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的文京区有一座颇为朗阔的日式宅院，天气好的时候，从二楼书斋可以远眺东京湾，因此得名“观潮楼”。自从八年前主人发起“观潮楼歌会”，此处一度成为诗人们的雅集之所。此时夜深人静，书斋的灯却依然亮着。像往常一样，主人忙完公事，便在书斋里笔耕。他已年过半百，两颊消瘦，仪容却凝重有威，书斋中更是异常整洁。
这是1915年7月18日深夜，本是个寻常的夜晚，但不知为何，主人的心情起伏不定。他心想，难道是快要辞官的缘故？八年前，四十五岁的他升任陆军军医总监、陆军省医务局长，那已是军医的最高位。晋升时，他心中也并非全无欣慰，但每日里人事纷扰，案牍劳形，不免心神疲惫。如今任期届满，再过几个月，就该引退了。扪心自问，我森林太郎岂是恋栈名位之人？可是人生在世，能有所作为的少壮岁月竟如此短暂！转眼间老境将至，平生的胸怀抱负又实现了多少？
他自幼熟读汉籍，此时忽然想到西汉的司马相如。据说那位蜀中才子离乡赴长安时，自忖必以凌云之笔，博得个衣锦还乡的前程，遂在桥柱上题字“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此桥”。自己又何尝不然？他从小有神童之誉，十九岁从东京大学毕业，二十二岁西渡德国，三年多时间里，如程门立雪般刻苦勤勉。回国后，他一日不敢懈怠，两度随军远征，幸免战死疆场；闲暇时写作诗歌小说，译介西方思想，常因此遭到官场中人排挤嘲讽，甚至遭到贬谪。后来总算峰回路转，如今的自己，头戴医学博士、文学博士两顶荣衔，举国再无第二例。在外人看来，作为军医总监森林太郎，可谓仕途荣达，作为文豪“鸥外先生”，堪称名满天下。然而，这一切都无法掩盖透入心底的萧瑟秋意。回首前尘，当年那题柱桥头的少年意气，仿佛还历历在目，却又浑如梦幻。
他提起笔来，在日记里写下一首七律《龆龀》：
龆龀期为天下奇，
其如路远半途疲。
三年海外经程雪，
两度军中免革尸。
醉里放言逢客怒，
绪余小技见人嗤。
老来殊觉官情薄，
题柱回头彼一时。
青云之志
提及明治文豪森鸥外，最广为人知的比喻，当属研究家木下杢太郎所称的“底比斯百门大都”，即以古埃及的“百门之都”底比斯，来比拟森鸥外其人、其文的广阔与丰富。森鸥外三十五年的文学活动，几乎涵盖了日本近代文学的所有方面。他译介西方诗歌与浪漫小说，引入近代美学思想，开展文艺批评，尝试文体变革，创作了题材最为广泛的现代小说和历史小说，写作和翻译戏剧，并创造了明治时代唯一的新文学形式——史传。他留学欧洲，熏染实验科学精神与近代自由思想，却又怀有浓厚的儒学式功名意识和家国情怀，终生未离开仕途，在学贯东西的同时，精神结构也甚为复杂。可以说，在近代文学史上，森鸥外是将西方近代文化与日本传统文化在最广泛的范围内进行对抗和综合的人物。
相比于其他文学家，森鸥外最本质的特征在于他并非狭义上的文士，而是始终位于国家体制内、不遗余力地推进日本近代化的国家运营者之一。文学上的多方探索，是他在近代化过程中的思考与行动的一部分。鸥外文学有浓厚的“文以载道”的色彩，具有鲜明的指向社会的问题意识。因此，只有明白了在“明治”那个时代，知识精英们被赋予了怎样的使命，才会对鸥外文学有较为客观的、深层次的理解。
森鸥外本名森林太郎，1862年1月19日生于日本石见国（今岛根县）津和野藩的藩医家庭中。林太郎是森家的长子，他出生时距明治维新仅六年，全国上下因为尊王或佐幕、攘夷或开国的争执而动荡，日本处于维新前夜的不安之中。
森家世代为藩主的侍医，本是俸禄80石的士族身份，但在林太郎的祖父那一代因故被降格为准士族，俸禄也削减为50石。林太郎的母亲峰子是森家的女儿，父亲森静男则作为“婿养子”继承家业。在此背景下，长子林太郎的诞生自然意义重大，他被视为担负一家再兴的中心，从小被寄予厚望，精心教养。
谈到森鸥外的家庭，不能忽视的是他的母亲峰子。峰子性格坚毅，教子有方，森家的四个儿女都成就不凡。除林太郎外，次子笃次郎是医生、戏剧评论家，女儿喜美子是随笔家、翻译家，幼子润三郎则是近世学艺史的研究家。据记载，为了督促长子勤学，母亲在忙完一天家务后，常于灯下自学林太郎翌日的功课，甚至通宵达旦，并时常劝勉林太郎“扬家名与国名”。森鸥外的长子森於菟称峰子为“身在家中却燃烧着功名心的祖母”，认为“父亲之所以成就那样的事业，贤母的功劳是重要原因”（《解剖台旁》）。峰子终其一生，不断鞭策鸥外在建功立业的道路上前行，以母亲为代表的“家”的期待与压力制约着鸥外的人生走向，也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
