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女性的生殖健康与性

最近这些年，随着西方女性主义运动与酷儿理论的发展，同性恋的身份认同及政治主张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的主流，异性恋有时反而成为一个特别的物种。不管是参加国际性学大会或者是翻阅有关性研究的国际期刊与书籍，关于异性恋的论述已经少而又少。

实际上，当女性主义者把研究焦点全部定位于同性性行为之时，她们关于性的论述有一个明显目的，那就是改变那些具有异性恋的身份认同的人的观点，改变异性恋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结果，异性恋被描绘为一种完全等同于同性恋的社会化选择，其生理的与自然的属性不再被提及，几乎变成了一种完全被社会所建构的产物。

笔者不认同上述的理论趋势，因此专门写出本节，专门研究完全异性恋的女性的身体相关的问题。

3.5.1 不谈性，哪有什么生殖健康？

自从1994年“生殖健康”这个概念被提出来之后，青少年与女性的生殖健康日益受到重视。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更加明确了女性的生殖健康的权利与女性赋权之间的关系。

但是直到目前，有关中国女性生殖健康的学术讨论仍主要集中在人口学与公共卫生领域。关注的人群集中在未婚女性、育龄妇女、流动人口女性。关注的重点集中在避孕、孕产、流产、妇科病、性病、安全的性行为（主要是安全套使用情况）等方面。关注的出发点主要是计划生育、健康、女性赋权。从方法学上看，绝大多数的调查是集中在某个人群、某个地区的非随机抽样调查。换言之，且不论调查的质量如何，大多数此类定量调查都缺乏全国范围内的代表性。

本节要描述的是中国女性的生殖健康与性问题，具体为女性初潮、（害怕）怀孕、人工流产、（害怕）妇科病，并进一步分析这些重要的生殖健康问题与社会阶层、性之间的相关关系。

与以往文献相比，本节的独特性体现在：

其一，在方法上，本节基于全国范围的随机抽样调查，调查结果具有代表性。而且调查在问卷设计、数据质量的把控上非常严格。

其二，本节不仅仅描述某个时间点上的情况，而且从纵向上比较了2000年、2006年和2010年三次调查的结果，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了10年的时间段里的变化。此外2010年的数据还涵盖了14到17岁少女的情况。

其三，在内容上，除了考察这几个重要的生殖健康问题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之外，还把与性相关的重要问题纳入到相关分析的模型中来，考察生殖健康与性之间的关系。

其四，在理论视角与框架上，笔者关注的不仅仅是社会性别框架下的不同阶层女性的生殖健康与性，也不局限在健康与医学的领域，而是在“身体社会学”的框架中与“社会性别”的视角下来理解女性的生殖的身体与性的身体。这种身体不仅仅体现着女性个体的生命历程与群体的阶层差异，也刻画着时代的变化。

本节不仅关注女性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一些事实性的身体事件（月经初潮年龄、流产情况、妇科病的情况），还关注女性对于重要的身体事件的体会与感受（对于怀孕的顾虑、对于妇科病的顾虑）。其中的理论假设是：基于关注女性的身体感受的理论关怀，在主体建构的视角看来，较之疾病本身，害怕疾病可能会给女性的日常生活带来更大的影响。

笔者三次调查中的女性样本大小分别是1916人、2682人和3769人，总计8367人。在统计分析的时候都进行了复杂样本的加权。

3.5.2 月经初潮与绝经：时代的产物

女性月经初潮的年龄在提前。按照进入青春期的时间来划分，则可以清晰地看出：1990年以后进入青春期的女性是平均13.5岁，新中国成立前就进入青春期的那一代女性则是16.3岁。在短短40年间，初潮年龄提早了近3岁。

此外，女性的更年期也提前了。虽然在45岁（不含）以上的女性中，已经绝经的比例在三次调查中都保持在68%，但是绝经女性的平均年龄却从2000年的55.74岁降低到2006年的52.88岁，再提前到2010年的51.06岁（p=0.000）。

表3—18说明了两种情况。

首先，绝经女性的性生活频率显著地低于没有绝经的人，而身心不满意的比例却高于后者。这说明，“绝经之后就不应该有性生活”的传统观念一直在发挥着作用。

其次，虽然如此，但是已经绝经的女性的性生活频率的绝对值，却从2000年到2006年再到2010年依次增加。对于性生活的不满意的比例也在依次减少。这表明，越来越多的绝经女性开始拒绝传统观念，保持性生活，而且越来越多地从中获得满意的感受。

3.5.3 怕怀孕：人工流产的恶果

笔者的提问是：“有些女人，因为害怕自己怀孕，不大愿意过性生活。您自己在最近的12个月里，是不是曾经有过这种情况呢？”（2000年未调查此题。）

统计结果是：在调查之前的一年之内，经常因为怕怀孕而不大愿意过性生活的女性，从2006年的2.9%上升到2010年的8.8%；偶尔有这种情况的，从11.3%上升到14.9%。两者相加，从2006年的14.2%上升到2010年的23.7%（p均小于0.050）。可见，在讨论女性之性的时候，必须充分重视怀孕与避孕的问题。

