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我们无法跳出自身的局限去观察信仰、观察事物、观察它们是否“对应”，那还能做什么呢？逻辑学家指出，若想成为一个优秀的思想家，最起码的标准是不能自相矛盾。也就是我们不能既说某人是张三又不是张三，不能说珠穆朗玛峰既是一座山又不是一座山。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等于什么也没说！这时听众就会问了：“它到底是不是座山啊？”这就是自相矛盾的含意。塔米对待圣诞老人的态度就是自相矛盾的，她既相信又不相信。对待这类自相矛盾的问题，逻辑能为我们指出一条明路，它能教给我们一套有效的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逻辑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起源于古代希腊、中国和印度这三个国家。为什么逻辑没有在古埃及或墨西哥这样的文明中出现呢？因为这里的农人们只信奉一个神，遵从一部法律，以同一种方式跳舞。他们会汇聚起来，和一群信奉另一个神、遵从另一部法律、跳另一种舞蹈的人通商。在那个时候，前面这三种文明都不是集权国家，没有人逼迫大家接受同一个神、同一部法律、同一种舞蹈，所以他们必须找到一种沟通合作的方式。

我之所以将逻辑称为“明路”，是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希望它能解决一些问题。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逻辑不会对我们产生束缚。逻辑是一种工具，也可以说是事物的一种排列方式，但又自成一体，不会因为我们做了不合逻辑、不合常理的事而恼怒、伤心、低落或是失望。说到底，它和你妈妈不一样。你用或不用，它就在那里。逻辑可以是我们为了某种目的而设计的一套理论结构，也可以是为了解决某个问题而去深入了解的某种事物。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都是带着某种目的去选择逻辑作为工具的。

那么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影响了西方（和穆斯林世界）思想的哲学家，他实在太伟大了，以至于千年之后我们对他的称谓都是“先哲”（The Philosopher）。他曾说，逻辑的本质就是矛盾律（law of self-contradiction）。没有人在同一时间既是张三，又不是张三。逻辑存在的意义就是将我们从自相矛盾的困境中拯救出来，带入能够自圆其说的新境地。这是一条从认知失调、心理失衡到和谐融洽、思维清明的道路。如果我们能将自己的信仰清楚地阐释出来，再通过调查审视、再次澄清的方式将矛盾点剔除，那么就能将信仰全部理顺，从而达到终极目的。那时我们就能确定什么是存在的、什么是不存在的，矛盾也将荡然无存。

这里有个小例子，我们可以通过它来看看逻辑是怎样运转的。

乔治是艾迪的朋友，有一天艾迪在商场偷了东西。售货员问乔治：艾迪有没有偷东西？这时乔治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忠于朋友，另一个是忠于是非观。

我们来想象一下乔治和逻辑学家的对话：

 

逻辑学家：孩子，你挺难选的啊。

乔治：我该怎么办啊，逻辑学家！你能帮帮我吗？

逻辑学家：这个嘛，我们先来说说你的问题吧。你觉得“看到犯罪行为应当揭发”是对的吗？

乔治：肯定是对的。

逻辑学家：那你觉得“应该保护自己的朋友”是对的吗？

乔治：当然！

逻辑学家：艾迪既是你的朋友又犯了罪，你既认为“自己应当揭发他”，又认为“自己应当保护他”，这就是矛盾点。

乔治：就是这样！我该怎么办？

逻辑学家：让我们定义一下术语，检查一下推导条件。什么是犯罪？

乔治：就是违反法律。

逻辑学家：揭发犯罪行为一定就是对的吗？假设你身处纳粹德国，有个朋友违反法律，庇护了一个犹太人，你会揭发他吗？

乔治：不会。

逻辑学家：所以，“看到犯罪行为应当揭发”就是错的咯。你能既当好人又保护你的朋友啦，矛盾解决了！

乔治：谢谢你，逻辑学家！

 

当然了，话也可以反过来说。逻辑学家可以从“好人总会支持朋友”谈起，指出其中的问题，再推导到“好人有时也会揭发自己的坏朋友”。或者他可以更透彻地解释一下“帮助”的含义，也就是说，好人也可以通过揭发的方式帮助自己的朋友，这样他们才会悬崖勒马。这些都能给乔治指出一条明路，帮助他解决矛盾，获得思维上的统一。

