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几周前我们决定以树叶作为法定货币，当然我们已经非常有钱了……但是，由于树叶俯拾即是，我们也面临着小小的通货膨胀问题。也就是说，我想现行的比率大概是，三个大型落叶林只能买一小点儿花生。所以，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使树叶很快升值，我们将开始大量脱叶工作，并且将，呃，烧掉所有的树林。”

——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 Adams），
《银河系漫游指南》（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

我要讲述的激励人心的故事涉及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的一次经济衰退，它的产生完全归咎于美国政府的核心——国会。

为什么我一点儿都不吃惊呢？

我想最好还是先说明这点：这不是美国经济的一次普通衰退，而是一个叫作“国会山保姆合作社”的保姆圈子的衰退。这个合作社由互相帮忙照看婴儿的家长组成，成员大多是在国会工作人员——这正是合作社名称的由来。这个保姆合作社由大约200个家庭组成，因此，要记清谁欠谁几个晚上的照看任务需要烦琐的记录工作。因而，他们使用一种类似货币的票证，或称为“保姆券”来代替。合作社向每个成员家庭发放40张保姆券——这些票证的作用类似货币，每一张均代表半小时的保姆服务，在高峰时期则代表15分钟。成员家庭之间通过支付保姆券的方式获得保姆服务。如果退出合作社，则需要将所有保姆券还给组织委员会。

（如果你曾听过这个故事，很有可能是来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现任《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好打嘴仗的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但这故事里有个重大转折，所以听过故事的人要自觉做好心理准备。）

要想了解问题的根源，不妨将自己想象成刚刚加入合作社的新成员。手握40张保姆券，你心想：“嗯，这只够高峰时段10个小时的保姆服务而已。可不算多。周末我想带另一半去吃个饭看场电影，这就要花掉5~6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下周我们临时受邀出席某项重要活动，紧急需要保姆服务，保姆券不就不够了吗？这样一想，周末还是不要出门了。还是应该先照看几晚上孩子，攒些保姆券。”

非常合情合理。

这想法太合情合理了，所有成员都是这么想的。这样一来，早入社成员的保姆券数量也不再遥遥领先。事实上，由于合作社在管理上存在缺陷，普通成员持有的保姆券不足40张。不仅是新成员更愿意待在家里照看孩子积攒保姆券——所有人都抱有相同的想法。但如果大家都选择不外出，谁又能获得看孩子的机会，赚取保姆券呢？结果就是，大家都没有机会积攒保姆券，也都不愿意外出。合作社本来是想形成自我循环的永动圈，每对夫妇保姆券的支出将成为其他夫妇的收入。如果成员都几乎不支出，自然也就不会形成收入。

合作社以保姆圈的衰退告终——这场衰退恰恰能帮助我们看清经济衰退的本质。抛开战争和自然灾害带来的经济衰退不论，仅考虑那些没有明显病灶的衰退实例。经济中的要素数量并没有改变：厂商、办公楼和路桥的数量并没有骤降；金属和化石燃料的储量也并没有枯竭；劳动力也并没有出现生产或服务技能的集体失忆；企业家愿意雇用更多劳动力，生产更多产品，失业者也愿意走上岗位，赚钱和消费。但不知道为什么，经济就是无法正常运行。相似的，保姆合作社中的国会工作人员都希望保姆合作应蓬勃发展——也就是每个周末外出聚会和照看婴儿交替进行。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相反，每个人都得待在家里，郁闷而沮丧地照看着自己的孩子。

合作社主要是由律师负责运营的（这可是在华盛顿），所以他们想通过硬性规定终结衰退。“他们认为，有些成员在逃避责任，外出次数过少，不爱社交，这一风气破坏了合作社的运营。”琼·斯温尼（Joan Sweeney）和理查德·斯温尼（Richard Sweeney）在其著名的论文中写道，该文于1977年发表于货币经济学领域的顶级学术期刊《货币，信贷和银行业务杂志》（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斯温尼夫妇中一人是财政部中层管理人员，专司货币研究；夫妇二人都是国会山保姆合作社成员。）“合作社开始强制推行每6个月必须外出的规定。我并非‘聚会动物’，但‘每年必须外出两次’也不难做到。如果强制合作社成员丰富社交生活是为了刺激保姆经济的发展，那当时的情况一定是非常糟糕了。”

