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我们不是邻居吗？”

到1947年12月中旬，庆祝联合国分治巴勒斯坦的活动几乎已成为一段记忆。沿着本·耶胡达大街，路灯的灯柱上耷拉着淡蓝色的旗帜，就像一只旧花圈上褪色的飘带。涂抹在犹太耶路撒冷城墙上充满希望的宣言，被一组新的公告覆盖——白纸黑字的动员令，命令城里每个17岁至25岁的犹太男子登记服兵役。

在数百码外的阿拉伯区，一位年迈的制帽店老板正在赶制塔布什毡帽，以应对纷至沓来的订单。打从1936年起，菲利普·阿鲁克（Phillip Arouk）卖的这种绛红色小尖帽从未像分治以来那样畅销。随着拥入城里的穆夫提枪手与日俱增，他的同胞纷纷把这种帽子买来当作阿拉伯人的标记戴在头上。

12月中旬的白天，耶路撒冷的生活一如往常，相对平静。人们熙来攘往，聚集在这座犹太城市的中心，浏览着商店橱窗，橱窗里展示着一长溜货物，品种繁多，就像城市的人口一样。这里有成堆的波斯地毯，来自也门的手绣丝绸、包银胸针，还有艺术画廊，以及售卖巴黎、伦敦、好莱坞以及战后东欧唱片的音乐商店。熟食店里储藏着巴勒斯坦最早的犹太农业企业利顺（Rishon）葡萄园产的瓶装酒、特努瓦（Tnuvah）合作社的奶制品、包装精美的盒装艾丽特巧克力。长长的唐菖蒲垂落在纤弱的花茎上，沙仑温室产的深红色和金色的玫瑰点缀着花店老板的橱窗。

本·耶胡达和乔治五世大街两旁是鳞次栉比的咖啡馆，烘焙咖啡的浓烈香味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飘散。“帝国”和“皇家”是英国人常去的两家咖啡馆；“阿塔拉”（Atara）咖啡馆的主人不去申请酒牌，以阻止英国人前来消费，顶楼只供帕尔马赫队员使用；“巴西”咖啡馆则是学生们常去的地方。

在这些店铺周围，有米亚·夏林姆的拉比学者，有身穿白衬衫、头戴一顶手编吉帕（kippah）——一种无边帽——的正统犹太人，有穿卡其布短袖衬衫和汗衫的基布兹女孩，还有身着双排扣西装，既傲慢又穷困的德国难民，他们行走在车道上，无视警察的咒骂声和英军巡逻车焦躁的喇叭声。

如今，在这些人群中少了阿拉伯人，他们曾经是这里一道多姿多彩的风景。那些在锡安电影院旁一字排开，用鞋刷敲打鞋箱、吸引顾客的鞋童不见了，那些敲打着捆在肩上的球形黄铜壶的咖啡贩子不见了，那些在人行道旁的热火盆上烤花生米的苏丹人不见了，还有那些贩卖堆在瘦腿毛驴背上的橘子、土豆、胡萝卜和小萝卜的村民，也全都消失了。

半是对自身安全的恐惧，半是响应穆夫提的命令，阿拉伯人渐渐不再到犹太区来了。每区各有自己的巴士服务：艾格德公交沿线，淡蓝色的汽车是犹太人的；国营公司银灰色的巴士是阿拉伯人的。犹太出租车拒绝驶入阿拉伯区，而阿拉伯出租车也不驶入相邻的犹太区。有一名外国记者发现，从一个区走进另一个区，“就像跨过了两个国家”。

曾经在一起工作多年的阿拉伯和犹太公务员，每天早上在办公室见面，除了相互打招呼外，还要相互搜身，检查对方是否藏有武器。对犹太人而言，经过阿拉伯区，到城里的法院和最重要的银行——巴克莱银行，也变得越来越危险了；对阿拉伯人而言，要去位于犹太区的各政府部门办事，也是一次历险。孩子们在上下学的路上，甚至也开始互掷石块。

邮政总局、电话大楼、公立医院、电台、监狱等重要设施，都用“贝文格勒”的铁丝网围了起来。邮政总局只留一个后门，进出要穿过弯弯曲曲的铁丝网。海因茨·克劳斯（Heinz Kraus），一个失业的犹太技术员，一个阿拉伯人，还有一个英国士兵天天在那里执勤。他留意到那个阿拉伯人甚至也搜查他同胞的塔布什毡帽，看看里面是否藏有武器。

