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眼科学者Filatov于1935年首创人尸体眼球2～4℃保存作为角膜移植材料的来源，在战略层面奠定了现代角膜移植发展的物质基础；1945年美国眼科医生Paton在纽约建立世界第一个眼库，从此将角膜移植推向了快车道。
和国外相比，我国角膜移植材料更为短缺。美国器官移植的等待者和器官捐献者之间的比例为5：1，英国为3：1，而我国高达150：1，差异悬殊。由于缺乏公民的自愿捐献，中国此前绝大多数的移植器官都来源于死囚捐献。但国际社会对此存在担忧，认为在被囚禁的环境下，死囚很难保证真正自愿选择的自由。法治建设的进步、人权意识的不断提高，使得近年来我国的死囚器官来源大大减少。
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2012年3月22日在杭州表示，我国将尽快建立器官捐献体系，并承诺在3～5年内彻底改变过去主要依靠死囚来获得移植器官的畸形方式。伴随着一个科学、透明的国家层面的人体器官捐献体系的建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将逐步成为中国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
眼库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建立在社会广泛支持的基础上，才能收到实际效益。1995年姚晓明曾经做过一项调查，在他抽样调查的3742人中，赞同捐献遗体眼球者，仅占9.67%；1990年北京志愿登记身后捐献眼球者有2500人，但当这些志愿者死后，其遗嘱却拒绝捐献，真正实现遗愿的仅有十数人。
为推动眼库事业的进程，我国老一辈知名眼科学者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将自己的眼球捐献给了生前热爱的眼科事业和需要移植角膜的盲人。捐献角膜的第一位眼科先贤就是青岛医学院眼科潘作新教授，他1983年去世后，遵照其遗嘱，一只眼球被制作成教学科研标本存放在他工作过的眼科病理室，另一眼球的角膜移植给了一位青年农民。北京同仁医院张晓楼教授1990年9月14日与世长辞，终年76岁，根据他生前愿望，9月15日他的角膜被移植到顺义化肥厂工人张成如和北京义利食品厂工人曲国华身上，使两位普通工人重见光明。张晓楼教授也是同仁眼库第一位角膜捐献者。
我国器官移植医学发展远远落后于国力水平。舆论引导不力，传统的保尸习惯，担心捐献意愿会降低医院对自身疾病的治疗力度，担心被摘除的器官可能被出售，害怕捐献行为受到亲朋的异议和嘲笑，医务人员担心动员捐献器官会遭到患者家属责骂和质疑。凡此种种，造成中国的角膜移植手术水平和数量，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相去甚远。
从源头上根除角膜手术的障碍，必须构建实用型眼库，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们采取尸体原位角膜取代眼球摘除，将离体角膜片保存在无血清角膜保存液中，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我们寄希望于这种过渡性改革措施，建立尸体原位角膜采集基本技术和配套措施，向自愿捐献角膜的逝者和社会公众宣传，希望在我国遗体捐献立法以前，角膜移植事业能上一个新台阶。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朱志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