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帝国的城市

秦国的城市是人世间最大型的建筑之一，这里是一流工艺品的陈列所，是人类根据理想社会和宇宙的想象来塑造的空间。精心设计的高墙把普通民众与城市隔开，这个城市展现了一个独特的人类世界，里面充斥着构成人类文明的物质和规则。作为政治权威的主要场所，城市中心地区不但为统治者和管理者提供聚会的场所，也为他们提供展示自己权威的舞台。在贸易领域，城市是流通与交换的枢纽，吸引人们前往，把珍贵的货物运入；当然，这里也生产新的商品，从这里流向其他城市或者人类聚集区域。

在战国以前，中国的城市都是为宗教和政治而存在，居住的都是贵族及其附庸者。这些城市中的大部分居民以世家为中心，人口最多有一万左右，由一堵城墙分隔。随着周天子王权式微，绝大多数城市变成了由某位公卿大夫及其贵族追随者们统治的独立“城——邦”，这些卿大夫还控制着居住在城市腹地，以及其统治地区的人民。此后，这些“城——邦”逐渐连接在一起，到公元前5世纪，遂汇聚为各诸侯国。

诸侯列国及其早期帝国的城市

近年来的城市考古证明，战国时期的城市人口、工艺品生产以及贸易都在增长，与此同时，城市数量和构造的复杂程度也得到提高。用于防卫的城墙被加长了，人们开始修建内城，把政治区域和举行仪式的场所与商业区和居住区分开来。[1]当诸国把城市纳入比它们更大的行政管理网络，其管理者将贵族取而代之时，政治行为和世俗生活外在形式上的分离就构成中国城市发展史上重要的演进。中国的城市从此以后就从外在格局及政治上划分开来，城市的一部分主要用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另一部分就与政治权威紧密相关。城市的这两部分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制约，共为一体。

这种制约有法律上的依据：商人须纳入专门的注册管理中，禁止商人及其后代在政府中谋取职务，穿戴丝绸，骑乘车马，或者拥有地产。[2]但在实际操作中，只有小商人是登记注册的，从事长途贩运的富商大贾们都能逃脱这种禁令。然而，商人和官吏——他们必然都是城市居民——之间日益扩大的区别，逐渐取代了古代城市居民和农村人口之间的区别，成为帝国时代最核心的法律分歧。

这种法律和物质上的分化与该时期哲学家们所提倡的社会新模式相符，在这种模式中，统治者手下的官员们所从事的职业种类有别于其他形式的工作，因为他们接受过教育，不再受建筑工程或其他类似的奴役的束缚。[3]于是，尽管城镇和乡村之前的区别在新的行政区划管理模式下消失了，但城市自身内部的界限却更加明显。

城市内部的这种区划以及城市内政治区域的卓越性可以在东汉防御乌桓（汉代东北方的游牧民族）的校尉墓壁画中找到依据。反映墓主生涯的壁画描绘了他曾经担任官职的五个城市。他们都是双城（城郭），里面有双重城墙的建筑区，一部分用于普通民众居住，另一部分则是政府机构。虽然除了城墙、城楼之外，极少有关于居住区的信息，但是城市的布局、建筑、居民、政府区域的活动等方面都绘有细节。（图4）很多建筑都有注释，以说明它们的特性或功能。在一座城市中，校尉掌管着从乌桓买马的贸易也被画了出来——正是这种贸易使本地区成为公元2世纪晚期帝国最为富裕的地区之一。对于城市的这种刻板的描绘，证实了历史文献中所说的，帝国的城市都分为两部分，最主要的部分是宫城区，是政府功能和政治精英的所在地。

在战国时期的城市里，新的建筑元素开始出现，通过建筑的高度和垂直度，来强调统治者的权力。望楼、圆柱大门、露台以及拔地而起的建筑昭示了至高无上的皇权，同时暗示着皇帝和上天、神祇力量的联系，而这远远超过了他和祖先神灵之间的联系。建筑高度和视野广度的重要性在东汉学者王充（27——约100）的一句话中得到反映：“坐高堂之上，眇升楼台，窥四邻之廷，人之所愿也。闭户幽坐，向冥冥之内，穿圹穴卧，造黄泉之际，人之所恶也。夫闭心塞意，不高瞻览者，死人之徒也哉！”[4]

传说这些望楼极尽高大之势，其中有一座有160米高，直与云齐。这样的高度有助于统治者俯视他的领土，并有可能监视邻邦。在一篇有关于望楼的文献描述中，望楼不仅彰显了建造者技艺的高明和复杂，还能使来参观的地主们在此向统治者颂谀与效忠。[5]

在战国时期，城市里的石柱门或者门楼（阙）都专门设计成高大的样式，来表现统治者的权威。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当商鞅开始在咸阳建造秦国新都时，第一个修筑的就是“冀阙”。与此相似，公元前3世纪末期，汉朝新都长安的门楼也备受瞩目。汉代的祭祀文献和诗歌强调说，只有天子才有资格在大门口的两侧各配一个门楼，门楼的高度必须与宫殿主人的级别相配。修建大门口的门楼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们能把上下尊卑区分开来。门与门楼搭配的这种建筑风格在战国时期初具雏形，到汉朝时则逐步成形，它由此变成了一种比城墙更能彰显权威的标志。在东汉的墓葬艺术里，通往城市或者豪族大姓所筑坞堡的望楼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建筑类型（图5）[6]。

这一时期，人们也开始修建带有大平台的露台，使外来者震撼于其主人的财富之多以及其目之所至之广。考古发掘发现了战国时期为修筑这些露台而建的大面积的夯土基，该时期的青铜器上的纹饰也描绘了一种土台，四周环以阶梯，顶部筑有木结构的大平台，这些地方曾是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有时候人们也会建一系列逐级升高的平台。这些露台四周的考古遗存证明，在战国时期，它们是大型宫殿建筑群中最醒目的建筑因素。在一个由一系列房屋和走道组成的建筑群中，平台也能够成为其核心部分。这些房屋和走道修筑在土台四周，旨在给人一种多层建筑的感觉。在当时，建造真正的多层建筑的技术仍很落后，因而这种设计使得建筑看上去是从城市中拔地而起的。此方面最重要的案例就是秦国都城的冀阙，同时其构造形象也是被模仿和复制得最多的。[7]