按照武士子弟的惯例，森林太郎自幼接受严格的儒学教育，五岁开始诵读《论语》《孟子》等经典，七岁正式入藩校，学习四书五经、《左传》《史记》等汉籍。如诗句“龆龀期为天下奇”所言，林太郎天资聪慧，在藩校中连续获得最高奖赏，有神童之誉。作为士族子弟中的佼佼者，展现在他面前的自然便是一条出人头地、显亲扬名的“正途”。
林太郎的父亲森静男生性温和恬淡，但人生态度十分积极。随着旧幕藩体制的终结，他对新形势反应敏捷，开始学习西医和荷兰语。后来他自己开业行医，在维新的混乱期依靠专业技能支撑起一家的生计。
1872年6月，森静男跟随藩主移住东京，林太郎也得以一起进京。他先到进文学社学习德语，1874年1月，十二岁的林太郎进入东京医学校预科。三年后的1877年，东京医学校和东京开成学校合并，改称“东京大学”，这是日本首次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十五岁的林太郎成为日本最早的大学生，当时医学部的同级生仅有二十六人，是真正的国之瑰宝、知识精英。
大学时代的林太郎，学习的是西方自然科学的医学，但儒学与他的关系并没有中断。他四处探寻旧书店，学习汉文和汉诗，文学趣味仍以和汉古典书籍为主。“少壮时代播撒在心田上的种子，是不会轻易断根的”（《妄想》），少年时代接受的古典教育，使儒学色彩深深渗入他的心灵。儒家思想本就积极入世，鼓励男性求取功名，这与明治新国家的时代背景相结合，也与受到福泽谕吉《劝学篇》鼓舞的青年的热情相呼应。年轻的森林太郎就是在“家”的期待和时代气氛的鼓励之下，形成了明治式的使命感和功名意识。
1881年7月，森林太郎从东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年仅十九岁的医学士一时间成为坊间传奇。林太郎平日成绩优异，本来一直期待以首席毕业，取得文部省官费留学资格，归国后成为东大的第一代日本人教授。但由于考前生病，毕业成绩位列第八，理想的路径无望实现，只能别谋他途，观望了数月后，只好“遵从双亲之意出仕陆军省”（1881年11月20日致贺古鹤所书简）。
森鸥外进入陆军的重大收获是终于实现了留学梦想。供职两年半之后，1884年6月，鸥外被陆军省选派留学德国。8月24日，轮船从横滨港出发，10月12日到达柏林。此后将近四年的时间里，鸥外在德国度过了他一生中色彩最为丰富的青春时代。
与夏目漱石近乎幽闭的痛苦西洋经历不同，年轻的森鸥外尽情地体验西方社会，吸收近代自然科学精神和自由思想。“那时，他才二十几岁，完全以处女般的感官，对外界的一切事物做出反应，内心中蓄积着尚未经受挫折的力量”（《妄想》）。他先后师从莱比锡的霍夫曼教授、慕尼黑的佩滕科法教授、柏林的科赫教授等当时最顶尖的医学家，在他们的指导下，完成了《日本兵食论》《日本家屋论》《关于水管中的病原菌》等论文，这些论文都以德语写成，发表于德国的学术杂志，代表了他的专业研究成绩。更重要的是，他获得了自然科学者的自觉，理解了重视实验与观察的自然科学精神，这赋予了他归国后进行医学启蒙的自信和责任感。
专业研究之外，鸥外还广泛涉猎文学、哲学、美学和艺术著作，接触近代文艺新风。从当时的日记中，可以窥见他沉浸于经典、悠然心会的快乐之情：“架上洋书已至一百七十余卷之多。锁校以来，暂得闲暇。随手翻阅，妙不可言。荡胸决眦之文，有希腊大家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埃斯库罗斯传奇；秾丽丰蔚之文，有法兰西名匠俄内、阿列维、格雷维尔情史。但丁《神曲》幽昧恍惚，歌德全集宏壮伟大。谁来与余共乐哉。”（森鸥外《德意志日记》1885年8月13日条）直接的生活体验和广博深入的阅读思考，使鸥外认识到欧洲学问、技术、思想、艺术、道德等得以产生的根基。终其一生，鸥外对西欧精神界的动态保持敏感，原因便在于这种深刻的、全面的对西欧文明的理解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亲近感。
