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生于物质世界

2008年2月，来自盐湖城犹他大学的教授、诗人凯瑟琳·科尔斯（Katherine Coles）与生物学家兼数学家弗雷德·阿德勒（Fred Adler）组织了一场主题为“一沙一世界”的跨学科会议。这场会议的主题是，尺度在不同学科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是一个让分属不同范围、广泛组别的演讲者与参会者都能产生兴趣的话题。通过把观测结果按照尺度分类这一方法，我们可以理解、组织它们，进而把它们拼凑成一个整体。专家组（包括一位物理学家、一位建筑批评家以及一位英文教授）成员以各自有趣的方式对这一过程作出了贡献。

文学批评家、诗人琳达·格里格森（Linda Gregerson）在开幕式上以“sublime”（庄严）一词来描述宇宙。这个词精确地抓住了宇宙为何如此美妙又令人望而兴叹的本质。它们看上去超出了我们的理解和认知范畴，却又那么触手可及，引诱着我们去探究它们的奥妙。我们获取这些知识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要让这些关于宇宙不易理解的方面变得更加直观、更易理解，最终变得对我们来说不再陌生。人们希望学会阅读与理解自然之书，并且把这些知识引入可理解的世界中来。

为了揭示生命与世界之谜，人类引入了多种方法，向截然不同的目标激流勇进。艺术、科学与宗教也许涉及相同的创造性推动力，然而它们在试图于人类知识的深壑之间构建高桥之时，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方法与手段。

所以，在回到现代物理学的世界之前，这一部分接下来将要对比这些不同思考方式之间的差异，介绍一些科学-宗教之争的历史背景，提出这些纷争至今尚未被解决的至少一个方面。回顾这些主题，我们将要探索科学的唯物主义论与机械论前提，它们都是科学试图接近真理的本质特征。十有八九，这个思想谱的两个极端永远不会改变其观点，但这些讨论却有可能让我们发掘出这些争端的根源。

未知尺度

奥地利诗人赖内·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曾经在《杜伊诺哀歌》（Duino Elegies）中写下引人注目的诗句，它写出了我们在面对庄严宇宙时的矛盾心情。

美无非是可怕之物的开端，

我们尚可承受。

我们如此欣赏它，

因为它泰然自若，

不屑于毁灭我们。

在盐湖城的谈话中，琳达·格里格森以微妙、有启发性而又多少令人有些恐惧的语言，作了有关“庄严”主题的演讲。她详述了哲学家康德对“美好”与“庄严”的区分，即认为美好“让我们相信自己造化于天地，是上天的宠儿”，而“庄严”却令人恐惧。她还描述了人们“看到庄严时的不安”，这是出于一种“不匹配”的感觉，即与人类日常互动与知觉之间的不协调。

“庄严”一词再次出现在同事与我在2009年所作的一次有关音乐、艺术、科学的讨论中，这三者当时是一部以物理学为背景的戏剧主题。其中一位导演克莱门特·鲍尔（Clement Power）认为，特殊的音乐片段偶尔展现了美丽与恐惧的共存，这已经为其他人所确认过了。对于鲍尔而言，庄严的音乐是超越了他正常理解力的山巅——这挑战着他已有的理解力。

这种庄严处于人的智力所不能及的层次，并提出了人的智力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这正是引人入胜与恐惧共存的原因。庄严的程度随时间而变化，正如我们所熟悉尺度的范围随时间增长一样。然而在任意给定时刻，我们都希望洞悉更多我们现在所能理解的、过小或者过大尺度上的行为或事件。

从很多方面来看，宇宙都是庄严的。它让人好奇，又令人畏惧甚至恐惧，这正是它的复杂本质。然而，这些元素以非凡的方式组合在一起。艺术、科学与宗教都致力于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并以拓展已知领域边界的方式教导着我们。它们都以其不同方式承诺，可以让我们超越个人的狭隘经历，进而进入以及理解“庄严”的国土（见图3-1）。

