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关键时刻(5)

这时唐生智得到情报,说程潜与张国威、何键有联系。张国威是第八军第一师师长,何键是第三十五军军长,先前他还被唐生智任命为安徽省主席,两人所掌握的部队都是湘军主力。有人建议将张、何一齐杀掉。唐生智回答道:“不要把部队搞散了。目前不必操之过急,先找他们来问问再说。”

对程潜联系何键、张国威,唐生智并不感到特别意外。毕竟大家都是湖南小同乡,程潜又主湘多年,过去与何、张都有些旧关系,来打招呼是很自然的,事情并不奇怪。他要确定的是,何、张是否真的已变了心,若果真有了异动,再杀头也不迟。

在乘船离开武汉的当天晚上,唐生智把三个主力军的军长李品仙、何键、刘兴叫到自己的公馆,对他们说自己将去日本,部队“暂时撤回湖南,把湖南搞好”,今后的问题由三人负责商量。

正在谈话的时候,张国威也应召走了进来,并报告了对军队布置的情况。见何键、张国威都在,唐生智就把他们与程潜有联系的事提了一下。

何键与张国威是同乡兼同学,都毕业自保定三期步科,两人同时在部队见习,又同时靠搞地方游击队起家。不同的是,何键在那一期步科中年龄最大,城府最深,相对而言,张国威则头脑简单,心胸狭窄。听唐生智提到程潜,何键情知不妙,顿时吓得浑身发抖,唐生智问什么他答什么,不敢有丝毫隐瞒。张国威却依旧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对程潜委任他当第八军军长的事也继续瞒着不说。

唐生智见状,便让张国威退出了,其他人继续讨论。

张国威是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的部下,但平时却不大听从李品仙的指挥。这时李品仙被触动了情绪,便痛哭流涕地说自己反正也指挥不动这个张国威,不如和唐生智一起下野出洋(出国)的好。何键和张国威在被唐生智收编时就有很深矛盾,如今牵扯到程潜的事,为了帮自己解脱,也连忙插嘴说:“我们的部队向来很好。部队不听指挥,那还行吗?”

唐生智本来已暗暗做出判断,即何键无反心,可不予处分,而张国威则有意谋反,罪在不赦。何键的落井下石,更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他马上让副官再把张国威叫回来。

对外的装饰品

张国威已经去旅馆准备睡觉。副官来叫,他也不想想叫他去干什么,便不假思索地重返唐公馆。

唐生智当着几个人的面,说了一堆大家今后要搞好团结,如此才有办法之类的套话,接着便宣布散会。将领们纷纷下楼,张国威正想跟着下去,突然被唐生智叫住:“张师长,你留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张国威遵命留了下来,没想到唐生智又说:“没什么事了,你走吧!”

张国威一个人傻傻地走向楼梯。刚到楼梯口,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就领着几个士兵从他的身后冒了出来,这些人不由分说,拿一根绳子套住张国威的脖子。张国威竭力挣扎,但寡不敌众,被强按在了地上。

张国威这时始知大祸临头,在地上大呼:“唐总司令饶命啊……”然而求饶已经晚了,他被拖进了唐公馆隔壁的一栋房子里。

李品仙等人尚离去不远,闻声急忙回来探视,只见张国威已被勒毙于地,其状惨不忍睹。李品仙后来与人谈及此事,依然一个劲地摇头叹息,似乎余悸尚存。

晚上十一点,唐生智乘着日本轮船,带着“不久我还要回来”的豪言走了。他走后,李品仙、何键、刘兴又在汉口停留了一段时间,商量今后怎么办。

李品仙是广西人;何键虽是湖南人,但他的活动能力较强,商量下来,便由这二人负责政治,也就是在政治方面与新桂系联系,刘兴负责军事。可是这种分工其实不抵什么用,李品仙、何键联系了一下,毫无头绪,于是他们只得按原计划撤往湖南。

西征军占领武汉后,唐生智所组的湖北省政府自然无形解体。原来主持省政府的孔庚、李书城与程潜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私交很好,程潜又发现新桂系主要强在军事,党政组织方面却没有什么办法,便有意留用这些官员。他在汉口发表演说,提道:“此次西征系讨伐唐生智个人,至于湖北的党部和政府,都是受中央命令所组织的,仍应照常供职。”

这时南京政府已发表程潜为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主席,实际上就是湘鄂两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原湖北教育厅厅长李汉俊、财政厅长詹大悲等人本已准备逃往日本,听到程潜有如此表态,便又回到汉口日本租界,打算复职。

程潜是以南京政府也就是中央的观点来处置事务。新桂系可不是这么想,他们认为两湖是他们的,得由他们说了算。程潜的讲话令新桂系诸将十分不满,“闻之大愤”,尤其鄂籍的胡宗铎、陶钧更是如此。