有时，逻辑解决问题的能力太剽悍了。比如诡辩家柏拉图有一次就有意忽悠了一位狗的主人，他是这么说的：

 

1．你有条狗。

2．你的狗还有小狗。

3．如果甲有乙，乙有丙，那么甲就有丙。

4．只有狗才能有小狗。

5．你有小狗（根据1、2、3条推出）。

6．你是条狗（根据4、5条推出）。

 

需要说明一下，这段对话里的人不是狗，他是人。幸运的是，这位诡辩家的推导在逻辑上站不住脚。不能因为你有条狗，狗还有小狗，就说你是条狗。为什么呢？

因为“有”这个字有两重意思：1．“拥有”；2．“生育”。一旦我们搞清一字多义的问题，就能看破他的论证了。第一条里的“有”和第二条里的“有”意思不同，在一定的法律框架下，第三条中的所有权推导是正确的，但套在“生育”的意思上就不对了。

这么说，逻辑又力挽狂澜了。

它能帮我们摆脱一些概念上的陷阱。

太管用了。

逻辑，干得不错哟。

但有些时候逻辑也弱爆了。即便我们理清了自己的观点，对“你何时会背叛朋友”“好人何时会犯罪”“‘帮助’的含义到底是什么”这些困难的问题都有了答案，也还是有一些问题无法通过逻辑解决。我们称这些问题为逻辑悖论，也就是一句话从逻辑的角度来看，既是真的也是假的。这里就有一句：

“这句话是假的。”

如果这句话确实是假的，那么它就变成了真的。如果这句话确实是真的，那么它就成了假的。若想以逻辑为手段检验信仰的真假，这句话就会挡在那里。也就是说，那些帮我们解决了乔治、艾迪以及盗窃问题的招数不再管用了，因为在之前的例子中，所用的词语非常简单，都是一些非常基础的逻辑词汇。

逻辑学家们试图将数学手段引入，这下又冒出了另一大批悖论，我们称其为集合论悖论。这里有个例子：

我们有很多形容词，其中有一些可以对自己进行描述，比如“中文的”这样的词。但有些词无法对自己进行描述，比如“长的”这样的词，因为这个词本身并不长。

我们可以用“自述性”形容那些能对自己进行描述的词，用“非自述性”形容那些不能对自己进行描述的词。

我们可以举出一些自述性词语的例子，比如：“形容词的”、“多音节的”。

这里还有一些非自述性词语的例子：“英文的”、“无法理解的”。

那么悖论就来了：当我们讨论“非自述性”时，这个词本身有没有自述性？如果它是自述性的词汇，那么它就应当是非自述性的。如果它是非自述性词汇，那么它就应当是自述性的。在这种说谎者悖论的影响下，我们的思维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间来回游移，举棋不定。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想出了一个名为类型论的解决方法。也就是说，我们只需要用他的这套方法小心地说话，就不会再陷入悖论的泥沼了，举例如下：

首先，我们要舍弃“自述性”这套给形容词分类的方法，下定义的时候要倍加小心，说清楚它是用来形容哪类事物的，界定方式不能出现悖论。例如“长的”这个词，可以用来形容物体，但不能用来形容单词。如果你要找一种既能形容单词又能形容物体的形容词，那就是另外不同种类的形容词了。目前这个词是从“只能形容物体，不能形容单词”的大箱子里掏出来的，如果你有个东西想形容一下，只能从“形容物体”的大箱子里往外掏，不能去“形容单词”的大箱子里翻。

反过来看，如果你想形容一个单词，就只能在“形容单词”的大箱子里找，不能去“形容物体”的大箱子里翻。但如果你既想描述事物又想描述单词，怎么办呢？没关系，我们还有专门针对它的箱子呢。我们专门有一个装既能形容物体又能形容单词的形容词的大箱子，只不过它们属于二级形容词。我们有无数个这样的箱子，罗素留给我们一种分类的方法，根据这套设计方法，我们就再也不会犯悖论的错误了。

按照罗素的类型论方法，“自述性”一词是否有自述性的悖论就不会再出现了。没有一个形容词既能描述单词，又能描述形容词，因此也就没有了能描述自身的形容词。如果你能恪守这种方法，就不会陷入任何悖论之中，它就像是一种对思维的净化。