艺术让我们可以用人类知觉与情感的滤镜来探索宇宙。它检视了人的感官如何与世界对接，以及人可以从这种互动中得到什么——它强调人们是如何观察与“参与”这个宇宙的。于人类而言，艺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让我们清楚自己的直觉，让我们知道作为人类如何理解世界。与科学不同，艺术并不追求超越人类互动之上的实在真理。艺术与我们对外在世界的物理与情感反应相关，它直接影响人类的经验、需求以及才能，而这些是科学做不到的。

从另一方面来讲，科学寻求的是关于世界客观、可证实的真理。它对组成宇宙的元素是什么以及这些元素之间如何相互作用感兴趣。即便是在形容司法调查时，福尔摩斯也以他不可模仿的风格向华生如此描述科学方法论：“侦探行业是或者应当是一门真正的科学，应该以相同的冷漠无情来对待它。你试图用浪漫主义为其着色的行为所产生的效果，与试图从欧几里得第五公设出发，导出一个爱情或者私奔故事相似……这种情况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根据结果对原因作出的奇妙推断，让我成功地揭示了事实的真相。”^[1]

无疑，在揭示宇宙之谜上，阿瑟·柯南·道尔爵士与福尔摩斯有着相似的方法论。科学工作者们试图摒弃在明晰这一图景时，人类的局限性或偏见，这样他们就可以相信自己所提出的对现实社会的理解是不偏不倚的。他们使用逻辑推导和共同实验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科学家们试图客观地计算出事情如何发生、基础的物理框架如何解释他们所观测到的现象。

然而作为候选项，我们必须注意到，福尔摩斯使用的是归纳而非演绎逻辑，绝大多数侦探与科学家在试图把琐碎的证据拼合在一起时，都会使用这种思维方式。科学家与侦探从观测结果出发归纳，以建立一个符合所有观测现象的一致框架。一旦这种理论被建立，侦探和科学家就开始演绎工作，以预测其他现象及其关系。然而，至少于侦探而言，那一刻就意味着工作的结束。

宗教是另外一条探索的途径，它也许可以用来回应格里格森所描述的与宇宙难以接近的方面相关的挑战。17世纪的英国作家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爵士在他的《医生的宗教》（Religio Medici）一书中如此写道：“我喜欢在谜中迷失自我，以重新从零开始继续追寻我的理性。”^[2]对“布朗们”来说，当他们信仰独居一方的宗教时，逻辑与科学方法对追寻全部真理而言是不足的。科学与宗教之间最大的差异也许是它们选择提出问题的方式。宗教关心落在科学领域之外的问题。对那些底层作用设想的观念，宗教会问“为什么”，而科学会问“如何”。科学并不依赖于任何有关自然界底层目的的观念。这是一条判断我们是把问题留给宗教与哲学，还是完全抛弃它们的分界线。

我们在洛杉矶的谈话中，编剧斯科特·德瑞克森告诉我，在《地球停转之日》（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由他在2008年根据1951年的版本重新制作）中原本设定了这么一些台词，但是这给他带来了无数困扰，以至于他在事后数日都在深思此事。女星詹妮弗·康纳利（Jennifer Connolly）在片中的角色，是一名描述其丈夫死亡时试图解释“宇宙随机性”的女子。

德瑞克森被这些台词所深深困扰。基础物理定律确实包含随机性，然而它的整体却是对有序性的概述，这样至少宇宙中的一些方面可以被视作可预测的现象。德瑞克森告诉我，在这段台词被删掉之后，他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来寻找合适的词汇——“宇宙中立性”。而当我听到电视剧《广告狂人》（Mad Men）中的主角唐·德雷柏说出那些台词时，我的耳朵竖了起来，因为这些演绎方式听上去令人十分不爽。

