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形之下，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明治20年代的文艺批评的状况，无论是石桥忍月，还是北村透谷，都曾经做过“时评”。在新闻记者、报人的世界里，自此时起“时评”就成了基本作业。学界没有特别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当年北村透谷等人拟郑重其事地议论的理论课题，后来是通过议论尾崎红叶的《伽罗枕》、幸田露伴的《五重塔》等作品的方式被展开的，换言之，也即北村氏们是勉为其难地通过“时评”的形式进行作家作品研究的。学术与媒体本来是有“区域分野”的，可是，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如此状况一直持续到昭和初期。使前述“区域分野”发生龟裂的与其说是小林秀雄，毋宁说是中村光夫。甫出道之时，小林氏的确是时评家，但是，不久，其文风发生突变，陆续发表了《当麻》、《所谓无常》（《文学界》，1942年）等著作，开始探究起日本古典文学或日本文化体系来，而且其文体也转向了极具随笔特征的、富于跳跃性的风格。1936年，中村光夫的《二叶亭四迷论》（芝书店，1936年）上梓，当然，此著不属于“时评”。而且，直到昭和30年代初期，中村氏一直在以文艺批评的手法严谨地持续开展这项研究，并最终结出硕果《二叶亭四迷传》（讲谈社，文艺文库，1958年）。他还在京都大学开设二叶亭四迷专论，其门下人才辈出，其中就包括后来被誉称为二叶亭四迷学术研究第一人的十川信介。与此同时，在学术领域，近代文学研究也正式展开，出现了吉田精一的《自然主义研究》（樱枫社，1981年）以及片岗良一、稻垣达郎等人的优秀成果。然而，这个时期的学术性近代文学研究所采用的体裁是：以确认及记述相关事实为根本，偶尔辅以作家评论。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研究对象比较有局限性，该时代的部分作家，例如战后不久即自杀身亡的太宰治等人就无人问津。夏目漱石门下的小宫丰隆长期致力于解说《漱石全集》（岩波书店），后来他将相关成果结集出版，于是就有了今天在学者中家喻户晓的《漱石的艺术》（岩波书店，1942年）等成果的问世。不过，小宫丰隆本人原本从事的学术领域是德国哲学。却说，在吉田精一之后，又出现了三好行雄、越智治雄这两位主攻日本近代文学研究的东京大学教授。越智氏的《漱石私论》（角川书店，1971年）之类的作家论、作品论一问世，立即就有人提出辩难：这些著述与小宫丰隆的相关学说、英国文学研究者荒正人的漱石论以及原本属于文艺批评家的江藤淳的《夏目漱石》（东京朝日新闻社，1977年）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
针对如此辩难挺身而出予以痛斥的是谷泽永一。谷泽氏盘踞在关西大学，依据文献学、版本学方法，采用独自的文体进行日本近代文学研究。起初，他并没有做过读后感式的批评，但是，此时他再也按捺不住，突如其来点名道姓地批评三好行雄与越智治雄，指责他们所自称的论文只不过是读后感之类的文章，与文艺评论别无二致。刊登在学会的学术杂志上就是论文，刊登在文艺杂志上则为评论，简直是乱来。两位教授面对如此责难并无充分的辩驳，这场文墨官司还没有结果，越智治雄与三好行雄便相继去世，其中三好氏还比较年轻。
挽救如此学术困境的是来自西洋的舶来品“文学理论”，早在此前，以美国为发祥地的新批评便先声夺人地进入日本文坛。但是，大规模地摄取欧美文学理论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精神分析、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等蜂拥而入。龟井秀雄、前田爱等人拔得头筹，在译介西方文学理论的同时，也做了许多理论建设工作，深受学界关注。“青出于蓝胜于蓝”，师从上述前贤的近代日本文学新锐研究者小森阳一脱颖而出。围绕夏目漱石的《心》的解说，他与三好行雄之间发生了论战，一时间引起轰动。小森氏的睿智与雄辩使得三好氏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因此，尽管小森氏不是东京大学毕业，但是，在三好氏退休之后还是被引进了东京大学，难怪有人称这场对垒为学界“政变”。两代学者之间的这次论战颇有象征意义，它宣告日本文学研究进入新时期。