这类高出普通百姓居住区和商业区的宫殿建筑群显示了统治者视察其领地的权力——他能够看到所有视野之内的事物，同时还向人们昭示，他们正处于他的监督之下。但同样重要的是，普通民众无法观察到这些高大的新式建筑里面的情况。这就使统治者能知晓外界，外界却无从知晓统治者。它们证明了统治者拥有研究他的民众与敌人的一举一动却不暴露自身的能力。统治者能够眼观六路而不被对方察觉（如同2000年之后，福柯对边沁“圆形监狱”构想的反思），统治者的这种形象赋予了“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这类理念以感性的表现形式，它们在《道德经》《韩非子》这类哲学著作中得到表达。[8]

一位精通玄奥艺术的大师曾经建议秦始皇，作为一位统治者，他应该秘密行事，远离邪灵，而且应该永远不要让其他人知道他所在的位置。另外，因为他们相信人可以通过登高的方式达到天帝神灵所居之处，统治者应该住在高塔之上，通过阶梯一步步通向神灵，并获得长生不老。根据这个建议，秦始皇修筑了逐步攀升的和两旁有围墙的道路，把他的270所行宫和望楼连接起来。在这座巨大的建筑群中，任何泄露秦始皇行踪的人都将被处死。皇帝只在咸阳的主殿与官员议事，在其他任何时间都无处寻踪。同样，当秦始皇死于出巡东部沿海地区时，他的尸体被置于封闭的马车中运回咸阳，车驾中塞满了鱼，以掩盖开始腐烂的尸体的气味，并且避免皇帝死去的消息为外人所知。[9]

这类用以掩盖皇帝行踪的逐渐升高的走道建筑被汉朝沿用，百姓甚至朝堂官员由此目送皇帝远去，而这最终也成为帝国政治权力的准则之一。纵观整个帝国时代，中国统治者总是被隐藏在“紫禁城”的深宫高墙之后（一个神话化的版本是卡夫卡寓言中神秘的城堡）[10]，即便对皇帝的官员而言，获准觐见也属恩惠，倘若能靠近他，更是至高无上的荣耀。在古罗马、中世纪欧洲或印度，当地的统治者都经常出现在他的公众面前，接受臣民们的献礼，并且公开地主持公道以彰显皇家礼制。中国的皇帝则与此不同，他通过隐秘和不可捉摸来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

关于双城布局的其他部分，如居民居住区、商业区、手工业区等我们所知较少。离政治中心区域越远的地带，书面文字材料和考古发现材料就越稀少。由主街道构成的方格分割了汉代都城的居住区，然后再由围墙分成不同区域，由低级官员和一些权势之家所管理。现在还不明确这种制度在早期中华帝国的其他城市是否存在，但由于这种方格状布局是当时一种管理百姓的方法，所以其他主要城市可能都效仿这种建筑布局。

主干道边上布满了贵族或富人之家，而小巷则居住着稍微贫穷的人，比如说哲学家庄周，他“处穷闾陋巷，困窘织屦”。小巷非常狭窄，不能够容纳那些往来于大道通衢的大型车马，房屋也很低小破旧，处境可怜。这里的居民通常是那些不名一文的作家，沉迷于歌曲或者劣酒的败家子，或者罪犯。相反，通衢大道上住满了穿着峨冠博带的官服的高级官员。[11]

居住区的中心是市场（市）。墓葬艺术表明，帝国都城市场的主要特征在主要的郡县中也得到体现，当然各个郡县也会存在一些地方性差异。市场及其周边地带是商人和手工艺人的主要活动地带，但它们同时也是政府权威在城市外围的体现。它们成为表现出政府和民众之间相互分割的那种双城格局的缩影。市场中矗立的多层望楼成为一个高耸的标志，代表着政府权威，好比宫殿一般，同时它所具有的方格状布局也是政府秩序在城市外围地区的体现。然而，尽管存在如此多的直观的权威表现形式，市场仍旧是一个公众聚集的场所，充斥着各种挑战法定秩序的活动。

在政府掌权的标志中最为显眼的莫过于由负责市场管理的官员值守的多层望楼。在东汉国都洛阳，市场管理官员及其副手共有36个手下。他们的职责是确保市场上售出的货物能有足够好的质量，其价格也符合一定的标准，这个标准是由买家和卖家每月一次共同协商后授权制定的。根据秦律，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都必须拴一块价格标牌，标明它的实际价格。每天结束，所有的交易，以及与钱有关的记录都被收集在一个专门的盒子里，供官员检查，并以此收税。[12]

官员们也会出售官家多余的日用品或者官制的物品，或许还会对交易记录的公证收取一笔费用。望楼的顶上是“旗亭”，里面有一面旗帜，在最顶部的阁楼置有一面大鼓，为市场的开放时间发布信号。东汉的一首诗记录了长安城市场中的一座望楼，它有五层；一个汉墓画像砖上描绘了成都的一个市场，而它的望楼只有两层。[13]在这两个资料中，望楼都是市场中最高的建筑，市场里所有的人都看得到。

政府权威在市场中的第二个表现是方格状的布局（坊），这类似于居住区里方格状的布置。在上述描摹成都市场的汉墓中，画像砖上描绘了一个完整的广场，四周各有一门，两条主干道交叉而过，分别通向两门之间。两层的望楼位于正中心。这个图案是当时经典观念中国家都城的一个微缩版，如同战国晚期《周礼》一书后面所附的有关建筑的《考工记》中所描述的那样。（图6）