12月15日，阿拉伯人炸断了城市的输水管道，这给市民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警告：他们或许将最终绞死这座城市。就在英国人修复水管的时候，犹太代办处下令开始秘密普查该城犹太区的蓄水库。

在分治以后的最初几个星期里，甚至连墓地，唯一能让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一直和谐相处的避难所，也变得不太平了。犹太送葬队伍蜿蜒登上橄榄山，棺材里是第一批死于城市零星冲突的受害者，送葬者也常常遭到阿拉伯狙击手的攻击。

然而，除了维系白天的生活表象之外，每晚在城郊艾格德巴士车站的例行公事，成了耶路撒冷犹太人真实生活的象征。哈加纳首领和阿卜杜勒·卡德尔·侯赛尼曾经预见的公路争夺战开始了。阿拉伯人的伏击依然是零星的、无组织的，但是他们已经迫使哈加纳只能依赖每日组织车队，将耶路撒冷和滨海地区连接起来。覆盖着钢板的巴士，每辆自重八吨。以每小时不足十英里的速度从巴伯·艾尔·瓦德向上爬到耶路撒冷，几乎没有一辆车可以逃过狙击手的攻击。

每晚太阳落山以前，人们就早早地聚集到巴士车站，等候进站的车队。车还没停稳，人们便蜂拥而上，每双眼睛都盯着紧闭的车门，等待不祥的结果出现。最早出现在门口的人往往浑身是血，被送上早已等候一旁的救护车。最后下来的人有些已经死掉，放在柏油港湾式停靠区，让那些到车站迎接他们回耶路撒冷的悲伤尖叫的亲友辨认。

往年12月的这几个星期通常是耶路撒冷犹太人的欢乐日子，因为犹太人庆祝光明节（Hanukkah），纪念马加比起义胜利，而城里的基督徒也在预备过圣诞节。在这个季节里，犹太人的耶路撒冷被一个接着一个摆放的七枝灯台彻夜照亮，光明节期间天天如此。接力赛选手举着火把，从马加比墓跑到市中心，人们在那里跳着霍拉舞，吃着成堆的土豆煎饼（latkes）开公共派对。这一年的犹太教光明节却是一片黑暗。荒废的街道上没有跳舞的人，一切公共庆典都被取消了。犹太人感觉到夜晚周围令人不寒而栗的敌意，许多人待在家里安全的地方，祈祷平素在节日期间每晚点燃七枝灯台时诵念的祈祷词所缅怀的远古的祝福，而今能够再次降临：“我们点燃这些明灯，象征你曾经赐给我们祖先的奇迹般的胜利和美妙的自由。”

* * *

这是全巴勒斯坦最短的巴士线路。全程不到五分钟。但是，在联合国分治投票的最初几天里，耶路撒冷的2路巴士的这半英里路线成了犹太人最危险的旅程。那路巴士从耶路撒冷市中心出发，经雅法门，沿老城的亚美尼亚区边缘下行，来到巴勒斯坦最古老的犹太定居点，有着大片小巷组成的老城犹太区中心的南端。这是新耶路撒冷和犹太区之间唯一开放的通道，其半英里的路线为大批充满敌意的阿拉伯人所包围。

该区位于老城东南角，分布在从锡安山到圣殿山的山坡上。它的南侧是老城墙。西边有北非阿拉伯家族，北边有穆斯林区。面积不到15个足球场，象征性地住着少数犹太人，人口两千，为整个老城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一。

几个世纪以来就有犹太教学者住在这里。他们建造的27座犹太会堂耸立在犹太区，以纪念他们离散的民族和支撑他们的信仰。有的建造在地下，因为：“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有的建造在高地上，因为：“除在城市高处外，不可建造会堂。”会堂遍布在全犹太区，成为它固定的标志性建筑。

其中有以利亚胡·哈纳维（Eliyahu Hanavi）会堂，传说先知以利亚曾在此现身，凑足法定要求的十人举行公开祈祷。在会堂一个发霉的角落里还有一把散架的椅子，还在等候先知的回来。隔壁的本-扎凯（ben-Zakai）会堂巨大的穹顶和格子窗下有一只羊角号，传说以利亚将吹响这支号角，给他的民族带来自由，还有一瓶油，以利亚将用它点亮整修一新的圣殿的灯。还有土耳其犹太人建造的斯坦布里（Stambli）会堂，那里专人守护着被破坏的或者损毁的神圣经卷。每年举行一次点灯游行，30人从会堂列队走出来，去掩埋那些经卷，确保巴勒斯坦全年风调雨顺。当然还有胡尔瓦会堂（Hurva），那是最漂亮的一所会堂，在它辉煌的穹顶下保存着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的犹太军团的战旗。

