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国防第一——李鸿章与中国军事近代化(6)

到1874年春，日本“铁甲船”侵踞台湾，清廷才顿感海防乏力，丁日昌趁机再提“北东南三洋联为一气”的建议，清廷遂令沿海各省就此议奏。在全国范围的海防大讨论中，李鸿章的看法是，中国“财用极绌，人所共知，欲图振作，必统天下全局通盘合筹，而后定计”；而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师老财痡，尤虑别生他变”，如果“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况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因此李鸿章主张：“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似须略加核减，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

12月10日，李鸿章上《筹议海防折》，再次主张三洋防务，并提出了10年之内创建北、东、南三洋水师的宏伟规划。他建议“北洋宜分驻烟台、旅顺口一带，东洋宜分驻长江外口，南洋宜分驻厦门、虎门”，各配两艘铁甲大船，一处有事，六船联络。并补充分析说：“敌从海道内犯、自须亟练水师，惟各国皆系岛国，以水为家，船炮精练已久，非中国水师所能骤及。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若陆军训练得力，敌兵登岸后尚可鏖战。”这说明，李鸿章并没有因发展海军就对陆军有所轻忽，而是有着海陆接力的战略考虑，尽管这与现代海陆空联动作战的整体战略相比尚有距离，但体现出李鸿章对近代国防的一种积极思考。

十四

经全国讨论议奏后，清廷终于下定了决心。1875年5月30日，清廷颁发《著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谕》，决定由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负责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着手近代海军的创建，“三洋”计划正式开始实施。李鸿章在谢恩折里表示，将择其最要者，不动声色，先行试办。1879年7月29日，清廷再次颁发上谕，著李鸿章、沈葆桢刻意讲求海防，但不久沈葆桢病逝，海军之规划即由李鸿章一人操持。李鸿章在天津设立水师营务处，专办海军事务，以道员马建忠负责日常工作。

督办海防、筹建水师，在当时是破天荒的创举，既然清廷信赖委以重任，李鸿章当然不能掉以轻心，他认为：“今议海防，则必鉴前辙，揣敌情，其防之之法，大要分为两端，一为守定不动之法，如口内炮台壁垒格外坚固，须能抵御敌船大炮之弹，而炮台所用炮位须能击破铁甲船，又必有守口巨炮铁船设法阻挡，水路并藏伏水雷等器；一为挪移泛应之法，如兵船与陆军多而且精，随时游击，可以防敌兵沿海登岸，是外海水师铁甲船与守口大炮铁船皆断不可少之物。”将口岸防御和游击策应有效结合，需要配备相应的军事设施才能做到。

李鸿章经过缜密考虑，决定在旅顺、大沽、威海卫3处建立海军基地，以形成犄角，互为声援。1880年他派县令陆尔发及德国退役工兵少校汉纳根到旅顺修建炮台，翌年6月，旅顺黄金山第一座炮台竣工，水雷鱼雷营设立。1884年，李鸿章向清廷剖析军事地理：“渤海大势，京师以天津为门户，天津以旅顺、烟台为锁钥。”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综览北洋海岸，水师扼要之所，惟旅顺口、威海卫两处，进可以战，退可以守”。这两地自然成为李鸿章的首选，威海1883年设立了水师机器厂，旅顺口炮台1885年初步建成，其他各项也在逐步推进。

“从来兵合则强，分则弱，中国边防、海防万余里，若处处设备，非特无此饷力，亦且无此办法。”但是，由于清廷没有足够财力实行三洋并举，只能“先于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由一化三”。这也便于身在直隶的李鸿章运作，先创建北洋水师。不过由本国船厂制造舰船显然来不及，质量也难以与列强匹敌，“今急欲成军，须在外国定造为省便，但不可转托洋商误买旧船，徒糜巨款”。于是，在争论了多年之后，1879年，清廷向英国订造了两艘撞击巡洋舰“扬威”号、“超勇”号。1880年，清廷决定由李鸿章函令驻德公使李凤苞，向德国伏尔铿厂订造两艘铁甲舰，1885年铸成后驶抵中国，分别定名为“定远”“镇远”。