这就是鼓舞士气的故事？规定奏效了吗？

规定没能奏效。但最终，合作社委员会放弃了无效的强制手段，转而采用市场手法，这回终于奏效了。解决方案其实很简单：多多印券。具体来说，多发给每个成员10个小时的保姆券，新成员在加入时也多获得10小时的保姆券，但在退出时则仅需偿还20小时。曾经很少且不断萎缩的货币供给现在变多了，而且还在不断增长。神奇的是，衰退结束了！

这个故事之所以出名有很多原因。首先，它表明，即便是在简单经济中——仅由几百位想法相似的成年人和持有每个成员手机号码和地址的组织委员会组成，相互交易单一产品——都可能很难管理。其次，它表明，即便仅仅是个故事，通过精心选择，都能揭示经济运行的道理。

但这个故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货币政策的改变——改变经济中的货币供给——简单直接地扭转了经济衰退。过程很简单：经济衰退了，中央政府凭空变出一堆货币（更准确地说，是纸币），经济衰退结束。

当然经济衰退会结束了。如果能够印钞，大多数经济问题都能得以解决，不是吗？简直易如反掌。

你的想法很有趣。你是经济的掌门人。想印多少钞票就印多少钞票。

真的吗？

当然。你甚至根本不用印出来。你可以直接给中央银行打电话，比如美联储或者英格兰银行之类的，命令行长在中央银行电子账户货币总量的数字后面加几个零就行了。中央银行就是负责决策经济中货币数量的。

好吧——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要读关于如何解决经济问题的书呢？印钞不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了？

我还以为本章开头引述道格拉斯·亚当斯的内容已经让你清醒了呢。在他小说中的虚拟经济里，人们将树叶作为法定货币。这种货币供给可够多的，但并没起到什么作用。理解经济如何运行，首先要知道生产资料是生产的基础——劳动力、机器设备、基础设施等。印钞是不能增加工厂或者工人的。

但在保姆合作社的例子里，印钞确实解决了衰退问题。

确实，这也正是保姆合作社的故事诱人的地方。我所说的那些生产要素没有改变：有想要外出的家长，也有愿意在家照看孩子的家长。而要打破保姆贸易中存在的潜在约束，合作社委员会需要印制数量恰当的保姆券——要注意，保姆券从头到尾都只是用于记录谁照看了孩子，谁外出了的凭证而已。印钞确实奏效了，尽管这一事实非常明确，但也的确令人惊讶。下面我们就对此进行解释。

但首先，我得先谈谈克鲁格曼教授，正是他使得保姆合作社的故事扬名宇内。他曾写道，斯温尼夫妇的故事改变了他的人生。“我经常想起这个故事，正是它帮助我在危机面前保持冷静，在衰退时期怀有期望，打败一切宿命主义和悲观主义。”

我猜想，这则故事之所以对克鲁格曼有如此巨大的影响，是因为——正如凯恩斯所提出的“结构性难题”比喻一般——它揭示了衰退并不是无法平息和无法避免的。它们不一定源于经济结构中根深蒂固的文化或技术问题。衰退或许也有简单的技术原因，其解决办法或许也是简单的技术手段。斯温尼夫妇的故事是菲利普斯精神的有力证明：如果机器坏了，掀开引擎盖，找到病灶，加以修复，这就行了。

我和克鲁格曼一样受到了鼓舞！这下放心了——这工作比我想象的要简单。

啊哈。我说过的意外转折的时刻到啦。很不幸，这个故事比克鲁格曼教授复述的版本要复杂一点。在他的著作《现在终结萧条！》（End This Depression Now!）中，他没有提到故事的结局。唉，结局可不太好：合作社搞砸了货币改革。他们从保姆券存量太小且不断萎缩的情形矫枉过正到了存量正好——但不断增加的情形。斯温尼夫妇在其论文中写道：“没过多久，自然就出现了保姆券过多，成员们都想外出而不愿照看孩子的局面。”

