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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是从1978年12月5日开始的。
美国电子数据系统公司（简称EDS公司）伊朗分公司的人事主管杰伊·科伯恩正坐在德黑兰郊区的办公室里，心事重重。
办公室所在的三层水泥建筑位于从布加勒斯特街分出的一条小巷里，因此又被叫作“布加勒斯特”。科伯恩在二楼，他的办公室按美国标准来说相当大。房间里铺着镶木地板，放着一张时髦的木质办公桌，墙上挂着一幅伊朗国王的肖像。他背窗而坐。透过玻璃门，他可以看到开放式办公区里的员工，他们有的在打字，有的在接电话。玻璃门有门帘，但科伯恩从不拉上。
办公室里冷极了，一直都这么冷。数千名伊朗人正在罢工，城市的电力供应时断时续，暖气则基本上每天都要停几个小时。
科伯恩五英尺[1]十一英寸[2]高，两百磅重，人高马大，肩膀宽阔。他留着分头，经过精心打理的红褐色短发透着商人的干练。尽管他才三十二岁，但看上去将近四十了。认真观察的话，从他迷人开朗的面容和随时保持着的微笑中，可以发现他还很年轻，但他总给人以早熟的印象，让人觉得他一定是早就担负起成长的重任。
他打小就承担起了各种责任：孩童时代在父亲的花店工作；二十岁的时候在越南当直升机飞行员；成为年轻的丈夫，然后是父亲；而如今，在这个暴徒横行的城市里，一百三十一名美国员工及其二百二十名家属的人身安全都交到了他这个人事主管的手上。
今天，他一如既往地给德黑兰各处打电话，努力弄清哪儿发生了冲突，下一次冲突会在什么地方爆发，以及未来几天会出什么状况。
他每天至少给美国大使馆打一通电话。大使馆有一间二十四小时值守的情报室。分布在城市各区域的美国人会将本地示威和骚乱的情况报告给大使馆，然后大使馆会发出通知，警告他们避免去某某地区。但科伯恩发现，大使馆几乎无法给出预测和建议。他每周都参加大使馆的通报会，但大使馆总是说，美国人应该尽量待在室内并远离人群，还说国王掌控着局面，现在还没到撤离的时候。科伯恩懂得他们的难处——倘若美国大使馆说国王的政权摇摇欲坠，那国王就必定会垮台——但他们太谨慎了，以至于没有透露半点有用的信息。德黑兰的美国商人对大使馆不再抱幻想，索性成立了自己的情报网。城里最大的美国企业是贝尔直升机公司，其伊朗业务的负责人是一名退休少将——罗伯特·N.麦金农。麦金农掌管着一个一流的情报机构，他把所有的情报都与大家分享。科伯恩还认识几个美国军队的情报官员，常与他们通电话。
今天德黑兰相对安宁，没有大规模的示威。最近一次严重骚乱爆发于三天前，也就是12月2日，那是大罢工的第一天，据报道有七百人在街头斗殴中丧生。科伯恩掌握的情报显示，平静的局面可能只会持续到12月10日，即穆斯林的圣日阿舒拉节那天。
科伯恩担心那天会出事。这个穆斯林的冬季节日完全不像圣诞节。这一天，穆斯林会斋戒，悼念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孙侯赛因。整个节日的基调是悔恨。届时将举行大规模游行，虔诚的信徒甚至会在游行中鞭笞自己。在那样的氛围下，疯狂和暴力可能会瞬间爆发。
科伯恩担心，今年的暴力行为也许会冲着美国人来。
一系列不愉快的事件使他相信，伊朗人的反美情绪正在急剧升温。曾有人将一张卡片塞进他的门缝，上面写着：如果你珍惜你的生命和财产，就滚出伊朗。他的朋友也收到过类似的明信片。他家的外墙上之前被某些“喷漆艺术家”喷上了一行字：美国人住在这里。他的孩子前往德黑兰的美国人学校时，所乘的校车被一群示威者摇晃冲撞。EDS公司的其他员工在街上遭到过大声辱骂，他们的汽车也被损毁。在一个恐怖的下午，EDS公司最大的客户——卫生和社会福利部的伊朗人发起暴动，砸碎窗户、焚烧国王肖像。楼里的EDS公司管理人员退守到一间办公室，设置路障抵抗暴徒，直至他们离开。
从某种意义上说，最危险的变化发生在房东对他的态度上。