随着新桂系势力的扩大,毕业于保定军校的白崇禧开始鼓吹保定同学大团结,希图在新桂系中另拉出一支以他为首的“保定系”,以巩固其地位。胡宗铎、陶钧都是保定生,且都较为勇猛善战,由此受到白崇禧的特别赏识。李宗仁则因为胡、陶在西征中颇有战功,又是湖北人,为了加以笼络,也对他们比较放纵。

在程潜就职并讲话之后,陶钧公然扬言:“我又不是哪个的儿子,我们打出的天下由他们坐吗?还是推胡军长(胡宗铎)做湖北省主席,着手组织省政府。”

胡宗铎自己更是急不可耐,有一次当面对李宗仁说:“德公,这一次我应该当仁不让了。”

李宗仁笑着回答:“你是一位现役军人,为什么要分心去搞省政呢?你知道我是一向主张军民分治的,我曾有机会一手掌握全省军民两政大权,而我还预先表示不干,竭力婉辞呢!你应该向我学习……”

军民分治起自于袁世凯时期,表面意思是尊重民意,军人不干涉政治。依李宗仁所言,他和白崇禧、黄绍竑作为现役军官,都曾立誓不当广西省长。

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象,广西省政说到底还是李、白、黄从中摆布。省长之类的职务在李宗仁等人的眼里,更像是一件对外的装饰品。

屠户

胡宗铎对李宗仁讲的那一套可谓心领神会。他马上致电南京政府,保荐他相中的张知本为湖北省政府主席并主持所有湖北党务。

胡宗铎身为“李白”手下的一个军长,居然能保荐新的省主席,这令很多人惊骇不已。张知本原本只是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的一名委员,他自己认为能在新省府中当个民政厅长或高等法院院长就不错了,做梦也没想到因为和新桂系的关系,居然能得到省主席的高位。

“李白”随后保荐胡、陶分别担任湖北清乡督办、会办,另外还任命他们为武汉卫戍司令部正副司令。这样胡、陶拿张知本做挡箭牌,却得以在幕后操纵了湖北的一切军政要务。

胡、陶性情粗暴,特别是陶钧,更以杀人如麻著称,过去作战行军,遇有士兵落伍,他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枪,这让李宗仁都觉得有些不近人情。新桂系刚入武汉时,正逢武昌中山大学学生为声援纱厂女工进行游行,陶钧便派兵包围中山大学,抓捕了许多学生。当军法官拿着其中二十三名学生的名单送审时,陶钧看都没看,就在名单上画了个大圈,然后写上“一律枪决”。军法官提醒他,一次杀这么多的学生会失去人心,对还未在湖北站住脚跟的新桂系不利。陶钧想了想,又写上“二十岁以上均判处死刑”。九名学生就这样命丧黄泉。

武汉一度是国民党左派和中共的聚集地,继汪精卫宣布“分共”之后,他们再次成为新桂系屠戮的重点。有一次军法官将一份包含有期徒刑的名单交给胡、陶审阅,陶钧批上“一律枪决,以免麻烦”八个字,然后大笔一挥,将名单上的所有名字都画入圈中,连军法官的名字也随手被圈了进去。军法官一看大惊失色,急忙提醒陶钧,陶钧便在名单上批道:“法官无罪,不杀”。

过去盛传,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说“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这句话其实不是蒋介石说的,而是陶钧的发明,原话是:“宁误杀一千,不跑落一个。”

新桂系占领湖北期间,汉口刑场、武昌刑场上男女被杀者,一次达到二三十个之多,其中除了党人和学生外,不乏一般无辜百姓。胡、陶也因草菅人命而被鄂人称为“屠户”。

在新桂系的极端残杀政策下,前湖北省政府成员亦在劫难逃,李汉俊、詹大悲均被逮捕。李汉俊是中共一大代表,曾与北方的李大钊齐名,为教育界知名人士,而且他早已脱离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詹大悲则是辛亥首义元勋,他参加辛亥革命时,新桂系的一帮人都还不知道在哪里。

程潜闻讯急忙前去保释,但晚了一步,李汉俊、詹大悲在被逮捕后不经任何审讯,数小时内就被枪决了。

孔庚、李书城也被抓了起来,只是慑于二人年老资望高,还有利用价值,才没有被立即处死。

程潜为人比较拘谨,平时不大表示意见,但愤懑之下,也忍不住通过与记者谈话进行抨击:“今日之国民党,已臭不可闻也。”