市场里有四个区域，其中每个区域都被几排单层建筑分割。这里可能是商铺，商铺们都按照所售卖的商品来分区。在四条主要大街上一直有来来往往的行人。最重要的商铺可能沿着主要大街排列，稍微差一点儿的商铺就分布在小巷里。唐朝都城的市场格局也与之相似，而汉代也可能是这样的格局。市场里这类方格式布局在诗歌和其他同期的文字记载中也有反映，这些文字强调了商铺排列的整齐划一，以此证明帝国的强大，以及其威加海内的秩序。好几个墓葬画像砖上还描绘了或排列成一排或排列成方格状的摊位格局，且秦律中也强调了摊位的这种规则化的格局。

考古发掘的材料，以及新近发现的文书，都向我们提供了更多有关汉代都城市场的情况。长安城里有两个市场。东市大约50万平方米（比美国最大的超市都要大25%），西市有25万平方米。两市都被5—6米厚的围墙环护。商人们背靠围墙修建他们的货栈。东市主要是商人的摊位，西市则是主要的生产区域，这里有专门为皇陵生产陪葬用的陶俑的窑炉，有生产官办铁器的铸铁铺，以及私人经营的丧葬用品作坊，主要生产祭奠用的偶人、马匹或者鸟禽。

成都画像砖上描绘的市场被分为四个区，而都城长安的市场则被分为九个区。这些区也是被经过规划的摊点分割，如同秦律中所规定的那样。（图7）所有经营同类商品的商店都被安排在一起，每一列商铺或者摊点都由一位富有经验的商人来负责管理，确保他这一列摊点的整齐划一。就像广大百姓那样，这些商人每五个人分为一组，设“伍长”，互为担保，实行连坐和告奸制度。[14]

市场还被用作公开惩处罪犯的场所，包括施加鞭刑和处决人犯。经常有主犯被枭首，其头颅或者尸身就被挂在市场上示众。汉代记载礼仪制度的《礼记》以及战国时代的军事论文集《司马法》，都有文章把市场和朝廷分别比附为进行处罚或者表彰的场所。这就是政治法学中统治者“两端”的权力。[15]

市场中很少举办用来展示政府权威的野蛮示众，也很少用政治展示来寻求更多观众的注意。吕不韦，这位秦始皇年轻时的秦国丞相，曾经资助编纂了著名的哲学文集《吕氏春秋》一书。为了向世人宣布该书的编纂完成，并为了断言此书已经囊括了所有著名的学说观点，他把此书放置在咸阳的市场大门口，并且在书的上方悬挂了装有一千金的钱袋，他对外声称，谁若能加减书中的任何一字，这一千金就归谁所有。另一个类似的故事讲述了商鞅为了在秦施行变法，向人民表明他的法令的实效性，于是在市场向人们宣布，只要能完成他所规定的一些简单的任务，就可以得到现金奖赏。最后，商鞅兑现了他的承诺。[16]

相对来说，市场是人们能够大规模集会的地方，它是最有条件成为统治者向民众传递信息的场所，无论这些信息是采取语句、文体、货币的形式，或者干脆是一具被肢解的尸体。然而，市场里充斥了来往的民众、商贾的财富交易以及各种公共场景，所以它并不完全处在政府的控制之下。这里会出现各种人群的违法行径，包括商人、“游侠”和游手好闲的年轻人、萨满教的狂热信徒、特殊的占卜者和游医。这些群体都以他们各自的方式挑战着地方权力。

虽然商人没有对地方采取直接的政治挑战，但是他们的财富使他们过着比地方政治权贵更奢侈的生活。商人们令人羡慕的财富诱惑着官员们贪污腐败，也吸引农户远离土地，改变那种在田地里辛劳、向国家缴税服役的生活。商人间以财富为标准，而官员间以等级来衡量，这两种等级划分秩序间存在着紧张的冲突，它最后外化为这种双城结构的城市布局，同时由于政府禁止注册在籍的商人及其后代谋求政治上的地位，使得这种冲突更为恶化。该时期历史文献中经常出现商人违背国家的奢侈禁令的记载，描述了他们有能力从自由农民手中购买土地和服务。

除了藐视政府的奢侈禁令，商人拥有的财富还挑战了法律的效率。虽然在理论上没有人能够逃避惩罚，但有一句谚语说得好，“千金之子，不死于市”，也就是说，有钱人不会被公开处死在市场中。负责铸币的官员有时会和奸商勾结，密谋伪造钱币，操纵货币。于是，国家的拥护者总是害怕市场成为一个让人们攫取政府掌控外的权力和地位的场所。在这里，权力和财富的获取通常违反奢侈禁令，操纵财富也成为损害犯罪法律和政府管理的手段。[17]

人们通常聚集在市场中，听趣闻逸事，寻欢作乐，或者听某人夸耀自己的政治抱负。最常见的场景就是某位知名人士，乘坐着美轮美奂的车驾，穿戴着精心裁制的衣冠，到达或者离开这个城市。其次就是某些政治野心家为了寻求公众的注意、支持而进行的某些政治公演。和其地方社会一样，地方精英的服饰打扮都成为人们争相效仿的对象。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

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

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城市居民成为引领时尚的风向标，而这也挑战了政府的权威。因为与之相反，据该时期政治文献的记载，应该是统治者的服饰品味成为其他人仿效的对象。[18]

市场中的暴力和犯罪通常都与屠夫或“少年恶子”有关，但更重要的则是流浪的“剑客”或“游侠”——这些人往往有着复仇情结，处事极端，或一诺千金，或以死相搏。描写汉代都市的诗歌都选择市场作为情景来描述这些人及其结义追随者，历史记载则将其置于城市中的“巷”“坊”里。和在市场的其他居民一样，他们更多地被描述成唯利是图之人，即土匪、绑架者、盗墓人，以及受雇佣的刺客，等等，而非市场中常见的商人。暴徒们士客啸聚，结成职业杀手组织，威胁官员，或者向他们行贿。东汉时期的文献把这些人形容为怀揣复仇情结的“私刑”缔造者，威胁叫嚣着要取代政府法制。[19]