即便这样，科学也并不专注于所有的道德主题（虽然它也不否认这些）；科学也不追问宇宙行为背后的原因以及人类事务的道德准则。虽然逻辑思考确实有助于我们应付现代世界，以及今日的一些科学家确实以生理学为基础处理有关道德行为的研究，但一般来说，科学家的目的并不决定人类目前道德地位的状况。

上文所提的分界线并非绝对清晰，神学家可以提出科学问题，科学家也可以从一个启迪其内在理念与方向的世界图景下来提出它们——有时甚至是从宗教的图景下。此外，由于科学是由人类创建的，科学家在创建其理论的过程中经常会带有一些非科学的人之本性，比如对“一切问题都必定有一个答案”的信心，或者对特定信仰的情感。当然这些也反映在其他领域中，艺术家与神学家也会受科学家的观测结果与其对世界理解方式的启迪。

这种模糊的分界线并不能抹除掉分界线的两端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之间的区别。科学家们追求预言性的物理学图景，它可以解释事物如何运作。从本质上来讲，科学与宗教所使用的方法与目标是不同的。科学强调物理实在性，而宗教强调人类心理学或者社会学的需求或渴望。

这种最终目的的分歧并不应该成为冲突之源——事实上，它们应该分工合作，原则上井水不犯河水。然而，宗教并不总是满足于讨论有关意义与安慰的问题。很多宗教都企图占有描述宇宙外在实在性的一席之地，这甚至反映在“宗教”这个词本身的定义中。《美国传统词典》（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对“宗教”的定义是：“一种对神性或者超自然力量的信仰，或者一种对其创造者或统治者服从与崇拜的力量。”Dictionary.com网站对“宗教”的定义是：“一套信仰体系，它关心宇宙的起因、本质与目的，特别是当问题涉及超人力代言者的产生时；它通常包含虔诚的、仪式性的观测，以及对道德法典的构造，以统治人类事务的道德准则。”这些定义意义下的“宗教”并不仅仅关注人类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不管是从道德、情感还是精神层面，还关注世界本身，这使宗教的图景变得歪曲不堪。当科学试图侵犯宗教试图解释的知识领域时，争端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尽管人类生而具有求知欲，然而使用不同方法提出问题、寻求答案，以及具有不同目的的人并没有达成共识。他们为追求真理而作出的努力也没有被明确地划分界线，所以争辩时时发生。当人们运用对自然界的信仰时，就会回到那些对自然的观测结果上，而宗教必须调和这些矛盾。这在早期教会真实发生过，例如，对自由意志与上帝神力之间相容性的调和。于今日的宗教思想家而言，这依旧是个问题。

宗教与科学是否彼此相容

宗教与科学并非总是处在相互矛盾的窘境。在科学革命之前，科学与宗教是和平共处的。在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对各种与《圣经》不同的解释非常大度，直到科学革命使教会感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受到了威胁。伽利略为哥白尼日心说提供的证据驳斥了教会有关天堂的教义，在这种背景下，教会感到非常头痛——伽利略的著作不仅公然对抗了教会的权威，而且明确质疑了教会对解释《圣经》不可动摇的专有地位。教士们因此非常痛恨伽利略及其理论。

更多并不久远的历史提供了许多有关科学与宗教之间冲突的例子。认为世界正逐渐向无序性演化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让相信上帝创造了理想世界的人们非常气馁。进化论也产生了类似的问题，它在最近引发了一系列与智能设计论的“争论”。“正在膨胀的宇宙”这一说法，让那些相信人类生活在一个完美宇宙中的人感到十分困扰，即便如此，作为天主教牧师的乔治·勒梅特（Georges Lemaître）却是宇宙大爆炸理论（the Big Bang theory）的提出者。