同德黑兰的大多数美国人一样，科伯恩租的房子里住着两家人——他和他的妻子、孩子住楼上，房东一家住楼下。那年三月，科伯恩刚来德黑兰的时候，房东给他们提供了庇护之所。两家人相处融洽。科伯恩和房东一起讨论宗教——房东给了他一部英文版《可兰经》，房东的女儿则向她父亲念诵科伯恩带来的《圣经》片段。周末他们会一同去短途旅行。科伯恩七岁的儿子斯科特同房东的儿子们在街上踢足球。某个周末，科伯恩一家有幸获邀参加一场穆斯林婚礼。那是一次有趣的体验。男人和女人一整天都不得相见，科伯恩和斯科特同男人们待在一起，科伯恩的妻子莉兹和他们的三个女儿同女人们待在一起，科伯恩从未看到过新娘。
夏天过后，两家的关系却渐渐疏远了。周末的旅行不再进行；房东的儿子们被禁止同斯科特在街上玩；最后，两家就连在房子里和院子里都不接触；房东的孩子如果同科伯恩一家说话还会受到申斥。
房东并非突然之间开始恨美国人。一天晚上，他用行动表明他还很关心科伯恩一家。那天，街上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房东的一个儿子在宵禁后外出，士兵便朝男孩开火了，男孩翻过院墙逃回家中。科伯恩和莉兹从二楼阳台看到了整个经过，莉兹被吓坏了。房东上楼告诉他们出了什么事，并向他们保证一切都好。但他显然意识到，为了家人的安全起见，不能让人看到他同美国人友好——他嗅得出风向变了。对科伯恩来说，这又是一个不好的征兆。
现在，科伯恩听说，阿舒拉节那天将会发起针对美国人的圣战，这件事已经在清真寺和集市里传得沸沸扬扬。距阿舒拉节还有五天，但在德黑兰的美国人都出奇的镇定。
科伯恩记得，宣布宵禁之后，就连EDS公司每月的扑克比赛也未受到影响。他和他的牌友只需带上妻子和孩子，将打牌变成睡衣聚会，到天亮再散伙就行了。他们已经习惯了枪声。大多数争斗发生在集市所在的南部老城区，以及大学周边。但大家都会不时听到枪声。初始的惊讶过后，他们就不再关心这些事。倘若说话时被枪声打断，他们就会停下，等枪声停后接着讲下去，就像在美国遇上飞机从头顶飞过一样。他们仿佛从来都不担心子弹会打中他们。
科伯恩对枪声并没有漠不关心，他年轻时经历过枪林弹雨。在越南的时候，他曾经驾驶过武装直升机支援地面行动，还驾驶过运输部队和补给的直升机，在战场上无数次着陆起飞。他杀过人，也见过人死。那时候，每执行二十五小时战斗飞行任务，就能获得一枚空军奖章，而科伯恩回家的时候戴着三十九枚，此外还有两枚杰出飞行十字勋章、一枚银星勋章，以及小腿肚里的一颗子弹——中弹的正是直升机飞行员最脆弱的部位。那一年，他觉得自己在战斗中尚能应对，因为战斗中要做的事太多了，他没有时间害怕。可每次一旦任务结束，他回想起自己干了些什么，就止不住双股战战。
尽管有点怪异，但他还是很感激那段军旅生涯。战争让他迅速成长，给了他商界同侪所没有的优势，也让他对枪声形成了正确的观念。
但他的大多数同事做不到，他们的妻子也是。每当讨论撤离的时候，他们都会反对。他们为伊朗EDS公司投入了大量精力，公司是他们的骄傲，他们不愿抛弃它。他们的妻子将租下的公寓改造成真正的家，他们甚至在制订圣诞节的计划。孩子们都上了学，结识了朋友，养了宠物，还有了自行车。他们认为，只要老实本分地坚持几天，风头自然就会过去。
科伯恩曾劝莉兹带孩子回美国，这不仅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也是因为终有一天，他将不得不一次性撤离三百五十名美国人。到时候，他必须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这项工作，无暇为自己家人的安危担忧。但莉兹拒绝回去。
想到莉兹时，他不禁叹气。她爱开玩笑，精力充沛，大家都喜欢和她相处，但作为一名公司高管的妻子，她并不称职。EDS公司对管理人员的要求很高，有时为了完成工作他们不得不通宵加班。莉兹不喜欢这样。在美国的时候，科伯恩负责招聘，全国到处跑，从周一到周五都不在家，莉兹对此深恶痛绝。她在德黑兰很高兴，因为科伯恩每晚都会回来。她说，如果他打算留下来，那她也不会走。孩子们也喜欢这儿。这是他们第一次到美国之外的地方生活，伊朗的语言和文化吸引了他们。十一岁的长子吉姆非常自信一切都会没事儿，丝毫不担忧；八岁的次女克里斯蒂虽然有点焦虑，但她素来多愁善感，总是对事物反应过于敏感；七岁的三儿子斯科特和四岁的小女凯莉则太小了，根本意识不到危险。
于是他们留下来了，同其他人一样，等着事态好转——或者恶化。