程潜的锋芒所指,自然是新桂系,不过因为西征还没有结束,退入湖南的唐部尚未得到清除,才使得他与新桂系的矛盾没有全面爆发出来。

1928年1月,西征军分成两个纵队,由程潜和白崇禧分别率领,程潜担任名义上的统帅,经鄂南进攻湘北。

湘军本来在湘北还能抵挡几下,但将领们心不齐,其中何键私心最重,为保存实力,他把自己的部队由汉口一直开到湘西,并一路抢先撤退,避免与追兵接触。李品仙、刘兴独木难支,也被迫放弃长沙,撤往湘西、湘南。

湘西、湘南一下子涌入这么多兵马,粮饷很快发生了极大困难。唐生智对此倒也有过考虑,离开武汉之前,他曾把湖北榷运局长叫来,问对方局里有多少现款。

榷运局是民初官盐的专卖专运机构,通常也是军头们筹集军饷的主要来源地。被称为周老四的榷运局长在唐生智的逼问下,道出局里还有一百多万元现款。唐生智便要求他把这些现款全部交给退入湖南的部队做军费。

唐生智一走,周老四乘着兵荒马乱,跑到长沙买房子、讨姨太太去了,部队一个子也没能拿到手。

计穷之际,在何键的同意下,曾出使南京的叶琪与夏威取得联系,代表湘军向新桂系罢战求和。新桂系虽在实力上占有绝对优势,但湘军各部一直避战,老是跟他们兜圈子,因此之故,战事一时也看不到立即予以解决的希望。在此情况下,“李白”自然乐得不战而屈人之兵,他们通过夏、叶做出保证:对于退入湘境的唐部三个军,都保留建制,不予编散。

唐部最终被扩编成四个军,军长分别是李品仙、叶琪、廖磊、何键。前面三位都是广西人,很容易就取得了新桂系的包容;何键虽不是广西人,但首倡向新桂系求和,又曾多方面对“李白”示好、靠拢,所以也给留下了一个位置。最倒霉的是刘兴,他被认为忠于唐生智而遭到排挤,被迫离开了部队。

改编后,李品仙、叶琪、廖磊三军随白崇禧参加北伐,只有何键得以留驻湖南,归程潜指挥。

拥蒋抑桂

何键是个善于多方应付的圆滑角色,自他在湖南军政界崭露头角起,便秉持“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的政治哲学,巧妙周旋于湘军各派之间。谭延闿、程潜不齿于唐生智,但对何键的印象都很好。

程潜自己的部队实力较弱,他对何键的部队相当重视,而何键也利用同乡和旧属关系,对程潜表示竭诚拥护。当时程潜已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清乡督办,在他的举荐下,何键得以出任清乡会办。

程潜本身还兼有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之责,经常要赴武汉处理政务。清乡督办署的事,他几无暇过问,基本上全部交给何键主持,这样何键在湖南不仅保存了实力,而且取得了部分实权。

程潜认为自己是兼管两湖的中央大员,可是新桂系却一如既往地认定两湖是他们打出的天下,好处不能让外人得,二者之间的矛盾很快便重新爆发出来。

此时白崇禧已到平汉路上指挥北伐,李宗仁来到武汉,他用以控制两湖的组织机构是武汉政治分会。

政治分会只是“临时性政治机关”,而并非中央政府以下真正的二级机关。新桂系联合西山派成立特委会时,曾下令取消各地的政治分会,“李白”西征讨唐,更指责唐生智“盗用武汉政治分会名义,窃据两湖”。

事过境迁,李宗仁不仅允许武汉政治分会继续存在,而且他也要靠这个名义来“窃据两湖”了。

通过控制湖北省府,新桂系已把湖北的税收全部装进了自个儿腰包,可是李宗仁又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一再口头或派人向程潜“疏通”,要求由政治分会财政处对湖南的烟、酒、盐等税收进行直接征收。

程潜当然不同意。此时李宗仁认为两湖地盘已经到手,程潜这个老招牌已无利用的必要,于是便趁对方来汉开会之际,将其予以扣留,另由鲁涤平主湘。

新桂系以拙劣的政治手法翻云覆雨,其旁若无人、不可一世的气焰必然引起各方侧目。蒋、汪曾经势同水火,但这时也决定联合起来。汪精卫自广东专程赴沪,与蒋介石作了一系列会谈,讨论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可能性,以便打破当时新桂系专权的局面。

蒋、汪首先约集国民党在沪部分委员开了一个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并达成了一项重要决议,规定南京特委会在决定重大事项时,必须取得预备会议的同意。毫无疑问,这是对新桂系权力的一种限制,李宗仁、白崇禧立即发出通电表示反对,说四中全会必须到作为首都的南京去开,上海租界所开的预备会议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价值。

按照“李白”的真实想法,这四中全会最好永远都不要开,让他们控制的南京特委会和武汉政治分会一直维持下去。可他们自己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于是便只能给政敌们出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