屠户这类常常与剁肉放血打交道的人，构成了市场中另一类别的暴力分子。他们居住在特定的区域，与其他生意形成鲜明的对比，不仅是因为他们出售的商品，还因为很多有声望和财富的客户会来这里找帮手，所做的生意远不只是去割点儿新鲜猪肉那么简单。

“少年恶子”所具有的暴力倾向与前两种有着紧密联系，因此也是一个更为广泛的社会人群。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的大量犯罪头目都被年轻人所崇拜和模仿，或者他们会直接参与这些违法乱纪的活动。“闾里少年”为了金钱常常铤而走险变为暴徒或者剑客，另外一群年轻人就成为某位任性皇家公子的喽，帮助他抢劫、杀人，以此为乐。政府雇佣“酷吏”本来是要压制地方豪族大姓，但有时候这些被雇佣来的人，本来就属于这些团伙，或者和这些团伙一起为非作歹。为了把“少年恶子”驱赶出城市，他们中有一些人会被招募入伍，远征中亚。

在和平年代，“少年恶子”通常被描绘成没有正当职业的流浪汉，他们在市场中聚赌、斗鸡、走狗。由于这些活动在当时非常普遍，因此这些场景在汉墓画像砖上也有所反映。然而，在社会动荡的时候，城市里的这类团伙就成为被征募者的主要来源，参与大规模的仇杀或者起义。很多抗秦起义的领袖传记证明，其第一批追随者都是从这些年轻人中招募而来。

汉代的创立者刘邦也被描述成一位典型的浪子，他不治产业，整天与他的朋友在酒馆大吃大喝，为此被他父亲认为是“废柴”。他早期的追随者（萧何、曹参，以及樊哙）都被认为是“少年豪吏”——他们都是豪放的年轻人，或是有抱负的剑客，在政府中担任低级职务。在推翻王莽的起义中，也主要依靠了这些四处游荡的年轻人。早期的历史记载证明，在市场中啸聚的暴民和年轻人在社会安定时期只是单纯的不法分子，但在王朝更替的混乱时期，他们就起了重要作用。[20]

最后一个社会不安定因素由那些异域方士组成，尤其是术士和巫医，他们也聚集在市场中，挑战着政府权威。这个群体一直饱受谴责，因为他们声称自己掌握了超自然的能力，有意诓骗无知的农户。由于方术、医药以及相关的宗教迷信手段都是财富的来源，这些组织饱受抨击，人们称其诱骗四处游荡的少年，致使他们不务正业，而去追随这些声名狼藉的组织。

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公元前1世纪的《盐铁论》，这是一部讨论国有垄断的文献，“今世俗饰伪行诈，为民巫祝，以取厘谢，坚额健舌，或以成业致富，故惮事之人，释本相学。是以街巷有巫，闾里有祝”。东汉末期，学者王符（约90—165年）的一部论文集《潜夫论》对此也进行了类似的谴责。不过此书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一些女性角色上，比如巫婆及其女弟子，以及她们的受害者。此书认为，通过向神灵祈祷来达到控制疾病的方法，只是巫师用来哄骗民众和吸引信徒的手段。

市场经常是拥挤喧闹的场所，所以这里的民众很可能变成暴民，甚或酿成骚乱。妓女们经常麇集在市场或者附近其他饮酒作乐的地方，招揽特殊顾客。当然，这里也充斥着可怜的乞丐，也有诸如伍子胥和豫让这类人的藏身之所，他们虽然靠乞讨过活，却一直暗藏着反叛的图谋。[21]

总之，战国时期城市内部的这种区域划分导致了其在法制层面和社会层面上的长久分化，最终导致帝国时期的中国城市自此都沿袭了这种分化格局。在帝国早期，国家是由层级化的宫殿群组成，其附近则是农耕地带。居民、作坊以及市场组成了外城，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重要地带，但是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财政措施来看，它们都是边缘化的，是对国家安定的潜在威胁。尽管政府设法通过街坊格局以及市场管理来整肃秩序，外城的居民们相对于政府理想的服务模式以及层级制度，仍然显得格格不入。即使是合法的居民、商人和手工业者也会对国家构成威胁，因为他们可能创造出建立在财富等级之上的新的层级制度，这对处境悲惨的农村人口有着极大的诱惑，吸引他们放弃主业，到城市寻找机会。

除此之外，市场还吸引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群涌入城市，从事非法职业，寻求发财机会。这些人通常被很多作者谴责为“懒人”或者“恶人”，他们仍然从事着非法经营，充当着罪犯、占卜者以及妓女的角色，以此谋生。这些人群都聚集在市场中干着相似的非法勾当，因此也形成了一种游离在政府掌控范围外的城市文化。他们还在城市间通过其贸易和犯罪网络相互勾结，但始终游离在官方管控之外。

帝国都城的创设发明

商鞅是为秦国的崛起奠定基础的一位名臣。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他开始了对秦都咸阳的建设。这座城市沿用了战国时期都城的模式，但在后来的统治者在位期间，城市范围扩大到城墙之外。这个扩张在秦始皇统治时期达到了高潮。秦始皇发起了一个宏大的重建计划，他要创造一种新式的都城，这标志着第一个统治着全中国疆域的王朝的诞生。在公元前220年，他在渭河之南修建了信宫（都城恰好在渭河的北边），由于它呈现出北极星的形象，于是他将其命名为极庙。北极星是上天的中心，也是其灵魄所居宫殿之所在，司马迁《史记·天官书》在记述宇宙的组织时，就是从这个星座开始的。[22]秦始皇把自己的都城建筑按照宇宙的格局来进行修造，以此来表明君权神授，因而创造了一种新式的都城，来纪念他史无前例的丰功伟绩。

