认同自己的性欲比别人强。可是在女性中，作用最大的却是对性是否感兴趣。这表明，男性的性欲望主要由想与认同组成，更多地指向“欲望”中的“望”（期望），也就是他对于性有多么大的企盼。可是女性则是更多地指向“欲望”中的“欲”（需求），也就是她自己觉得，性实际上必要不必要。

笔者的以上发现，足以揭示“性欲望”这个新概念的内部结构，为中国学者使用这个概念进行深入研究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