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本末类

《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

宋·袁枢撰。袁枢，字机仲，“幼力学”，“试礼部，词赋第一人”。为人守正不阿，兼国史院编修官，分修国史传。同乡章惇之孙婉转地请他文饰其传，他坚决地拒绝说：“子厚（章惇，字子厚）为相，负国欺君。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天下后世公议。”总领史院的宰相赵雄叹服他“无愧古良史”。他“喜诵司马光《资治通鉴》，苦其浩博”（《宋史·袁枢传》），以“爱君优国之心，愤世疾邪之志”（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三六），摘举其中大事，以十年之功，撰成《通鉴纪事本末》，篇幅相当于原书的四分之一。梁启超说：“善抄书者可以成创作，荀悦《汉纪》而后，又见之于宋·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自汉以来，不过纪传、编年两法，乘除互用。然纪传之法，或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编年之法，或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袁）枢乃自出新意，因司马光《通鉴》，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迄，自为标题，各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始于三家之分晋，终于周世宗征淮南，包括数千年事迹，经纬明晰，节目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义例极为精密”（《总目》卷四九）。杨万里在书序中指出：“有国者，不可无此书”。宋孝宗阅后，赐给太子和长江沿岸的将帅“且令熟读”，并说：“治道尽在是矣”（《宋史·袁枢传》）。

《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五卷

宋·章冲撰。章冲，字茂深，章惇之曾孙，叶梦得婿。“（叶）梦得深于《春秋》，故（章）冲亦颇究心于《左传》”。所著《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虽篇峡无多，不及（袁）枢书之淹博，其有裨学者则一也”（《总目》卷四九）。

《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

宋·徐梦萃撰。徐梦萃，字商老，“幼慧，耽嗜经史，下至稗官小说，寓目成诵”。“恬于荣进，每念生于靖康之乱，四岁而江西阻江，母襁负亡去，得免。思究见颠末，乃网罗旧闻”（《宋史·儒林传八》），“取诸家所说及诏、救、制、浩、书疏、奏议、记传、碑志、文集、杂著，事涉北盟者，悉取锉次”（《自序》），分上、中、下三帙，上为徽宗朝，中为钦宗朝，下为高宗朝，记录自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至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间，宋金结盟、败盟，即通使、和谈及用兵之事，故称《三朝北盟会编》。“所引书一百二种，杂考私书八十四种，金国诸录十种，共一百九十六种，而文集之类尚不数焉”。“其征引皆全录原文，无所去取，亦无所论断。盖是非并见，同异互存，以备史家之采择，故以‘会编’为名。然自汁都丧败及南渡立国之始，其治乱得失，循文考证，比事推求，已皆可具见其所以然”（《总目》卷四九）。“帝闻而嘉之，摧直秘书阁”（《宋史·儒林传八》）。

《蜀鉴》十卷

宋·郭居仁撰。郭居仁，字允蹈，号湛溪。辑自秦取南郑至宋平孟昶一千二百年的史事，为《蜀鉴》十卷。“其书每事各标总题，如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之例；每条有纲，有目，有论，如朱子《通鉴纲目》之例。其兼以考证附目末，则较《纲目》为详赡焉。宋自南渡后，以荆襄为前障，以兴元、汉中为门户，天下形势，恒在楚蜀，故（郭）允蹈是书所述皆战守胜败之迹，于军事之得失，地形之险易，恒三致意，而于古人用兵故道必详其今在某处，其经营擎画用意颇深”（《总目》卷四九）。

《炎激纪闻》四卷

明·田汝成撰。田汝成，字叔禾，“博学工古文，尤善叙述。历官西南，谙晓先朝遗事，撰《炎激纪闻》”（《明史·文苑传三》）。凡十四篇，皆“据所见闻而记之”，“首记王守仁征岑猛事，次记岑璋助擒岑猛事，次记赵楷、李寰事，次记黄珐请立东宫事，次记征大藤峡事，次记奢香事，次记安贵荣事，次记田深事，次记杨辉事，次记阿溪事，次记阿向事，次记云南诸夷，次记猛密孟养，次杂纪诸蛮夷。每篇各系以论，所载较史为详。前有（田）汝成《自序》称：‘自涉炎檄所闻诸事，皆起于抚绥阙状，赏罚无章’，切中明代之弊”（《总目》卷四九）。

《宋史纪事本末》二十六卷

明·陈邦瞻撰。陈邦瞻，字德远，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进士，“好学，敦风节。服官三十年，吏议不及”（《明史·陈邦瞻传》）。在冯琦《宋史纪事本末》的基础上，增订成编，“大抵本于（冯）琦者十之三，出于（陈）邦瞻者十之七。自太祖代周，迄文（天祥）谢（枋得）之死，凡一百九目，于一代兴废治乱之迹梗概略具。袁枢义例最为赅博，其熔铸贯串亦极精密，（陈）邦瞻能墨守不变，故锉叙颇有条理。诸史之中，《宋史》最为芜秽，不似《资治通鉴》本有脉络可寻，此书部列区分，使一一就绪。其书虽稍亚于（袁）枢，其寻绎之功乃视（袁）枢为倍矣。惟是书中纪事既兼及辽、金两朝，当时南北分疆，未能统一，自当宋、辽、金三史纪事，方于体例无乖，乃专用宋史标名殊涉偏见”。至于“蒙古诸帝之立、蒙古立国之制诸篇，皆专纪元初事实，即应析归《元纪》之中，使其首尾相接，乃以临安未破一概列在宋编，尤失于限断”。然“读《通鉴》者不可无袁枢之书，读《宋史》者亦不可无此一编也”（《总目》卷四九）。