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在渭河南岸的上林苑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宫殿。南部山脉的两个山头如同宫殿的两个大门，该宫殿引以为傲的部分是一个最上面的大殿，据说可以容纳多达万余人。秦始皇计划从这个大殿修一条带廊檐的阁道，一直通向南山。在山巅之上，他还计划挂上牌匾，以表明此山就是宫殿的门楼。另一条复道把新建的宫殿和位于渭河以北的旧宫殿连接了起来，以供秦始皇秘密出行。“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根据《史记》的记载，在一系列大兴土木过程中，秦始皇修筑了“关中计宫三百”，它们用复道或夹道彼此相连，这样就能保证皇帝本人能够从一个宫殿转移到另外的离宫或望楼，像一个神灵一样，不被外人所知。[23]

但是，都城只展现出天庭景象还不够，它还必须成为一个坐落在人间的中华帝国的缩影。每当秦国征服一个诸侯国，秦始皇都会让人依照被征服国家都城的样式，在渭河北岸修建一座宫殿复制品，面对着南方的新宫。这些各国宫殿的复制品也是被两侧筑有的阁道相连，那里面填满了从被征服国搜刮掠夺过来的钟鼎乐器和歌女舞姬。皇宫是国家的化身，秦国毁坏了诸国原来的都城，并以其为原型，在自己的都城重新复制一个这样的“离宫”，标志着秦国完成了对列国的兼并。[24]

通过这样的方式，秦始皇把自己所征服的诸国贵族都迁徙到了咸阳，多达12万户。之后，他又迁徙了一些贵族去看护自己未来的皇陵，照料他在甘泉的夏宫，甚至去守护他巡视东方时用以纪功的刻石。[25]这种把被征服的列国的民众迁往帝国内陆的方针，减少了列国所在地——各个郡——抵抗中央政府的可能性，把潜在的危险因素置于皇帝及其朝廷可以随时掌握的监控之下，而且通过都城的新居民以及建筑群来向世人昭示咸阳是帝国的中心和缩影。它使早期中国人的思想产生出一种直观概念，即皇帝有能力使远方的人们来到他的朝廷，而这种能力恰好表明了他的皇权。

秦始皇还命人收集了天下所有的武器，将其置于大炉内熔化，用熔化的铁水铸成了十二个巨大的金人。金人被描述成神仙，他们的形象表明了对秦始皇本人功业的赞许，预示着他也将长生不朽。[26]

复制新近征服的国家的做法在秦始皇的另外一个建筑工程——骊山皇陵——中也有所反映。《吕氏春秋》一书提到，战国晚期的统治者修建的陵墓都模仿了他们生前的宫殿。后来，公元前4世纪的中山国诸侯王墓葬被发现，在该墓出土了一个模型，此模型也正是模仿了当时的宫殿，这个说法从而得以证实。这种做法到秦始皇修筑人工假山时达到了鼎盛，该陵墓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秦兵马俑所在地。它延续了秦国的传统，堆砌了一个墓冢，然后在旁边修建了一个木框架的建筑群。它也吸收了东方的文化传统，环绕墓冢修筑了一圈双层围墙，使它具有了宫城的意味。

秦始皇采用了战国时期复制都城的做法，并运用到他的理想世界中，但在这里他不只是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而是整个世界的主宰。他的主墓室里填满了宫殿和望楼的模型、官员的雕塑，以及无数奇珍异宝。所有未生育子女的妃妾也都被屠杀，与这个朝廷的复制品一起殉葬。墓中都按照人世间的生活方式进行布置，“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即墓中有模仿世间的江河湖海，在其中灌注水银；在墓顶天花板上，则有象征着天上世界的装饰。[27]近年来在秦皇陵开展的考古发掘中，虽然只挖掘到秦皇陵的边缘地带，但其考古材料让我们对秦皇陵的情况有了一些了解。在陵区内部和内墙之间，埋葬了大量的官员俑、百戏俑以及超过6000名士兵的兵马俑。这个区域四周环以高官、皇亲贵戚的墓葬和马厩的复制品。因此这个庞大的陵墓群完全是秦帝国以及这个世界的复制品。

除了以上这些建筑之外，秦都咸阳的一些特征也揭示了秦国平定天下变为一个统一的帝国时存在的一些缺陷。首先，咸阳从仪式上讲是一个空城。国家所有的主要祭坛散布于整个帝国，最重要的是鄜畤和吴山四畤。这些坛庙都建造在旧的都城“雍”都周围的大山上，分别祭祀四方神（秦国至高神），分管财富的“陈”，以及其他各路神。秦国早期在陇西的国都有很多神庙，众多敬奉低级神灵的神庙更是遍布于秦国。[28]

秦始皇一次又一次进行新的领土扩张，巡游名山大川，刻石以纪功。与此同时，他还举行一些祭祀，向主要的地方神灵献祭，其中著名的有齐地的“八神”。他在山东的泰山和梁父山举行“封禅”仪式，追封那些远离秦都咸阳的祭祀对象。最后，秦始皇使人们对名山大川的崇拜信仰统一化，他决定了哪些元素才可以接受祭礼，即那些在帝国范围内需要广泛传播的元素。

华山是帝国范围内离都城最近的祭祀圣地。秦始皇唯一一次赋予都城以仪式上的重要意义，他在咸阳附近设计挖掘七条小河，即灞、、长水、沣、涝、泾、渭，然后授命给予这七条河以相同的祭祀地位，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并没有达到这些规格。[29]

于是，在秦国及其征服地区，宗教政策包括了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并抉择现存的地方信仰。这些折射出的不是新兴帝国的集权化，而是在过去若干世纪里逐渐演变而来的自然地理特点和广泛分布的地方信仰崇拜。无论说它揭示了秦始皇对宗教仪式的兴味索然，还是说它表现了秦国在接受地方传统方面所做的努力，它都和汉帝国时期形成的观念极为不同，因为后者把都城视为举行最高宗教仪式的中心。

