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艰难的流浪(2)

宝琳·凯尔（Pauline Kael）

影评人，纽约人。

我生平第一次目睹暴力事件是在内河码头。人们的那种愤怒啊，直到最近我才在费城再一次感受到。这次是爆发在警察和黑人小孩之间。

愤怒的人总是在大声嚷嚷。他们手里拿着武器，因为别人而生气。当时，我坐在车里，和父亲一起。我曾经见过领救济面包的长队，队伍里的人都是低眉顺眼的。但这次的不一样。小女孩通常不会见到这个，尤其是学究家庭出来的爱读书的小姑娘。

这可能是旧金山大罢工的前奏。我不确定。那时就像是新闻封锁了，浑身的无力感。

家里特别有钱的孩子都被送到了半岛上，避免受到伤害。富人们觉得会爆发一场革命，搬到了城外。

我妈妈经常在后门给那些饿着肚子的人东西吃，邻居们很生气，他们说这样会招来更多人。她该怎么做呢？妈妈说：“我还是会给他们吃的，除非东西都吃光了。”直到很多年之后，我才明白人们对那些人所怀着的恐惧情绪。当时，我们家里没有这种恐惧。

我理解我的邻居们为什么会害怕。她们的生活当中一直伴随着家庭暴力。每个周六的晚上，她们都会被自己的丈夫打一顿。你可以听到她们的尖叫声。因此，她们害怕所有的男人。我的爸爸从未打过妈妈，这一点我很确定。在我们家里，没有暴力，所以我们并不怕那些陌生人。

弗兰克·切尔翁卡（Frank Czerwonka）

“我是个清洁工，打扫这座城市。我的收入很稳定，一个月发两次钱。我老婆有一份独立的收入。这就是我。”

“因为大萧条，情况有点儿变化。我觉得自己是只老猫，家里的生活全靠着我。虽然我不喜欢这份工作，也没有胆子换。因为我已经在这行干了太多年，是老资格了。”

“我不跟潦倒的人一起混。当你和成功的人在一起，可能会沾点他们的好运；如果和那些失意的家伙一起，他们的霉运也可能传染给你。所以，我就是个势利眼，怎么着吧！”

我爸死后，我妈就经常出入地下酒吧，下盲注，在啤酒馆晃荡。后来又嫁了几次。

1928年，我开始工作。大萧条的前一个星期，我丢了工作。我想要的东西我都有。我想要的不多。我的人生理想就是做个流浪汉，这个倒是没做到。（笑）

1930年，我继父有了这间公寓，在这里开了个地下酒吧。我们隔壁住的是黑社会。在我们社区，没人喝私酿的烈劣酒，我们只喝精酿酒。我的继父会在（芝加哥）南区兜售私酿酒。

这些私自酿酒的人让燃气公司的人用三英寸的管子接到燃气总管上，利用公司的工具偷接燃气。那些公司的人也是拿了钱的。他们把管子接到总管上，然后牵到二楼，放个炉子在上面。他们放一个一百加仑的蒸馏器，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时。停下来也只是为了换一批新的原料。

邻里之间也彼此照应。像我有个朋友，他爸爸开了个小酒馆。他在一家公共事业公司上班，修电表。小区里日子越来越难过。每个人都在偷燃气，偷电，偷一切可以偷的东西。很多人家都卸掉了电表。于是，他就在小区里为大家在电表上安装跳线。他警告他们：如果看到有人爬到电线杆上装电表，就告诉他。电力公司的人来了，装了一个电表。他就爬到电线杆上，在电表上装了根跳线。[8]

整个社区的人都会配合？

没错，对付公共事业公司。对社会工作者也是一样，他们也是敌人。只要有人看到社会工作者在附近巡视——看得多了都能认出来，就会把消息传开。如果有人在聚会，有人在吃东西，或者是有老人在兼差赚点儿小钱，他们就会彼此掩护。

在那些黑社会住的地方，有成桶成桶的麦芽浆。有一天，我继父喝醉了，他喝醉之后就疯疯癫癫的，爱跟人吵架，然后被关起来。那些家伙就问我妈能不能把他干掉。我妈说：“不行，我还没给他买保险呢。”

我们的地下酒吧，门面是糖果店，那只是个幌子。警察没有为难我们，他们只会勒索那些黑社会的家伙。他们忙着从这些人手里捞钱，这可是大买卖。他们会拖走两卡车的私酿酒。五加仑装的酒罐，通常会少一夸脱。即便是一加仑装的罐子，也会少上四盎司。[9]他们从来都是短斤少两。当时都是这样。他们就是一群骗子。