 

逻辑学家兼哲学家阿尔弗雷德·塔斯基（Alfred Tarski）也以一种类似的方式解决了说谎者悖论：要定义“真的”一词，就不能让“真的”这个词出现在定义中。

首先，塔斯基将“真的”定义为目标语言L，目标语言要通过所谓的T句描述出来。描述的方式并不重要，我们只需要知道塔斯基做到了不提到“真的”这个词，就将T句表达了出来，写出来是这个样子的：

“‘雪是白色的’在L句中为真”，当且仅当雪是白色的时候。

“‘草是绿色的’在L句中为真”，当且仅当草是绿色的时候。

换句话说，如果你想说“雪是白色的”是可以做到的，只要把“在L句中为真”加进来就可以了。而一旦你这样做了，在谈论的就不是L本身了，而是元语言L1。目标语言之所以被称为目标语言，是因为它谈论的是某个具体的目标。而对比来看，元语言L1谈论的是目标语言的句子本身。元语言中既包含了“在L句中为真”，也包含了“在L句中为假”。我们还有元元语言，谈论的是元语言的句子本身。在这类句子中，我们可以说“‘“雪是白色的”在L句中为真’在L1句中为真”。

但什么时候能说“这句话是假的”呢？没办法说。你可以说“在L句中为真”、“在L1句中为真”、“在L2句中为真”，等等，“真的”一词并不会给我们造成麻烦。

那些擅长解谜的读者一定会发现问题：如果想按照罗素和塔斯基的方法描述事物，同时还要解释如何对事物进行描述，他们就必须打破自己的这些描述规则！

所以罗素也说了这样的话：

“不要去问‘自述性’本身可否自述，这句话毫无意义。若想使用我的类型论，唯有对形容词极为准确地使用才能保证其有意义。”

但罗素这句话本身就违反了自己设下的所有规则。他说不要去问“自述性”本身可否自述，这句话毫无意义。但这句话肯定是有意义的啊，这不是他自己刚说出来的吗？我们也听懂了啊！他说的又不是：

“不要去问‘蹦巴拉蹦巴拉砰’，这句话毫无意义！”

这才是真的让人看不懂。

他说：“不要去问‘自述性’本身可否自述，这句话毫无意义。”

这句话明显是错的。“‘自述性’本身可否自述”肯定是有意义的，不然它和“蹦巴拉蹦巴拉砰”就没有区别了，我们也不知道该怎样去思考要怎么思考了。

这可是个大问题！而且他的回答同样有问题：“不要让一个单词泛指所有的事物，要将单词按照其所指的事物在类型或等级上进行划分。”要知道这句话也违反了他自己的规则。句子中“单词”一词就是对各类词汇的泛指。

我和一些哲学教授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这样为罗素和塔斯基辩解：“使用”和“提及”是有区别的。他们认为罗素说“不要使用自述性单词”时，确实提到了“单词”这个词，但并没有使用它。但我觉得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因为“提及”就是“使用”的一种形式，当我们提及一个单词时就是在使用它。“单词”这个词语在“单词很有意思”中起到的是表述作用，在“须避开自述性单词”中只是被提及了一下，但这两种用法其实是完全相同的，两个句子不都用了“单词”这个词吗？某种程度上，单词就像是给别人一个吻，如果我为了证明为什么自己不应该吻你而去吻了你，那我还是吻了你。这么说吧，世界上没有“举例吻”这种东西。要是不信，下次开性骚扰研讨会时试一试，记得告诉我结果。吻是不可能用来举例的，它具有实在的用途，单词也是一样。

逻辑自称能通过明确定义的方式解决争议，但一遇到悖论，逻辑就开始自相矛盾了。如果用这种方式，我们既不能将问题表达清楚，也找不到明确的答案。

在注意到悖论这个问题后，你会发现到处都是问题。举例来看，20世纪早期有个哲学流派叫逻辑实证主义，这一流派希望通过确定命题意义的方式来解决所有问题，其中不仅仅有逻辑问题。实证主义者认为句子只有满足了以下条件之一才有意义：

 

1．逻辑正确，例如“甲=甲”。

2．科学可证。

 