在打造咸阳成为帝国都城的过程中，咸阳被赋予了新式风格的都城特征：里面有复制的宫殿、用销毁武器所铸成的金人，居住着被重新安置的居民，而正是这些特征构成了咸阳的另一个不足之处。这些工程主要都是为了纪念秦国战胜列国的功勋而实施。复制的宫殿和巨大的金人标志着秦的胜利永远不朽，而这种做法却使被征服者和胜利者都相信，战争永远不会真正地终结。秦始皇的刻石同样向世人宣称，他创造了一个新世界，石头上同时也镌刻着秦国战胜其他国家的功勋。因此，都城咸阳颇具讽刺地体现了这一点：虽然秦国军事上战胜了对手，但在统治这些被征服人民方面，秦是失败的。

到公元前206年，当项羽的军队攻取了大半个都城时，秦帝国雄心勃勃的兴建计划仍然没结束。汉代的创立者刘邦认为，为了安全起见，他也应该把都城建在秦国的腹地，于是他不得不重新修建一座新的都城。秦皇一座位于渭河南岸的避暑胜地——兴乐宫，被刘邦沿用，更名为长乐宫，后来成为刘邦的主要宫殿。因此，汉朝都城长安就建在了渭河南岸。在这里曾经出仕过秦朝的古典学者叔孙通，为汉朝皇帝策划了第一场大型皇家礼仪的排练，在这个仪式中，所有的朝廷官员向皇帝伏地称臣，歌颂皇帝的丰功伟绩。[30]从此以后，以“礼”为重的汉朝都城的创建揭开了历史序幕。

汉代创始人来自中国南方的楚地，而他却选择了渭河南岸建立都城，使他的王朝远离了他的故乡。这种地理上有意切断与故乡联系的做法是创建帝国文明的第一步，因为帝国文明的特征之一就是消除乡土依附。[31]《史记》“本纪”和“天官书”把汉高祖刘邦描绘成了一个对家族缺少忠心的人，把他最后的胜利也归因于此。高祖这方面的个性通过很多方式表现了出来。

首先，他用神话的方式把他的生父说成是一条龙。塑造这种神圣血统的出身是先圣或者王朝建立者们惯用的一种神化方式，而且它还正当化了刘邦对他人世间的父亲和他的远祖都缺少尊重和忠心。还在年轻时，汉高祖就拒绝从事他父亲的家族事业，相反他把时间都花在和狐朋狗友们一起饮酒作乐上。在他走向权力宝座的过程中，为了逃跑，他还曾经试图把自己的孩子丢到马车之外。当他父亲被项羽俘获并被威胁要将其烹杀时，汉高祖甚至回答说，希望能够分到一杯肉羹。在当上皇帝后，他曾经大度地恩赐过一位下属，因为他劝说过高祖的父亲，让他在高祖建立的帝国里甘当普通臣民，因为天无二日。[32]

汉高祖和他家族以及出生地之间疏远的联系同他的主要对手项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司马迁曾讲过一个故事，虽然项羽占领了咸阳，并将之洗劫一空，本可以建都于此，但是项羽却把他的同盟者分封到北方各地，自己选择回归故里，在老家为王：“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33]项羽无法做到为一个帝国而离开家乡，高祖却做到了，于是高祖胜利了。在这个故事中，关于高祖个性的描述符合他总体的行事风格。这显示出司马迁认为断绝和地方社会的联系，是创建帝国事业的关键。

虽然高祖大多数时间并不是在长安度过的，但他为了把这个城市建成一个都城做了不少工作。汉朝政府修建了一个武库、一座太仓，以及一个官市，但是没有关于家庙的记录。这很可能是出于如下原因：作为一个出身普通的人，高祖最早也只能将其宗亲追溯到他祖父这一代。丞相萧何视察过一座更大的宫殿的建设，即位于长乐宫西南地区龙头山（这座山的名称取得非常恰当，因为龙在中国是皇帝的象征）上的未央宫，山坡上修建了一系列逐渐抬升的台地，皇宫在最高处俯视着全城。

高祖后来批评萧何不应该在修建都城上浪费如此多的钱财，因为帝国政权还没有真正安定。萧何解释了自己的理由，说：“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一座在都城拔地而起的宫殿能够显示出高祖的威仪以及王朝的不朽。宫殿是帝国的基础，皇帝就是新王朝的核心。但是，公元前4世纪的一部著作《左传》却把都城定义为“有宗庙先君之主之谓都”，一部汉代解释文字的字典《释名》则说：“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34]

汉代的第二代皇帝是汉惠帝，他在孩童时曾在叔孙通指导下学习。惠帝即位后，按照《考工记》中一座理想的都城的概念对都城进行了修造：“匠人营国，九千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35]汉惠帝部分采用了这个规划。

首先，他在未央宫的东边为高祖修建了一座祖庙，然后在他的宫殿北面修了一个新的市场，又在未央宫里修了一个藏冰室，最后又修了一个内墙，把宫殿、太庙以及市场都环护起来。在汉高祖统治时期，皇宫也有城墙环绕，但是没有外城来环护整个都城。由于惠帝所修的这个外城把所有现有建筑的围墙连接在一起，它就显得非常不规整。不像《考工记》里规定的那样一个方形。然而，外城仍然按照规定修有十二个城门，不过其中四个城门被未央宫和长乐宫堵塞。所以，这些城门的存在只是为了符合正统的都城观念。

汉惠帝并不执着于传统的正统思想。由于宫殿建筑群比较杂乱，所以主要街道并非是规则的方格状（坊）。然而，这里建有一条专供皇帝使用的御道，不过这是没有其他文字依据的。有人指出，把高祖的冠冕和皇袍从陵寝运往高祖祖庙，必须从一条惠帝使用的阶梯道路下穿过——这是被视为不孝的——因此，高祖祖庙就由都城移到了渭河以北的陵寝。这个重要的礼仪改革，影响了汉代后来的祖先崇拜制度。[36]