一个更有趣的有关科学家挑战自我信仰的例子，是英国博物学家菲利普·戈斯（Philip Gosse）。19世纪早期，戈斯面临一个窘境，即他意识到地球中保留了含有已灭绝动物遗体化石的岩层，这说明地球仅仅存在6000年的观念值得商榷。在他的著作《地球之脐》（Omphalos）中，戈斯如此解释这个疑难：地球确实是不久之前被创造的。造物主如此安排一些特殊的动物“骨骼”与“化石”，这些动物实际上从未出现过，以误导人们并使人们认为存在一些实际上从未存在过的历史。戈斯设想中的正常世界，应该能够反映出其演化轨迹，即便这些轨迹从来没有真正出现过。

这种解释听上去非常愚蠢，但是“技术地”讲，它是说得通的。然而，除了戈斯之外，似乎没有其他人严肃地对待这个解释。戈斯本人转而研究海洋生物学，以避免这些恼人的恐龙骨骼带来的对他信仰的考验。

令人开心的是，大多数正确的科学理念表面上看起来并不激进，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变得越来越容易为人所接受。最后，科学发现终于盛行起来。今日，没有人会质疑以太阳为中心的学说或是宇宙膨胀学说。然而，至少对于像戈斯一样严肃对待这些问题的忠实信仰者而言，字面的解释依然会引起一系列问题。

17世纪之前，人们很少纠缠《圣经》的字面意义，这使得这个时代之前的争端相对少很多。在午间闲聊时，学者、宗教史学家凯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解释了为何现代科学与宗教之争在早期并不真正存在。宗教文本在很多层级上被阅读，这使得对应的解释去字面化、去教条化，因此变得不那么棱角分明。

在公元5世纪，天主教思想家奥古斯丁明确了这种观点：“非基督徒掌握了一些关于地球、天堂以及世界其他部分的事情，也许有关它们的运动以及围绕恒星的运动轨道，甚至有关它们的尺度或者距离。这些知识确实是出于理性与实验得来的。然而，于一个无信仰主义者而言，听一个基督徒对这种事情胡言乱语，而且声称他是从《圣经》中得出这些结论，这不仅失礼而且可耻。我们应该想尽办法避免这种令人尴尬情况的出现，以免无信仰者只看到基督徒的无知，从而展示他们的嘲笑与轻蔑之情。”^[3]

敏感的奥古斯丁甚至走得更远。他解释道，上帝故意在《圣经》中引入了一些谜题，以使人们获得解答它们的乐趣。^[4]这既指晦涩的字句，又指需要隐喻解释的篇章。奥古斯丁看起来对讨论合乎逻辑与不合乎逻辑这两个问题十分感兴趣，他还尝试解释一些基本的悖论问题。例如，“一个人在没有时间旅行的前提下，如何能完全地理解或者感激上帝的安排呢”。^[5]

伽利略本人坚持站在奥古斯丁的立场上。在1615年一封写给时为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公夫人的克莉丝汀娜·洛兰夫人（Madame Christina of Lorraine）的信中，伽利略写道：“首先，虔诚谨慎地讲，《圣经》从不妄语——无论何时它的真正含义都能被人们理解。”^[6]他甚至声称哥白尼也如此认为，说哥白尼“从未忽略《圣经》，他非常清楚，就算他的理论被证实了，也不能作为《圣经》错误的依据，直到《圣经》被人们正确地理解了”。^[7]

伽利略充满热情地如此引用奥古斯丁的话：^[8]

任何想要以《圣经》的权威来反驳显而易见的道理的人都不明白，他并非在扮演自己想象的角色。因为他对真理的反驳并非《圣经》的真正含义（事实上这些意义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而是他自己的解释。这些解释并非出于《圣经》，而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并且幻想存在于《圣经》之上。

奥古斯丁假设那些文本总是有其合理的意义，灵活解读了《圣经》。任何从对外在世界观测中得来的明显矛盾都是出于解读者的错误理解，即便那些解释是不明显的。奥古斯丁认为，《圣经》是人类受到神启之后的产物。

分析《圣经》中的字句，至少分析其中的一部分，并把它看作作者个人经验的体现，可以发现，奥古斯丁对《圣经》的解释在某些方面与我们对艺术的定义非常接近。教会不需要原路返回以面对奥古斯丁思维模式中的科学发现。