其间，学灯社发行的杂志《国文学》发挥了重要机能。尽管该杂志属于没有楼主的学术杂志，但是，它与《国文学——解释与鉴赏》杂志一样，都具备了准学术杂志的性质，不只是学究，同时还向许多“文艺批评家”约稿。早在普通人士还不知道有这种杂志之时，柄谷行人等学者就已经给该杂志供稿了。《国文学》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先后走过两步险棋，那就是分别推出了江藤淳、吉本隆明及柄谷行人、莲实重彦等学者的特辑，其“自由主义”姿态似乎已经使自己与《解释与鉴赏》剥离开来。不过，最近《解释与鉴赏》也陆续推出了石坂洋次郎、山本周五郎、芹泽光治良等“大众作家”的特辑，在文学界大放异彩。
20世纪80年代，柄谷行人在讲谈社文艺文库公开出版了《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一书[50]，这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以此书为标志，在此之后的日本近代文学研究发生了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改变，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那以后的日本近代文学研究并不是简单地对先前所产生的研究结果的继承，而是对先前的研究框架的彻底颠覆，它直接导致了重构日本文学史潮流的产生以及批评话语的改变。尽管柄谷氏自己担心该书被误读为“新编日本近代文学史”[51]，但是，事实上该书真的背上了被如此误读的宿命。在随后的十几年里，该书成为日本近代文学界年轻研究者不可忽视的著作。甚至，对少壮派英国文学研究者或其他学人而言，柄谷行人都属于卡利斯马化了的人物。1991年6月，柄谷行人与小森阳一又在《国文学》杂志上与柘植光彦联袂举行座谈会，痛批因循守旧的“研究”现状。同时，自80年代末起，在学术界也兴起了以现代作家为研究对象的新潮流。先是别出心裁的私立大学文学部开始挑头，随即就连东京大学这样的学术重镇也认可了将现代作家纳入研究视域的做法。
另一方面，在文艺批评界也有学者开始运用西方理论从事细密化的著述活动。甚至还出现了诸如铃木贞美、川村凑这样由“文艺批评家”向“学者”回归的知识分子。研究成果也呈现出学术与批评屈从的态势。絓秀实的《日本近代文学的“诞生”》等著作，几乎是“无限接近研究的文艺批评”。群像新人奖获奖作品、其他类的优秀作品，例如，山城睦的《文学程序》、丸川哲史的群像新人奖优秀获奖作品《试论〈细雪〉》等都不是批评而是论文。1993年柄谷行人《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一书英文版在美国出版，表明作为现代学术核心区域之一的美国也将该书作为学术著作予以接受。同时，业已成为东京大学教授的小森阳一氏也特意自称“文艺批评家”，使得世人越发搞不懂日本近代文学研究领域里“论文”与“评论”的区别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迄今为止自诩“文艺批评家”的学者，如江藤淳、莲实重彦直至柄谷行人，几乎都是西方文学科班出身，他们都以大学时代学习过西方文学的眼光研究日本文学，所以，就其姿态而言，他们分明属于“文艺批评家”；就连比较年轻的一代，如昭野充义、中条省平、福田和也等人也属于这个系统。换言之，原本是专攻日本近代文学，业已成为学术专家的学者们，现在却以“文艺批评家”自称；其中更有甚者，渡部直己等人虽为国文学科班出身，后来却脱离了专家队伍。如此现象以前都是闻所未闻的。
在如此大趋势之中，也有学者不知是有意识抑或无意识地在回避学理化的著述方式，例如前面提道过的福田和也、斋藤美奈子等人。福田氏的“文艺批评”故意在逻辑上使人读不懂，为此，他使用了半拟古文体；而斋藤氏则在利用轻薄为文的“伎俩”不断博取名誉的提升。新潮社开设了以小说及评论为评审对象的三岛由纪夫奖，该奖项在评审评论类作品时，分明采取了“反学术”的立场。除福田氏之外，樋口觉、松浦寿辉等人也获得过这个奖项。尤其是福田氏在获奖之际，江藤淳之弟子茂田真理子公开发表的硕士论文《塔尔赫/未来派》竟然也获得提名，为此，江藤淳缺席评审委员会。但是，在评审时，专家在将前者的论文与后者的文章作比较时发现，两人的水平在伯仲之间，能够称之为论文与评论之差异的仅有两小点出入。