老城的阿拉伯-犹太人的关系还算不错。犹太区的大多数物业为阿拉伯人所有，一个常见的景象，便是阿拉伯收租人挨家挨户走去，在每家门前停下脚步，收下房租，再照例喝上一杯咖啡。在这里，伊斯兰教对有宗教信仰的人的敬重，很自然地延及该区经学院学者。至于该区穷愁潦倒的艺术家和店主人，贫困这一最自然的纽带将他们和阿拉伯邻居联系在了一起。

星期五晚上，阿拉伯年轻人会走进他们虔诚的犹太朋友家里，为他们点燃犹太人在安息日不能点燃的油灯。许多阿拉伯和犹太年轻人总会记得在节日期间两个社团交换礼物的传统，犹太人在收获节（亦即住棚节）会给他们的阿拉伯邻居带去许多切开的干杏仁，阿拉伯人则送来几盘饼和蜂蜜，帮助犹太邻居度过逾越节。

然而，老城的宗教领袖和新城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两者之间的关系则常常是紧张的，因此，哈加纳在老城的力量十分薄弱。分治投票的那天晚上，在这个地区只有18个哈加纳，而那里的阿拉伯人则数以千计。

投票后，一位比利时出生的武器专家被派去调查该区的需求时，带回了一份令人沮丧的报告。该区的全部武器装备为16支步枪（其中只有14支好用）、25把手枪、3支芬兰造微型冲锋枪。阿米尔知道，阿拉伯人可在任何时候决定封锁2路巴士，切断与老城的唯一联系。他发誓要趁它还开放的时候，利用它将本来就捉襟见肘的防区里面的各类人员和武器送进犹太区。

他的行动还不够快。将老城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连在一起的朴素的、重感情的特征正在促使他们迅速分离。一些阿拉伯人搬出了犹太区。一个阿拉伯糕点师甚至将生面团落在炉子里面，走的时候将钥匙交给了哈加纳。互殴和枪战开始爆发。

纳迪·达耶斯（Nadi Dai'es），在商业中心被焚的那天飞奔出去，汇入经过他餐馆人流的那位16岁的咖啡馆伙计，就是一个住在犹太区的阿拉伯人。他家和犹太邻居一直很友好，但是在分治后的那些天里，他还记得：“我们的感情被激发出来了，慢慢地我们开始理解并且相信，每一个犹太人都是我们的敌人，要夺走我们的生命和土地。”

纳迪到露天市场去买回来一把手枪。12月的一个夜晚，周围枪声大作。这个16岁的男孩跑到窗边，向黑夜里打光他手枪里的子弹。就在开枪的时候，他听到黑夜中从对过小巷里传过来可怜的叫喊，那是一个妇女的喊声，十年来她家安息日的灯都是他点亮的。

“别开枪，别开枪，”她喊着，“我们不是这么多年的邻居吗？”

在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其他地方一样，哈加纳的基本策略反映了本-古里安提出的一种哲学。凡是犹太人有的，他们都要守住。未经许可，犹太人谁也不得离开家庭、农场、基布兹、办公室。每一个哨卡，每一个定居点，每一个村庄，不管多么孤立无援，都必须坚决守住，仿佛它就是特拉维夫本身。虽然如此，耶路撒冷犹太人开始从作为少数民族的混居社区里撤离出来。

阿米尔认定，阻止这种撤退潮的最好办法，就是把那些地区的阿拉伯人赶出去。与此同时，他决定驱逐那些嵌在犹太区域里的小的阿拉伯飞地。

他的第一个策略是攻心战。他的手下在夜里潜入这些地区，往那些阿拉伯人住的房屋窗口和墙上贴充满威胁性的小纸条。他们把警告车主“为你们自身的安全请离开此地”的传单粘在阿拉伯人汽车的挡风玻璃上。匿名电话威胁着街坊里的每一个阿拉伯领袖。鲁斯·吉夫顿（Ruth Givton），犹太代办处的一位秘书分到一项任务，给凯蒂·安东尼奥丝，就是那位在分治之夜在老城城墙上大摆宴席的阿拉伯女主人打威胁电话。这个计划似乎并不奏效。这个爱说话的阿拉伯女子的电话一直占线。