伽利略意识到了这一点。对于他以及一些有着相似想法的人而言，如果《圣经》中的字句被恰当地解释了，那么科学与《圣经》之间本不该有任何冲突。任何可见的矛盾并非出于科学事实，而是出于人们的理解错误。有时于人类而言，《圣经》是难以理解的，而且肤浅地看，它确实与我们的观测结果相矛盾。但是，根据奥古斯丁的解释，《圣经》从来不会出错。伽利略是虔诚的，即便出于逻辑，他也并不认为他有资格反驳《圣经》。多年之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Ⅱ）声称，伽利略是反对过他的神学家中最出色的一位。

然而，伽利略也信仰他自己发现的理论。在一堆虔诚的废话之后，他有先见之明地如此考虑：^[9]

注意，神学家们，如果你们期望通过讨论太阳和地球到底谁静止不动而建立信仰命题，那么你们正在冒的风险是：你们最终必须谴责那些声称‘地球静止不动，太阳变化位置’的人为异教徒——而我认为，最终太阳静止不动、地球运动不止将逐渐被物理与逻辑所证实。

很明显，基督教并不总是遵守这种哲学，否则伽利略就不会锒铛入狱，今日的报纸也不会用大量篇幅来报道有关智能设计论的争议了。即便很多宗教执业者有着灵活的信仰，一系列对物理现象的严格解释还是可能证明宗教理论中存在很多问题，而从字面意义来理解《圣经》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尝试。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技术让我们得以探索新的领域，科学与宗教会有更多的交叉领域，它们的潜在矛盾会只增不减。

今天，世界宗教人口的一个重要平衡方式就是从对各自信仰更加宽容的态度出发，以避免这种冲突。它们并不依赖于对《圣经》严格的解释或是从某个特定信仰出发的对教义的解释。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在接受严密科学发现的同时，保持自己精神生活的信条不变。

是“上帝的魔力”，还是实实在在的物理关联

我们要面对的本质问题是，宗教与科学之间的矛盾比任何语言与措辞所能表达的都要深刻。即便不去忧心对某个特定文本的字面解释，科学与宗教也各自依赖于彼此不相容的逻辑原则，当我们认为宗教领域通过一个外在之神的干涉作用于我们的世界与存在时更是如此。神的行为并不受科学框架的制约，不论是作用在山上还是你的道德心上。

关键性的比较介于如下两者之间：宗教是社会性或者心理性的一种经验，还是建立在一个经常通过外在干涉影响我们或我们所处世界的上帝基础之上呢？毕竟于一些人而言，宗教信仰是纯粹的私人事情。那些在这条路上摸索的人们也许会满足于成为志趣相投宗教组织的一部分的社会联系感，或者在一个更大的世界背景之下检视自我的精神满足感。这一类人的信仰与他们的个人实践及其选择的生活方式相关。这些共有的目的成为安慰之源。

很多这样的人认为这就是信仰。宗教提升了他们存在的意义——宗教提供了背景、意义、目的以及一种群体归属感。他们并不把宗教的角色当作一种解释宇宙运作的机制。对宗教，他们只专注于个人的钦佩与怀疑，而这些也许有助于他们与他人和世界之间的互动。很多这样的人会认为，宗教与科学之间可以完美而容易地共存。

