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儒家“礼”治规范下的社会和谐思想(4)

但当我们今天从21世纪的角度回看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后几百年的西方历史，我们会发现西方所谓的“自由、平等”从来没有在西方社会得到过真正的落实。时至今日，西方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发展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以美国为例，根据迈克尔·耶茨引用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2010年最富的20%的家庭收入占居民总收入的50.2%，而最穷的20%的家庭仅得到收入的3.3%。而在30年前，相应的数据分别是44.1%和4.2%。2010年，最富的5%的家庭收入比收入最低的50%的家庭收入的总和还要多。美国《大西洋月刊》披露：“美国收入差距比所有的西非、北非、欧洲和亚洲国家都严重。”[38]种族之间的不平等在美国也非常明显，在失业率方面，黑人、拉美裔的平均失业率显著高于美国全国平均水平，2013年2月，在美国平均失业率为7.7%的情况下，黑人失业率为13.8%，拉美裔失业率为9.6%。而在年轻人失业率方面，黑人失业率明显高于白人，2013年2月，美国16—19周岁在就业市场的年轻劳动力失业率为25.1%，其中白人青年的失业率为22.1%，黑人青年的失业率高达43.1%。而在监禁率方面，黑人和拉美裔显著高于白人，白人男性的被监禁率为0.5%，拉美裔男性的被监禁率为1.2%，而非拉美裔男性黑人的被监禁率为3.0%。在18—19周岁的年龄段中，每10万美国居民中有1544名黑人男性被监禁，而白人男性为166人，前者是后者的9倍。[39]在政治领域的不平等在西方社会也很普遍。在美国，家族的政治势力相当庞大，统计显示，目前有17%以上的国会议员来自议员世家。美国有700多个家族至少向国会输送了两名家族成员：亚当斯、汉密尔顿、塔夫脱、哈里森、罗斯福、肯尼迪、洛克菲勒，这些姓氏伴随着美国200年历史，其中肯尼迪家族在美国政坛数得上的就有几十号人。在英国，高官们大多出身豪门，有的依靠岳父母“上位”。刚刚卸任的英国首相卡梅伦祖上是英国国王威廉四世，与现任英女王是亲戚。另外在卡梅伦政府中，有5人的父亲曾为国会议员，两人为保守党内阁大臣的女婿，还有3人与英国前首相有血缘关系。其中，财政大臣奥斯本是前英国外交大臣豪威尔的女婿。此前的研究表明，过去400年，英格兰基本控制在1000个家族手中，2500个家族则操纵着整个英国。在日本，日本国会议员的42%都是世袭议员，而且往往是三四代世袭，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祖父是国会议员，外祖父是日本前首相岸信介，其父安倍晋太郎曾任中曾根康弘内阁外相。近些年频繁更换的日本首相都与世袭相关，前首相福田康夫就出身日本政治世家，是已故前首相福田赳夫的长子，前首相麻生太郎的父亲和弟弟分别担任过众、参院议员；其外祖父是先后两次任首相的吉田茂；他的岳父则是曾当过首相的铃木善幸。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的祖父是日本前首相鸠山一郎，父亲鸠山威一郎曾任外务大臣。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西方社会在事实上都毫无平等可言，而在平等口号下的西方社会唯一用以遮羞的也就是在选举形式上的平等，也就是所谓的“一人一票”。虽然这种选举方式是在政治精英的操控下进行的，并且如上所述，选民们可以选择的人选也往往是政治精英的家族势力。但即便这样，由于在西方社会的绝大部分普通民众往往整日为生计奔忙，对国家政治事务缺乏最基本的常识，因此他们的眼界通常极为短浅，只盯着眼前的一些既得利益，对国家的发展缺乏长久规划，西方社会的政治家为迎合这些在选票中占绝大多数的选民的利益，这些政治家的竞选纲领有非常严重的短期化的现象，因此西方社会这种在选举形式上的所谓平等也给西方国家带来了不小的灾难。例如，在西欧一些国家推行的高福利制度，已经使国家不堪重负，国家财政收入入不敷出，国家经济形势已濒临破产，但是正是由于选举形式上的所谓平等，在西欧国家任何一个参与竞选的政治家都不敢触碰民众高福利这块奶酪，只有空头许诺更大福利的政治家才能上台。这样的国家事实上已经破产，虽然在和平时期这样的国家尚能苟延残喘，但一旦遇到战争，这样的国家所面临的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成为一个被别人奴役的国家。而少数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虽然目前号称世界第一强国，但由于选举形式上的平等，一些有发展远见、利国利民的政治措施也无法落实，例如美国社会深受其害的枪支自由持有的这一陋习，始终由于相当多的美国民众不肯放弃，所以几届政府都无法禁绝，而有益于国家的高铁事业，也由于民众之间的相互扯皮，而无法建立。这使得美国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不前，经济空心化趋势非常明显。