攻心战效果有限。阿米尔于是加大了压力。哈加纳突击队夜晚采取行动，切断电话和电源线，往空地扔手榴弹，对天鸣枪，想尽办法制造不安全气氛。在谢赫·巴德尔（Sheikh Badr），一个位于未来以色列议会所在地的山脚下的阿拉伯定居点，这种战术连续使用了好几个晚上。最后，一天早上，阿米尔的手下发现谢赫·巴德尔的阿拉伯人卷起铺盖逃走了。

大约与此同时，阿卜杜勒·卡德尔·侯赛尼的阿拉伯游击队也开始在该城首次采取有组织行动。和阿米尔如出一辙，此次行动的目的主要也是攻心——“给犹太人一个警告”，正如侯赛尼的一个领导透露给他手下的那样。目标是桑赫德里亚（Sanhedria）一个哈加纳曾经驻扎过的犹太人的住宅。为了这次攻击，他们用卡车将120名圣战斗士从希伯仑运到耶路撒冷。在大雨滂沱中，他们穿过一条旱谷，来到距离这间住宅200码处。阿卜杜勒·卡德尔站起身，开了一枪作为进攻的信号，战争的第一枪象征性地从那个夜晚打响了。阿拉伯人整整射击了15分钟，直到一辆英国装甲车出现。接着，他们在首次出现伤亡之后便撤退了。一个成员被蛇咬了一口。

“他们进攻了！”司机喊道。

听到这话，以利·格林伯格（Eli Greenberg），一个达豪死亡集中营的捷克斯洛伐克幸存者，转身透过覆盖在巴士外面的钢板缝隙往外望去。在雅法门柱子前的广场上，以利看到似乎“为数不少”的阿拉伯人叫喊着，将他们的巴士截停在穿过大门的路上。

与此同时，他听到司机在喊：“那些杂种抛弃了我们！”要来护送2路巴士穿过雅法门的英国装甲车，刚刚沿着伯利恒路逃跑了。

对于同车的乘客而言，格林伯格和另外十人幸好是哈加纳成员。他跳起来，打开一块通风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向前突进的人群脚下扔出一颗手榴弹。利用手榴弹造成的恐慌，司机驾车箭一般穿过雅法门，滑行过苏莱曼城堡，贴着亚美尼亚区驶入了犹太人的街道。

那天晚上，格林伯格和与他一起进入老城的人穿过黑暗的危机四伏的小巷，抵达环绕犹太区的一个岗哨。格林伯格被分配在华沙会堂顶部一个沙袋垒的角落。一位军官递过来一支大块头的柯尔特步枪和一匣子弹。“口令是‘犹滴’。”他小声道，然后指着哨位下面的黑暗处，那是将会堂的墙壁和格林伯格对面的一排建筑分开的小巷，“他们就在那里。”

格林伯格尽可能靠近沙袋，仿佛要将自己的身影和它们融为一体。两年半前，一名美国士兵在达豪的一块木板上发现半死的他，如今这个捷克珠宝商的儿子发现自己又要再一次面对死亡，而这次是为了捍卫一个他几乎一无所知的国家。当他朝外看着他对面黑漆漆的屋脊线时，一种好奇的记忆涌上格林伯格的心头。那是一句《圣经》的引语，还是他小时候在布拉格时学到的：“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

格林伯格只是伊斯雷尔·阿米尔派到犹太区的许多守望者中的一员。多亏了六个受贿的英国士兵帮忙，用两辆巴士和三辆出租车送进来大约50人。2路公车的每次往返，都带来一些伪装成学生、工人或经学院学者的人。任何掩护都是有效的。摩西·拉斯纳克（Moshe Russnak）假扮医生，乘着救护车，在一对英国装甲车护送下入城。到12月中旬，哈加纳成功地运送了120人进入到犹太区。

一种异样的气氛笼罩着他们。耶路撒冷帕尔马赫的预备队，多由希伯来大学的学生组成。他们和犹太区里拉比长辈的关系起初还投缘。拉比们特许哈加纳的人员使用他们的密克维（mikveh），一种举行宗教仪式的浸身池。食物有限但不匮乏。有一家叫欧罗巴的咖啡馆，每个人都聚到那里，在两个菜点中挑一个：一个是阿拉伯咖啡，一个是黏糊糊的黄色布丁。