宗教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一种哲学。大多数宗教会有一个总是以神秘方式干涉人类的神，它超越了人们与科学的描述之所能及。这种信仰方式，即使于思想开明、愿意接受科学发展的信仰者而言，也不可避免地会在他们试图调停这种思维与科学指导原则之间的矛盾时陷入窘境。即便是允许上帝或是早期作为“原动力”出现的一种有外在影响的神力存在，从科学的视角来看，上帝可以继续通过一种如春梦了无痕一般的手段，在不留下任何物质性踪迹的前提下干涉人类，这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一些人转向宗教领域以寻求他们认为科学所不能回答的艰深问题的答案。的确，唯物主义科学观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理解一切——事实上，仅仅靠理解所有的基础组分并不能做到这一点。利用把宇宙按照尺度分类的方法，科学家们意识到，我们不可能立即回答所有的问题。即便我们所知的基本结构是本质的，它也不必立即回答我们已知的全部问题。即便掌握了量子力学，我们依旧使用牛顿定律，因为在描述一个球体如何在地球引力场中下落这一方面，从原子尺度的图景来导出结论是非常困难的。球体无疑由原子构成，但是原子尺度的图景于解释这个球体的运动轨迹并无益处，即便它一定相容于这个图景。

这种思想可以推广到日常生活中的很多现象。我们经常可以忽略底层细节或者构造，即便这些原料是本质的。

我们在驾驶车辆时并不需要掌握车辆的内部工作原理。当我们烹饪食物时，我们仅仅会关注：鱼片是否切得够薄？蛋糕有没有烤熟？燕麦片有没有泡成糊状？蛋奶酥的表面有没有膨起？除非在练习“分子烹调法”，我们是不会关心导致这些变化背后隐藏的原子尺度的结构变化的。但这并不会改变缺少这些实质的食物不可能好吃这一事实。蛋奶酥的成品与它的原料看起来截然不同（见图3-2）。食物中的分子与其他成分虽然在你看来可能不重要，但是于它们的存在而言却是必不可少的。

类似地，任何人在被问到“音乐究竟是什么”的时候都会感觉非常惶恐。任何企图描述音乐现象以及我们对它的情感反应的行为，都会不可避免地涉及从原子或者中子之外的层级来审视音乐。即便我们通过耳朵倾听来自乐器的声波来欣赏音乐，音乐也不过是形成声音的空气微粒振动，或是双耳与大脑的生理反应。

这种唯物主义的图景依旧存在，而它底层的理念才是本质的。音乐产生于空气分子。如果没有耳朵对物质现象机械式的反应，那么也就不存在音乐（在真空中，没有人会听到你的大声叫喊）。只是，对音乐的某种知觉与理解是超出唯物主义描述的。如果仅仅专注于那些振动的分子，那么有关我们作为人类如何理解音乐的问题就不会被提出。对音乐的理解蕴涵着权衡和谐一致与不和谐的分量，这种方法与分子及其振动毫不相关。然而音乐需要那些振动，至少需要它们留在我们脑海中的感官印象。

同样地，理解某个动物的全部组分仅仅是我们理解生命产生过程的一小步。如果我们缺失那些组分如何结合起来，进而构成我们日常所熟悉的那些现象的知识，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一切事物。生命是超越基础要素的一种层现现象（emergent phenomenon）。

意识也有可能被归入此类。即便我们没有一个关于意识的综合性理论，思维与情感最终还是扎根于大脑中电学、化学以及物理学的性质。科学家们可以观测到大脑中伴随思维与情感的辩证机械论现象，即便它们不能被一个可以解释其工作机理的统一框架所解释。这种辩证图景是基本的，而于理解世界上的全部现象而言并非必要。

我们并没有被保证可以根据最基础的单位来理解意识，却最终可以指出一些应用在更大、综合性与突发性更强的尺度上的原则。随着科学的进展，科学家就会更好地理解大脑中基础化学与电通道的原理，进而理解它的基础功能单位。最终，意识可能可以作为一种科学家们只有通过辨认与研究那些正确组分来完全理解的现象得以解释。

这意味着，不只是研究基础脑化学的神经科学家才有机会取得进展。关心婴儿的思维与成人思维之间差异的发展心理学家，^[10]或者那些对追问人类思维与狗的思维有何不同的人，也面临着取得进展的大好机会。我认为，正如音乐有很多等级与层次一样，意识也与音乐类似。通过对更高层次的质疑，我们也许会获得一些关于意识本身，以及在对其“基石”（即研究大脑的化学与物理学基础）进行研究时如何提出正确的问题的合理洞见。如同研究一块诱人的蛋奶酥，我们也必须理解自发产生的系统。虽然如此，如果无法对我们身体的物理组分施加影响，就不会产生人类的思维或者行为。