从迅速加强国防力量以济急需的角度着眼，主张花费巨款购买当时最先进的铁甲舰，非但无可厚非，反倒可说是独具胆识与魄力。在李鸿章的积极建言下，清廷不惜重金，共向国外定购了15艘兵船。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创设水师学堂，请严复赴津充任教习，并聘英国人葛雷森为北洋海军第一任总教习。1881年12月2日，李鸿章奏保丁汝昌堪任水师提督，统领北洋水师。并奏报续选派闽厂学生十名出洋肄业，以储人才。1883年7月25日，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认为铁舰、铁道才是真实声威，祈主持大计。他还下令修建大沽船坞，为舰船提供修理维护基地。为了中国近代海军的诞生，可以说李鸿章殚精竭虑，在各个层面都付出了一系列艰辛努力。

1884年3月10日，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建议成立海军部，统筹海军建设。“查泰西各国外部海部并设衙门于都城，海部体制与他部相埒，一切兵权饷权与用人之权悉以畀之，不使他部得掣其肘。其海部大臣无不兼赞枢密者，令由中出，事无旁扰。……鄙见外患如此其亟，必须变通，应请径设海部，由钧署（总理衙门）兼辖，暂可不必另建衙门，凡有兴革损益，筹饷用人，诸事悉听尊处主持。”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李鸿章称赞“日本讲求水师二十余年，虽船只无多，西人咸称其规模粗具，操练有法”，并说日本与德国一样，“皆以分年筹款逐渐添船为经世根本，中国甫经开办，极应仿照可大可久之谋”。他提议仿照日本的办法发展中国新式海军，还把翻译馆所译的《德国海部述略》《日本海军说略》译本送给总理衙门，呈备采择参考。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尤其是中法战争期间初建的福建水师遭到毁灭性打击，南洋水师也因受损而不振，迫使清廷不得不“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为收回军权统一指挥，清廷决定设立海军事务衙门，慈禧下旨，“著派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遣。并派庆郡王奕劻、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会同办理。正红旗汉军都统善庆、兵部右侍郎曾纪泽帮同办理。现当北洋练军伊始，即著李鸿章专司其事”。在这个充满皇室贵胄气息的海军事务衙门里，醇亲王奕譞和庆郡王奕劻的挂名显然是为控制监督起见，帮同办理的善庆和曾纪泽自然唯李鸿章马首是瞻。因此，李鸿章虽然只充当会办大臣，却是干实事、负实际责任的人。

北洋海军组建中的大量具体工作是由李鸿章主持经手的。1885年10月12日，“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成立，统率全国海军，“举凡造船、购器、选将、练兵”，均“由该衙门主持考核，次第办理”，并兼管兴办铁路等工程。李鸿章主持了《北洋海军章程》的制定，这是中国海军建设在制度上走向规范化的标志，北洋海军迈入了从初建到成军的新阶段。

李鸿章利用海军衙门整顿海防的名义，排除各种干扰，大力开展北洋海军建设，将其逐步推向顶峰。为了北洋海军的生存和发展，他函商沿江沿海督抚筹银260万两，“专备购舰、设防一切要务”，各督抚支持李鸿章开海防捐，来保证海军建设。终于，舰队在1888年12月17日建成，总计大小舰艇近50艘，吨位约5万吨，用于作战的有20余艘。以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林泰曾为左翼总兵，刘步蟾为右翼总兵，北洋舰队正式成立。至此，清政府总算有了一支近代化的海军队伍。

在相关配套设施上，1890年底，旅顺船坞工程竣工，规模宏阔，为全国坞澳之冠。在旅顺口东西两岸设置有陆路炮台和海岸炮台，还修筑大连湾炮台，以作前后卫护。1888年到1891年，威海卫各海岸炮台陆续建成，威海卫成为北洋海军的一个基地。经过李鸿章的苦心营建，旅顺口和威海卫遥相呼应，已然为渤海之锁钥、天津之门户。此外，刘公岛的海军公所、铁码头、船坞、弹药库、鱼雷营相继竣工，并在岛上扩建了机器厂和屯煤场，刘公岛成了北洋海军的大本营，海军提督即驻节于此。李鸿章对舰队与岛岸的后勤调度，海军与陆军的作战配合，都作了相应规定。