犹太会堂因其体量和战略位置而成为哈加纳驻扎军队的堡垒。视察位于尼散·贝克（Nissan Bek）的哨位时，沙龙·德洛尔（Shalom Dror）看到一些两百年前的《塔木德》经卷被挤压在一起充作沙袋。一扇古门架在穹顶上，供狙击手作为支撑，透过会堂的窗格可以看见街道。守望者在寒冷中瑟瑟发抖，裹着一张毯子，倚着门，一手拿手枪，一手拿经文研读。在他下面，他的本地犹太学生思考着他们的课程内容。

阿拉伯区也拥进了一些新面孔：穆夫提从乡村招募来的军事人员，以及来自伊拉克、叙利亚和外约旦的志愿兵，他们心中燃烧着对耶路撒冷的热情，其狂热程度丝毫不亚于哈加纳的成员。由于他们的到来，双方的哨位在夜晚的交火次数激增。这些交火又将第三拨外来者带入老城，那就是英国最出色的部队，穿绿色苏格兰裙的高地轻步兵团。

然而他们的出现几乎并未遏制夜间的交火及其不可避免的后果。在寒冷阴郁的12月的一天，一群人向橄榄山的山坡进发，扛一具停放在木板上、缠着裹尸布的尸体。此人叫萨拉蒙（Salamon）。他来自北部的一个基布兹，他是最近犹太人为了耶路撒冷而战的第一个哈加纳死难者。他在守卫老城尼散·贝克会堂边的一个岗哨时被打死，那个哨卡是距所罗门圣殿西墙最近的一个哈加纳岗哨。

* * *

在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别克零售商之子贾比·迪布（Gaby Deeb）看来，眼前的这个人酷似19世纪艺术家从中东发回去的画纸上的当地农民素描，上蜡的黑色美髯卷曲着，分布在布满皱纹的棕褐色脸庞上。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叙利亚束腰宽松外衣，纽扣一直系到喉咙口，还穿着宽松的全棉灯笼裤，戴着一顶白色的阿拉伯头巾。两排锃亮的子弹带绕在这位60岁老人的胸脯上。腰上鼓鼓囊囊的，是一把帕拉贝伦手枪和一把华丽的金匕首，背上还背着一根像烟囱管一样的黑色圆筒。

他从叙利亚北部的阿勒颇独自一人赶到耶路撒冷，用标准的阿拉伯语告诉迪布，他想参加圣城（El Kuds）的远征。他不能让他的第一个夜晚不在斗争中干上一场就白白过去了。

迪布亲切地将这位叙利亚老人送到犹太区梅克尔·哈伊姆（Mekor Hayim）的哨位，和他的夜间狙击手待在一起。在那里，他指着哈加纳枪手经常用的一座水塔。

“我要摧毁它。”这位老人宣布。在迪布惊讶的眼神中，老人解下背上的圆筒。那是一管古董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迫击炮。在底座上点燃引信，用绳子定位后，叙利亚人开始把木桩敲入地面，将绳子的一头固定在木桩上。

“预备！”老人发声喊道，气壮如牛，迪布觉得那是要给梅克尔·哈伊姆的每一个犹太人发出预警，做好准备。他和他的人四处找地方躲避。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撞击着他们站立的地面。老人和他的迫击炮在一股巨大的黑烟中消失不见了。迪布定睛望着黑夜，期待看见炮弹飞向水塔。什么也没有出现。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布满繁星的耶路撒冷天空依旧，水塔原封不动。最后，黑烟散去，迪布向那边走去。

什么也没有留下。叙利亚老人和他的迫击炮碎成了数千块肉和金属片，散落在他步行600英里前来捍卫的城市的土地上。

蓝白相间的力士皂粉盒子还放在老地方，玻璃窗左手边的窗框下面。见此，乌里·柯文（Uri Cohen）便转身进入小屋，这个生物专业的学生在分治之夜一路赶到城里。另外七个人已经在里面了。第一个进入小屋的人，把一只肥皂盒子放在窗框下面，暗示会议地点安全。最后一个离开的人会把它移走。