即便物理学比有关意识的理论看起来少了一些神秘感，但它却是通过对不同尺度现象的研究来发展的。物理学家在研究不同的尺度与整体时也会提出不同的问题。把宇宙飞船发射上火星时所提出的问题，与我们追问夸克之间如何相互作用时提出的问题是截然不同的。它们都是合理的问题，然而我们并不能轻而易举地通过其中一个推断出另一个。虽然如此，那些我们送到太空中的物质也是由我们最终希望能理解的基本组分所构成的。

即便弦理论可以解释量子引力理论，“万物理论”（theory of everything, TOE）的名字依旧不合适。即便物理学家达到了这个几乎不可能达到的目标，即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基础理论，我们依旧需要面对有关很多大尺度现象的问题，它们并不能简单地通过了解基本组分来回答。只有当科学家理解了在比用基本的弦所描述的更大尺度上出现的集体现象时，我们才能希冀解释超导物质、海洋中的巨浪以及生命现象。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按照尺度顺序逐一去研究。如果试图了解每一个组分，那么我们必将在比现在已经能掌握的更大的距离与尺度上，审视事物与物理过程。

即便我们聚焦于每一个实在性的层级上以处理不同的问题，唯物主义世界观也是必要的。物理学与其他科学依靠研究世界上已经存在的物质发展。科学的核心依赖于研究出于机械的原因及其效应相互作用的事物。物体由于力作用在其上运动起来，引擎消耗能量以发挥其作用。由于万有引力的作用，行星围绕太阳公转。从科学的视角来看，人类行为也最终需要化学与物理学过程，即便我们目前还不能理解它们如何运作。人的道德选择最终也必须与人的基因与进化史（至少部分地）相关。这些物理构造在人们的日常行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我们也许不会立即处理所有的重要问题，然而那些底层的基础于科学描述而言总是必要的。对一名科学家来说，辩证机械论的元素潜藏于对实在性的描述之下。这些物理关联于世界上任何现象而言都是必要的。即便它们于解释一切事物而言并非必须，却也是必要的。

唯物主义世界观对科学来说非常适合。然而，当宗教借助上帝或者其他外在实体来解释人类或者世界的行为时，它就会不可避免地带来逻辑冲突。问题在于，为了同时认可科学以及控制宇宙与人类活动的上帝（或者任何外在精神体），有关上帝具体在哪些要点上使用他的神性力量，以及他如何做到这些的问题必须得到回答。于唯物主义者而言，出于科学的机械论观点，如果影响我们行为的基因是使物种得以进化的随机突变的结果，那么上帝只能通过创造这种随机突变的方式来影响我们的行为。为了引导我们今日的行为，上帝必须支配那些看上去是随机的，然而于我们的发展而言却是决定性的突变。如果他确实是这么做的，那么他是如何做到的？他应用了一种力，还是传递了能量？上帝操纵了我们大脑中的电过程吗？是他把我们推向一个确定的方向，还是他通过为某个特定个体创造一场雷雨风暴的方式，让这个个体迷途？在更大的层级上来说，如果上帝赋予宇宙目的，那么他如何实现其意志？

问题不在于其中的某些提问看上去很愚蠢，而在于从我们理解的科学来看，这些问题看起来根本就不存在与之一致的合理答案。“上帝的魔力”怎么可能得以运作？

很明显，那些愿意相信上帝可以干涉人间的人，希冀上帝能在危难关头帮助他们或者改变世界，而这些呼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必将引入非科学思维的祈求。即便科学并不需要告诉我们事情发生的原因，我们也知道事物确实在运动以及彼此发生相互作用。如果上帝不产生任何物理影响，那么物体就不会移动。即便是我们最终依赖大脑中电信号运动的思维也不会受到影响。