之前是没有人愿意外出，现在变成了没有人愿意在家。结果都差不太多：保姆合作社再次出现衰退。由于印刷保姆券实验的失败，合作社委员会不愿意继续采取货币政策解决问题，而是又一次采取了粗暴的行政手段。斯温尼夫妇在1977年的论文中硬生生地写道：“可以考虑组建一队人马，探究成员们为什么不想照看孩子。”

还真是“谢谢”您。先给了我希望，再把它抢走。

别这么泄气嘛。我们还是可以乐观看待这个故事的。我们讨论的是由华盛顿的律师们掌管的合作社——他们可不懂货币政策的事。合作社其实是个简单的经济系统，组委会要做的其实只是发放恰当数量的保姆券而已。我们有理由认为，现实世界中的货币当局的职员都是经验丰富、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才，水平要高多了。（我想大家都同意一群华盛顿的律师有能力搞垮任何事物，区区一个保姆合作社的崩溃已经是万幸了。）

从另一方面看，当然，你可能会说，国会山保姆合作社较之拥有超过3亿人口、国际贸易数量庞大、金融部门错综复杂的21世纪的经济体要简单太多。即便是经验丰富、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才可能也很难保证货币数量适宜。但我们已经下定决心保持乐观了，不是吗？即便很难保证细节的精准，主题仍然不变：原则上可以通过印钞刺激经济。

因此，我们应该弄清为什么印钞可以刺激经济。其中的关键原因就在于价格黏性。

什么黏性？

价格黏性。仔细想想，如果价格能够随供需双方的竞争力完全自由调整，则经济中的实际货币量就完全不起作用了。保姆合作社是个很好的例子。由于成员都渴望照看孩子积累保姆券，没有人愿意外出，那为什么人们愿意提供6小时保姆服务而仅获得3小时保姆券呢？归根结底，这其中的基本问题并不是保姆券数量不够——而是他们持有的保姆券不够换取足够的保姆服务。如果人们愿意忽略保姆券的面值（30分钟的保姆服务），而一致认同每张保姆券可以换取1小时保姆服务，那问题马上就解决了。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价格具有黏性。

我们还可以换个角度理解价格黏性。想象你在玩大富翁，而银行这时没钱了。这本不该发生，银行可以没有私人房屋和旅馆，但不应该没有现金。如果常玩大富翁，确实有时可能出现银行没钱的情况，那么游戏就被迫结束了。如果提供无限供给，游戏就真的可以一直玩下去，而不仅是觉得可以一直玩下去而已了。大多数玩家会选择打欠条或者寻找更多筹码解决这一问题。你看，我变！变出新货币来，游戏就能继续了。

但还有个奇异的方法：玩家也可以同意将游戏中的资产重新标价，进而1英镑将价值2英镑，5英镑价值10英镑，500英镑价值1 000英镑。所有租金将减半，所有物业或私人房屋及旅馆的价格也将减半：购买滨海大道或者梅费尔区仅需200英镑，而不再是400英镑。但由于所有价值都同时发生改变，物业的真实价格其实并未改变。这就是“名义”上的改变。所有玩家都将其持有纸币的一半交给银行，但同时大家都没有变穷。

从逻辑上讲，这就相当于创造了更多货币，这是只有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才会给出的建议。由于价格实际上无法平滑调整，有些时候中央银行需要印制更多钞票。

为什么价格具有黏性？

主要有四个原因。首先，考虑如下情形：一家小复印店以18美元的时薪雇用了一位雇员已满6个月。生意还算不错，但附近的一家工厂倒闭了，造成失业增加。其他小店铺现在都以14美元的时薪雇用员工从事与该复印店雇员相似的工作。复印店店主将把雇员的时薪调整至14美元。

这太缺德了。

大家都是这么想的。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是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他曾与人合著过一篇论文，探讨公平感如何制约我们的行为，特别是价格和工资如何变化的问题。卡内曼及其同事向人们描述上述情形并发现83%的人认为店主的做法不公平。有趣的是，这正是我们渴望公正的表现。归根结底，在技能相似的情况下，复印店雇员的时薪为18美元，有些雇员时薪仅为14美元，可以说这是不公平的。雇主必须支付高于市场通行的薪水水平，这也可以说是不公平的。不论如何，重要的是这些冷静的思考都在情感上都没有什么感召力。人们本能地认为是雇主将工资水平从每小时18美元降到了14美元，这说明雇主很自私，很贪婪。