女性之所以会因为害怕怀孕而不大愿意过性生活，人工流产带来的心理阴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把2006与2010两年的数据相加，上次人流的时间越近，害怕怀孕的比例也就越高。如果上次人流发生在一年之内，则因为害怕怀孕而不大愿意过性生活的女性比例超过一半（52.3%）。人流发生在两年之内的，比例为45.2%。人流发生在两年到10年之间的，比例下降为25%左右。人流超过10年以上的，则更是降低到10.3%。

表3—19进一步细化了不同情况下女性因为害怕怀孕而不大愿意过性生活的比例，并且分析了与害怕怀孕显著有关的诸多的社会、身体与性方面的因素。这里就不再进行文字赘述。

3.5.4 人工流产：人工制造的健康问题

人工流产的历史比较

在2000年的时候，有过人流的只占全体女性的35.5%，到2006年增加到47.4%，到2010年仍然保持在46.0%（p=0.000）。也就是说，中国女性中将近一半的人经历过人流，其比例在10年间增加了10多个百分点。

发生在最近两年之内的人流比例，在三个时间点上都占到女性总人口的10%左右。

与人流相关的影响因素

下面的表3—20更加细致地列出了不同社会阶层女性的人流发生率，以及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作用之后，那些显著相关的因素。

在诸多的社会阶层因素当中，与城市女性相比，农村女性的人流可能性显著地更小，是前者的57%。收入等级最高的女性，人流的发生率是58.6%，其可能性是较低收入女性的1.59倍。随着上学年数的增长，女性的人流可能性也增加24%。

与无子女的女性相比，已经有子女的女性人流的发生可能性都增加50%以上。这显然是计划生育政策的产物。

在情感方面，深爱对方的女性，人流的发生率为51.8%，发生可能性则增加51%。

在性方面，首次性行为年龄、多伴侣的情况与人流发生的可能性显著相关。自己一生中有过多伴侣性行为的女性中55%有过人流，其发生的可能性是没有过多性伴女性的1.4倍多。在认为丈夫有过外遇的妻子中，61.1%有过人流，发生可能性则是认为对方没有外遇的女性的1.7倍多。

女性的健康则与人流的发生可能性呈现为反向相关，即：总体上认为自己越健康的女性，人流的可能性越小；反之，越是认为自己不太健康的女性，人流的可能性越大。

3.5.5 妇科病：恐惧之害大于实际发生

妇科病的发生率与顾虑

2000年与2006年，笔者在问卷中没有设计妇科病相关的题目。但是在之后的定性研究中，笔者意识到女性在妇科方面的情况可能会影响到她们的性状况，因此在2010年修改问卷的时候，增加了有关妇科病的得病情况与是否担心自己得妇科病的题目。

但是，笔者的调查只可能收集到女性对于妇科病的自我认识与报告，并没有医学检测。考虑到中国女性的妇科病意识与身体检查并不是很普及，本节实际上考察的不是这些女性实际的妇科病状况，而是女性自我感知的状况，即自我认识到的妇科病得病情况与顾虑。

总体而言，9%的女性自报自己在过去12个月里有过妇科病。从年龄来看，30到39岁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得妇科病的比例是最高的，为11.8%。

此外，有接近一半的女性（42.4%）担心自己会得妇科病。其中，很担心的女性占总体的8.7%，在40到49岁之间的女性中最高（11.6%）。有些担心的女性比例占总体的33.7%，在30到39岁年龄段中最高（42.4%），其次是18到29岁的女性（40.0%）。

妇科病发生率的相关因素分析

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之后，笔者在表3—21中分析了上年妇科病的发生率以及与其显著相关的若干因素。

从表3—21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情况。

第一，任何一种社会阶层因素，对于女性在上年患上妇科病的可能性都没有发挥显著的作用，因此在表格中省略掉了。这说明妇科病是女性中的普遍现象。

第二，如果有过性病，妇科病的可能性会增加4.6倍；有过人流则可能性增加70%。所以这些都应该属于女性的生殖健康范畴。

第三，在双方关系中，亲昵、爱情与观念开放都增加了妇科病的可能性。这可能是因为：越是关系好的男女，各种禁忌就越少，结果增加了感染的可能性。

第四，性生活越多、对方越是有性高潮，女性的妇科病可能性也增加了。这可能是出于与第三种情况相同的原因。

第五，女性的性障碍每增加1分，妇科病的可能性就增加1倍，但是集中于少数情况（障碍的种类数减少）。

当然，统计结果都是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上述的某些情况反过来解释也是可以成立的。