你贿赂过这些黑社会吗？

没有，我们通过这些人的门路买东西。我们买酒。这种私酿酒显然是为了卖到南区，卖给黑人的。这些黑社会有很大的地方用来酿酒，约莫八间屋子。他们常常会停工，不过也没那么频繁。因为有警长关照。他们不会贿赂来巡逻的警察，通常是给他一杯酒完事。不然，就得花更多的钱。如果一个人知道了，他就会告诉所有人，他们就都会牵扯进来。所以，他们只贿赂警长，他就不会来找麻烦。

我们被突然检查过几次，但他们从来都找不到酒。我妈有一个很妙的花招。她在墙上钉一颗钉子，挂上一罐酒，然后在外面搭上帽子和外套。这样，警察怎么都发现不了。

有一个女人也用糖果店当门脸。一个警察开始往她这儿跑，态度很好。她晓得他是想要贿赂。于是，她准备了一瓶酒。警察劝她把酒卖给自己。然后，他逮捕了女人，把她送上法庭。警察说：“我买了这瓶酒，足有半品脱。”[10]女人说：“你怎么知道这是酒？”警察喝了一大口，又吐了出来。是尿。案子被驳回了。

我们住到这儿之后，成立的凯迪拉克——敞篷车——车队也往这儿跑，车上有枪身锯短的猎枪。他们不是要拉我们入伙，就是要钱。四十美元。我妈那天手里没钱。她只有等顾客上门后找他们借，花了三个小时才把钱凑够，给那些家伙。

后来，禁酒令在1933年废除。酒的价格从一加仑四十块降到了五块。有一段时间，八块是标准价，五块是最低价。

我不想再这么过下去。不管怎么样，得找份工作。工作一天七美分，午饭揣在兜里。不管你信不信，我在等电车。一辆卡车要开出城去，它的后挡板掉了，我跳了上去。这一走就是六个月。这可能是1931年的事，胡佛还是总统。我一直待在卡车上，直到它不再往前走。当时，刚好有列货车经过。

我有七美分，不过午饭让我给吃了。我买了一盒布尔·达勒姆（Bull Durham）烟，但我需要吃的。我发现了一个流民营，在那里吃了点儿东西，从流浪汉那里学了些小把戏。

那个时候的货运列车相当不错。当火车停靠在一个小镇上，无业游民们下车，镇上的人口要增加两倍。所以，许多人都搭货车。女人也是一样，很多女人甚至会扮成男人的样子。

我碰到了几个自称教授的人、炸保险箱的小偷、熟练的技工，各色各样的人。好多流动工人也在流浪。这些人通常都有点儿钱。当他们做完一份工，拿到钱，就去饮酒作乐，兜里的钱就被偷了。他们不喜欢农民。有很多农民被埋在了那里。

我说的是在西部修胡佛水坝（Hoover Dam）。混凝土里有很多农民的尸骨。他们就把农民推进去。他们不喜欢农民来抢工作。唉，当时流浪的人中也有一些坏家伙。

过去，流浪汉都有自己固定的活动范围，就像牧师和推销员一样。好些镇上的人都认识他们。他们知道一些条件好的监狱，可以进去过冬。他们还会拉帮结派，不让外人轻易加入。如果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们都很喜欢，就会把他拉进来。当时有很多同性恋的事情——色狼、阿飞，什么人都有。我曾把一个家伙推进河里。也不晓得他有没有爬起来，因为我跑了。

传教士一直都有。你听布道的时候，他们向你灌输些东西，之后你该怎样还是怎样。这些传教活动都挺可怕的。我只是想休息一下，所以参加了。偶尔也会有人皈依，开始信教。他们会逗留一阵，只为了有个地方待。一旦兜里有足够的钱买酒，他们就会去喝酒。

如果你够幸运，买到一包烟，比如骆驼牌的，你会把它藏在袜子里，然后把布尔·达勒姆牌的放在衬衣口袋里。这样，那些没有烟的人就只偷得到布尔·达勒姆牌的烟。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惊到我了。我是说比方他们正在抽烟，公交车过来了，他们会把没抽完的烟扔了。我不会。我会把烟掐灭，放进口袋里。有段日子，我经常坐巴士四处走，一天在口袋里找到了六个烟屁股。我把它们放进烟灰缸里，万一哪天烟抽光了呢。

当地人一点儿都不关心流浪汉，不喜欢他们。总是有人在流浪，在你家后门讨东西。

他们知道去敲哪家的门吗？

不知道，这像是只有老流浪汉才能破解的密码。如果它还有用，就不会让新来的人知道，那些最近变穷的人。

有时候天气好的话，就睡在农田里。有一次在北达科他州，我只有一张地图可以盖在身上，另一张地图垫在身下。早上醒来，地图上都结了霜。不过没关系，我就这么睡了。不过，我现在可遭了罪，关节炎。

基蒂·麦卡洛克（Kitty McCulloch）

“我七十一岁了，还能游泳。”

