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性的社会寿命

性伴随着人的一生，但是性的开始与结束却不完全是生理因素决定的，而是与人们所处的不同时代有密切的联系，因此笔者称之为性的“社会寿命”。

4.1.1 性成熟与社会进步相映生辉

中国人都知道，下一代人的性发育在日益提前，但是缺乏详尽的数据。因此笔者把三次成年人调查（不含少年）的结果合并在一起来看，而且只统计那些有过该现象的人，那么情况就会更加清楚。以下的“六代”的划分是按照进入青春期时（14岁）所处的年代，而不是出生的年代。纳入统计的都是已经有过该情况的人。

下面的图4—1说的是男性的情况。首次遗精的年龄、首次自慰的年龄、首次性交的年龄都提前了（p均为0.000），可是初次结婚的年龄却没有显著的变化（p=0.958）。

女性的性发育情况大体相同（如图4—2）：月经初潮的平均年龄在短短的半个世纪中降低了将近3岁，首次自慰年龄提前了大约3岁，首次性交年龄提前5岁还多一点（p均为0.000）。可是初次结婚的年龄却没有显著变化，一直保持在22岁左右（p=0.083），比法定结婚年龄还晚两岁左右。

4.1.2 性待业期在缩短：新一代的选择

进入青春期之后，男女就有开始性生活的生理条件了，但是法定结婚年龄却总是社会制度强行规定的。

笔者把从首次遗精（月经初潮）到首次性交之间的年月称为“性的待业期”。那些到调查的时候还没有过性交的人，则把他们的年龄减去青春期开始的岁数，表示他们的性待业时期还没有结束。这个指标主要是用来表示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中，对于青少年的性行为加以禁忌的强度。结果笔者发现以下两个重要情况（见图4—3）。

首先，在前四代人里，男性性待业的年数一直是6到7年，女性基本是7年多一些；可是在1980年之后进入青春期的这一代里，男性剧降为4.76年，女性6.7年；到了1990年之后才进入青春期的这一代人里，男性和女性的“性待业”时间都降低到只有约2.9岁（p均为0.000）。这表明，中国社会在最近的大约20年间，对于年轻人的性禁忌已经形同虚设了。

其次，除了第一代人和第四代人之外，女性的性待业时间都比男性更长一些。也就是说，男性在进入青春期之后就比较快地开始性生活，而女性则普遍要晚1年左右。尽管女性进入青春期要比男性早一些，但是在社会文化的制约下，她们第一次发生性交反而比男性晚一些。不过到了最年轻的这一代，男女之间的差别几乎消失了。这表明少女中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不考虑代际差异，仅仅考察21世纪以来的总人口的情况，那么在2000年的调查中，男性的性待业的平均时间是6.63年，到2006年是6.72年，到2010年则降低为5.82年。也就是前期基本持平，后期出现较大的下降。女性的情况则不同，从2000年的6.75年上升到2006年的7.59年，然后到2010年仍然保持在7.46岁，基本没有降低。

总而言之，性待业期的日益缩短，既是中国社会越来越人性化的产物，也是其象征。任何逆其趋势而动的人、事或言论，都只能以缺乏人性理念来解释。

4.1.3 首次性交：主要是实体结婚

笔者在2010年的问卷中，详细询问了所有已经有过性交的人（3127位男性和3476位女性）的第一次的情况（见表4—1）。

表4—1反映出以下几大特征。

其一，中国人的首次性交开始得相当晚，男性平均为22.50岁，女性则更晚至22.75岁。这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非当今中国莫属。至于这是光荣还是耻辱，请读者自辨。

其二，男性的63.5%和女性的88.9%其实是在中国的法定婚龄（男22岁，女20岁）过后，才发生了第一次性行为。哪怕其中有些人当时还没有结婚，但是如此之晚的性行为，人们不但不应该进行道德谴责，反而应该深表同情。

其三，在首次性交的当时，男性的约2/3和女性的约4/5其实已经确定要结婚了。随后，男性的近3/4与女性的近9/10果然结婚了。反之，后来中断性关系的，在男性中不足1/5，在女性中则只有区区6.5%。因此，中国人的所谓婚前性行为其实主要是“先上床，后登记”的“实体结婚”而已。

其四，即使在那些到现在也没有结婚的男女中，婚前性行为的持续时间也是相对均匀地分布的。只不过在这样的男性中，一次的性比较多；而在同类的女性中，持续时间最长与最短的更多。

4.1.4 性生活的递减：“老”的社会定轨

在生命历程中，任何人都会从首次性交逐渐走向性生活停止，这就是人的性寿命。这不仅仅是生理因素决定的，也受到社会文化的巨大影响。笔者把每月少于一次性生活称为“衰减”，把上年中没有性生活叫做“剧减”，再把三次调查的数据合并在一起，分男女来考察21世纪以来中国人在这方面的变化。

