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萃》在国统区的创办

毛泽东同志曾说，革命就是靠两样，一是枪杆子，二是笔杆子。可见，作为革命斗争中的报纸、杂志同样也是中国民族革命中不可或缺的有力武器。办报刊就是打政治仗。政治仗打胜了，能大大减轻军事仗的压力，为革命的胜利奠定良好的基础。因此，中国共产党从创建之日起就十分非常重视报纸、杂志等传媒的价值和意义。为了更清楚地了解党的报纸、期刊对于不同历史条件下革命斗争的舆论宣传，有必要对《文萃》周刊创刊前中国共产党办报办刊史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

在建党之前，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1916年第2卷起改名为《新青年》），李达主编了《共产党》月刊创刊，此外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还创办了《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等期刊。这些期刊宣传了马列主义，批判了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介绍了苏俄共产国际的革命运动和建党经验。同时还宣传了党的基本知识，帮助革命青年提高对党的认识，为建党做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充分准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向导》《前锋》《政治周报》等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刊物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宣传群众参加工农革命运动，为北伐战争取得最终胜利做出重要贡献。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布尔塞维克》《红旗》等党刊揭露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的反动实质，鼓舞了群众以最大热情参与工农革命运动。毫无疑问，这些刊物对中国人民争取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产生了十分显著的舆论宣传效果。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走向全民族抗战。国民政府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使中国共产党有条件在国统区创办自己的报刊，扩大自己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力。1937年8月，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商定在国统区创办中共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中国共产党筹办《新华日报》。1937年12月11日在广州暴动10周年纪念日，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群众》周刊创刊于汉口。过了一个月，1938年1月，《新华日报》在重庆创刊。这两份报纸在抗战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窗口与喉舌，担负起舆论宣传的历史重任。它们以笔代枪，揭露日本侵略者在华的种种罪行，调动人民投身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热情，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的影响，树立和维护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民的抗战形象。总之，在抗日战争时间，《新华日报》《群众》等党报党刊在国统区所产生的巨大舆论影响，让国统区的人们认识和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赢得抗战胜利发挥了十分重要的舆论宣传作用。

以上党报党刊的创办史告诉我们，从党创立之初起，中国共产党人就始终非常重视先进思想文化的宣传，重视利用传媒的力量来影响舆论宣传自己，也已经认识到舆论宣传工作是党的整个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早期的办报经验，还是抗战时期的办报经验，历史经验告诉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胜利后尽快在国统区创办自己的报纸、杂志，以便迅速占领国统区的舆论阵地，对于赢得国统区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对于使他们站到中国共产党一边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宣传，是不能胜利的。”

一、创刊背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十四年之久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深受长年战争苦难的老百姓，渴望能够尽早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国民党政府一面表示要结束训政，还政于民，一面却继续强化独裁统治。它一面表示要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商讨国家大计”，一面却在美国支持下积极准备内战，企图凭借占优势的军事力量消灭中共及其领导的解放区，独吞胜利之果。一场争夺和保卫胜利果实的斗争已在所难免。制止内战、争取和平、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呼声，也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此时，上海——这个日伪统治的中心城市，随着抗战的结束，局势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日伪统治土崩瓦解，国民党的统治一下子还来不及建立起来，出现了短时的权力真空。针对这一形势，中共中央于1945年8月29日对包括上海在内的大城市工作，发出指示，要求：“趁日伪投降，国民党统治尚未建立和稳定的混乱期间，我们应在各个方面建立工作，利用合法，团结群众，以便将来更有力地进行民主运动。”同年9月14日，毛泽东在致中共中央并转中共中央华中局、中共广东区委主要领导人的指示电中指出：“（一）上海《新华日报》及南京、武汉、香港等地以群众面目出版的日报，必须尽速出版。根据国民党法令，可以先出版后登记，早出一天好一天，愈晚愈吃亏。（二）华中可去上海等地公开活动的，如范长江、钱俊瑞、阿英、梅雨等，要多去，快去。除日报外，其他报纸、杂志、通讯社、书店、印刷所、戏剧、电影、学校、工厂等方无不需要。就近请即先到上海工作，在今后和平时期中有第一重大意义，比现在华中解放区意义还重要些，必须下决心用最大力量经营之。”