这种情绪反应足以改变经济的运行方式。理性的复印店主除非非常必要，否则不会选择削减工资。为了避免尴尬、保存面子，或者为了避免雇员离心、罢工或是捣乱，他都会约束自己的行为。基本的人性会带来对削减工资本能的抗拒。但这种情绪会带来正反两方面效应。或许店主想要再雇用一名店员——如果以市场通行工资水平，两位雇员每小时需花费32美元，这比以每小时18美元雇用一位雇员要划算。但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因为店主甚至很难以低于第一位雇员的工资，即14美元每小时雇用另一位雇员，因为给两位员工以不同的待遇水平无疑是在自找麻烦。可能更好的选择是把钱花在购买性能更优的复印机上。

上面的例子表明，一个看上去像是卡内曼这样的心理学家会研究的问题，对于希望经济平稳运行的你也会很有意思。由于店主没有依市场水平改变工资，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将无法匹配：有些想要工作（比如以时薪15美元）的求职者会由于店主不敢降低工资水平而被拒。失业率将更高。

公平感还会使得工资以外的价格也呈现黏性。卡内曼及其同事发现，受访者同样会对五金行在暴雪后将雪铲价格从30美元提高到40美元表示气愤。

抛开假想情况，考虑现实世界的例子，比如某种好用的新款小机器长期缺货。过去，任天堂（Nintendo）游戏机就是一个例子，21世纪初微软公司的Xbox 360也是一个例子。近几年，苹果公司生产的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的最新款又成了紧俏商品。由于这些新款热门高科技产品的供给很难提高，想马上买到这些东西并不是那么容易。第一批货物一上架，购买的人群立即就会大排长龙。但这是个谜——需求那么高，供给又有限，生产商为什么不趁机提价呢？比如苹果公司可以赶在圣诞节期间仅生产100万台小玩意儿，每台定价400美元，起码会有500多万消费者蜂拥购买。苹果公司何不趁机将价格提至600美元，将产品卖给100万愿意出价的拥趸？过完圣诞节，等大批在中国装配的商品运抵之后，他们可以再把价格调回至400美元。

丹尼尔·卡内曼的研究表明，这一计划显然行不通：价格临时性的大幅提高将惹怒潜在客户，而排队却不会。相似的，后来预料之内的降价也将惹怒之前以更高价格购买的客户，这不仅是理论而已。事实上，苹果公司曾做出过尝试。2007年，在销售iPhone的最初版本时，在销售半月后，他们将价格从600美元下调至400美元。怎么会这样呢？之前的购买者非常生气，尽管高价可能缩短了排队时间，也保证了足够的供给。这成了苹果公司的公关噩梦，苹果公司迅速发放面值100美元的凭证，以补偿高价购买者的损失。

你的意思是，没有人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合作社中首先提出“我建议以6小时的照看时间换取3小时的保姆券”？

完全正确。而这只是实际经济中价格具有黏性的四个原因之一。也就是我下面要讲的原因之二，也被经济学家称作“菜单成本”。我最喜欢的例子就是可口可乐的价格。1886年，第一罐可口可乐的价格为5美分，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1美元。显然，后来物价有所上涨，但令人吃惊的是，6.5盎司（约合184克）可乐的价格保持了70多年都没有变。没错，70多年间，一罐可乐的价格一直都是5美分。相较而言，同期咖啡的价格涨了八倍。

我们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名义价格刚性”，就像你我的工资都不会每个月随通胀率数字进行调整。如果原材料价格上涨了一便士，餐馆不会重印菜单（这也正是“菜单成本”名字的由来），批发公司也不会重印目录。

可乐的名义价格刚性是非常极端的例子，70多年保持名义价格不变确实不易，期间，可乐的调制成本发生了巨大变化。可口可乐公司保持价格在5美分不变的理由很充分：可乐在自动贩卖机上贩售，只能用5分镍币来购买。如果提高价格至6美分，就要重新调整全国的机器，使之既接受5分镍币，也接受1美分硬币——而这一成本将十分高昂。因此，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将价格提高到10美分，但就算消费者再口渴，可能也很难接受价格陡然翻番。可口可乐公司非常绝望：1953年，可口可乐公司的老板给他的好友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写信，强烈建议推出面值7.5美分的硬币。