科伯恩的思绪被敲门声打断，马吉德走了进来。他身材矮小而结实，五十岁左右，蓄着厚密的小胡子。他曾经十分富有，他的部落拥有过一大片土地，但在六十年代的土地改革中失去了一切。现在，他是科伯恩的行政助理，负责同伊朗官僚机构打交道。他英语流利，心思敏捷。马吉德在科伯恩一家刚到伊朗的时候帮了大忙，科伯恩很喜欢他。
“进来吧，”科伯恩说，“坐下。有什么事？”
“是法拉的事。”
科伯恩点头。法拉是马吉德的女儿，她协助父亲工作，她的任务是保证所有美国雇员的签证和工作许可证都能及时更新。“出什么事了？”科伯恩说。
“警察让她将两个美国人的护照从我们的文件中取出来，而且不能声张。”
科伯恩皱眉道：“谁的护照？”
“保罗·恰帕罗恩和比尔·盖洛德。”
保罗是科伯恩的老板，EDS伊朗分公司的头号人物。比尔则是二号人物，也是他们最大项目的经理，该项目的合约方是伊朗卫生与社会福利部。
“到底出什么事了？”科伯恩问。
“法拉的处境非常危险。”马吉德说，“她被下了封口令。她找我商量。我当然要告诉你，但我担心法拉会遇到大麻烦。”
“等等，我们从头说起。”科伯恩说，“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她今天上午接到了警察局居留许可证处美国科的电话。他们让她去警察局，说是詹姆斯·尼费勒先生的事。她以为是例行公事，于是在十一点三十分到警察局，见到了美国科的科长。科长找她要尼费勒先生的护照和居留许可证，她说尼费勒先生已经不在伊朗了。然后他又问到保罗·布查，法拉说布查先生也不在伊朗。”
“她这么说了？”
“是的。”
布查在伊朗，但法拉可能不知道吧，科伯恩想。布查曾在伊朗居住，然后离开了，但又回来待了很短的时间——他明天将乘飞机去巴黎。
马吉德继续道：“科长说，‘我猜另外两个人也不在，对吧？’法拉看到他的桌上放着四份文件，于是问是哪两位。科长告诉她，是恰帕罗恩先生和盖洛德先生。她说她今早刚拿到盖洛德先生的居留许可证。科长让她将盖洛德先生和恰帕罗恩先生的护照和居留许可证带给他，而且不能声张，不要打草惊蛇。”
“法拉怎么说？”科伯恩问。
“她说今天没法拿。于是科长让她明早送去。他说这是正式命令，她必须履行，还说将有人监视她的行动。”
“这说不通啊。”科伯恩说。
“如果他们发现法拉没有服从命令——”
“我们会想办法保护她。”科伯恩说。他不知道美国人是否必须听命交出护照。前不久他曾在遭遇一场小车祸后交出过护照，但后来有人告诉他不必那样做。“他们没说为什么要交护照吗？”
“没说。”
布查和尼费勒是恰帕罗恩和盖洛德的前任。这意味着什么？科伯恩不知道。
科伯恩站起来。“我们首先要决定的是，法拉明天早上该对警察怎么说。”他说，“我会同恰帕罗恩商量，回头告诉你。”
保罗·恰帕罗恩坐在大楼底层的办公室里，他的房间也有镶木地板和办公桌，墙上也挂着国王的肖像，他也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保罗三十九岁，中等身材，但有点偏胖，这主要是因为他热爱美食。他橄榄色的皮肤和又厚又黑的头发显示了他纯正的意大利血统。他的工作是在一个原始国家建立完全现代的社会保障系统，这可不容易。
在七十年代早期，伊朗有一套不成熟的社保系统，这套系统不仅不能有效地征缴社保费，而且还很容易就会被钻空子——一个人甚至可以因为同一疾病反复获得补助。国王决定从每年两百亿美元的石油收入中拿出一部分资金将伊朗打造为福利国家，EDS公司获得了这项工程的合同。美国好几个州的医疗保障和医疗补助项目都是由EDS公司操作的，但在伊朗，他们必须从头做起。他们要给三千二百万伊朗人每人发一张社保卡，从领薪水的人的工资中扣除社保金，并处理社保领用申请。这个系统都由电脑控制——这是EDS公司的特长。
在美国建立一套数据处理系统，就像是用袋装配料制作蛋糕，而在伊朗做同样的工作，则像是要从种植小麦开始做起。挫折是不可避免的。伊朗人并不具备美国企业管理人员的那种进取精神。他们经常制造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在EDS公司位于得克萨斯州达拉斯的总部，员工经常能化不可能为可能，甚至能提前完成任务。而在伊朗，干成任何一件事都异常困难，无论如何都要等到“明天”，但其实却是“未来的某个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