以上，我们以近现代文学为线索对迄今为止日本当代文艺批评的来龙去脉做了基本考察，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外国文学、前近代文学研究领域。专门从事外国文学、前近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中也有自称“文艺评论家”的，例如吉田健一、乡庭孝男等人是外国文学研究者，但是，他们总给人一样的感觉；在前近代领域，村松刚、山本健吉、川村二郎、川村凑等等著述颇为踊跃，但他们的做法却不“泥古”。另外，作家中村真一郎、丸谷才一等人也从事一些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不过，前近代领域基本上在走学术路线，依然以本文校订、注释为主，“领域分野”仍然在继续。唯一一个引进文本理论的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是《源氏物语》研究，只是在这里尚未真正发生先前所说的学术与媒体之间的纠葛。当然，由于诸如群像新人奖等学术评价机制所认同的获奖作品几乎都是研究近代文学的（毋宁说川村凑是个例外），作为研究前近代文学的“文艺评论家”试图得到现行体制的高度评价还是比较困难的。
前面已经提到小林秀雄、吉本隆明、柄谷行人等“文艺批评家”具备了卡利斯马性的问题，对此我们有必要作进一步探讨。首先，在此所说的卡利斯马，并非指称大众化人气，而是指学者在学生、知识分子之中的威望。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在近代日本率先卡利斯马化的文学家当属高山樗牛。
高山樗牛本名樗牛高山林次郎，早年在东京帝国大学求学期间，便以文才华丽而享誉士林。明治27年以小说《泷口入道》一炮打响之后，他就频频在《太阳》等刊物上发表《日本主义赞》、《美好生活赞》等著名文章，其思想观念由国粹主义而尼采式个人主义，屡屡变幻立场，给予青年读者以莫大的影响。但是，天妒英才，不久他便英年早逝。高山樗牛的卡利斯马化一时间形成了潮流，以至于引起许多自诩为精英分子的人物的嫉妒，连当时尚未出名的夏目漱石后来在回忆时都感慨道：“我想，什么高山上的林公之类的呀？”[52]。但是，于今在学界除了部分专家之外，恐怕很少有人了解高山氏曾被文坛如此青睐吧。昭和3年，《朝日新闻》一则报道高山樗牛头像落成的消息，在开篇使用了“文豪高山樗牛”的誉称，可以想见，到了昭和初期他仍然被视为“文豪”。仔细分析一下他获此哀荣的原因，似乎可以列举如下几点：①年纪轻；②通晓西方哲学、文学、艺术；③通过《美好生活赞》等文章表达了自己的“人生观”。这些与浅田彰、宫台真司等少壮学院派代表人物的情形相似。其中，“人生观指南”要素并不是卡利斯马化的充要条件，但是，也是一种显示度。例如，有大正时期“教养主义”先锋之美誉的阿部次郎、仓田百三以及昭和时期的著名学者龟井胜一郎等人身上都体现了这一点。
接下来，当属昭和初期享誉文坛的小林秀雄。在昭和17年举行的题为“近代的超克”的座谈会上，大阪帝国大学教授菊池正士曾对小林氏说：“像你这样的人搞古典，我认为在教育上很有价值。毕竟学生们都知道你啊！”由此，小林秀雄已经具备卡利斯马性的事实可以略见一斑。当年，小林氏恰好40岁，刚刚推出《当麻》、《何为无常》、《平家物语》、《徒然草》等古典随笔。或许已是老调重弹，小林氏具备卡利斯马性的理由有如下几点：第一，敢于“断言”。其次，是修辞术巧妙。他先提出读者易懂的命题，接着使用诸如“如此之谓，乃家喻户晓之常识”、“诸如此类皆为十分浅显的道理”之类的定型句式虚晃一枪，让对手的期待落空；或是提示一个貌似常识的命题，然后在句尾施以否定表达。玩弄如此修辞术“马戏”手法是他的看家本领。使批评作为作品自立的主意是由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53]提出的，以他人为谈资叙述自己梦想的手法则出自兰波。而使得小林氏的修辞术“马戏”成为现实的是动词在句尾出现的日语特性。无论是断言抑或虚晃一招或者是否定表达，皆能达到图穷匕首见的特殊效果，读者往往读到句末突然遭受意外的刺激，从而获得受虐式的快感。柄谷行人那里也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如此修辞法。小林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仍笔耕不辍，直到1983年去世之前，一直君临日本文坛，如今依然是卡利斯马式的存在。新潮社后来设立了“小林秀雄奖”，专门奖掖后学中杰出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