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关键时刻(7)

李仲公把已准备好的一些话拿出来，替何应钦做解释、打掩护，无非还是说何应钦不懂政治、头脑简单、行动迟缓之类，并一再申明：“敬之跟随你多年，他的个性你当然知道，他对你确是忠诚不贰的。”

见蒋介石仍然怒气难消，李仲公就用了一个比喻，说何应钦好像是蒋介石的双臂。双臂的一举一动，本来是应该听头脑指挥的，但当头脑命令双臂同时动，并在一定的时间内朝着一定的方向，达到一定的距离时，双臂未必能达到要求——很可能，动是动了，但只动了一臂或者两臂动得极慢，甚至有时迷失方向乱动起来。

李仲公以此论证何应钦其实对蒋完全听命，只是因为“才庸性缓”，所以在蒋看来，才会有不听指挥甚至异动的嫌疑，并担保何应钦“不会有异动，更不敢有异心”。

蒋介石阴云密布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看来李仲公的比喻还是得到了他的认同：“好，好，既然这样，你回去告诉他，我因离开部队时间久，第一军的军风军纪已日渐废弛，他可以先到上海休养一下，等我把部队整理好，成立第一集团军，还是叫他回来随我北伐。”

蒋介石提笔唰唰地给何应钦写了一封长达二十多页的信函，让李仲公交给何应钦，还说：“敬之对政治认识不清，你须同伯群多帮助他才好。”

在李仲公上车回宁前，蒋介石忽然又让副官把原函要了回去，仅交代口头转述，这在当时曾令李仲公颇为不解。

耻辱与残酷

蒋介石的信从黄埔建军讲起，历数他和何应钦在东征等役中患难与共的过程，并说到“我是准备以总理交付我的责任交付你的……”，语言非常亲切动人。

当然他也没忘记继续给何应钦敲警钟，让他与新桂系保持距离：“桂系野心甚炽，不恤破坏党国团结，在各派系间进行挑拨离间，妄图收渔人之利。”

何应钦听李仲公转述后，转嗔为喜，除遵令就任参谋长外，又请了两个月的假到上海住了一段时间。果然，不出一个月，蒋介石即将他召回南京听用。

不过“逼宫”给蒋介石造成的余悸仍未完全消除。尽管信的末尾曾有“我不能常在前方，待我将部队整理就绪，仍然请你回来统率”之语，但他并没有马上把兵权交给何应钦。这也正是蒋介石临时起意，把信从李仲公手中要回的主要原因。

被杀威棒打了屁股之后，何应钦更加小心谨慎。后来他虽出任军政部长的要职，但连任用一个营长都要签请蒋介石批示，对于黄埔学生的进退，若无蒋直接领导的“黄埔同学会”签呈，也不敢擅自做主。至于军界以外的所谓党国大计，更是自动消失，绝不再随便开口。“何婆婆”之名，从此算是坐实了。

在“何婆婆”就范的同时，被蒋介石称为“野心甚炽”的新桂系则继续给他唱反调。李宗仁一再滞留南京，拒绝前往武汉就职集团军司令，第四集团军也就迟迟成立不起来。

蒋介石认识到必须进一步加强与北方冯、阎特别是冯的关系。他亲自从南京来到郑州，与冯玉祥再次见面，还预先托人告诉冯玉祥，说想同对方换帖做盟兄弟。

冯玉祥非常爽快地答应下来：“很好。”于是蒋介石亲笔写了帖子，冯玉祥也写了帖子。两人见面后交换帖子，并互相拜了四拜，就此成了把兄弟。

有了冯玉祥这个把兄弟撑腰，蒋介石不再顾虑李宗仁肯不肯上阵。4月5日，他在徐州誓师北伐。之后一声令下，蒋、冯、阎军分别沿津浦、京汉、正太铁路向奉军发起进攻。北伐军所到之处，奉军节节败退。

第二次北伐从一开始就注定胜券在握。对蒋介石来说，唯一需要担心的其实是列强的干涉，尤其将成为北伐主战场的山东至华北一带，一直是日本极力扩张势力的地区。

蒋介石在下野期间，为了试探日本政府今后的对华政策，曾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进行过秘密会谈。会谈中，蒋介石发现，只要他一提到“中国革命志在统一全国”的时候，田中的脸色就变了。

蒋介石曾期望日本能像当初支持他“离俄清党”一样，继续支持他实施北伐，但这次会谈结束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日本必将妨碍我北伐之行动，以防止中国之统一。”

5月1日，蒋介石率北伐军克复济南，已出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的黄郛也应召来到济南。

两天后的上午，济南城内忽然枪声四起，黄郛所住的津浦路局办公处被驻济南的日军包围，子弹嗖嗖地飞进来。

黄郛上到二楼，用日语朝楼下的日本兵高声喊：“我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不要动武！”日军这才停止开枪。

黄郛乘汽车前往蒋介石所住的督办公署，但那里也不安全，于是又把总部移往一个叫党家庄的小火车站。

这就是“济南惨案”（即“济案”）。据事后中方发布的调查报告，中国军民共被日军打死打伤四千七百余人，蔡公时等十余名外交人员也遭到残杀。身为外交部长的黄郛对日军的野蛮行径深感震惊，他说：“日本人没有当我们中国人是人，这种耻辱与残酷，不仅自己从来没有受过，恐怕在历史上都不曾有过。”