汉代最后一个大兴土木的皇帝是第五代统治者汉武帝。他的前两代君主都是节俭的君主，在他们当政期间，政府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又压制了主要的藩王，加强了帝国政府的集权统治。汉武帝翻新了两个已有的宫殿，在城墙内又修建了三座新的宫殿，充实了城墙内的空间。他还在长安城的西北地区建造了一个特大型的祭祀场所，那个位置正好是秦朝时期一个夏宫的所在地。然而，他最具雄心的工程则是恢复了长安城西南地区的上林苑皇家猎场（地图7）。

上林苑曾经是秦国的宫殿和楼阁所在，大部分已经废弃。汉武帝在这里添建了几十座新建筑，挖掘了一个很大的人工湖“太液池”，树立了织女和牛郎的像，并在其中间模仿建造了“银河”。他在湖的中间设置了一尊鲸鱼的塑像，暗示该湖就是一个微缩的海洋，即银河在人世上的对等物。所有这三个塑像都在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中被发现。在上林苑，武帝修了一个庞大的建章宫，该宫的大门仿效“天门”，因此被命名为阊阖门，宫中最大的建筑仿效神仙的宫殿，因此叫玉堂，这个建筑被迷宫般的走廊所包围，顶部是一个镏金的铜凤凰。它昂首矗立，甚至高过了未央宫，相比未央宫，建章宫相当于天上的宫殿。在很多方面，上林苑都取代了都城，它成为皇帝的主要居所，也是举行各种仪式的主要中心。

汉武帝在整个上林苑里面陈列布置了难以计数的奇花异草、珍禽瑞兽、假山奇石，它们或是边远部族的进贡品，或是政府军远征中亚时的战利品，抑或是从私人家中罚没而来。皇帝的奇珍之中则有一只黑色的犀牛、一只白象、一只会说话的鹦鹉，以及热带植物。这说明统治者不仅有足够的领袖魅力吸引边远部族前来进贡，而且还把上林苑建造成了一座仙山，在汉代的艺术想象中，仙山遍地都是珍禽异兽。

在修建这座位于都城隔壁的大型园林时，汉武帝表达了他对宇宙主宰的想象以及他追求长生不老的梦想。当然，这梦想是虚幻的。和他的先辈一样，他在死后被葬在渭河以北的人造陵山之下。从汉高祖建造长陵开始，后来西汉王朝的各个皇帝相继修筑其陵寝，日久年湮，逐渐形成了一条蜿蜒而北直到都城的人工“山脉”（地图8）。

每个陵墓都有木制建筑以供祭祀，由专门的护陵人进行维护和看守，护陵人在专门为其设置的城镇中生活。汉高祖开创了这一制度，他把一些国内大户迁往他父亲陵墓附近的一个镇，仿照秦始皇的做法，把他们安置在都城附近。汉武帝的继承者们延续了这种做法。各镇人口达到30万人左右。根据公元2世纪的一个统计材料显示，居住在汉武帝和汉宣帝皇陵区附近镇的居民人数超过了长安城内的人口数。汉代很多豪族大姓和知名学者都来自这些镇，或者定居于此服务朝廷。于是，人口和财富不断聚集到都城地区以维护祖先崇拜仪式日益增长的需求。

两个世纪之久的移居使关中地区的人口极度膨胀，因此也使当地越来越需要从外地运进谷物。这些新涌入者为帝国官员的选拔提供了当时唯一一个最大的人力资源库，像帝国的大家族那样，他们也开始建立一种异于关中的地方习俗。然而，由于迁居、安置政策削弱了地方势力向中央政权挑战的能力，很多背井离乡的人来到都城打拼奋斗，由此创造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帝国文化。长安建立了一种模式，帝国都城是帝国独一无二的外在体现，都城内的民众则是帝国文化的真正组织部分。

然而，长安的一些特征却阻碍了它发挥帝国之都的影响。因为在汉代的第一个世纪里，帝国权力被一些封建诸侯国共同瓜分。淮南、河间以及梁这些地区均为文化和宗教活动的主要中心，很多学者和文人领袖宁愿为诸侯国服务，也不愿到帝国政府中去。直到汉朝统治的第二个世纪采取削藩，才消除了这些诸侯国和帝国中心之间的对抗。

汉代第一个都城的另一个更重要的缺陷在于，和以前的都城一样，从其陵墓的重要性来看，都城很大程度上也并不能发挥其中心地位。城墙内的太庙并不比陵墓边上的祭庙更重要。更关键的是，高祖祖庙及其后代皇帝的祖庙建在帝国的各个地区，从而减弱了都城在祖先崇拜和相关宗教仪式中的中心地位。

汉代对宇宙和自然神灵的大型崇拜沿用了秦的模式，同样遍布于各个领域。对名山大川的祭祀仍然在以前传统的地点举行。那些方位神“帝”在汉代仍属于主要的神灵，它们一般被置于雍附近的坛庙中。由于汉高祖增加了第五个“帝”，由此雍这片古老之地也显得更为重要。他并没有把祭祀集中化，而是在全国范围包括各分封国、各地区都修建了祭祀后稷神的坛庙。在长安城，汉高祖引进了来自帝国各地的巫师，在宫中从事祭祀，他还曾建立了一个坛庙来祭祀传说中的战神蚩尤，不过这个坛庙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37]

汉文帝是汉代的第三位皇帝，他在都城北面建立了对五帝的崇拜，但是“郊”祭仍然在雍举行，对“帝”的祭祀也在那里举行。汉文帝引入了数目众多的崇拜仪式，一些离长安比较近，另外一些则在更远的地方。对太一神的崇拜开始被设在都城东南，对后土神的祭祀放在相对较远的地方——汾阴。汉武帝还把秦朝时在甘泉的夏宫改成了一个大型的仪式中心，把主坛迁到了太一神庙。西汉时期最大的祭献仍然是“封禅”，在山东的泰山以及明堂举行。很多学者建议明堂应该建在都城，却被皇帝建在泰山附近。