得妇科病的顾虑及其相关因素分析

在笔者的调查中，除了自报得过妇科病的女性之外，还有占总体42.4%的女性，虽然没有得过，但是担心自己会得妇科病。

表3—22列出了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之后，与妇科病顾虑（包括得过妇科病与担心自己得妇科病）显著相关的那些因素。

居住在直辖市或者省会城市的女性，得妇科病方面的顾虑相对要小一些。这显然来源于大城市更好的女性卫生状况。

身心健康与妇科病顾虑呈现为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中，自认为比较“怕老”增加了产生顾虑的可能性，应该是由于这样的女性认为患上妇科病就必然会变老。反之，“喝酒”与总体上认为自己“健康状态不好”却减少了产生妇科病顾虑的可能性。这可能是因为喝酒的女性与那些健康已经不太好的女性，反而不那么在乎妇科病。

在性方面有5个因素与产生妇科病顾虑的可能性存在显著的相关。其中的“在婚或同居”、“勉强过性生活”与“童年遭遇过性接触”这3个因素，很可能是因为被认为会增加感染的机会，所以才会增加妇科病顾虑的可能性。但是女性认为“性生活次数够了”这个因素，却很可能正是因为女性存在妇科病的顾虑，才这样认为的。

此外，“男方性技巧种类少”却会减少妇科病顾虑的可能性，可能是因为遇到这种情况的女性认为，性技巧少一些更加不容易患上妇科病。

3.5.6 性与生殖、身体与自我的双重相互建构

身体是自己的，女性的怀孕、分娩与哺育都发生在这个身体上，而这一切又都是运用自己身体所进行的性交所带来的。这就迫使女性不得不思考第一个问题：性与生殖，孰轻孰重？

在传统的中国，这个问题被“女性的生育工具化”给彻底湮灭了。女人被规定为“为了生孩子，才过性生活”。时至今日，一部分女性以“为了性生活，可以没孩子”来反击传统；但是大多数女性则是采用“时间差策略”来应对，就是“该性则性，该生则生”。可惜，不是所有的女性都可以如此得心应手，因此才产生出本节所述的种种不良情况，尤其是“因为怕怀孕而逃避性生活”的比例，“曾经做过人工流产”的比例，在中国女性中居然如此之高，令人扼腕不已。

按照社会生物学的本质主义的解释，这是身为哺乳动物的女性的必要的代价与不变的宿命。可是人类的历史实践早已证明了这种理论的荒谬：层出不穷的、日新月异的、方便实惠的各种避孕手段，其实就是女性自主建构出来的社会事实，而这一事实将会继续建构出全新的女性。

尤其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雷厉风行”了30多年，已经超出了当年所承诺的期限。如果没有这样的国策，中国女性中的人流比例怎么会这么高？怎么会有这么多女性对怀孕充满恐惧？离开它，任何对于女性生殖健康的议论（例如把婚前性行为或首次性行为的年龄与人工流产做直接的因果关系解释），要么是“脑残”，要么就是居心叵测。

正因如此，中国女性如何解读与处理自己的性与生殖之间的关系，就不仅仅是一种自我的建构，而且必然是最直接的社会建构。

时下的中国女性不得不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身体与自我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女为男用”的规训抹煞了对此的一切思考。除了生儿育女之外，女性的身体只不过是男性的性玩具。时至今日，一部分女性已经敢于实践“身体写作”与“身体表达”甚至“身体政治”。但是绝大多数中国女性却是“方离虎口，又入狼穴”，被以“盲从减肥”为代表的时尚所吞没。

美国女权主义的启蒙教材就是1974年的《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Our Body, Ourselves）。它强调的就是：女性需要建构自己所需要的身体，而不是跟着男性或者医学亦步亦趋。

本节所呈现的统计数字也揭示出：其一，担心自己得妇科病的女性超过40%，远远高于报告自己得过妇科病的比例；其二，自报得过妇科病的比例，远远低于检测出来的妇科病的实际患病率，也就是很多女性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得病了。

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目前为止的中国临床医学中，还没有意识到“妇科病”的定义其实也来自女性日常生活中的身体体验与感受，来自女性自己对于“妇科病”的认识与理解；更没有将之纳入医学知识之内。或者反过来说，中国女性仍然缺乏“我的身体我做主”的自觉，因此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就无法把女性的自我加入到医学之中。

“性与生殖，孰轻孰重”与“身体与自我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两个问题融汇起来，就成为第三个更整体化的问题：在自己看来，女性究竟是什么？

这就是女性的双重相互建构，既包括建构自我，也包括建构社会；既包括建构出新的性与生殖，也包括建构出新的身体。

笔者不才，不仅无法给出结论，也无法做出预测，只能是作为一个问题，呈现给明天。

说到底，不仅女性，男性又何尝不是如此？一切跨性别的、非主流的、被社会标定为异类的人们，一切“反常性行为”的实践者们，早早晚晚都必须解答这个问题，才可能活出自己的一片天，才可能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