“济案”发生时，冯玉祥的专车已抵泰安车站。蒋介石让人给他打电报说：“不要来了！”老冯倒很有点把兄弟的义气，当即复电：“愈有危险，我愈要去。”

蒋、冯会合后，与黄郛等人聚集在党家庄的一所清真寺外面。大家坐在草地上，商量应付之策。蒋介石问冯玉祥在这种情形下该怎么办。冯玉祥说：“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用革命力量先把这地方的日本人俘虏了再说！至于说出什么大事，我觉得革命就是大事，其他什么事情都不用管。”

生平未有之伤心事

冯玉祥说得很解气，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黄郛在冷静下来之后，判断“济案”绝非偶然，实际是日本干涉中国的一个信号，也是其阻止北伐的明确表示。如果革命军此时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不仅会使准备已久且胜利在望的北伐功败垂成，而且会迅速激化中日矛盾，导致中日提前开战。

黄郛向蒋介石建议暂时不与日军直接对抗，绕道济南继续北伐，之后再想办法如何对付日本人。

黄郛的想法道出了蒋介石的心声，他决定接受黄郛的建议。冯玉祥听后表示同意，对蒋介石说：“你有那种忍耐力我也赞成。”

随后，蒋介石改变了单一的军前交涉方式，令黄郛通过外交渠道与日方进行谈判。

民国年间，凡在对外交涉中喊打喊杀者总是能引起拥护和喝彩，比如老冯的“俘虏了再说”，谈判则会让主张者声誉受损，而且很容易招致国人的攻击。盖因外交本身就包含着妥协和忍让，而缺乏实力基础的弱国所需付出的妥协和忍让往往更多。

蒋介石虽同意交涉，却也很害怕因此损害自己“北伐英雄”的威名和形象。他电告黄郛，让黄郛以个人名义与日方谈判，而不要再用他“蒋介石”的名义。

同是把兄弟，蒋介石与李宗仁、冯玉祥之间实际是一种功利性很强的政治结盟，黄郛与蒋介石就不同了，他们的确有早期革命党人身上常见的那种患难与共的兄弟情。至少黄郛终其一生，都在实践自己在兰谱中的誓约：“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因为在济案谈判中替蒋介石分忧担“丑”，黄郛个人饱受各方包括国民党内部的指责，并被舆论迅速定格为“亲日派”。他在电报中向蒋介石诉苦道：“反对派攻击外交，集中个人，甚觉困难。”

至5月中旬，黄郛基本确定了解决“济案”的各条具体办法。之后，他准备到前线去与蒋介石商量，不料形势却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戏剧性的突变。

5月19日，蒋介石在郑州与冯玉祥会晤，商讨继续北伐和对日交涉事宜。说到快要成功的北伐，大家都笑。说到对日交涉，都发愁。蒋介石叹了口气对冯玉祥说：“膺白（黄郛）外交办理失败了，一般老先生均不满意。”

冯玉祥趁势建议：“何不任命王正廷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让他与日本人交涉？”

蒋介石知道王正廷是冯玉祥的幕府中人。为了拉拢冯玉祥继续北伐，同时也为了确保自己在北伐即将大功告成之际，不因“亲日”而被新桂系等政敌所攻击，他决定采纳冯玉祥的意见。

第二天，在事先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蒋介石致电黄郛，让对方“暂行辞职，并望从速”。

黄郛万万没有想到，蒋介石会在这个时候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他免职。后来他在给张群的一封信中写道：“济案所受刺激，公私两项皆为生平未有之伤心事……实令我没齿不能忘。”

悲愤交加之下，黄郛立即致电南京政府，要求辞去本兼各职。

同为蒋介石的幕僚，蒋介石视张群为部下，对黄郛则相当尊敬，平时见面都称黄郛为二兄，黄郛的夫人为二嫂，绝不以普通宾客相待。见义兄真的发了火，蒋介石也慌了，他连忙给黄郛发去电报，一面解释情况，一面劝黄郛以大局为重，不可一并辞去兼职。担心电报说服不了，蒋介石又让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闿出面，致电黄郛慰留。

黄郛的个性与何应钦等人有很大不同，属于外柔内刚型，一旦做出决定，绝不轻易动摇，而且他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始终不肯加入国民党，仅靠私人关系帮蒋做事，本身也说明，对何应钦适用的一套在他身上并不能够奏效。

黄郛自此离开政坛，带着妻女到莫干山隐居去了。后来济案解决，他的朋友曾向黄郛提出，可以由这位朋友出面，请蒋介石在济案纪念周上加以申明，以免后世不明真相，仍然将“济案”的全部罪责扣在他一个人头上。

这时蒋介石的地位已经相对稳定，无论是对当初“丢马保车”的内疚，抑或出于此后敦请黄郛出山的需要，他都会愿意这么做，但是黄郛认为“恐妨碍国家，妨碍介石地位，主张不必”，没有接受朋友的好意。

作为蒋氏幕府中最具战略眼光的首席幕僚，黄郛不仅在决定蒋介石沉浮的关键时刻多次起到化险为夷的作用，而且在自己归隐之前，还为蒋介石推荐了另一位不可多得的谋略之士。正是在后者的帮助下，蒋介石才可能在波谲云诡的民国权斗中涉过新的险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