为此，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第二天，中共地下党组织就借用苏商时代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中文版的《新生活报》，9月1日改为《时代日报》。夏衍受周恩来的派遣于9月23日抵达上海，恢复出版《救亡日报》，10月10日复刊，更改为《建国日报》（实际报中为《建国日报晚刊》）。此外，中共上海职委主办了《人人》周刊（1945年9月18日创刊，1946年5月被迫停刊）、刘尊棋创办了《联合日报》（1945年9月21日创刊，同年11月30日被查禁停刊）、唐弢、柯灵主编了《周报》（1945年9月8日创刊，1946年8月24日被查禁停刊）然而由于在《文萃》创办前，中国共产党当时在上海直接领导或由民主进步人士出面主办的报刊毕竟为数较少。特别是中共派夏衍在上海复刊的《建国日报晚刊》仅出版12天，于10月22日就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查封。因此，再多办几份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刊物，以便及时地将中共的政治主张告诉国统区群众，在国统区占领更多的舆论阵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显得极为重要，极为紧迫。《文萃》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的诞生完全符合当时中国共产党有关到国统区办报的指示精神。所以从刊物筹备之初就得到了中共组织的帮助与支持，并逐步成为受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一份期刊。在此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了较大的舆论宣传作用。

二、筹办经过与办刊宗旨

（一）筹办经过

《文萃》的创刊，起始于两名青年记者的提议。抗战结束不久，贵阳《力报》的战地记者王坪、黄立文与从上饶集中营逃出暂时隐蔽在上海的中共党员计惜英共同商定从选载重庆、成都、昆明、贵阳、西安等地报纸、杂志中的进步文章入手，宣传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的独裁政治。因是文摘形式，所以定名为《文萃》。创办《文萃》，虽然最初不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但创办者一开始就主动地、有意识地寻找并在实际上争取到了党对刊物的领导。具体经过如下：

1945年8月下旬，贵阳《力报》的记者王坪和黄立文，先后到达上海。他们与先期到达上海的计惜英（“国际新闻社”社员）共同商讨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出版一张报纸或一本刊物，以便迅速占领上海舆论阵地，填补日伪垮台后短时出现的文化真空，为上海吹进和平民主的清风。经商量，决定采用文摘的办法，选载重庆、昆明等地《新华日报》和其他民主进步报刊的文章，编辑出版，公开发行。刊物定名为《文萃》，每周一期，以民间的、中间偏左的面目出现，以求能在上海站住脚跟，徐图发展。

当时仅靠三人创办报纸毕竟力量有限。由于黄立文曾是中共党员，计惜英也是中共党员，所以在遇到办刊困难后，他们很自然地想到向中共党组织求得支持与领导。创刊人之一的黄立文回忆：“说实话，当时我已与党失去联系多年，上海社会如此复杂，我第一次来，对它十分陌生。要于短期内在上海创办一个刊物，心里委实没有底……我就郑重提出要找一位老师来指导，意思是要请党来领导我们的工作。”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们找到了时任上海《文汇报》采访部主任的孟秋江同志。

孟秋江（中共党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际新闻社”负责人，当时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以记者的合法身份在社会上活动。孟秋江、王坪和计惜英3人相互认识，都曾在国际新闻社工作过。其中，孟秋江是国际新闻社桂林总社的领导人之一，而计惜英和王坪是国新社的老战友。王坪、计惜英、黄立文找到孟秋江后，孟秋江和他们谈了创办刊物的目的、意义，提出要尽可能在国民党对舆论严格控制的形势下，争取一个合法地位，以利于长期斗争。3人商定了《文萃》周刊初期的编辑方针。随后，孟秋江就向中共南方局的有关负责同志作了汇报。在得到批准后，又与王坪，计惜英、黄立文3人会面，共同制定了“反对内战，反对独裁；要求和平，要求民主”的办刊方针。随后，孟秋江指示黄立文利用自己战地记者的有利条件，趁国民党当局对《文萃》刊物的性质还不清楚的情况下，尽快获得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社会局颁发给杂志社的“登记证”。1945年10月14日，《文萃》周刊获得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宣字第四十五号”准予备案的批示，同年11月29日，又在上海市社会局正式填表登记。正如文萃社在第43期《文萃》上所说的“本刊既为最早经上海市党部核准‘先行发行’且为依法向上海市社会局申请登记有案之刊物，手续上完全符合法令之规定。”可见，这张登记证的取得使《文萃》得以在国统区合法出版发行，对其在上海站稳脚跟以及以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共上海地下党很重视《文萃》周刊这个民主进步刊物，对《文萃》的发行予以大力支持。《文萃》出版首期时便遇到了缺乏纸张的困难。在孟秋江及时向上海地下党的领导汇报后，党组织要孟秋江与梅益联系，由梅益签字，并经其之手，很快从《新华日报》筹备处拨出一批白报纸给《文萃》，借用《时代日报》的大卡车，从库房将白报纸运送到承印《文萃》的新大沽路国光印书局，从而帮助文萃社解决了创刊之初没有印刷纸张的困难。