其他七人只知道乌里的代号：夏米尔（Shamir）。他们都是伊尔贡-茨瓦依-柳米的成员，这是一个地下的、非法的犹太组织，英国人恨之入骨，阿拉伯人闻风丧胆，他们的组织大多数人闻所未闻。他们信奉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狂热分子弗拉基米尔·雅博金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的哲学，梦想建立一个从亚柯到安曼、从黑门山到苏伊士运河的犹太国家。在他们看来，丘吉尔某个星期天下午在开罗用钢笔轻轻一画，创造出一个外约旦阿拉伯酋长国的决定，毁掉了《贝尔福宣言》。他们想要一个完整的国家，圣经时代曾经属于以色列王国的全部领土，他们想要这样一个国家，而且如果可能，他们希望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任何带来麻烦的阿拉伯居民。

正当代表大多数犹太社团的犹太代办处通过谈判和克制实现其目标之际，伊尔贡及其小型外围组织——斯特恩帮——拿起了武器。他们毫无顾忌地用谋杀和恐怖主义达到目的。他们的纹章盾牌是攥紧的手高举着步枪，环绕着这只手的是一条标语：“只能如此。”在实践他们的誓言时，他们已经溅上了超过300名的受害者的鲜血，大多数人是无辜的——例如他们在1946年7月22日摧毁大卫王宾馆一幢大楼的著名爆炸中，90个阿拉伯人、犹太人和英国人丧生。他们把两名英国中士吊死、戮尸，以报复他们的一个成员被判处死刑，这让全世界震惊，也让他们的犹太同胞愤怒。他们的过分之举令巴勒斯坦的英军弥漫着一种反犹情绪，然而这些过分之举也产生了其他一些后果，有助于令英国公众对英国在巴勒斯坦的作用心生厌恶，为克雷蒙·艾德礼决定撤离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伊尔贡看来，联合国巴勒斯坦分治决定只是肢解了他们追求的更大国土，是无效的。首先，他们谴责耶路撒冷国际化，他们宣布耶路撒冷“过去是，将来也是我们的首都”。就在投票之前，米纳希姆·贝京（Menahem Begin），这位戴着眼镜，看上去温文尔雅的伊尔贡领袖，有一次在会议上告诉他的指挥员们，“在未来数月里要优先考虑”耶路撒冷。他们要在那里采取实际行动破坏耶路撒冷的国际化。如同他们让英国人血溅巴勒斯坦，以追求一个犹太人的国家一样，他们现在也要让阿拉伯人血溅巴勒斯坦，以使它成为犹太人的首都。

他们最初的行动是针对耶路撒冷西边的里夫塔（Lifta）和罗梅玛（Romema）地区的阿拉伯人。他们指责那里的居民泄露开往特拉维夫的犹太运输车的情报。然后他们将注意力转向城中的阿拉伯人。12月3日，他们的一个突击队向大马士革门正在购物的阿拉伯人群投掷了两颗炸弹，炸死6人，伤40余人。

正是参与这种行动的共同意愿，将伊尔贡的成员联合在一起。在耶路撒冷贫困的也门区一间小屋里聚会的乌里·柯文的八人小组是一个典型的超阶级的组织。一个是在本·耶胡达大街推着婴儿车卖玫瑰花的老汉，他细心收集组织开展行动所急需的众多情报。一个是连读写都不会的也门打工仔。还有一个是这个小组中最与众不同的成员，他是来自米亚·夏林姆的波兰正统犹太教徒。

乌里·柯文参加伊尔贡，是因为想要参与行动。他向来如此。他生命的大多数时间都在满足他运动场上活动的欲望。18岁时，他参加皇家空军，渴求执行任务，就如他四年以后为了同样的理由参加伊尔贡一样。他的胃口并没有得到满足。“哈加纳无所作为，”他经常这样想，“现在我们也是无所作为。”

然而，在乌里·柯文看来，这个聚会和其他聚会有所不同。小组的领导宣布，他获选从明天起参加伊尔贡突击队课程。这将为他期待已久的行动做好准备。

这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仪式，就像他每天阅读一段《圣经》经文一样。每个星期五的中午，一个参谋官进入随军主任牧师的办公室，手里拿着一份有编号的、登记为“绝密”文件的20个副本中的一个，文件的名称是“战争命令和作战位置说明”。六页的内容，标注了未来一周英军作战单位在中东预定的准确位置和行动路线。