如果这样的影响在宗教中是固有的，那么逻辑与科学的思维就会指出，必须有一个使这些影响得以传播的机制。一个涉及不可见、不可知却可以影响人类活动与行为或者世界本身的力量的宗教，或者精神信仰制造了这么一种局面，即一个信仰者要么坚持信仰而放弃逻辑，要么完全不关心这个问题。

这种水火不相容的事实就像一个方法论与理解中逻辑的僵局，深深地打击了我。史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提出的“互不重叠的管辖区”（那些涵盖经验宇宙的科学与扩大到道德拷问的宗教）却交织在一起，而且确实也需要面对这些棘手的矛盾。尽管信仰者们也许会把科学目前还不能回答的一些有关人性深刻而基本的有趣问题降级到宗教的范畴，然而当我们谈到物质与活动的时候——不管这些问题是与大脑结构还是与天体有关，我们还是身处科学的领域之中。

这是一条鸿沟

科学与宗教之间的不相容性并非一定会困扰信仰者。在一次从波士顿到洛杉矶的航班上，这种事情就发生了。

当时我的邻座是一位年轻的演员，他曾经接受过分子生物学的训练，然而他本人却对进化论有一些不同于常人的理解。在开始当演员之前，他曾经在城市学校中协助科学教学三年。当我遇到他时，他正从奥巴马的就职典礼上返回，洋溢着热情与乐观主义，并希望通过努力把世界改造得更加美好。除了继续在演员事业上有所发展之外，他还有一个把教授科学与科学方法的学校开遍全球的大志向。

然而，话锋一转，我们的交流变得不可思议起来。他计划的课程中至少有一门涉及宗教。宗教是他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他认为人们应该作出自己的选择。但这并不是最大的不可思议之处。他开始解释他的信仰，即人类由亚当传承下来，而非起源于猿类。我难以理解，一个受过分子生物学训练的人怎么能不相信进化论。这种矛盾甚至比任何我上文提到的通过上帝的干涉实现对唯物主义宇宙的违背还要深刻。他告诉我，他可以领会科学并理解其中的逻辑，然而这些只是人类把事情糅合在一起的一种手段——我不理解他想表达什么。在他看来，“人类”逻辑推理的结论并不值得信赖。

这种变化加深了我对如下问题的理解：为何当试图回答有关调和科学与宗教之间矛盾的问题时，我们总是寸步难行？基于经验、由逻辑导出的科学与具有启示性本质的信仰在各自试图接近真理的尝试上，有着截然不同的方法。只有当你以逻辑为规则时，你才能导出矛盾。逻辑试图解决悖论，然而很多宗教都依靠悖论存活。如果你信仰启示性的真理，那么你就自动脱离了科学的范畴，矛盾自然也就如无源之水一样不存在了。一个信仰者可以从他自己的视角提出完全荒谬的解释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与科学相容，只须引入“上帝的魔力”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或者正如我飞机上的邻座所做的，他们可以简单地决定保持这种矛盾而生活下去。

然而，上帝也许有一种避免逻辑矛盾的方法，科学却没有。宗教拥趸们希望接受某种宗教的解释，它有关世界如何运作，以及科学思想如何被迫面对一个科学发现与不可见、不可知的事物之间巨大的分歧——这是一条鸿沟，它在根本上不能被逻辑思维的方法所跨过。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暂时忽略掉有关信仰事物的逻辑（至少是字面意义）解释，或者干脆不关心这种矛盾。

不管选择哪种方式，都保留了他们成为一名学识渊博科学家的可能性，以及宗教的确可以给人的心理带来很多好处。然而任何虔诚的科学家都必须面对挑战其信仰的科学。大脑中负责宗教的那部分区域，不可能与管理科学的那部分区域同时运作——它们显然是不相容的。