（二）创刊号

1945年10月9日，《文萃》创刊号在上海正式出版发行。刊头“文萃”两字采用宋体。《文萃》周刊创刊号为16开本，20页，约3万字。《文萃》的编辑出版者是文萃社；发行者是国际书报社；印刷者是国光印书局；社址位于上海静安寺路德义大楼二门五楼。第1期一共刊登了8篇文章、1幅木刻画以及编后小语。刊登的文章分别是张申府的《民主团结的精神条件》、乔木（乔冠华）的《论中苏同盟》、绿川英子的《在歧路上的日本》、孟南（刘乐扬）的《论东北问题》、茅盾的《对于文坛的又一风气的看法》、田汉、李公朴的《八年来文化运动的检讨》、邓初民的《中国民主运动的两条路线》、萧军的《大勇者的精神》；木刻画为余所亚所作的《罗曼·罗兰像》。

（三）办刊宗旨

在第一期的“编后小语”中，文萃社的创刊词中阐明了《文萃》的办刊宗旨。这一办刊宗旨即体现了《文萃》周刊的舆论宣传目的。它们是：“一、沟通内地与收复区的意志；二、传达各方人士对于国事的意见；三、分析复杂善变的国际形势。”这在当时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执政环境下完全是为了能公开发表的需要。1945年11月29日，《文萃》在上海市社会局填写办刊宗旨时，填写的“发扬三民主义文化，促进国家和平统一”也是为了应对国民党政府审查的办刊策略。正是由于起初的这种中间偏左的办刊定位，才使《文萃》较早获得了办刊备案登记，并得以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被允许在国统区出版发行。

然而刊物所载的文章才是体现《文萃》周刊办刊宗旨的最好明证。首先，“沟通意志”在当时主要是指将大后方人民群众在抗战胜利后开展和平民主运动的具体情况告诉收复区的群众，特别是将中共解放区群众的真实情况告诉国统区的广大群众。“传达各方人士的意见”是指向收复区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反映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对于战后国家重建方面的意见建议以及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专制的呼声。“分析国际形势”是为了帮助国统区群众坚信民主与和平的世界潮流终将战胜反民主反和平的逆流，鼓励国统区群众参加反独裁的斗争。这才是《文萃》周刊在办刊中所希望达到的舆论宣传目的，也才是《文萃》周刊真正的办刊宗旨。

此外，在第7期的“编后小语”中《文萃》提出了刊物的办刊目标。文中说“刊中外名家杰作，集报章杂志精华是《文萃》所努力的目标，请读者诸君及社会贤达不吝赐教”。第10期的“编后小语”又具体说明了《文萃》创刊初期的办刊定位。即，“自今以后，更当一本不偏不倚，大公无私的态度尽量选载各种稿件，不问党派，不问立场，兼收并蓄，期使本刊真正成为一本汇合各种意见，帮助读者了解时事的集纳性的刊物。”

（四）“两次转变”

《文萃》周刊的发展，从舆论宣传角度讲发生了“两次转变”。第一次是舆论宣传内容的转变，即从创刊初期的集纳性、文摘性刊物逐渐发展成为时事政治刊物，以转载其他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为主发展为编辑部组稿为主。第二次是舆论宣传方式的转变，从公开出版发行到秘密出版发行（或称作从“大文萃”到“小文萃”的转变）。

1．转变一：从集纳性、文摘性刊物到时事政治刊物

《文萃》创刊初期，为了既能宣传和平民主，又能站稳脚跟，因此是以民办的、中间偏左的面貌出现的。那时，抗日战争刚胜利，上海尚处于从沦陷区转变为收复区的过程中，大批民主人士与文化新闻界人士仍旧身处贵阳、桂林等西南大后方。在这种情况下，《文萃》周刊作为一本宣传和平民主的进步期刊所刊载的稿件大部分只能是从重庆、昆明、成都、贵阳、西安等地的进步报纸、杂志上精选下来的。到1946年初时，形势已然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已经号召大批党的知识分子于1945年下半年来上海办报。另一方面，大批民主人士也从内地逐渐来到了上海，使上海的和平民主运动逐步发展起来，这些都为《文萃》周刊从文摘类刊物转变为时事政治类刊物创造了条件。同时，从客观上说，仅转载外地报刊的文章已经不能适应国内反内战斗争的需要，《文萃》需要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而进行转变。