仔细阅读完文件后，牧师把它锁进保险箱，向大卫王宾馆的军官食堂走去。在他一小时之后回来时，这份文件的抄件已经在送往哈加纳的情报部门的路上了。

这个由一位秘书所建立的功勋，乃是一个其成果最终令全世界都为之赞叹不已的情报部门在早期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由于在人数上处于弱势，巴勒斯坦犹太人在与阿拉伯人的斗争中，像伊尔贡那样原始地丢一颗炸弹就跑，并非他们的策略。早在伊尔贡首次在阿拉伯人群中放置炸弹之前，哈加纳就已经寻求动用巴勒斯坦犹太社区的各种资源来执行情报战的任务了。

乌里网络的耶路撒冷领导是一个26岁、出生于德国的物理学家，名叫沙赫维·弗莱尔（Shalhevet Freir）。弗莱尔极为熟悉英军的军事行动，作为第八集团军的中士他曾一路转战北非。后来，他装扮成英国少校或上校从事非法移民，从驻扎在意大利的英军中蒙混过关。现在，他坐镇耶路撒冷贝扎勒尔（Bezalel）大街的社会事务研究所的办公室，指挥着20多个情报员渗透进英国军事和民事机构。多亏了一个美国秘书，他甚至成功地渗透进高级专员的办公室。

哈加纳成功的关键，在于为之服务的个体的出色和多样性。29岁的维维安·赫尔佐格（Vivian Herzog）蓄着浓密的胡子，有一双极具穿透力的蓝眼睛，身穿粗花呢运动夹克，能说一口娴熟地道的“牛津剑桥腔”英语，因此用英国公职人员的身份，穿着平民服装，可以在任何地方畅通无阻。赫尔佐格生于都柏林，是巴勒斯坦大拉比的儿子，公开负责哈加纳和英军的联络。他的真正任务是战略性地在英国机构里的亲犹太分子中建立一个网络。赫尔佐格能在这项任务中获得某种非同寻常的成功，并不出人意料。他将这个网络提升到最高水平。他在最英国化的英国机构皇家卫队里谋得一个职位，为了完成哈加纳交办的任务，还在英国军事情报部门当了一年半上尉。

生于德国的赫尔曼·约瑟夫·梅耶（Herman Josephy Mayer），耶路撒冷最著名书商的长子，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戴着一副耳机，从阿拉曼（El Alamein）到卡西诺山（Monte Cassino），为英国皇家空军监听德国空军驾驶员的对话。现在，梅耶在他父亲位于拉姆班大街（Ramban Street）33号屋子的地下室里忙着监听其他对话。然而，这一次透过他耳机干扰声的是英语。梅耶主管一个犹太情报机构的附属机构，叫作“兔子”。兔子在说英语的犹太女孩的运转下，每天24小时开通经改装的电台，其波长58.2米，那是英国警察局的专用频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不同的情报机构取得的成就便极为可观了。源源不断进入弗莱尔办公室的情报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它包括英军的每周中东情报评估，阿兰·康宁汉爵士与伦敦上级的书信往来，各分指挥机构和巴勒斯坦总指挥部的命令和通信，以及英军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备战状况的定期评估，等等。

对于未来更为重要的是，犹太情报部门渗透到了阿拉伯各个阶层。阿拉伯国家联盟召开的每次会议，不到两个星期，会议纪要就落到了耶路撒冷犹太代办处的手里，甚至哈吉·爱敏·侯赛尼在开罗的总部也渗透进了买通的情报员。

在犹太代办处的地下室，有两个严密守卫的房间，一名叫伊沙克·纳冯（Yitshak Navon）的鬈发小伙子正在整理最为宝贵的情报资料。这两间房有一条特殊的线缆和耶路撒冷邮政总局的电话总机相连。在房间里面，从事通信、电话和电报的犹太技术人员静悄悄地窃听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和英国要人的电话，窃听耶路撒冷连接欧洲和中东的中继线。很快纳冯就会有二十几个接线员在地下室的隐蔽所昼夜执勤，仔细将阿拉伯头面人物和英国官员的对话记录下来。

和这种秘密战争相关的是双方开始用秘密电台开展宣传战。阿拉伯电台，称作“革命之声”，靠着一台隐藏在某个亚美尼亚地毯零售商的送货卡车里的小型发射机，每晚7点开始播音。

哈加纳的发射机则隐藏在私人住宅里。为了愚弄英国的检测装置，它位于一个不通电的街区。从附近的医院拉一根电线穿过一间间房屋供电。哈加纳给它保持隐蔽性的命令是：“在外面要多挂一些内衣。”沿途所有主妇被要求用待洗的衣物将这根供电线遮盖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