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赏誉同行：洞察人性，利义兼顾的管人用人手段

义利兼顾的行赏往往能让受赏者更加心存感激。聪明的领导者不但用利益激励下属，而且还会认同下属，授予下属荣誉。如果领导者虽然奖赏一个人却又公开表示不赞同受奖赏者的意见，那么就会让别的下属行为失据，不知所从。

对于义、利，中国古人早有定论。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义以为上”，“义然后取”；孟子强调“义，人之正路也”，提倡“惟义所在”，要“去利，怀仁义以相接”；荀子则认为，“义胜利为治世，利胜义为乱世”，主张“先义后利”、“持义不挠”。“重义轻利”的义利观，似乎成了一个不争的结论。从此以后，“耻言利”便成为人们证明自己道德的一个标志，“口不言钱”，而呼之为“阿堵物”的矫揉造作，也成了“人品清高”的佳话。

那么究竟何为义、利？君子果真只能取义舍利，而无法义利兼得吗？显然，这样的结论有失偏颇。如果说“利”是指人们的现实利益，“义”代表人们应遵守的伦理规范，那么二者何以要彼此冲突呢？

深究义、利的根本，其实义、利原本不是对头，而是一家。从历史事实看来，这种说法是比较科学合理、也符合大多数人的实践的。司马迁早在《史记》中就已经对“利”作过高度概括，他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天下人熙熙攘攘，都是为了追逐“利”这一目标。这正是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原始动力。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和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天下人民追求利益的权力，绝不是不道德的，“利”的存在不容否认。

所以，认为君子不应讲利，其实是对儒家学说的片面理解。如果全面地读懂《论语》，就会发现孔老夫子自己也是很重视求利与求富贵的，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去对待、怎样去取得它。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又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当强调“义以为上”时，并不等于说只讲道德仁义，可以不要实务功利。“君子”也“爱财”，只是大家都应该“取之有道”而已。看来，从“利”的方面，也就是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方面来讲，结论是清楚的。韩非就指出，君王在行赏罚时要“誉辅其赏，毁随其罚”，以便达到“贤不肖俱尽其力”的效果。

由此可见，我国的传统文化绝非只讲义不讲利，而主要是强调对利要取之有道，取之以义，要见利思义，而绝不能见利忘义。中国历史上各位聪明的帝王心中更是深明此理。他们在用人时就能洞察人性，义利兼顾。

万历初年，明神宗朱翊钧对首辅张居正不但给之高位、赐以金钱，并且对张居正敬重备至，待之以师臣之礼，口口声声称“先生”或“张先生”。就是在下御札时，也从不直呼其名，只称先生或元辅。以后传旨批奏时也多不提其名，只写“谕元辅”。

1574年的一天，神宗在宫中传皇太后旨意，询问近侍太监：“元辅张先生父母存乎？”左右回答：“先生父母俱存，年俱七十，甚康健。”

到了五月十九日视朝的日子，神宗给张居中正写了手谕：“闻先生父母俱存，年各古稀，康健荣享，朕心嘉悦，特赐大红蟒衣一袭，银钱二十两，又玉花坠七件、彩衣纱六匹，乃奉圣母恩赐。咸钦承，著家僮往赍之。外银钱二十两，是先生的。”命文官刘东把手谕及赏物送至内阁。

皇恩不仅降于自己一身，还泽及父母，这样的厚恩使张居正感激涕零，立即写了谢恩疏给皇帝，说：“恩出非常，感同罔极”；“士而知己，许身尚不为难；臣之受恩，捐躯岂足云报”。并且表示，立即派遣僮仆星夜兼程赶往江陵老家，归奉亲欢，传子孙为世宝。

这里，明神宗采取的政策就是用荣誉来辅助奖赏的不足。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富而且贵，人的本性就是这样的。领导者要笼络人心，不但要使人富，还应使人贵，这个“贵”就是身份、地位的贵重。

上有榜样，下必效尤，一时满朝臣工对张居正都是敬重有加，从而使张居正对神宗皇帝一心一意，竭力辅佐。在他的努力下，万历新政顺利施行，万历初期经济得到大力发展，国库充实，国力强盛，人民安居乐业。

义利兼顾的行赏往往能让受赏者更加心存感激。聪明的领导者不但用利益激励下属，而且认同他，授予他荣誉。如果领导者虽然奖赏一个人却又公开表示不赞同受奖赏者的意见，那么就会让下属的行为失据，不知所从。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中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

延陵卓子乘坐的车子由名为“苍龙”、“挑文”的马拉着，马身装饰华贵，前有钩、勒等物，后有上了针的鞭子。马想前进，就会碰到钩、勒禁止，马想后退就有鞭针戳刺，于是乎马就只好往斜里乱跑。

造父刚好路过看到了，就哭了起来：“古时治人也是这样。赏赐是用来勉励立功的，但毁谤也夹杂在里面；刑罚是用来禁止犯罪的，但赞美却也夹杂在里面。人们只好待着不动，不知所措。这也就是圣人为之哭泣的原因。”

别人牵马推车还是不能前进，而一个好的御者只要夺过缰绳，就能使几匹马一齐奔驰向前。可见，作为领导者，一定不可以在奖赏的同时又否定受奖励的行为，这样，人们就不知道这种行为究竟是对的还是错的。

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得知后就去向官吏告发了自己的父亲。

令尹说：“你告发别人的偷盗行为，这是对国君的忠心，值得嘉奖。但你告发自己的父亲，却是大不孝，是父亲的不孝儿子。所以，我要先打你二十大板，让你受皮肉之苦，然后再奖你银钱。”

所以，直躬虽然得到银钱的奖励，却也挨了一顿板子。楚国令尹虽然奖赏了直躬，却同时否定了直躬的行为，认为他的行为不符合孝道。这让楚国人在遭遇同类事情时，很难判断怎样做才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没有了正确的标准，似乎左右都不对。权衡之下，很多人都选择了沉默。自此，楚国的坏人坏事就很少有人向上报告让君主知道了。

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事：因为下属有功劳，给他高位，却鄙视他做官；因为他努力耕作给他奖赏，却轻视他经营家业；因为他不愿意被录用而疏远他，却推崇他轻视世俗名利；因为他触犯法律而责罚他，却又赞美他有勇敢精神。这样，谴责和赞扬、奖赏和惩罚在执行过程中互相矛盾，而百姓则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现代企业管理中，一定要杜绝这类事情的发生。赏则誉之，罚则毁之。

另外，领导者在施行奖赏时还要因人而异。所有的人都想得到奖赏，都有所贪图，他们或者图义，或者图利。这时，领导者就要因人而异，爱义者使之贵，爱利者使之富。对于有特殊贡献的人，就应该使其既富且贵。赏誉同行，这就能让德才好的人和德才不好的人都为己所用。

韩非子强调“誉辅其赏，毁随其罚”，这样才能够使“贤不肖俱尽其力”。而这，也正是现代所有的企业管理者们梦寐以求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