通过传统儒家社会的等级差异制度与西方社会形式平等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儒家社会提倡的等级制度还是西方社会的所谓选举平等都不是让国家长治久安的一个策略。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就是因为他选择了一条既不同于儒家传统社会，也不同于西方社会的道路，有关这一问题将在下一节予以介绍。

第四节 改革开放选择的道路是对儒家传统社会和西方社会的扬弃

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实行改革开放的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非常高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大幅度增长，国家整体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尤其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特别令人瞩目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中国的崛起。据统计，2002—2011年10年中，中国GDP年均增长率达10.7%，而同期全球GDP年均增长率仅为3.9%左右。从经济总量上看，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综合国力国家，与当今世界第一经济体——美国的差距由1980年的5倍迅速缩减至2011年的2倍[40]。据预测，至2020年，中国国内产生总值有望赶超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

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看，1978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欧盟国家的差距为38.7倍，与日本的差距为55.97倍，与美国的差距为65.98倍，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为12.68倍。而2011年，上述差距迅速缩小。2011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欧盟的差距降至6.4倍，与日本的差距降至8.43倍，与美国的差距降至8.84倍，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不足2倍。2011年与1978年相比，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差距整体上降低了7倍多，反映了中国国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以及中国经济所蕴含的巨大潜力。

当前，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1978—2010年，我国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居世界的位次均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2010年，中国工业产品中的粗钢、煤、发电量、水泥、化肥、棉布等200多种工业品均位居世界首位。同年，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总量的19.8%，而美国的占比是19.4%，中国成为新的“世界第一工业大国”。[41]

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就是因为它选择了一条既不同于儒家传统社会，也不同于西方社会的道路，它没有选择西方平等的选举形式，也不完全按照儒家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它一方面借鉴了西方的平等口号实行民主集中制，另一方面在现实操作层面，它借鉴了儒家传统社会的等级管理办法，采用等级化的官僚体制来推动政策的实施。

中国政治中的民主集中制集中体现在代表国家政体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方面，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与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有显著的不同，它在提供给全国人民广泛参政、议政的平等权利的同时，牢牢的将决策的权利把控在具有丰富治国理政经验的政治精英手中，这一方面克服了西方政治社会中政治家屈从于民众的选票压力而无所作为的弊病，另一方面又通过民众监督政府的职能克服了政治精英只顾国家长远利益而完全忽视民众眼前利益的弊病。通过这一决策程序，既使每项政策的酝酿过程深思熟虑，充分体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一项政策酝酿成熟之后的实施过程又避免了西方社会的拖泥带水，从而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

在现实操作层面，维持国家运转的是等级化的官僚体制。所谓官僚制即科层制，是指一种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等为特征的组织形态，亦即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具体来说，官僚制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合理的分工，明确划分每一个组织成员的职责权限，并以法规的形式严格固定这种分工；层级节制，按照权力和责任分成一定的等级制，只接受来自上层的合法命令；依照规程办事的运作机制，官僚制组织中制定一整套规则和程序来规范组织及其成员的管理行为，以保证整个组织工作的一致性和明确性；非人格化，运用各种文牍来管理，组织成员和私人生活相分离；管理是专家的行业，需要适应工作需要的专业培训机制；合理合法的人事行政制度。[42]中国传统文化有5000多年的历史，受儒家传统礼治下的等级社会影响很深。中国官僚制自古有之，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依靠传统因素以其惯性和人员思维定式在人们思想中发挥的作用和结合现代组织形式，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中国当代政治体制从传统中带来的主要遗传基因就是等级制。这种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有效的巨型公共机构来执行最高权威的意志。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帮助公共机构严格遵守政治意志的指向，从上到下、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政治命令，完成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利益目标。它从一产生就是一种政治性的制度安排，是党和国家实现其宏大目标的有效手段。它一方面帮助政府有效地组织社会资源，制定不同的公共政策，并对社会实施其改革计划；另一方面，它牢固地巩固了党和政府的利益和地位，社会被牢牢地控制在等级制顶端的政治精英的手中。虽然它也存在某些缺陷，但总体来看，目前还没有任何一种有效的管理体制可以取代中国当代的政治体制。

由上观之，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正是建立在对儒家传统等级社会和西方平等口号的扬弃下获得的。它一方面继承了儒家的传统，承认人与人之间确实存在差异。另一方面，又通过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赋予每个公民广泛参政、议政的平等权利，使得每项具体的政治方针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克服了过去儒家传统社会等级差异无限放大而给社会带来重大动荡的弊病。这正是中国道路越走越宽阔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