在西汉的最后十多年里，古文经学的学者开始在朝廷获得权力，他们抱怨无法保证维护分布在全国范围的祖庙需要花费的大量费用，而且这些祭祀需要由非亲属进行，这属于不孝的祭祀。事实上，他们也不满于皇帝往来于雍、甘泉、汾阴，以及泰山，去祭祀帝国主要的神灵。他们认为，即使是上林苑中集中陈列的坛庙和宫殿也削弱了都城的宗教仪式的地位。[38]

武帝死后，长安很少再兴建工程。在西汉末期，上林苑中的建章宫和其他很多建筑一起被王莽拆除，用来修建他自己主持的明堂以及古文经学中的相关礼仪建筑。但王莽的这些建筑，在后来国内反对王莽的战争中同样被毁灭，最终导致了东汉时期都城东迁至洛阳。

洛阳的面积比长安要小，人口却更密集。城墙都呈笔直的线条，接近一个标准的长方形，它还有12个精致设置的城门，不过它们之间的距离不太一样。洛阳和长安一样，也有两个宫殿区，对称地排布在南门中轴线上，皇宫和政府机构只占全城面积极小的一部分，这就可以建造一条更规整的大道。洛阳的建筑比长安的更朴素，东汉王朝希望能通过洛阳城朴素而规整的空间设计，来把古文经学树立成为国家的正统。[39]（地图9）

这个观点在大史学家和诗人班固所著的《两都赋》中表现得非常清楚。此文分《西都赋》和《东都赋》两篇，于公元65年上呈给皇帝，它沿用了西汉时期的词赋领袖司马相如所倡导的词赋体例，这种文体采用了一连串的修辞手法，文中两位虚拟的对话者各自赞美着他们的都城长安和洛阳。文章最后，早先讲话的人表示认输，就自己对都城的无知和愚笨向后者道歉。班固通过这种形式来彰显皇家猎苑，从而赞颂了皇权对地方封建诸侯的胜利。然而，他的文章集中在赞美猎苑而非城市本身，这恰好证实西汉都城并非帝国的中心。

班固在文中极尽铺张和颂扬，通过诗文的胜利来夸耀东汉的洛阳超过了西汉的长安，同时他也力压了司马相如。他努力证明自己这种正统的文学比司马相如那种过分奇异、充满想象的文学更具有优越性；相对于长安城极其腐败的装饰，洛阳城在仪式方面也更为得体。该赋最后以赞歌结束，颂扬都城祭祀礼节，内容包括了明堂、灵台，以及大量神秘的塔。

这首赋描绘了在西汉最后的几十年里，当古文经学派崛起时，都城向一个大型礼仪中心的转变。在公元前30年左右，各州郡的祖庙被清除。与此同时，对上天的崇拜祭祀首次获得汉朝皇族的支持。这不只是考虑到人们常说的国家经济压力，也是由于当时影响日益高涨的古文经学学者们相信，只有后代才能够向祖先献祭，所以由地方官向皇帝的祖先献祭是不合法的。这导致在都城地区，对皇家的祖宗崇拜开始变得集中。但它同时也标志着，作为一种官方的崇拜仪式，祖先崇拜总体上开始走下坡路，对公共或者宇宙事物的崇拜则越来越受到重视。

王莽统治时期出现的最大的宇宙崇拜是祭天仪式，虽然它经常被人认为是向周朝看齐，但事实上，它标志着帝国本性在仪式上的实现。这个仪式通常被放在洛阳城南郊（或者其他任何后代的都城），因此它强调了都城作为礼仪中心的重要性。由于无论都城迁往何地，祭坛都可以随之迁走，所以它还解除了这种全帝国最高级别的崇拜仪式与任何一个固定的地区之间可能形成的必然联系，并且把这种信仰和汉王朝以及后来所有的王朝建成为一种牢不可破的关系。这种崇拜是灵活机动的，因为它祭献的是独一无二的上天而非祭献某种世俗的特性，比如山脉或河流等。汉代对天的崇拜信仰远非对古老仪式的复兴，而是一种礼仪制度的更新，为帝国中抽离本土化的特点赋予了一种崇拜形式。

这种新式风格的都城具有一些不同的特性。首先，正如汉赋中所说，它是王朝或开创者的产物。这就区分了都城和其他建立在贸易基础之上的城市以及和因某些地方势力而崛起的城市。[40]都城的创建由此也成为一个王朝制度创立中的组成因素之一——其他因素首先包括帝国借以维系的礼仪制度，然后是国家法令、度量衡、图表、朝服等。在帝国法令一统的年代，这些方面都和广为认可的权威性文学遗产系于一体。

其次，强调都城作为政治的产物的直接体现是都城建筑的人工雕饰。城墙、城门以及街道坊市的方格布局，所有这一切都是人工设计强加给自然世界的。它们代表了对潜在的不羁民众的统治。这些人工控制的痕迹在时尚、趣味方面也有表现，统治者及其朝廷成为这些时尚和趣味最早的发起人，并被人仿效。

新都城的最后一个特征是王朝更替的变化无常。虽然没人提及某位皇帝之死或者某个王朝的灭亡，但任何人都知道，这种事是无法避免的。作为一个王朝的创造物，都城均随着开创者家族的崩溃而倒坍。都城从无到有的建造过程中充斥着人工雕琢，但它的存在又昙花一现，当法令失去其控制能力时，它也就烟消云散了。对木制建筑的依赖加剧了它的短命。在西方，古希腊和罗马残留至今的石质建筑遗迹成为研究和思考的源泉，与此相反，中国的古都在面临着王朝更新时，无一例外地被夷为平地。于是我们看到，咸阳被项羽所毁，长安被西汉末期的国内战乱所毁，而洛阳又被东汉末期的军阀董卓所毁。[41]东汉的都城只存在于文学作品中，以公元3世纪曹植所作的一篇著名诗文为代表。曹植从来没到过洛阳，但他假想自己曾经居住在这个城市，并哀叹了洛阳的消亡。他在《送应氏》中写道：

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

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

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

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

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

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

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

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