图4—4中的数字是性生活频率的11个等级：0=上年没有，1=上年一次，2=半年一次，3=3个月左右一次，4=每月一次，5=每月两次，6=每月三次，7=每周一次，8=每周两三次，9=每周四五次，10=大约每天一次或更多。

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男性在2000年的时候平均在48.6岁出现性生活频率衰减，在平均55.8岁左右开始剧减。从那以后，出现了有趣的情况：男性出现衰减的平均年龄从2006年到2010年依次上升到50.4岁，大约推迟两岁；可是剧减的年龄却依次降低到2010年的平均52.4岁，提前3岁还多一点（大致趋势见图4—5）。

具体情况如下表：

这说明，中国男性的性活跃期（每月至少一次）在21世纪中延长了，但是从衰减到剧减之间的缓冲期却缩短了。到2010年，中国男性的性生活频率在减少到每月不足一次之后，再平均过两年，就会降低到一年连一次性生活都不到了。

女性的情况大体相同。在2000年的时候，女性的衰减年龄出现于平均45.1岁，到2010年推迟到47.7岁，可是剧减的平均年龄却从52岁提前到50.2岁（大致趋势见图4—6）。

具体情况如下表：

总的来看，无论在21世纪的哪一次调查中，无论是衰减还是剧减，女性都比男性提前大约2到3岁。通俗地说，50岁以上之所以会出现“无性婚姻”，女性发挥的作用更大一些。

以上情况很难仅仅用生理学来解释。如果说青春期的提前与人们获得的营养越来越多有关，而性衰减则与中老年的各种“富贵病”（主要是高血压与糖尿病）增多有关，那么为什么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从性衰减到性剧减之间的缓冲期都急剧地缩短了呢？或者说，为什么性一旦出现衰减，就越来越快地趋于消失呢？为什么不能再多坚持几年呢？形象地说，这有些类似“崩溃”，映射出50岁以上男女中的一幅深色调画卷。

这大概不得不主要地归结为：中年晚期的男女，都不得不承受着或积累起更多的社会疲劳与生活焦虑，而且随着竞争社会的急速发展，这种情况很可能还会愈演愈烈。

4.1.5 性生活的活跃期：性的社会合格

如果把性衰减的平均年龄减去首次性交的平均年龄，就可以得到性生活的活跃期的年数。中国男性在2000年的时候平均的性活跃期是25.3年，到2010年增加到28年；女性则从2000年的23年增加到2010年的25.2年。

可是在2010年的时候，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已经达到72岁左右，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的一生中，只有不足40%的时间处于性活跃期之内。因此我们更有必要努力提高我们的性生活质量，充分地享受“天赐之性福”。

但是请读者注意，以上说的都是所有中国人的平均数，是为了让大家对中国人的总体情况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绝对不是说每个人都必然如此，更不是达到某个年龄就全都是这样。人类的个体差异极大，任何个人出现任何一种更加良好的状况都不足为奇，更不能认为是“反常”，反而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与榜样。

细心的读者已经可以发现：在图4—1和4—2中，六代人的首次遗精和月经初潮的年龄都是逐代递减，越来越早；可是1950年后的男性的首次自慰、首次性交和初婚年龄却都是六代人中最晚的，1960年后的女性也如出一辙。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赶上了“文革”（1966年到1976年）。那个时代把少男少女的“裤裆之事”都给“革命”了，真是“史无前例”。这就是“性的社会寿命”的最好证明。如果不是中国人，恐怕还发现不了这一事实呢。

在国际上，尤其是预防艾滋病领域中，有一种“性的活跃期”的说法，一般规定为15到49岁。这就是最典型的社会规定。首先，它是按照生理年龄来划分的，忽视了sexuality意义上的所有内容。其次，它也忽视了不同的社会性别之间的差异。这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性研究与性的社会工作毕竟需要一个统一的年龄标准。可是这种规定也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对于多元的性别与多元的性行为产生了强大的社会压抑。

中国古代也有这种社会规定。《白虎通德论》主张“六十闭房”，就是自觉地终止性生活。随后可以“七十复开”，但是不是为了性，而是为了让女方给自己“暖被窝”。

其实，即使仅仅从生物学的视角来看，性也是不分年龄的。无论男女，性的标志和判定标准都是勃起。胎儿在大约三个月大的时候，在男女外生殖器尚未出现分化的时候，性的“肉隆起”就已经可以出现勃起了。直到生命最后的“回光返照”之时，人也会出现勃起。因此，性并不是年轻力壮者的特权，而是伴随生命的始终。唯一的问题仅仅是：社会为什么总是给人划出五花八门的“性的年龄线”？为什么总是把“唯生殖目的论”的性行为定于一尊？

随着全球老龄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老年男女的性需求也被提上日程。但是笔者认为，这既不是“应关怀”之事，也不是“可鼓励”之事，而是如何打破“唯阴茎插入论”的问题。换言之，人类需要重新认识“性的社会寿命”的实质，反思“性行为”的内涵与外延。现在的老人们生逢其时，也许可以带个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