那时有很多乞丐，他们跑到你家后门，说肚子很饿。我不会给他们钱，因为我自己也没有。但我会让他们进屋，坐在厨房里，给他们点儿吃的。

有一次来了个人，正好是圣诞节前。我老公有一套特别好的西装，量身定做的。黑色的西装，带细条纹。他把这套衣服放在了一边，我以为他不是很喜欢。我就对那个人说：“你的衣服破得不成样啦，我可以送你一套西装。”于是，我把那套衣服给了他。

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天，我老公要去守灵。他问：“我的那套好西装呢？”我说：“啊，孩儿他爸，你从没穿过那套衣服。我……呃……它已经不在了。”他问：“它在哪儿？”我说：“我把它送给一个穿破烂衣衫的家伙了。可是，你还有三套西装呀，他一件都没有呢。所以，我把衣服送他了。”他说：“孩儿他妈，你可真是太过分了！”

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到了我家后门，他长着白胡子，像个哲学家。那是个非常有魅力的人，可能有六十多岁了。我跟你说，他长得特别像圣尼古拉。我给他吃了一顿好的，热乎饭。他说：“给我支铅笔，还有纸，我给你画张画吧！”于是，他开始画画。他真的非常好，是一个艺术家。

（笑）有一个家伙跑到我家门前，我在他身上闻到了酒气。他说：“你能不能给我几件衬衫，你丈夫的旧衬衣？”我说：“噢，非常抱歉。我丈夫只有旧衬衣穿，真的。他现在只有这些，正穿着呢。”他说：“夫人，如果我再搞到几件，我会回来还给你。”我说：“得了吧，你先顾好自己再说。”

还有一个，我也闻到了酒气。他想跟我要点儿钱。我说：“你饿吗？”他说：“我什么吃的都没有，我想要点儿钱去买吃的。”我说：“我来给你做个好吃的三明治吧！”于是，我给他做了个三明治，配上蛋黄酱、鸡肉和生菜，一个双层三明治，包在蜡纸里。他狠狠瞪了我一眼，沿着巷子走开了。我看他走过了两三个门，然后把三明治扔到了路上。

道恩（Dawn），基蒂的女儿

我记得有人在我们的公寓做了记号。他们有记号，用粉笔或其他什么做的真正的记号。你可以在靠近后门廊的砖块上看到这些记号。有个记号写道：老兄，你在这里会有点儿收获，不过不是什么都要得到。我们有时在小路上玩，会听到有人说：“这儿有一家。”他们不会跑到邻居家的台阶上，因为他们什么也要不到。但是，我们家被做了标记。他们从芝加哥来，来到这里敲我家门，他们知道自己总能要到点儿什么。不管那记号是什么意思，它们当中的一些有点儿像“X”。他们在说：“你从这户人家要不到钱，但能吃上一顿。”我妈妈对人特别热情，对谁都是一样。

路易斯·班克斯（Louis Banks）

他躺在一家老兵医院的病床上，兴奋地跟我说着话，滔滔不绝……

“我们家在阿肯色州的麦吉希有一块小农场，很有些年头了，种棉花。到芝加哥的时候，我还是个又瘦又小的孩子。我参加过有偿拳赛。大人的比赛结束之后，就轮到我们上了。”

十四岁的时候，我在五大湖地区工作，一个月赚四十一块五。我想：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了不起的大厨。但是，当时的日子很不好过。那是1929年。我从早上五点一直干到晚上七点。洗盘子，削土豆皮，搬运沉得要命的垃圾。我们打算到底特律去。

他们睡在码头上，喝得醉醺醺的，第二天可能就死掉了。我曾见过尸体漂在河面上。他们因为一无所有，就跳河自杀。黑人白人都有。

到了发工钱的时候——我每隔两个星期去领二十一块，回来后得想想下一步去哪儿。因为在这儿会被打劫。我有一个工友，叫史考特，在这儿烧锅炉。他想寄点儿钱回家。他特别卖力气，总是汗流浃背，后来肚子被烧伤了。我特别难过。那些人把他弄死了，扔到河里，就为了从他身上拿走十五还是二十块钱。就算是为了半毛钱，他们也会去偷，去杀人。

1929年，日子特别不好过。我成了无业游民，到处流浪，讨个几分钱去换东西吃。我到铸造厂找工作。他们没要我，因为我的肤色。还有一次，我去了萨吉诺，除了我还有两个白人。那两个人都被录用了。我又回到街上流浪。这给我的打击特别大——种族歧视。

四处流浪的时候，我会躺在铁轨边上，直到看见有火车开过来。我的口袋里总是揣着一瓶水，一条胶带或是旧布，免得瓶子被打碎。此外，还有一块面包，这样我就不会饿着。我整天整夜都在车上，大太阳的时候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