《元史纪事本末》四卷

明·陈邦瞻撰，列目二十七，与《宋史纪事本末》相衔接。“明修《元史》仅八月而成书，潦草殊甚，后商格等撰《续纲目》，不能旁征博采，于元事亦多不详。此书采掇不出二书之外，故未能及《宋史纪事》之赅博。又于元明间事，皆以为应人明《国史》，遂于徐达破大都、顺帝驻应昌诸事，皆略而不书。夫元初草创之迹，（陈）邦瞻既列宋编，又以燕京不守、元帝北祖为当人明史，是一代兴废之大纲皆没而不著，樱以史例，未见其然。至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韩林儿之死，乃廖永忠沉之瓜步，洪武中宁王（朱）权作《通鉴博论》已明著其事，不过以太祖尝奉其年号，嫌于项羽义帝之事，归其狱于廖永忠，（陈）邦瞻更讳之书‘卒’，尤为曲笔”。而“元代推步之法、科举学校之制以及漕运、河渠诸大政，措置极详，（陈）邦瞻于此数端记载颇为明晰，其他治乱之迹，亦尚能撮举大概，揽其指要，固未尝不可以资考镜也”（《总目》卷四九）。

《平定三逆方略》六十卷

清·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大学士勒德洪等奉救撰。“纪平定逆藩昊三桂、尚之信、耿精忠事”（《总目》卷四九）。

《亲征朔漠方略》四十卷

清·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大学士温达等撰进。温达，满洲镶黄旗人，费莫氏，充《亲征朔漠方略》总裁官，“所纪始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六月，厄鲁特噶尔丹奉表人贡及赐敕谕，令与喀尔喀修好以为缘起，迄于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十月，策妄阿拉布坦献噶尔丹之尸而止”（《总目》卷四九）。

《钦定平定金川方略》三十二卷

清·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大学士来保等撰进。来保，字学圃，满洲正白旗人，喜塔腊氏。金川地区为藏族集居处，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莎罗奔发动叛乱。《钦定平定金川方略》“凡二十六卷，后恭录御制诗文一卷，又附载诸臣纪功诗文五卷”（《总目》卷四九）。

《御定平定准噶尔前编》五十四卷《正编》八十五卷，《续编》三十三卷

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大学士傅恒等撰进。傅恒，孝贤纯皇后之弟，字春和，满洲镶黄旗人，富察氏。《前编》“所纪自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七月乙未，至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九月壬申，即详述其缘起也”。《正编》“所纪自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十一月甲戌，至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三月戊申，即备录其始末也”。《续编》“则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庚戌以后至三十年（公元1765年）八月乙亥，凡一切列戍开屯，设官定赋，规画久远之制，与讨定鸟什及绝域之诸蕃，占风纳烬者咸载焉”（《总目》卷四九）。

《钦定平定两金川方略》一百五十二卷

清·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大学士阿桂等撰进。阿桂，字广庭，章佳氏，谧文成，初为满洲正蓝旗人，以平回部驻伊犁治事有劳，改隶正白旗。大小金川是大渡河上游的两个支流，地处四川西北部，因沿河诸山有金矿而得名。《钦定平定两金川方略》“凡御制序文纪略一卷、天章八卷冠于前，臣工诗文八卷附于末，所纪平定两金川事，自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六月癸亥起，至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壬午止”（《总目》卷四九）。

《钦定临清纪略》十六卷

清·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大学士于敏中等撰进。于敏中，字叔子，谧文襄，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一甲一名进士，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命为军机大臣。“敏捷过人，承旨得上意”（《清史稿·于敏中传》）。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山东爆发了王伦领导的农民起义，他精拳棒，善医术，济危扶困，贫苦农民“均感其惠，愿为义儿义女以报德”（俞蛟《梦厂杂著》卷六《临清寇略》），最后为清政府所镇压。“王伦穷迫自焚死，尽俘其党，械送京师，碟于市，因命述戡定始末”（《总目》卷四九）。

《钦定兰州纪略》二十卷

清·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奉救撰。是年苏四十三自称“回王”，发动撒拉族人民大起义。撒拉族是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起义军攻兰州，清政府命阿桂为钦差大臣前往镇压，苏四十三战死，余部退人华林寺，“俱尽力抗拒，不肯束手就缚”（《阿文成公年谱》卷二四），清军放火烧寺，义军全部壮烈牺牲。《钦定兰州纪略》“所录始末厘然，至于规画兵制，慎固边防，一切敷陈批答亦皆备书”（《总目》卷四九）。