这显然是个极端案例。

当然，但这其中并不仅仅是自动贩卖机的故事而已。可口可乐公司一直做广告大力宣传一罐可乐价格仅为5美分。其中一些只在消费者的脑海里留下印象，但有些则更为顽固：它们被印刷在薄薄的饮料托盘上，甚至出现在建筑物墙体外的巨幅壁画上。公司还免费派发可乐瓶，使冷饮柜台卖出可乐后无须回收。所有这些工作之所以能进行是由于它们和可口可乐公司以固定价格签订了长期合同。尽管并非每家公司都要通过只收5分镍币的自动贩卖机销售商品，许多其他公司也要签订固定价格合同，并且打出广告宣传不常浮动的价格。

但是，大多数产品并不会70多年保持价格不变。研究者们倾向于认为许多价格都会每一年左右变化一次，有的产品甚至更加频繁。一位记录下可乐故事的研究者丹尼尔·列维（Daniel levy）估计，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家超市改变一种商品价格的成本是52美分。这听起来是个小数目，但每家超市货架上有着数以10万计的产品，因此价格变化的总成本将超过10万美元，相当于利润额的1/3。在列维及其同事对一家大型工业设备制造商进行的另一项调查研究中，他们发现，改变价格的实际成本在于管理层花费的时间及进行的研究，他们需要与销售部门沟通，并与消费者重新谈判。改变价格的总成本将超过利润的20%。这些成本也许不会保证价格70多年不改变，但会显著降低价格改变的频率。

这听起来只是个小摩擦，不是什么大问题啊。你确定它对经济确实有所影响吗？

可以说，这一摩擦非常重要。比如，试着走入一个没有摩擦的环境，再告诉我你的感觉如何——不到半秒你就会跌倒。在这一意义上来说，价格黏性很像是摩擦。看起来很渺小，我们一般会为了简化模型而将其忽略，正如物理学家有时为了避免方程产生不必要的麻烦而忽略摩擦的存在一样。但最终，它还是一个大问题，没有了它，世界将大不一样。

让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来证明，即便是很小的价格黏性也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想象一个经济体中有两家公司销售完全相同的产品，消费者完全掌握着价格变动的信息。假设产品定价四舍五入到分。具体来说，假设所讨论的商品是石油，两家公司分别是埃克森和壳牌。谁的价格低谁就将占领全部市场。假设壳牌和埃克森要等到每月的董事会会议之后才能调整价格。壳牌每月1日开会，埃克森每月15日开会。价格在短期内黏性很强。

供给成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保持在每桶99分。埃克森和壳牌都以每桶1英镑的价格销售。如果其中一家公司将价格调低1分，则边际收益将为零，利润也为零。如果其中一家公司提高价格，则其将失去全部客户，因此利润也为零。通过逐步排除法，当均衡价格维持在1英镑，两家公司都能维持较低利润水平并各自占有一半的市场份额。

一天——假设在2月22日——石油的成本突然大幅降低至每桶49分。

突然有人在海德公园发现了石油吗？

谁知道呢。几天后，两家公司都打算大赚一笔，因为他们都不能调低价格。每桶石油他们将赚取51分的利润——这可是之前利润的51倍啊！——但当然，3月1日，壳牌将价格调低至99分一桶。发生什么事了？

如果壳牌与埃克森进行串谋，它将无须调低价格。但假设不存在串谋，壳牌只想要竞争，不顾埃克森的利润，只想自己多赚钱。因此，把价格调低1分至99分都是壳牌的合理行动。埃克森的全部客户将转而向壳牌购买石油，而壳牌将拥有原来两倍的销量，而每桶的利润仅从51分降低至每桶50分，这将使其原本就很高的利润几乎翻番。听起来很不错。到了3月15日，埃克森将做出回应，假设埃克森也不愿意串谋，而只想通过积极竞争获得利润。出于同样的考虑，埃克森将价格调低至每桶98分。它将重新赢回失去的顾客，还能把壳牌的客户也收归所有。到了4月1日，壳牌将价格调低至每桶97分。这一过程不断持续。价格降至稍高于成本的均衡水平需要多长时间呢？两年多一点，期间每家公司都进行了多次价格调整。