从集纳性、文摘性刊物发展成为时事政治刊物是一个缓慢的渐变的过程，经历了近半年多的时间。自1946年2、3月间起（即第15期）《文萃》开始陆续增加“特稿”和“来件”的数量，由原先的1、2篇增至4、5篇，6、7篇。至6月间，每期的特稿已占总篇幅的80%～90%。这样，《文萃》一方面通过转载报刊上的文章，向上海和收复区其他地方介绍大后方的民主运动，另一方面也通过自身组稿及时向各地读者介绍上海人民的斗争情况。到1946年7月，《文萃》第37期所有文章不再标有“特稿”字样，并增辟了《中外文萃》专栏。到了第48期，新辟“时事周评”栏目和公孙求之（胡绳）的政论标志着《文萃》正式完成了时事政治刊物的转变。

发生这一转变的原因在于：一是客观斗争形势的需要；二是在沪组稿条件日趋成熟。《文萃》创刊时，形势要求“迅速占领阵地，填补临时出现的真空”（第一任主编计惜英回忆），采用文摘、集纳的形式自然是最便捷的。从刊物筹划到《文萃》创刊号正式出版大约不过二十天。然而，转载其他报刊杂志的文章，毕竟有较大的局限性。更何况这一阶段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46年1月，在国内外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国民党不得不签署停战协定并召集了政治协商会议。但是，会议刚结束，国民党就采取种种方式破坏政协决议，斗争日趋复杂、尖锐。1946年6月底国民党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在这一段时间里，上海争取和平民主的运动也日益发展。1946年1月13日，上海地下党发动组织各界群众一万余人，在沪西玉佛寺公祭昆明“一二·一惨案”中的死难烈士，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暴行，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6月23日，中共地下党又在上海组织五万群众举行集会游行，欢送上海各界人民代表团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和平请愿，从而将争取和平民主的运动推向了最高潮。从1946年1月中旬至1946年6月底，《文萃》的这一转变，适应了形势的发展和当时当地斗争的需要。随看民主运动中心的转移，进步的文化、新闻工作者，各民主党派的主要负责人也在这一段时间陆续从大后方来到上海，斗争的需要与在沪组稿条件的日趋成熟使这一转变成为了顺理成章的事。

2．转变二：从公开出版到秘密发行

1946年12月7日，上海市警察局向各分局下达了对《文萃》予以取缔的命令，使《文萃》的发行被迫处于秘密状态。一个月以后，即1947年1月6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快邮代电致上海警察局局长宣铁吾，要求对《文萃》“密予查禁”。2月7日社会局与警察局一起出动查抄代销《文萃》的生活书店，没收各期《文萃》130册及合订本12册，并强令书店经理具结保证“嗣后不再经售查禁书刊”。1947年春，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代表和工作人员被迫撤退。当年3月，局势日益恶化，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和在上海出版的《群众》杂志被迫停刊，《文萃》主编黎澍成了敌人黑名单上的重要人物，到处受到追捕。黎澍在回忆录中写道：“其时，中共驻南京、上海和重庆的办事机构和人员都已经撤走。一种名叫‘飞行堡垒’的警车在上海马路上巡逻，发出刺耳的叫声。使人们感到形势紧张。朋友们见面，都认为我不能继续在峨眉路《文汇报》宿舍的那个房间里住下去，只能在熟人家里轮流借宿，过居无定处的生活。”因此，当时日益恶化的环境迫使《文萃》必须改头换面。从1947年3月6日第72期出版以后，《文萃》就改为秘密出版发行。16开的大本《文萃》周刊改为32开的小本不定期丛刊（大约半个月出一期），以后又改称“丛书”，坚持在白色恐怖下出版发行。从1947年3～7月被查封为止，先后出了10期，每期都有醒目的刊名，分别是《论喝倒彩》《台湾真相》《人权之歌》《新畜生颂》《五月的随想》《论纸老虎》《烽火东北》《臧大咬子伸冤记》《论世界矛盾》（又名《孙哲生传》）。第10期已经印好，因遭到查封而未能发行（至今仍未发现）。

《文萃》发生这一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国共两党斗争形势日趋白热化，随着国统区局势日益恶化，国民党当局对言论界摧残愈益加重；二是因为《文萃》依国民党上海社会局的说法“该刊思想左倾，与共产党同词，对中央恶意批评亦多”“号称《文萃》，而所载文字多涉偏激”。作为一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批评和揭露国民党反动政策和恶劣行径的刊物，《文萃》无疑是要被其痛恨，被其查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