《钦定石峰堡纪略》二十卷

清·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奉救撰。是年爆发了田五、张文庆、马四娃领导的石峰堡回民起义，清政府派福康安、阿桂等调集大军齐赴甘肃镇压，《钦定石峰堡纪略》记录其过程。

《钦定台湾纪略》七十卷

清·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奉救撰。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台湾爆发了林爽文领导的汉族、高山族农民大起义。义军张贴告示说：“照得本盟主因贪官污吏，剥民脂膏，爱是顺天行道，共举义旗，剿除贪污，拯救万民”（《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第781页）。次年福康安赴台镇压，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十四（公元1788年2月10日）俘李爽文解往北京，最后牺牲。“廷臣敬辑谕旨、批答奏章，分析日月，编排始末，勒成是编”（《总目》卷四九）。

《绥寇纪略》十二卷

清·吴伟业撰。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学问博瞻，或从质，经史疑义及朝章国故无不洞悉原委，诗文工丽蔚为一时之冠。不自标榜，性至孝”（《清史稿·文苑传一》），明·崇祯四年（公元1630年）进士，授编修，充东宫讲读官，人清后官至国子监祭酒。“是编专记崇祯时流寇，迄于明亡”。“其回护杨嗣昌、左良玉，亦涉恩怨之私，未为公论。然记事尚颇近实：（朱）彝尊所谓：‘闻之于朝，虽不及见者之确切，而终胜草野传闻，可资国史之采辑’。亦公论也”（《总目》卷四九）。

《明史纪事本末》八十卷

清·谷应泰撰。谷应泰，字赓虞，别号霖苍，“状貌奇伟，博闻强记”，为“一代史才”（《明史纪事本末·附录》）。“仿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之例，纂次明代典章事迹，凡八十卷，每卷为一目”。“排比纂次，详略得中，首尾秩然，于一代事实，极为淹贯”。在《明史》刊定以前，“取材颇备”，“用力亦可谓勤矣”（《总目》卷四九）。

《滇考》二卷

清·冯苏撰。冯苏，字再来，号篙庵，顺治进士。任永昌府推官时作《滇考》，“凡一切山川、人物、物产，皆削不载，惟自庄蹻通滇至明末国（清）初，撮其沿革之旧迹，治乱之大端，标题记述，为三十七篇，每事皆首尾完具，端绪分明”（《总目》卷四九），可补史之不足。

《绎史》一百六十卷

清·马骑撰。马骇，字宛平，一字聪御，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进士，“补灵壁县知县，锡荒除弊，流亡复业”，“士民奉祀名宦祠”。“于《左传》融会贯通”，“时人称为马三代”。所撰《绎史》记“开辟至秦末之事”（《清史稿·儒林传二》）。首为世系图年表不人卷数，其后太古十卷，三代二十卷，春秋七十卷，战国五十卷，别录十卷。仿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之例，每一事各立标题，详其始末。事迹“皆博引古籍，排比先后，各冠本书之名，其相类之事则随文附注，或有异同讹舛以及依托附会者，并于条下疏通辨证”。“其别录则一为天官，二为律吕通考，三为月令，四为洪范五行传，五为地理志，六为诗谱，七为食货志，八为考工记，九为名物训诂，十为古今人表。盖以当诸史之表志”。其“搜罗繁富，词必有征，实非罗泌《路史》、胡宏《皇王大纪》所可及。且史例六家，古无此式，与袁枢所撰均可谓卓然特创，自为一家之体者矣”（《总目》卷四九）。

《左传纪事本末》五十三卷

清·高士奇撰。高士奇，字澹人，号江村，溢文格。“幼好学能文，贫以监生就顺天府乡试充书写序班。工书法以明珠荐人内廷供奉，授詹事府录事，迁内阁中书”。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圣祖降敕以（高）士奇书写密谕及纂辑讲章诗文，供奉有年，特赐表里十匹、银五百”。后因结党纳贿，诏休回籍。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被召回京，复值南书房。康熙皇帝称赞其才说：“得（高）士奇始知学问门径”（《清史稿·高士奇传》）。所著《左传纪事本未》“因章冲《左传事类始末》而广之”。其例包括：补逸、考异、辨误、考证、发明。与章冲书所不同的是“冲书以十二公为纪，此则以国为纪”；“冲书太伤繁碎”，“士奇则大事必书，而略于其细”。“与（章）冲书相较，虽谓之后来居上可也”（《总目》卷四九）。

《平台记》十一卷，《东征集》六卷

清·蓝鼎元撰。蓝鼎元，字玉霖，“少孤力学，通达治体，尝泛海考求闽浙形势，巡抚张伯行器之曰：‘蓝生经世之良材，吾道之羽翼也’”。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台湾爆发朱一贵起义，蓝鼎元随其从兄南澳总兵蓝廷珍前往镇压，“多出赞画”，“七日台湾平”（《清史稿·循吏传二》）。《平台记》记其始末，皆“一一亲见，故记载最悉，其叙述功罪，亦无所避忌，颇称直书”。“《东征集》六卷，皆进讨时公牍书檄，虽（蓝）廷珍署名，而其文则皆（蓝）鼎元之作”（《总目》卷四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