当然，该模型做出了一些极端假设，但它展示出极小的价格黏性将如何带来极其缓慢的价格调整过程。其中的关键在于每家公司在设定价格水平时都只考虑自己的利润，而不考虑对其他公司的影响。这一决策甚至会影响到其他行业：如果壳牌调低价格，这将意味着开汽车的人口袋里将有更多钱，因此，经济中就可能有其他公司卖出更多产品给他们。这都不在壳牌的考虑范围中，因此它调低价格的过程将达不到其他公司盼望的速度。每个企业都受到其他企业——供应商和竞争者——定价的严重影响。

这是价格黏性产生的原因之三：协调问题。它是指即便价格调整的阻碍很小，价格改变的过程也可能很缓慢。

下面是价格黏性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原因。为了更好地进行说明，我来讲个真实的故事：一天，一位教授收到一个通知，说他的薪水被削减了。他非常生气，冲进系主任的办公室并威胁说要辞职。几经劝说，他才平静下来。过了好几年，他又收到了“降薪”通知。这次，他已不再勃然大怒。事实上，他甚至感到非常满意。

为什么他会转变态度？

因为这次削减工资表面上不是削减：反而是提高工资。教授的薪水增加了3%，而同期的通胀率是6%。这意味着实际上他的工资降低了3%，但这在表面上看来一点儿也不像是工资削减。你会算数，教授也会——无论如何，他可是位经济学教授呢。但他仍然跌入了被经济学家称为“货币幻觉”的陷阱。即便知道应该把通货膨胀率也计算在内，但我们在心理上也并不会总是做出调整，而经通货膨胀调整过的数字通常不足以在情感上对我们的行为产生影响。原始的未经调整的数字——我们称为“名义工资”和“名义价格”——往往具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

心理学研究表明，名义工资对我们的思维影响更大，尽管逻辑上讲，实际工资才真的有用。名义工资只是个数字，而实际工资才是名义工资所能购买的商品和服务。货币幻觉解释了为什么实际工资的降低十分普遍，而名义工资的降低则非常罕见——在美国，只有不到0.5%的工资谈判以名义工资削减告终。

顺便一提，请记住货币幻觉的概念。在第4章中它将十分有用。

好吧，就算你说得对。但我以为这章是要鼓舞士气的，而你只顾着介绍经济运转不畅的原因了。

这正是保姆合作社的例子鼓舞士气的地方。

咱们再从头梳理一下。我所介绍的导致价格黏性的四个原因都可能发生在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在现实世界里，所有成功的经济体都有赖于政府作为坚强后盾，而政府的出现将使价格黏性出现的可能性更大：价格管制，最低工资，备受争议的公共部门薪酬。价格黏性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这也就意味着你所掌管的经济可能会受其所困。想象一下，出于某种原因，你所掌管的经济陷入萎缩。如果工资和价格迅速降低，那么GDP下降带来的伤害将受到抑制。但如果企业出于协调问题和菜单成本等原因，没有迅速降低价格，他们的产品将定价过高，销量就会下降。企业不得不削减成本，但工人却不愿接受较低的名义工资水平，因此部分工人将被解雇。失业率将高于正常水平，也就意味着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将降低，企业不得不进一步削减成本，循环往复。价格黏性是问题的根源。事实上，情况严重时甚至堪比大萧条。

但保姆合作社提供了一条解决之道。正如我们所见，在保姆合作社的衰退中，想要照看孩子和想要外出社交的家长都由于一个简单且愚蠢的原因而不能相互帮忙——流通中的保姆券数量不足，成员们的储蓄达不到想要的服务时间，而保姆服务的价格具有黏性。尽管合作社搞砸了，但解决方案很明确——印钞。

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如果我想解决经济问题，还是应该开动印钞机？

有些时候确实如此。第3章末尾我们就会发现，这招不一定百试百灵。但在进一步研究货币创造问题之前，我想我们应该先退后几步，了解一下货币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可能比你想象的要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