他们试图以清除一切形而上学和宗教内容为手段，彻底净化我们的思想和语言，原因是他们认为形而上学和宗教内容都是不好的。那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文明几近毁灭，人们希望能有一些激进的解决措施，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逻辑实证主义者有个最大的问题：他们给出的这个定义本质上就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有意义的句子必须在逻辑上正确，或是科学可以证实”这句话既非逻辑正确，科学上也无法证实。没有人会在检测一根钠试管或是探查一只海狸的肛门后报告说：“我发现有意义的句子不是逻辑正确，就是科学可证。”

由此推断，逻辑实证主义不是错的就是毫无意义的。嗯，估计就是错的。有时逻辑实证主义者会将自己的工作与艺术作比。他们认为有意义的句子是通过论证来说服他人的，艺术则是通过情感影响他人。因此，“有意义的句子必须在逻辑上正确，或是科学可以证实”虽然没有意义，但它有一定的感染力，就像《我是海象》的歌词一样。“逻辑实证主义是艺术”的论断显然也有问题，它和艺术一样失去了意义。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一书中为逻辑实证主义提供了另一种复杂的解释版本，这是一种与实证主义相类似的意义理论。他认为如果一个句子有多重指向性，能从中挑出一种作为对应的句子才是有意义的。维特根斯坦还指出了逻辑实证主义的问题：这句话本身又该如何定义呢？如果只有选出一种可能性的句子才是真的，那么“只有选出一种可能性的句子才是真的”这句话又是不是真的呢？维特根斯坦很有勇气，他的结论是这句话毫无意义。

“我的命题应当是以如下方式阐述的：那些理解我的人，当他们以这些命题作为梯级并且超越了它们时，就会最终认识到它们是无意义的。（可以说，在登上高处之后，他们必须把梯子扔掉。）”

维特根斯坦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人，但这段话非常非常愚蠢。任何爬过梯子的人都知道：我们用梯子爬到高处，再把梯子扔掉就下不来了！干吗要把梯子扔了呢？如果我们爬上去之后觉得上面不怎么样呢？如果爬上去才想起来落下东西了呢？如果我们时而想上去，时而又想下来呢？爬上去之后万一下大雨了，我们还想下来躲躲呢？为什么维特根斯坦要建议我们上去后就把梯子扔了呢？这主意真不怎么样！

我们是从圣诞老人的本体论地位开始讨论的，因为对于圣诞老人是否存在，我们的意见摇摆不定。那么逻辑这条路走得通吗？它打出的旗号是“不相矛盾”，没准儿它能解决一些相互矛盾的问题呢。但其实根本不靠谱！追溯到最本源的地方，逻辑学家在讨论逻辑本身的时候，说出来的话都是不合逻辑的。他们认为逻辑与生活的关系既真实又荒谬。无论是在崇高的逻辑领域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思想都是分裂的，逻辑学家也和我们一样分裂！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内心世界里，有一半认为自己特别有道理，另一半认为自己做的毫无意义。维特根斯坦既认为逻辑哲学论特别重要，又认为它毫无用处。他其实和塔米一样困惑！

这些逻辑学家都疯了吗？还是在蒙人呢？他们是不是为了谋一份轻松的教职才说了这些狗屁不通的话呢？是为了受邀去参加豪华的逻辑学派对，还是为了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炫目的逻辑舞台秀呢？

再或者，逻辑就是解决不了逻辑悖论，就是无法解释自身的悖论，这样行不行？

不行。原因有两条，一是逻辑学家的目标就是在生活中消除矛盾，如果逻辑本身就自相矛盾，那么它连自证都做不到。假如我是个摇滚歌星，活得充满矛盾也无所谓，因为我安身立命靠的是超赞的音乐，有大把妹子想和我上床。但假如我是个逻辑学家，要想吸引公众的注意，获得社会的肯定，得到财政上的支持，我就一定要有逻辑。

第二点是，在如何对待圣诞老人这一点上，目前我们真是毫无进展。

可以这样讲，我们意识到对待圣诞老人这个问题有两种观点：我们想相信他是真实存在的，但同时又觉得他未必存在；我们坚信没有圣诞老人，却发现自己必须接受另一种毫无意义的意义理论。其实逻辑和圣诞老人的境况差不多，我们对它也是半信半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