北洋舰队1888年正式成军，1891年初具规模。李鸿章对此成就感到比较满意，“海军一支，规模略具。将领频年训练，远涉重洋，并能衽席风涛，熟精技术。陆路各军，勤苦工操，历久不懈。新筑台垒，凿山填海，兴作万难，悉资兵力。旅顺威海，添设学堂，诸生造诣，多有成就。各局仿造西洋棉花药、栗色药、后膛炮、连珠炮、各种大小子弹，计敷各舰操习之需，实为前此中国所未有。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新月异；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

身为会办大臣的李鸿章运筹帷幄，广购战舰，建设威海卫、旅顺口海军基地，拟定《北洋海军章程》，训以新式操法，中国近代史上最强大的北洋海军就在他的手上聚沙成塔般地逐渐建立起来，委实不易。李鸿章不愧为近代中国早期军事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对晚清的军事改革和国防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

十五

早在轮船招商局筹建之初，李鸿章奏请从军事经费中拨借铜钱20万缗，作为官借资本。他向清廷表示：“西洋富强之策，商务与船政互相表里，以兵船之力卫商船，必先以商船之税养兵船。”招商局建立数年，先后拨还各行省官本白银190万两，李鸿章就从中提拨百万，订造铁甲兵船。其后，招商局每年拨6万两，为北洋添造兵船，成为舰队一个重要的经费来源。李鸿章还说：“海防非有轮船不能逐渐布置，必须劝民自置，无事时可运官粮客货，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借纾商民之困，而作自强之气。”在历次对外战争或军事冲突中，招商局帮助运送士兵武器，出力不少。

与近代化战争相配套的，是先进的通信设施和便捷的交通运输。对起步较晚的中国来说，“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其铁甲等项兵船，在海洋日行千里，势必声东击西，莫可测度，全赖军报神速，相机调援，是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李鸿章奏请设立电报和铁路，“有事之际，军情瞬息变更，倘如西国办法有电线通报，径达各处海边，可以一刻千里，有内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尚不至于误事”。“如欲合沿海各省逐处皆屯重兵，即使财富所入足资供给，设敌以偏师相扰，我即须全力因应，长年不休，何以堪此。有铁路则运兵神速，畛域无分，兵饷煤械，不虞缺乏，主灵而客钝，守易而攻难。”

为打消清廷顾虑，李鸿章解释说：“臣等创兴铁路本意，不在效法外洋到处皆设，而专主利于用兵。”“苟有铁路以利师行，则虽滇、黔、甘、陇之远，不过十日可达。十八省防守之旅，皆可为游击之师。将来裁兵节饷，并成劲旅，一呼可集，声势联络，一兵能抵十兵之用……”正是由于军事上的实际需要，才促使清廷下定决心兴办铁路、电报等近代化事业，而这些有利条件的出现，为李鸿章的军事构想打造出更美妙的憧憬，与早期所谓偏重海防、轻视塞防的议论相比，已无异于天壤之别。

李鸿章认为，中国自奉天至广东，沿海袤延万里，口岸林立，若必处处宿以重兵，“所费浩繁，力既不给，势必大溃”，唯有分别轻重缓急，选择尤为紧要之处，聚积精锐，方可固守。“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奥区，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因此，他的防守策略是固守海口、拱卫京畿，力保根本不动摇，即使边陲有失，也可伺机收复。

在具体的战术设想上，根据译书《防海新论》所言：“凡与滨海各国战争者，若将本国所有兵船径往守住敌国各海口，不容其船出入，则为防守本国海岸之上策。”这当然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同时又可使本土免遭涂炭的好办法，但前提是必须拥有足够强大的海上力量。李鸿章觉得，“水师果能以全力经营，将来可渐拓远岛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1884年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时谈道：“海防二字，顾名思义，不过斤斤自守，亦不足以张国威而慑敌情。”只有以战为守，才能建威销萌。因此，建设近代海军为重中之重，外海水师铁甲船为断不可少之物，“纵不足以敌西洋，当可与日本角胜海上”。如此一来，“海外之险有兵船巡防而我与彼共分之，长江及各海口之利有轮船转运，而我与彼亦共分之，或不让洋人独擅其利与险，而浸至反客为主”。即使暂时实力不足以压制，也可借本土之地利与之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