1888年7月5日，森鸥外结束了近四年的留学生活，带着胸中所学和箧中藏书，启程离开德国。西洋体验极大地增强了他在国家近代化过程中的话语权，而被如火如荼的欧化主义风潮席卷的日本，也迫切需要听到真正理解西洋、深刻省察传统的理性的声音。
浪漫三部曲
1888年9月8日，二十六岁的森鸥外回到日本，随即被任命为陆军军医学校教官，公务之余，正式开始了他在医学、文学领域的启蒙活动。
森鸥外归国时，正值鹿鸣馆式的欧化主义风潮达到顶峰。专用于接待外国人的鹿鸣馆于1883年竣工，1887年4月由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主持，开始举办有名的假面舞会。为了改变日本不利的国际地位，执政者从上而下推行欧化主义政策，整个社会也由此卷入了机械模仿西欧文化的风潮。一时间，都市改造论、食物改良论、假名改良论等论调甚嚣尘上。留洋归来后，森鸥外的当务之急，就是致力于纠正这些近代化运动中出现的偏差和极端。
对此，鸥外发表了《市区改正论略》《言文论》等一系列文章和讲演，批判肤浅的改良主义风潮，主张维持国民性。后来，他又创办了杂志《卫生疗病志》，介绍和普及西欧的医学成果和科学精神。在有心灵自传色彩的《妄想》中，他将自己定义为“留洋归来的保守主义者”，自我解嘲“在人们想改良的所有方面，他都主张一如既往。于是，他被逐入保守派一伙”。这是鸥外多年后包含调侃意味的说法，他的“一如既往”当然并非保守地维持原状，而是反对当时冒进的全盘西化主张，表现了他主张实行合理的、现实的近代化的理性态度。
与科学启蒙相并行的，是森鸥外对西方文艺的译介。1889年8月，鸥外与妹妹喜美子等人合译了西方诗集《面影》，首次将欧洲近代抒情诗引入日本文学。10月，鸥外等人创办了文学评论杂志《栅草子》，撰写文艺评论，传播西方审美思想和文学理论，并与文学大家坪内逍遥展开了“没理想”论争，在刚开始近代文学探索期的当时，给文学界带来了新鲜的刺激和重大影响。
在森鸥外乐此不疲地从事公务和启蒙两方面的工作时，他的婚姻问题则成了森家关注的头等大事。原来，鸥外归国后不久，1888年9月24日，一位名叫爱丽丝的德国女子追随他来到日本。一开始，鸥外没有见爱丽丝，由弟弟笃次郎和妹夫小金井良精出面，劝说爱丽丝返回德国。10月16日，森鸥外将爱丽丝送往横滨，翌日一早轮船启程，鸥外在码头上送别。在妹妹喜美子眼中，两位当事人的表现似乎过于平静，“不知道站在人群中的兄长心情是怎样的。远道而来的年轻女子失望地回国，无论是谁都会觉得实在太可怜了，可是在船上挥舞着手帕告别的爱丽丝，脸上一点儿也没有忧虑之色，真是不可思议。”（小金井喜美子《森鸥外的系族》）
爱丽丝事件平息后，森家加紧了物色亲事的步伐。1889年3月，森鸥外与海军中将、男爵赤松则良的长女登志子结婚。本来，森家与赤松家门第悬殊，但由于鸥外本人是前程远大的青年俊杰，得到男爵家的认可。这段只维持了一年半的婚姻显然不能说是幸福的，贵族出身的登志子与鸥外的家人相处并不融洽，时常出现些诸如登志子的侍女冷遇鸥外最疼爱的幼弟润三郎、导致鸥外发怒之类的摩擦。1890年9月，登志子夫人生下鸥外的长子森於菟，两人随即离婚。登志子不久即再婚生女，森鸥外则独身了十余年，登志子病逝后，鸥外才再婚。后来，鸥外曾回忆这位夫人，“眉目虽非妍丽，但身姿修长、肤色白皙。善读和汉文章，于未见之汉文亦能诵读如流。同居一年，因故别离。”
纷纷扰扰中，森鸥外的小说处女作《舞姬》诞生了。1890年1月，《舞姬》发表于《国民之友》，当即引起重大反响。《舞姬》中，鸥外设想了一个与自己经历相似的青年精英，探讨近代自我在此一时代中的实现可能性。主人公太田丰太郎在西方近代自由思想的熏染下，省察到以前那条刻苦勤勉、学而优则仕的“正途”，实则是压抑自我、埋没个体的被动的人生道路。他与异国舞女相爱，逸出了体制的轨道，但西洋也并非任由“真正的自我”张扬的桃花源。获得纯洁恋情的快乐，远不足以补偿生计无着、前途茫然的巨大失落感。因此，当有一线机会可以重回体制内，丰太郎如何选择，其实并无悬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